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历史的进步是由正常国家推动的——读《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

喜乐的河

俞天任：历史的进步是由正常国家推动的——读《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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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制”和“秦制”典型代表了封建制和中央集权制，这能够说明欧洲和日本有过虚君制传统的国家为什么能够实现君主立宪而其他国家即使在走出了帝制之后在宪政方面还是步伐蹒跚。

中国有十几亿人，观点看法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为了这些不一致而争论甚至争吵也是正常的。其实真要说起来，现在的中国几乎是观点最多元化的国家，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完全针锋相对无法取得共识的观点对立，特别在牵涉到近现代史时就更是这样，凑到一起吵，就是不在一起也可以通过网络而吵。

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是看不到的。这是因为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走过了一条特别曲折的道路，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面貌的变化也几乎是最大的，但是在1949年之后这么一个曲折而特别的发展历程却被人硬性塞进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进化标准框架”，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被贴上了从属于这个框架的标签，如果真有不太好贴标签的事件则采取无视、另解甚至干脆另行改编的方法。而在文革结束之后的现在，历史研究基本上没有了什么禁区，以前因为政治上的禁忌而不能触摸甚至被改编的史实不断被重新认识，整个来说构成历史的各个事件和史实的各方面的细节都在不断地还原细化，看起来似乎近现代史变得更加清晰了，但是这种清晰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迷茫：在几乎看清了每一棵树之后，这个森林到底是怎么回事反而更加糊涂了，用秦晖教授话来说就是“演员越来越清晰，而剧本却越来越模糊”了。



秦晖教授的这句话出自他的新著，群言出版社出版的《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这本书里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

在更清晰地了解了活跃在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之后，反而对这些人物以及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就是说这段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得更加迷茫了，不管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乃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甚至抗日战争，永远会有毁人三观的新材料出来，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认识都要推倒重来，甚至到最后连当年是不是应该推翻帝制都成了一个问题呢？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除了对过去那种被强加于历史的可笑框架的反动之外，还有就是一种不满足现状的情怀，而这一百多年来屈辱的历史又使得这种情怀往往以一种“本来可以”的心理表现出来：“如果那时候那样了的话，现在就可以这样了。”然后根据所信奉的政治信条不同，所希望“那时那样”也就不同，有希望上世纪80年代的；有希望五50、60年代的；有上溯到上世纪20年代的民国的；更有干脆说还不如当初就让老佛爷慢慢地立宪的，五花八门，什么匪夷所思的观点都有。

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对于速度期望的浮躁心理，并没有人想开倒车，倒车是开不起来的，既然已经走出了帝制就再也回不去了，想过的只有袁世凯和张勋，也都失败了。再推而广之，历史一旦行动了起来，就永远是在向前进的，而不管在哪个瞬间的断面看上去是多么的退步。但总无法退回原来起步的地方了，无论这个行动带来的是怎么样的混乱和无序。比如不少殖民地国家在独立之后更加混乱，南非在取消种族隔离之后更加混乱，前苏联解体之后也更加混乱，但是没有人会想回归从前，回归殖民地，回归种族隔离或者回归苏维埃联盟，除了前些天发生的一个搞笑事例之外，那是一个美国人看不惯共和党候选人之一的特朗普而写信呼吁英国女王收回北美殖民地。

秦晖教授是史学大家，但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历史学专著，而是一个结集，讨论现代历史学研究中的几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这本书中秦晖教授用他渊博的学识和严密的逻辑，以他特有的那种娓娓道来的语气平心静气地讲述了围绕这些问题的各种观点，给出了自己的结论，秦晖教授的文字可读性非常强，绝不枯燥，建议大家读一下这本书。



借用一个曾经很流行的句型来说的话就是：至于是否信服这些结论取决于各人的思维方式，反正笔者拿到出版社发来的样书之后就不舍得放下来来了。

▲封面图：辛亥前后上海老百姓剪辫子的场景。

其实这些争议或者争论的根源都是出自于对“发展速度”的不满上，特别是在与邻国日本比较时更加容易产生这种情绪。从近代史开始，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而是发生了推翻帝制的革命，然而在推翻了帝制之后，中国的社会发展依然落后于日本，即使在现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和日本相比依然有差距，有些地方甚至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个事实的话，一种学说就是没有意义的。



秦晖教授用了一个“秦制”和“周制”来说明了中国和日本发展道路不同的原因，中国历史上从周制到秦制的转变实现了从封建制到中央集权帝制的转变，统治系统结构的不同决定了统治方法的不同，相比起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领主制”、“地主制”那些含糊不清的框架化概念，“周制”和“秦制”这两个字更能典型地代表封建制和中央集权制，用这个概念就能够说明欧洲和日本那些有过虚君制传统，也就是周制传统的国家为什么能够实现君主立宪而其他国家即使在走出了帝制之后在宪政方面还是步伐蹒跚的现象。



没有过秦制经验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把秦制作为了目标企图将一个虚君的天皇制国家转化为一个实君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从而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一直到太平洋战争战败之后才在美国的武力下回到周制的路上。

反过来，悠久的传统和进入近代之后所受到的屈辱以及邻国日本的成功都使得原来就是秦制的中国更加沉溺于秦制而不可自拔，其实在很多场合中国人混淆了“独立”和“中央集权制”的区别，以为中央集权制的反面就是分裂，起码也是一盘散沙，因此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其实不少问题是中央集权制诱发的，这也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少令人扼腕的事件的由来。

总之，在读完秦晖教授的这本书之后，大部分读者都会同意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中国历史总是在朝着进步的方向运动，虽然会慢一些，但总是朝着实现宪政的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