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堂（西什库教堂）建筑历史变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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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堂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最早不在西什库——北京北堂建筑历史变迁（上）

慧言历史妙语古今   2021-11-01 11:15

  

北京北堂（西什库教堂）建筑历史变迁（上）

天主教自元代就传入中国，主历1289年，教宗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会士孟高维诺为钦使，携国书前往元朝。1294年，孟高维诺（Montecorvino）抵达大都（今北京），觐见元成宗，获准居留大都。1307年，教宗克莱孟五世设立汗八里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教，统理中国及远东教务。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MatteoRicci）、罗明坚（MicheleRuggeri）、汤若望（Johann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等耶稣会士为代表的欧洲俢会和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扬圣教，同时带来了先进的西方科学和技术。从普通百姓到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明末天主教三杰）这样的士大夫乃至皇室宗室纷纷皈依圣教，教会在明清两代皇家的保护下蓬勃发展，南堂（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堂（清顺治十二年/1655）、北堂和西堂(清雍正元年/1723年)先后在北京建立。

利玛窦和徐光启

北堂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最早不在现在的西什库，她的前身是位于中南海内蚕池口的老北堂。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皇帝患疟疾病重，多方诊治无效，当时在外省传教的洪若翰、刘应两位耶稣会士得到消息回到北京将“金鸡纳霜”（奎宁Quinine/耶稣会树皮）献给宫廷——另一说是由张诚（JeanGerbillon Franois）和白晋（JoachimBouvet）两位会士献上，挽救了皇帝的性命。康熙皇帝为表感谢，拨银数万两，将皇城太液池中海西畔的蚕池口这方宝地（清初重臣苏克萨哈旧宅）赐予耶稣会（SocietasJesu）作为宅邸并建立教堂，与紫禁城近在咫尺，同时在教堂西侧兴建了一座玻璃厂，隶属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由传教士负责督造和管理。1703年北堂开堂，被祝圣为救世主堂，大堂“长七丈五尺，宽三丈三尺，高三丈”，为“敕建天主堂”，康熙御赐“万有真源”和一副对联共三方牌匾。

蚕池口教堂位于太液池（前三海/西苑三海）中海西畔，在紫光阁和大光明殿之间，城隍庙和羊房夹道（即养蜂夹道）以南。

最初的蚕池口教堂没有留下任何影像和实物资料，我们只能透过《乾隆京城全图》（1750年）看看这座老北堂的模样了。

从这张放大的细节图可以看出最初的北堂呈四合院布局，有多重院落，圣堂为中式无梁殿结构（参考南池子皇史宬和颐和园智慧海），外观以罗马巴洛克风格装饰，堂后有一钟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

后来，因方济各会（OrdoFratrum Minorum）、多明我会（OrdoDominicanorum）同耶稣会在中国教友能否祭祖、祭孔等问题上发生“礼仪之争”，教廷下令禁止中国教友的祭祀行为，触怒了清廷，康熙明谕禁教，各地传教士遭到驱逐，教会活动转入地下，开始了百年禁教。期间，清廷虽下令禁教，但聘请了大批传教士为朝廷服务，北京的四大教堂不但完好地保留下来，还被允许举行教会礼仪，内部进行活动。禁教期间由于耶稣会曾于1773年被解散，北堂改由法国遣使会（Congrégation de Mission 味增爵会/文生会/圣文森特会）接管。

清朝中叶，反教会势力愈加汹涌，与教会不断发生摩擦，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清廷下令禁绝天主教在华的一些活动，查封了蚕池口北堂，拆毁了大堂并没收了全部教产。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法于1844年签订《黄埔条约》，清廷废除禁教法令，教会重新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北京条约》清廷退赔了教产，发还了北京四大教堂。

  这是樊国梁主教（PierreMarie Alphonse Favier）所著《北京》一书中年代错记为康熙年间的一张老北堂平面图，实为1861年重建的北堂，这是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二座北堂。既有如法王路易十五赠送的铁栅栏这样的老物件，也有像遣使会见习生寝室、天文台和图书馆这样的新建筑，格局已与乾隆年间大不一样。

但这座北堂存世时间很短，1864年因失火烧毁，只遗路易十五赠送的铁栅栏和栅栏门前两个铸铁球。同年，由时任北京教区主教、直隶北境代牧区宗座代牧孟振生（Joseph-MartialMouly,C.M.）主持，北堂原址建立起一座高大的哥特式教堂，是为历史上第三座北堂，也是第一座有影像资料的北堂。

同治五年（1866年）新落成的北堂采用当时在欧洲复兴的哥特式风格。法国设计师布里耶设计，大堂坐南朝北，结构呈拉丁十字布局，立面仿造巴黎圣母院，门前还有在历次劫难中幸免的由法王路易十五赠送的铁栅栏。

这是从东西两个角度拍摄的外景可以看到后面进深的耳堂。

置身内部，宽敞明亮，哥特式尖拱和交叉肋拱显得高耸飞升，巨大的柳叶窗使得采光充足，内外通透。

圣母山航拍图中红框显示了这一时期蚕池口北堂的范围，照片上方的两处高地分别为景山和北海，可作为参照。

Thomas Child 1876年拍摄的照片，右边是西御河桥，（又称“金鳌玉栋桥”，北海和中海的分界线，今天“北海大桥”的前身）尽头是“金鳌”牌坊（桥的西侧），照片左侧树丛后有一个高大建筑的影子，便是蚕池口老北堂。

由于蚕池口临近中南海，教堂钟楼高大，皇家禁地一览无余,“矗立高丛，观及宫殿”，颇令朝廷不悦；又由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西太后）计划扩建中南海，在中海西岸大兴土木，建造集灵囿建筑群用来颐养天年的同时继续左右朝局，附近居民两千余户“尽行迁移”，蚕池口老北堂也在征地范围之内。

这是集灵囿（蓝字）的范围，原蚕池口教堂就在摄政王府（1909年建）的位置，内红墙（红线）的位置说明起初中南海的西墙靠东，还未移至今天的府右街一线。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集灵囿最终没有建起来，仅实现了怀仁堂等几组建筑。宣统即位后，此地兴建监国摄政王府。民国时期先后作为国务院、总统府、陆军部、海军部、河北省、北平市政府等机关的办公用地。

清廷意欲迁堂，委任李鸿章同罗马教廷和法国政府进行交涉，经过反复谈判签署了《迁堂条款》，规定将西安门内西什库（原为明清两代皇家的十座库房）三分之二的面积（十库中的南边八座库）提供移建新堂，还议定迁移年限，“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初一日起，以两年为限”，并拨库银四十五万两作为迁移费用。北堂迁往西什库重建，新堂高度“以五丈为限”，“原教堂内的一应珍奇古玩、家俱风琴等器物，均留堂内，以作所效”。于是，蚕池口教堂成为了“皇产”。

光绪十三年（1887年）西什库新北堂开工，一年之后（1888年）落成，今天的北堂正式诞生，是为历史上的第四座北堂！

新落成的西什库北堂建筑群坐北朝南，大堂也是一座哥特式建筑，平面同样呈拉丁十字布局,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高16．5米。

立面建有两座并列的钟楼，但是由于《迁堂条款》和光绪皇帝的上谕中强调，新建大堂“以五丈高为度，钟楼亦断不令高出屋脊”，钟楼不再高耸。教堂初期外观并不显高大，但实际占地面积和内部高度比老北堂更加宏伟气派。教堂前建有月台，设汉白玉栏杆，两座重檐歇山黄琉璃瓦碑亭分立左右。东面石碑正面为教堂迁建谕旨，背面为樊国梁主教“为商议移让北堂在西什库改建”所提五项条款；西面石碑碑文为满汉两种文字撰写的《迁建天主堂碑记》。

   这是教堂内部，与今天几乎无异。由于有清廷的“限高令”，设计者运用了纤细的束柱，在拱顶高度上没有采取中庭高两路低的形式，三路几乎等高，充分利用了内部空间。

    有趣的是，当新北堂在西什库开工建造的时候，蚕池口老北堂并没有被拆除，而是一直保存到1901年。由于蚕池口老北堂成为了“皇产”，因而躲过了1900庚子年义和团之乱。

这张地图显示，两座北堂一座在西北，一坐在东南。

这两张照片是1900年法国随军摄影师热气球航拍的蚕池口教堂（上）和西什库教堂（下），也就是说，从新北堂落成的1888年开始算起，新老两座北堂同时矗立在北京的皇城里，共存了至少十三年。

这是日本随军记者小川一真 1900年冬季在金鳌玉蝀桥南栏杆拍摄的蚕池口教堂，照片左侧为中南海紫光阁。

八国联军随军法国军官从北海团城上拍摄的西御河桥，远处正前方为蚕池口教堂，照片摄于1901年夏。

近景             

这张照片出自八国联军《随军摄影》，由Albert vonMumm摄于1900-1902年间，教堂正前方空廓，栅栏门已被拆除，士兵沿围栏站成一排。这是已知的最后一张蚕池口北堂的正面照，或许也是她为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张清晰影像了。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北堂建筑历史变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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