坐落在长阳路62号的摩西会堂现在成为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每年，从世界各地来到上海的犹太人都会前来参观和缅怀那段最艰难的岁月。他们感恩与隔离区犹太人杂居在一起的上海下层劳苦大众给予他们的无私帮助……
事实上，上海最早的一批有实力的犹太人是在19世纪中叶就经由葡萄牙、西班牙到中东再到上海的。这批犹太人主要从事房地产生意，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嘉道理、沙逊、哈同等人，上海大厦、沙逊大楼和河宾大厦等高层楼宇都由他们建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致使大批犹太人惨遭杀害，就是侥幸登船逃离的犹太人也很快发现没有国家愿意收留他们的困境。
然而，当时的上海却是世界上唯一不拒绝犹太人的大都市。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依然接纳了2.5万犹太难民，是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新西兰接收的犹太难民人数的总和。
这些犹太人大多集聚在虹口提篮桥附近的舟山路霍山路一带。那儿无疑是当时走投无路的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走进这所纪念馆，只见墙上的这块碑文同时用中文、英文和德文这样写道：
“在纳粹时期，数以千计的汉堡犹太人在纳粹追捕下被迫背井离乡，和从德国其他地方以及欧洲逃亡的犹太人一样，在当时上海的虹口区找到安身之所，逃过了纳粹大屠杀。在此，自由汉萨城汉堡市感谢其友好城市上海，并永远怀念在1933年至1945年被德国纳粹驱逐及迫害的人们。”
这是德国人表达忏悔而立的纪念碑。
作为纪念馆前身的这所摩西会堂，是1907年由俄罗斯犹太人社区领袖摩西·格林伯格而建造的，并于1927年迁至华德路62号(今长阳路62号)至今。
俄罗斯犹太人是继上海开埠时的赛法迪犹太人之后，第二批来到上海的犹太人。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他的死被归咎于犹太人。亚历山大二世的继承人煽动了一系列的屠杀，俄罗斯团体大肆攻击犹太人，捣毁他们的财产，逼使俄罗斯犹太人大量外逃，一部分辗转来到上海。
俄罗斯犹太人绝大多数到上海时身无分文，主要聚居在提篮桥一带，经过奋斗，事业逐渐起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俄罗斯犹太人上升为中产阶级，很快，俄罗斯犹太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迫害、并欲图灭绝犹太民族。
逃出欧洲的犹太人痛苦地发现，畏惧于希特勒淫威之下的整个世界均冷酷地对他们关上了大门；唯有中国上海一扇小门，尚敞开在那里。
消息传出，短时间内，世界各地共五万犹太人逃来上海避难。纪念馆的墙上还有一块铭牌，同时用中文、德文和希伯来文写道：
何凤山（一九零一年至一九九七年） 中国外交官，出身于湖南省，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零年何博士担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期间，向数千名犹太人发放了赴上海的签证及其他文件，使他们幸免于大屠杀，他顶住上级压力，不顾职业前途，冒着生命危险，表现出当时大部分人所没有的坚定勇气。
67年前，年仅4岁的犹太女孩格尔达（布兰德女士的父姓）为逃避德国纳粹分子的迫害，与家人一起逃到了上海，在虹口一带度过了整整10年童年、少年时光，受到了当时犹太人在世界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温馨关爱，她也对上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 二战 ” 结束后，他们一家人在回家前夕不慎遗失了护照。之后50余年，已成为布兰德夫人的她，始终对此耿耿于怀。这本护照，其实一直保藏在上海民间，1999年，被爱好集藏的上海市民朱培毅无意中购得。
在朋友的帮助下，朱培毅弄清了它的来历，并多方设法联系上布兰德女士。
50多年前的珍贵失物终于有了着落，令布兰德女士感慨万分，特意带着她的先生、女儿、儿子和其他亲属一起飞到上海，亲手领回这本护照，同时重游令她魂牵梦萦的上海。
4月14日，“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为珍贵护照物归原主举行了一个仪式。布兰德女士眼含热泪动情表示：她之所以十分珍惜这本护照，是由于“它不仅记录着犹太人的苦难历史，更见证着中国人民的无私与友善。”
当年的犹太难民海因茨·柯亨，现住洛杉矶。他激动地说：“我永远感谢中国人民，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的救助，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向你们讲这个故事”。他出示了前面提到的何凤山博士当年签发给犹太人赴上海的签证。
伊夫·克莱默（父姓伯恩斯坦）出生在上海，她回到当年上海旧居，发现“密苏扎”（犹太人门上传统饰物）仍在她当年出生的房间的门上，不禁激动万分。
内奥米和达格玛姐妹出生在上海，她们的父母是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
著名的犹太小提琴家维腾贝格教授来自德国，后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直到去世。
奥地利犹太画家弗里德里希·希夫（汉名许福）在上海创作了许多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
德国犹太画家白绿黑，1940年从德国来沪避难， 1949年移居美国。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命令所有1937年后抵沪的犹太难民迁入 “ 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这个隔离区约包含有15个街区。
隔离区内那些狭小、破旧的弄堂房子，在灰色的天幕下显得死气沉沉，隔离区内挤满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难民。这些难民的护照上都印有“J”字标记，用以表明他们的犹太人身份。
对于隔离区的历史，年轻人不太了解，而下海庙附近上了年纪的老人却记忆犹新。
“二战的时候， 曾有2.5万犹太难民就拥挤地住在这里的格笼一样的弄堂房子里，周围有铁丝网架着，进出口处由日本卫兵把守，犹太人出入时要向日本士兵敬礼，拿出身份证检查，有时还要被搜查随身携带的东西。”
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沈国华也告诉记者：“犹太人进入这个隔离区后，得到通行证后才能外出，通行证的正面写着外出的时间，背面划定了通行的范围。”
位于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的霍山公园，建于1917年，原名为斯塔德利公园。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犹太难民从欧洲来到上海避难，居住在霍山公园附近的舟山路、长阳路、唐山路等地。
1943年初，侵华日军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命令所有1937年后抵沪的犹太难民迁入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
在此期间，霍山公园成了许多犹太难民平时常光顾的主要场所之一，以色列已故总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拉宾的父母去世后就葬在这里。
1958年，包括霍山公园在内的4座犹太人墓地中的3700座墓迁往西郊国际公墓。
这家公园的确是超级的小，小的兜一圈都用不了十分钟，甚至没有个像样的空地，只能算是个小花园吧。但是这家公园的来头却是很大，一个犹太人纪念碑就能说明一切:
——本文写于2009年岁尾年末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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