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绝中国人！"（8）

想念主恩

"杀绝中国人！"（8）

国士之风   2023-08-27 00:02   北京

写在开头：昨天此文获得了诸多朋友的好评和关注，这是鄙号的荣幸！鄙号将继续努力产出更多优秀的文章，以期唤醒更多的国人！当然，这篇文章也戳中了某些崇洋媚外之人的痛点，所以被恶意举报查封了。今天重发此文，建议阅读之前先保存，也可在后台留言申请加入“国士之风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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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杀绝中国人！"

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作家杰克·伦敦写了一本让许多人不寒而栗、冷血的、极具预言性的畅销小说《前所未有的入侵》（The Unparalled Invasion），讲的是如何对中国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故事：一名聪明的美国科学家，为解决西方烦恼的“中国人口”问题，想到了生物细菌武器，并面见美国总统，提出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方案，可以一了百了地解决“中国人”这个“终极”问题。经过一系列悄无声息的准备，当中国人还得意洋洋地沉浸在“和平”的幻觉中时，包括西方诸国、俄罗斯、土耳其在内的世界联军对仍沉浸在传统常规战争思维的中国进行了围困，并发起了生物细菌战，最终将中国人这个种族从地球上清除干净。世界从此皆大欢喜。

杰克·伦敦并不是把生物细菌战作为灭绝中国人的解决方案的唯一西方作家。这篇小说发表的十多年前的1898年，英国作家马修·菲普斯·谢尔（Matthew Phipps Shiell）的短篇故事系列《黄危》（The Yellow Danger），后又重新命名为《黄祸》（the Yellow Peril），为西方社会病态的反华、恐华风继续火上浇油。“黄祸”一词也在美国的媒体与文学界迅速成为热点。在谢尔的小说中，被注射了瘟疫细菌的“中国佬”被充当在中国人中扩散的“活中介”，最终杀死了一亿五千万中国人。

此后，西方这种反华心态变本加厉。《阴险的傅满洲博士》（The Insidious Dr. Fu Manchu）、《第六纵队》（Sixth Column）、《红钩恐怖事件（又译《雷德胡克恐怖事件》，The Horror at Red Hook）、《世界末日2419年》（Armageddon 2419 A.D）……弥漫在西方媒体、好莱坞等娱乐界、文学界的“黄祸”人物和故事强化着西方因东亚人的“不同”而恐惧、仇视的病态心理与社会文化。

这些小说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颇受欢迎，因为它们迎合了西方社会普通大众与精英们共有的种族主义情结与根深蒂固的病态文化意识，这种心态蔓延整个西方社会，如同癌细胞，从上层精英扩散到底层民众。

理解了这种病态心理的社会背景，才会明白西方诸国痴迷于对特定群体进行“人口削减”、针对种族研制生物基因武器的的自然动机。

2013年，当中国被极端气候袭击、热浪持续时，丹麦赫尔辛格的议员弗阿特·亚朗毫不掩饰其幸灾乐祸，甚至希望中国的“气温达到140度，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烧死，以让世界除掉中国人垃圾”。许多同胞感到迷惑，中国人从未招惹丹麦，何以招致如此仇恨。原因很简单，作为丹麦的一个政客，能如此明目张胆而不担心有任何后果，其行为折射了丹麦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及社会根深蒂固的极端种族主义文化情结。

无独有偶。同样在2013年，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儿童脱口秀节目“儿童圆桌会议”（Kids Table）中，王牌主持人吉米·坎摩尔（Jimmy Kimmel）邀请了四个孩子组成“儿童圆桌会议”讨论国家大事。当吉米·坎摩尔问道，“我们欠中国1.3万亿美元债务，怎样才能还完” 时，一名六岁儿童布莱斯顿（Braxton）侃侃而谈：“绕到地球另一边去，杀光中国人”。

当这个六岁的儿童兴致勃勃地建议杀光中国人时，主持人坎摩尔似乎在以赞许欣赏的语气有意识地强调“杀光所有中国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主意。”，并引导该话题继续谈下去，仿佛对华人斩尽杀绝这个“主意”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

如果他们要杀光的是犹太人，黑人或任何其他种族，恐怕都会引发一场全球大震荡。但要灭绝华人，对于许多美国人乃至基督教西方来说，则似乎确实成了一个“有趣的”话题。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中国，某些公知、媒体舆论继续向公众灌输一个不合逻辑的虚假现实：这不能反映美国民众的真正感情。更有甚者，还向中国公众传播一个虚假信息：这个节目、这个要灭绝中国人的言论“震动美国”、“震惊美国舆论”，云云。

实际上，如此值得引发“民主、自由、人权”国家公民震惊的节目，在美国并未引发任何“震动”。一个星期内，除了屈屈两万多几乎清一色的华人网民的微弱“抗议”、外加屈指可数的其他美国人表示种族主义“不可接受”外，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一切默然接受，全球媒体也集体保持缄默。不仅如此，与该事件有关联的其它几个事实或许会让国人领悟到究竟什么才是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真正的“大多数民意”：

• 这是一个极受欢迎的节目；

• 节目主持人坎摩尔及美国广播公司（ABC）在事发后迟迟拒绝道歉；

• 坎摩尔本人在面对抗议组织者 “美籍华人正在凑钱准备对你起诉，你有什么看法？” 的提问时，毫不在乎地称 “在美国有媒体自由，我不推荐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愿意浪费他们的钱，我也没办法。”（坎摩尔在今年2023年的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成了大奖仪式的主持人）；

• 2004年12月亚洲被大海啸袭击后，面对屏幕上民众被海啸无情淹没的悲惨景象，美国势力强大的某大广播电台主持人以调侃、嘲弄的兴奋口气，公开在其主持的电台节目中哼唱 “中国佬掉下船了”；

• 年复一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都要通过反华、妖魔化中国来吸引更多选民的选票。若反华、仇华果真仅是“少数”，美国总统候选人们岂不是每次都要愚蠢地冒犯“大多数” 选民？

许多人为“儿童圆桌会议”的“杀光中国人”论辩解，说“童心无忌”。但正是这无忌“童心”，才暴露出那些通常被 “大人世界”及主流媒体精心粉饰、煞费苦心遮掩的真实世界。

多年以来，对中国的妖魔化导致许多国家的普通大众对中国、对华人的消极印象持续上升。这一切绝不仅是“偏见”，而是为全球公众做对华“终极大战”的心理接受力准备。这个角色通常是由某些与军情机构长期保持密切关系的重量级媒体来担任。

如今被美西方铺天盖地煽动的反华潮绝非几十年来中国“崛起”才引发的新现象，早在基督教西方对世界殖民进入高潮的十九世纪开始，反华运动就蔓延西方，如在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媒体、政治家、知识分子、普通大众……都积极参与了针对华人的残忍暴行、种族屠杀。

如1882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就是“黄祸恐惧”潮引发的。这个法案以美国惯用的妖魔化手段声称，华工使美国境内一些地方的良好秩序受到威胁，因此必须禁止华工进入美国；该法案还规定不准中国人取得美国国籍等等。1884年，该法案中的“中国人”的定义被法官进一步澄清：这个法律并不以国籍来实施，而是根据华人这个种族——无论他来自那个国家，持有什么国籍。

这个法案创造了两项美国纪录：第一次立法禁止一个特定种族进入美国；第一次立法排斥一个特定种族加入美国国籍。《排华法案》以及此后针对华人种族施加的种种限制与禁令，大体上实现了一个目的：严防华人在美国发展、扩大，严防华人象欧洲基督教白人一样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华人也因此被迫在远离美国其它社会群体的隔绝式氛围中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夹缝环境中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

世上有那么多人种，为什么独独华人要成为美国法律铁拳的惠顾对象？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及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修建时，美国十分需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具有优势的华工的力量。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有一个突出的民族特性让其他民族感到不可思议：不仅学习、掌握新事物快而灵活，也更坚韧顽强、吃苦耐劳，几乎可以忍耐一切苦难，在其他民族不能忍受、也不愿忍受的非人般的艰苦环境和条件下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聪明、精细、迅捷”又任劳任怨的华工们不仅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交给他们的任何工作，而且要求极低，这一切使他们成为雇主们的最佳选择，并普遍受到铁路工程承包商的青睐，因此被那些无法与之竞争的他国工人们视为“威胁”。

在“工作机会”的争夺战中，以爱尔兰等欧美工人为主体的白人劳工，虽然在市场上不占优势，但身为白人基督教徒，他们大多数被准予入籍美国，并拥有华人不可获得的特权与利益。如加州议会立法，向非美籍矿工征收高额的“执照税”，法院也判定，对涉及白人的案件，华人无权在法庭上作证，这等于剥夺了华工的法律自卫权。在别的行业，华工也普遍受到嫉妒和仇恨。如美国雪茄烟制造业工人就在1859年成立了“人民保障同盟”，专门“对付”华工。

华工在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建设中成为不可替代的力量。没有中国人，很难想象会有美国或加拿大的大铁路。然而，当数不胜数的中国劳工的尸体成为北美铁路的轨枕、以生命和血汗完成了艰巨的建设任务后，他们立即不受欢迎了。

1870年，横贯美洲大陆的美国铁路修建完毕，华人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加之美国出现经济萧条，华工便成为首要攻击靶子。1882年的《排华法案》如此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恐惧、敌视、嫉妒的混杂情结。

《排华法案》生效的短短三年内，就有超过五万多华工被迫离开加州或被残忍杀害，一轮又一轮的反华浪潮与反华暴力袭击越发高涨，旧金山的劳工领袖丹尼斯·科尔尼（Denis Kearney）就因向失业者演讲、抨击铁路垄断与华工而深受欢迎。他以极有煽动性的极端种族主义口号鼓动到：“美国人宁愿选择死也不要与中国人平起平坐地活！”，高呼“中国人必须离开！”（The Chinese must go！）并常带着暴徒工人向中国人发动袭击。

在美国本土，早期对中国人的恶性暴力事件之一，是1871年10月在洛杉矶华人居民区发生的大屠杀。当时因一华人女子绑架案引发洛杉矶华人帮派火并，一名叫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的白人中流弹身亡。

当晚，数百名持械白人暴徒以此为借口进入洛杉矶华人居民区，开始杀戮、洗劫。被残害的华人尸体被吊在离洛杉矶商业中心不远处的街头电线杆上示众，有的尸体甚至被剥光了衣服，极尽侮辱。但这一切与怀俄明州发生的对华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1885年对华人的大屠杀发生在怀俄明州的石泉城（中文又译罗克斯普林斯，Rock Springs）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way）的矿区。有关该事件有许多报道、书信记载及历史研究，不有幸存的华工写给死难者的纪念文章中目击者的描述及写给中国驻纽约大使馆的信件，还有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大卫·考特赖特(David Courtwright ) 撰写的关于美国暴力史的作品《暴力的土地》（Violent Land，1998）、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顿教授（Alexander Saxton ）的《不可或缺的敌人》（The Indispensable Enemy ）等著作。

当时，在这个矿区的大多数矿工是来自英国、爱尔兰、威尔士、瑞典的欧洲人，他们对吃苦耐劳、工资又远低于白人的华人矿工极度敌视妒忌，抱怨华人拉低了他们的工资水平。

1885年9月1日，在大屠杀的前一天，白人矿工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讨论华人之事。第二天上午，十名白人矿工来到六号煤窑，宣称华工无权在这个煤窑工作，并把两名华工暴打一顿（其中一名因伤重死亡）。随后，各个矿窑的白人矿工携带枪支，列队前往“劳工骑士”（Knights of Labor）的会堂，沿途高喊“白人集合！”。当天下午，约150名暴徒手持枪械，经由木桥及铁路桥兵分两路向华人居民区进发，并一路打劫华人。为防止手无寸铁、毫无戒备的华人逃脱，除了一组留守木桥，其余暴徒又兵分三路包抄。

一个暴民先遣队首先抵达华人区，警告中国人：必须在一小时内全部离开这个城镇，并永远不得返回。然而，刚过三十分钟，当中国人慌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之际，暴民们开始开枪了。

随之而来的，是惨无人道的抢劫、屠杀、活活烧死、活埋、肢解......暴行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

一些华人在试图逃脱中被残忍杀害，他们的尸体被抬到棚屋，随着被点燃的熊熊烈火，与棚屋一起焚烧。其他躲在屋内的、或因生病虚弱不能跑的，也在烈火中被活活烧死。更让任何正常人都难以置信的骇人听闻兽行是，一些中国人甚至被剥头皮、烧烙、砍头、并被挂在排水沟的喷口上，其中一名华工的生殖器被割下后，作为“狩猎战利品”(trophy of the hunt)在附近的酒吧里烧烤...... （参见《Violent Land》，David Courtwright，1998， Pp157-158)

发生在罗克斯普林斯的这场屠杀，论其残暴兽性可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最野蛮的种族屠杀相比，若不论受害者数量和规模，恐怕能与南京大屠杀相当甚至超越。

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几百个暴徒所为。石泉城的妇女们也兴高采烈如同看戏一般地聚会在城镇的木桥上，津津有味地观看这场野蛮而惨无人道的大猎杀，并为她们的男人喝彩加油，她们中的一些甚至还向中国人开枪。

待事件平息、幸存的华工回到石泉城后，整个华人区已经变成一片灰烬和瓦砾。在他们写给中国驻纽约大使馆的信中，如此记述道：“一些尸体已被公司埋了，另一些尸体血肉模糊、腐烂了，散落在地上，被狗和野猪吃掉。”

一向逆来顺受、安分守己的华工，就这样丧生于这个“自由乐土”的暴力天堂。

在这个自诩“以法治国”的楷模、“捍卫人权的灯塔国”，这一切兽行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大屠杀后，共有16人被司法行政官员以参与暴乱之名暂时拘捕。但一周后即被宣布准予取保释放，约一个月后皆被宣布无罪释放。大陪审团宣布法庭不采取任何法律行动的理由是：“我们认真调查了石泉城发生的事件……尽管我们询问了大量证人，但没有人能够证实在当天有任何白人犯下任何一起犯罪行为。”

在法庭宣称的“询问的一大批证人”中，仅一名证人的证言被公布，这名“证人”是一名基督教牧师，叫瑟罗威（Thirloway）（牧师，作为上帝的仆人，人类神圣的精神向导，自然拥有无容置疑的可信性）。该牧师声称，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烧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是中国人犯下了杀死他们同胞的罪行。

近些年来，英美学术界、媒体开始系统改写它们在中国的罪恶史，其中一个就是声称，圆明园是中国人自己为了偷盗宫殿里的珍宝而放火烧的。贼喊捉贼，是“上帝子民”的传家宝；撒尽弥天大谎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天性；这样一个病态文化被诸多粉丝视为“人类文明的灯塔”，显示催眠术的洗脑技艺如何登峰造极。

1885年10月7日，当16人被法庭宣告“无罪”释放时，在法庭外，他们被恭敬等候的数百名男女老少迎接，并给于英雄般的阵阵掌声。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这次野蛮的血腥种族屠杀被判刑，今天，美国的学校教材、媒体也普遍将之定性为“骚乱”（riot)。

不可思议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一切，在中国的一些教育、主流媒体、“知识库”叙述中，几乎被清除得干干净净。一些介绍也牢牢踩着美国教材及媒体的宣传主线，将之定性为“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骚乱”，听起来仿佛是某个外族在美国发动了什么“骚乱”，甚至对中国人就是大屠杀的受害者这一事实只字不提。

石泉城对中国人的种族屠杀和法律的纵容也进一步鼓励并导致了横跨全美许多其它地区的反华暴力与针对华人的种族屠杀浪潮。在塔科马港市，1885年11月，一群暴徒在警察的默许支持下，进入华人居民区，将其中的华人居民围捕后，驱赶到一个火车站，并将他们塞入一列去波特兰的列车；1886年3月，一群暴徒将西雅图的华人围捕并将他们押解到事先准备好的船强行驱逐。至3月底，西雅图的全部华人被驱逐；1887年，31名华人在俄勒冈州的地狱谷（Hells Canyon）被残忍杀害......

对任何种族灭绝、屠杀与战争负有战争罪的，不仅是极少数的战争设计与制造者，社会的普通公众也常是帮凶——不论是他们积极地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地通过选举、默许或旁观表达他们对战争与灾难制造者们的支持–所有这一切行为都构成了战争同谋罪。

石泉城大屠杀的消息传出后，在香港及广东导致了反美情绪。担心中国的这种反美情绪危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田贝（Charles Harvey Denby）的敦促下，美国政府极不情愿地同意偿付一点补偿——但只限于对遭到破坏的财产赔偿，而不是对大屠杀中被残杀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赔偿什么；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坚持将付款视为一种“礼物”赠送，而不是对大屠杀承担法律责任。而这所谓的“礼物”不仅微薄，还分分计较地算出：US$ 147,748.74（十四万七千七百四十八美元零七十四美分）。

伤口撒盐的是，时任美国国务卿托马斯·贝亚德甚至将该次种族大屠杀的责任归罪于两个因素：1）华人“拒绝”美国文化的同化；2）其他国家移民的种族主义，俨然与美国人毫无干系。在一封1886年2月18日他写给中方外交代表的信中，贝亚德如此声称：

华人移民“将自己与美国的其他居民隔离开来”、“拒绝与大众融合”，“因此，针对他们的种族偏见更强烈，尤其是在其他国家的移民中。”直到今天，诸多中国人依然相信，华人被歧视，是因为自己不愿与当地社会融合。

相对国务卿的谎言，美国势力强大的“劳工骑士”领导人泰伦斯·鲍德利 （Terrence Powderly），则在写给国会等处的信中毫不隐讳地一语道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反华、不惜对华人进行种族屠杀甚至灭绝的真正原因：“我没有必要谈论反对这个特殊种族的众多理由——他们的习惯、宗教、风俗与做法。”（‘It is not necessary for me to speak of the numerous reasons given for the opposition to this particular race – their habits, religion, customs and practices。”）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鲍德利的话对善良的国人尤有警醒作用，因为一切如故，但手段更隐蔽、更五花八门，更炉火纯青。美西方对“异类”、对不同文化传统与种族的恐惧与病态的仇视，这才是美西方反华的真正根源。对他们来说，任何“异类”都是一种生存威胁，都必须清除——种族、思维意识、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异类”不被彻底根除，他们就不会感到安宁与解脱。

这一点也可从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Justice John Marshall Harlan） 的话中真切感受到。在1896年著名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s Ferguson）判决中，哈伦是唯一的一位持不同意见的法官，他以反对隔离美国黑人而著名。然而即使哈伦反对隔离美国黑人的种族主义行为，也对华人抱着决不容忍的态度。因为与黑人相比，华人更加不易同化，华人携带的文明与基督教西方文化也完全不同。他曾这样解释他对中国这个“特殊人种”的态度：

“有一个种族与我们的种族如此不同，我们不能允许他们成为美国公民。那些属于它的人，除了极少例外，要绝对被排除在我们国家之外。我指的是中国人种。”

“反华”这个极端种族主义的病毒长期弥漫美西方。欧洲“旧大陆”是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实践的鼻祖，多年来德国媒体配合英美频频对华人进行妖魔化与纳粹式的仇视宣传，并不是由于当今“中国崛起”的威胁才引发的。“黄祸”一词最早于1895年以德语出现（gelbe Gefahr），继而迅速蔓延到英美等其它西方国家。2007年，当英、美、德、法、加、澳等西方诸国密切配合协调、铺天盖地渲染“中国威胁”时，也正是在德国，“黄祸”（gelbe Gefahr）这个剧毒种族主义用词再次光明正大地登上主流媒体的殿堂。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明镜周刊》杂志（Die Spiegel）以有意引发读者恐惧的覆盖式封面设计，推出“黄祸”中国的主题文章。这种纳粹式宣传，在“已经为纳粹罪行忏悔”的德国以及在世界其它国家都未引发任何舆论波折，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当今，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力量不断上升、中国正在回归历史上在各个领域长期遥遥领先世界的强国地位，这一切引发了新一轮西方反华症、恐亚症。近些年，这些恐惧症似乎有了“科学依据”——智商。近几十年来，欧美多个权威性学术研究团队，如美国心理学会、英国的国王学院大学（King’s College Univeristy）等对种族、智商与国家发展前景的关系进行跨国别对比研究。这些研究基于一个观点：拥有较高平均智商的民族将会主宰未来世界。

但让它们纠结的是，根据这个研究，即使按照偏向欧美人思维的方式设计各种测验题，结论也同样：东亚人拥有最高平均智商，在白人之上，并碾压被许多人渲染得神乎其神的犹太人。如此，被整个西方视为“噩梦”一般的恐惧也有“科学依据”了——未来的东亚人，尤其是当他们形成统一的联盟，不仅会成为基督教白人统治世界的绊脚石，甚至会将西方排挤出局。由基督教西方主导、统治了近二百年的地球会再次回归“黄祸”们的手中。

这种恐惧心理主导着西方幕后协调一致的全球战略与外交政策方针。它们也决意不惜一切手段防止这个噩梦的发生。

为阻止以中国为核心的泛亚同盟的诞生崛起，美西方不惜一切在亚洲人之间制造各种冲突、纠纷，阻止东亚的泛-华夏文明区的形成，并在各亚洲邻国的各行各业培植反华势力、为公众的反华情结造势，让亚洲人自相残杀。

1998年的印尼反华大屠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次种族屠杀的暴虐在人类暴行史上实属罕见，一些细节骇人听闻，却在西方主流媒体话语权垄断下被打造成印尼人民“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在这场反华大屠杀中，至少两千多无辜的华人，许多是老人、妇女、年幼的儿童被惨无人道地虐杀、肢解、轮奸、活挖内脏、活活烧死......这些惨无人道的暴虐超出正常人的想象，绝非暴徒“自发”所为，而是精心策划，不仅为了制造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纠纷，也旨在同时埋下华人与MSL之间的怨恨之种（以人口算，印尼是最大的MSL国家），将中国置于两难境地。

这次大屠杀，就如同1965-1966年同在印尼发生的反共、反华血腥大屠杀一样，幕后策划者与总导演都是同一个：英、美、澳的军情机构，具体执行任务的，则是它们培训、控制的印尼军方及情报机构的亲西方势力。媒体则扮演着掩盖真相的同谋角色。直到今天，西方仍牢牢掌控着有关这些屠杀的历史话语权。

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到竞选时节，或每当美国社会出现不景气等社会难题，各种各样的势力与团体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替罪羊：中国及中国人。这种反华情结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争取选票、为自己解脱责任、或团结美国公众一致对外，或如同今天，给美国及世界公众打预防针心理，为对中国进行最终大决战制造合理合法的“正当”理由。

不仅如此，西方社会本来就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欺弱尊强的文化传统，中国人任劳任怨、胆小怕事的性格、在沉默中忍耐不公、逆来顺受的形象也大大鼓励了美国及至整个西方世界不断把华人作为暴力、屠杀、替罪羊的便利角色，这种倾向今天也蔓延至那些受西方操纵左右的社会，如印尼、菲律宾、日本、韩国、越南、缅甸、拉美、非洲、中东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反华浪潮，表面上看是当地人与华人之间的冲突，但从深层角度，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由西方在幕后操纵与煽动。

宗教与种族，这是美西方制定一切内外国策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拥有海纳百川民族包容性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很难理解，但却对从骨髓层面了解并理解西方至关重要。对此，一位美国高官的率直评论会给国人一个直白的诠释。

2019年4月29日，就在全方位猎捕绞杀华为、貌似“贸易战”、“科技战”的中美冲突如火如荼之时，在华盛顿召开的《未来安全论坛》（Future Security Forum）上，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毫不掩饰地指出西方与冷战时的苏联及当代中国之间博弈的区别：即使在冷战时期，与苏联之间的冲突仍属于“西方家庭内部的争斗” (a fight within the Western family），但如今与中国之间则是“与一个真正不同文明的博弈” （a fight with a really different civilization，并继而强调, “我们将首次面对这样一个强权竞争者，这个强权竞争者属于非高加索人[即非白人] 。” (a great power competitor that is not Caucasian)

通过使用生物细菌武器，将“黄祸”中国人从地球上清除，成了美西方一个共同的病态痴迷。在杰克·伦敦的《前所未有的入侵》及谢尔的《黄祸》中，他们的冷血般叙述、构思都足以让人不寒而栗。这些故事被许多人归类为“科幻”或“预言”式小说，但这个分类并不准确，因为早在他们写这些故事之前，为了种族灭绝的目的而使用生物细菌武器，就已被多次尝试。在这个领域，他们归属的“民主与人权典范”——盎格鲁-撒克逊家族绝对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要领略这个家族的种族灭绝“国技”如何借助现代生物技术的科学手段更上一层楼，就让我们在下一节首先看一下这个魔窟的冰山一角——南非。

（未完待续）

来自群组: 综合点评社区

想念主恩

从非典到新冠，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先知先觉”的世界卫生组织（WHO）（1）

华龙 国士之风2023-07-06 08:37 重庆

潘多拉盒中的魔鬼：现代生物基因战

（一）

绝顶“聪明”的非典与“先知先觉”的世界卫生组织（WHO）

目录

（1）从新冠回望“聪明绝顶”的非典

（2）从非典到新冠，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3）“先知先觉”的世界卫生组织（WHO）

蓝色为已更新，黑色为待更新

（2）从非典到新冠，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非典展示了现代一体化战争的一些鲜明特点。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不仅生物基因战、地球物理战等非常规战争与文明战、心理战、经济战、政治颠覆战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而且西方“主流”与“异端”也通常是默契配合，联合作战。这已成为西方最频繁使用的重要战术。这个战术有一个屡试不爽的模式。

这个模式的第一步，是“先知先觉”的“科学预测”，即通过某些声名显赫的学术“权威”、医学专家在科学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等方式，事先针对公众进行舆论造势，为即将来临的灾难设置“自然”起源的“科学根据”。根据需要，这第一步有时也被省略。

第二步：由西方科学界专家权威及其媒体伙伴们领衔的“自然起源” 舆论引导攻势。如在将生物基因武器投放到打击目标后的第一时间段内，通过操纵媒体报道，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动物身上，宣称由某种动物引发，如同2003年的非典或十七年后的新冠肺炎一样。这一阶段必须有媒体、学术以及国际权威机构的配合，也是西方主宰世界的一个秘诀。在西方强权崛起并维持对世界的主宰机制中，西方社会的精英一体化势力网络之间的相互协调、幕后联手进行暗箱操作不可或缺。

第三步：每当有声音开始怀疑灾害起源是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等新一代武器而非自然产生时，下一步的公关宣传心理战就被启动——一方面压制并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怀疑者的可信性，另一方面栽赃受害国本身。在这一步，媒体、网络、学术、科研、疾控中心之类的西方权威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之类的国际组织的密切配合同样必不可少。如何在各方的配合下把“贼喊捉贼”术玩得极致，是这一步的关键。

中国通常会成为“嫌疑犯”，在成为生物基因和生态武器以及地球物理武器最主要打击目标的受害者的同时，又被嫁祸、妖魔化为“罪犯”。如美国政府发放的《农业生物恐怖主义》报告（Agriculture Bio Terrorism）就是一个范本。这份报告在美国军方及各层政府机构内散发，并通过各种渠道将其中内容广泛传播，向世界公众灌输一个“邪恶中国”形象，它传播的妖魔化谎言，包括“中国曾对台湾发动了生物武器袭击”等等。这个贼喊捉贼术的巧妙使用不仅旨在嫁祸中国，也是为了塑造苏联崩溃后一个“新邪恶帝国” ，为早已准备了数十年的21世纪对华大决战做前期的舆论宣传战、心理战准备。

生物基因武器的独特优势也使它与地球物理武器一同，并行成为21世纪的首选杀手锏。因其无声无形、超微型的特点，生物基因、生态武器可以对任何一个选定的打击目标进行不宣而战的袭击，不仅长期不会引发注意，而且由于微生物极易在宿主中飞速繁殖，因而只需微量的病原体，只要适当投放，就会轻而易举地快速导致一场灾难性、毁灭性的流行性传染病，波及目标国整个社会或某个特定族群的整个人口。这个优势让生物基因武器远比核武器更有效、具有更大规模的杀伤力，同时又不会损害攻击者“人权”、“民主”、 “自由”、“和平卫士”国家的形象。

另一方面，西方科技发展的一个模式是，任何一个领域的突破性发展几乎毫无例外地总是首先用于军事领域，生物基因武器及地球物理武器同样如此，几十年以来，这类武器的首要打击对象是发展中国家，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受害国通常对这些已在绝密状态下被研究了至少半个多世纪、并被投入使用的武器发展现状不甚了解，听信西方声东击西舆论战的宣传，把这些新一代战争误当作一场又一场“自然”灾害，后果就是导致疫情溯源根本不可能、诊断延迟，或被诱导、误导入一个追宗溯源的歧途。非典、新冠肺炎、极端气候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使这些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发展中国家受害国政府体制往往各方割据、一盘散沙。比如，各个政府部门，如农业部、卫生部、国家安全部、国防部、疾控中心等政府机构、大学的研究中心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缺少国家安全机构或军方领导下的统一协调，更不必说针对生化基因生态武器的有效预防及反制机制了。地方政府则不仅相互之间少有协调、配合，与中央政府之间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国家安全与民族存亡更加具有危害性的是，长期以来，英美主导的西方“自由世界”联盟就大规模启动了针对目标国家的精英培植与渗透战略，精心物色、培植、安插了大批的特洛伊木马，在中央与地方部门、精英大学等研究机构中主掌重大工作，主导着目标国家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至非典爆发的几十年间，在英美主导设计的非常规一体化大战蓝图实施过程中，许多国家被步步诱导入幕后大师们遥控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中，公共卫生体系被严重削弱，这个表面上的经济现象，实际上与生物战等现代一体化战争密切相关。

自二战至今，在美国独特的“全民皆兵”无形国家安全体制下，科研成果被牢牢置于军情与国家安全机构监控之下，同时法律、财会制度与设计以及无休止的公关运动，成功树立了一个 “独立于” 政治、军事的 “纯科学” 形象：仿佛美国的科学等学术研究属于“开放自由”、“透明公开”的 “民主” 机制。但光环下却是一整套严格的制度与规程，成功地将重大科学研究牢牢地控制在军方与国家安全机构的手中。所谓的“同行评估审核”机制（peer review）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范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强调要与国际接轨，其实真正要接轨和学习的应该是这种国家统筹下的科研与国家安全的一体化体制。

在美国的科研评审机制下，被视为敏感研究领域的相关科学家们必须“自行”同意一项条件：接受国家的间接控制。在这种间接控制的机制下，这些科学家必须通过军方、情报机构的安全与忠诚调查审核、保密分级等防火墙，对科学研究的评估也必须只能通过这个“同行评估审核”机制，而这个机制也必须由国家安全机构来监管，相关的科学家必须在严格保密的规则下工作，研究成果的专利登记及其在国际学术杂志上的发表等也属于军方与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监控领地。

军方、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对美国科学界、学术界、工商界的铺天盖地而无形的控制与主导并不仅限于那些与军事有关的科研项目， 也不限于那些有明显军事应用的领域，象电子、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理论物理、生物、微生物、化工、军工等等，在现代一体化的新一代无形战争中，一系列广泛的抽象研究领域也成为被军方及国家安全情报机构严格监控的学术研究范畴，包括数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地质、大气物理、文明史、语言比较学、金融保险、人种学、考古学、历史，等等。

2019年底开始在中国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一个触目惊心、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数十年中，中国的科研人员如何在缺乏任何国家安全意识、几乎没有什么国家安全监管的“自由”天地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科研交流” ——花费大量资金（往往是国家的资金）用英文在欧美掌控的学术杂志上发表大量与国家安全、民族存亡息息相关的尖端科研成果，如此将重大的战略资源与国之利器拱手送给虎视眈眈的对手。最近，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多位教授和副教授联手赶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于7月1日生效前通过《自然》杂志发布论文《基于36个族群的中国人泛基因组参考图谱》，向世界公布了中国人独有基因的秘密，在现代一体化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此举后果实在不堪设想（除非它们的研究是造假）。

从非典到新冠，十七年，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教训？！！！

中国，这个曾诞生了孙子、诸葛亮等无数战略天才的伟大国度，为什么在当今会一再被误导？审视这一问题的最佳窗口，就是大批西方跨国公司、金融组织、“非盈利机构”。这些与美西方的军方、情报机构关系一衣带水的生物基因战、金融战与政治颠覆战一体化大军在中国被奉为座上宾，甚至长期被赋予超国民待遇，在中国大地如入无人之境般进行种种“投资”、“合作”、“援助”、“赞助”。看清了他们与某些中国社会精英群体之间盘根错节的“伙伴”关系、他们如何通过种种渠道润雨无声地培养了一代中国“智囊”、控制着当代中国主流学术与媒体的思维意识及话语权，这个问题就会不解自答。

西方媒体与学术科研界密切配合政界与军情界，联手操作，释放越来越盛的妖魔化中国喧哗，频频玩弄“贼喊捉贼”术，用震耳欲聋的异口同声舆论战，把生物恐怖战、脑控战、核战、电子网络战等指向中国等受害国。但只要把这一切置于历史的整幅画面背景下，就不难看清这一切信息海啸轰炸的真正目的：通过黑白颠倒术，来遮掩真正的罪犯。审视历史与强国崛起的真相，也不难发现，“贼喊捉贼”、嫁祸受害者这个来自人间地狱的魔法手段，是英美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家族屡试不爽、炉火纯青的“国技”，也是其民族文化一个显著的历史传统。在生物武器领域，更是历史悠久。

如早在18世纪，英军在美洲大陆殖民地的总指挥阿美士德（ Jeffrey Amherst ）就成功使用天花消灭印第安人口。1763 年，在加拿大，殖民者遭到当地印第安人的反抗。当时担任英军驻北美总司令阿美士德批准手下将领提出的一项建议：把天花细菌用于印第安人身上，阿美士德还进而提议：“尝试任何其它有助于根除这个该死的种族”的办法。

于是，英军向印地安人“赠送”了稀奇的“礼物”：沾染了天花病人皮肤粘膜排出的细菌的毯子和手帕。印第安人在与旧大陆隔离的环境中没有过欧洲的传染性疾病，因而身体还不具备有效的免疫系统去应对这些致命细菌。对印第安人使用天花，属于早期的种族生物武器，结果导致印第安人大批死亡。实际上，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死于瘟疫、天花细菌的人数要远高于被殖民者直接屠杀而死亡的人数。致命的传染病不仅杀死了印第安人，也从心理上摧毁了他们的抵抗意志。英国人最终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日后称霸全球、并至今维持超级无形帝国的地位写好了教科书范本。

英国早期针对美洲大陆印第安人的种族生物战也同样用在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身上，在塔斯马尼亚岛，1788－1888年的短短一百年间，岛上所有的纯种土著人口全部消失。

至21世纪，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紧锣密鼓研究，现代科技的飞跃发展已让脑控、生物基因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成为它们的秘密杀手锏。在“自由、民主、人权”光环下，翩翩君子的面具后，良知被魔鬼吞噬的战争贩子们如何发展研制并使用这些武器，是我们在本系列要详细审视的。

（3）“先知先觉”的世界卫生组织（WHO）

就如同在新冠疫情溯源中世界卫生组织的种种丑陋表演，在十七年前的非典中，它的系列反常行为同样值得警觉。

事出反常必有妖。世卫组织对中国的落井下石并不是它唯一的“妖”处。更妖的，还有它的“先知先觉”——比如，把SARS（“萨斯”）作为对非典的英文命名。

SARS （“萨斯”）这个名字很不同寻常，可以说相当吊诡。2003年3月15日，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了这个传染病。表面上，把新病毒命名为“萨斯”（SARS），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tory syndrome) ，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不过是在“急性呼吸综合征”（ARS）的前面多加了一个 “S” ，以表明非典更加严重的程度。那么， 这个“急性呼吸综合征”（ARS）又是个什么病？

在非典现身中国的同一年（2002）夏天，在非洲刚果及马达加斯加岛，“急性呼吸综合征”（ARS）突然神秘现身。与非典同样，这个流行性传染病也具有损害肺组织器官等特征，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呼吸综合征”， 即ARS。非洲向来是西方生化武器以及五花八门的新药物、新疫苗的“垃圾”试验场。但对“呼吸综合征”（ARS）的突发，西方媒体与医学界却保持着死一般的集体缄默，因而并没有引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注意。

实际上，早在2002年8月23日，《俄罗斯人》报就曾发表一篇文章，提及在非洲某个岛屿上，一种针对特定种族的新型生物武器正被秘密研制。该文章还引述英国医学协会此前发布的《生物工程技术———人类基因武器》专题报告中的“预测”，称，一种杀伤力空前的“种族武器”近年内即将面世。

恰好在2002年，在“急性呼吸综合征”爆发的刚果，欧美联手导演制造了一场“内战”，让刚果饱受社会动荡的蹂躏，这期间，致命性流行病毒“呼吸综合征”（ARS）爆发。这是“祸不单行”，还是另有玄机？

“呼吸综合征”（ARS）在非洲爆发的同年年底，非典也开始肆虐华人群体。西方媒体、医学界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前后两大疫情中的一些行动，相当值得静心审视，因为一切都将在2019年底开始的新冠疫情中如同一个剧本一样被重演。

当非洲的“急性呼吸综合征”（ARS）突发时，世界卫生组织及西方媒体基本上是一片集体缄默，然而此后不久发生的非典，则被大张旗鼓地渲染，一场铺天盖地的宣传大潮，引发一场全球大恐慌。如果考虑到前后两种流行病的死亡率，那么这种反差甚是吊诡。

2003年3月15日非典被命名为“SARS”之时，刚果的“急性呼吸综合征”（ARS）死亡率12%，远远高于当时非典（SARS）的全球平均死亡率 （3% -4%），却无任何西方主流媒体去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也并未采取什么行动。这时，非典的死亡率数据3% -4%是当时唯一可供世界卫生组织使用的数据。虽然这个数字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个不准确的估计，即使如此，在2003年5月才将死亡率上调到14% （最终，在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总结性报告中，非典的全球平均死亡率则是9.6%）。

这就出来一个谜团：非典之所以被以“SARS”命名，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在非洲的“急性呼吸综合征”（ARS）前增加了一个“S”（“severe”, 即“严重”之意），以表示非典远比前者 “严重”、“致命”，但它是怎么先知先觉地知道这个信息的？世界卫生组织为非典命名 “SARS” 时，非洲“急性呼吸综合征”（ARS）的死亡率是非典SARS的3-4倍。究竟是什么让世界卫生组织在“急性呼吸综合征”（ARS）前增加了一个“严重”的“S”？难道这个“国际”组织有着超越凡夫俗子的“先知先觉” 吗？

实际上，不仅世界卫生组织对这“超级”新病毒有着难以解释的“先知先觉”，该“国际”组织背后的西方 “先知” 们也同样 。早在首例非典病例被确诊的同一月，即2002年11月2日，英国的BBC就报道称，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流感病毒正在蔓延，数以千计的人将因此而丧生。同月，英美等西方尖端病毒学家云集马耳他，讨论“即将发生”的“超级流感传染病”。

意味深长的问题是：谁预先知道了这次恐怖的超级传染病的爆发时间？这些世界尖端科学家们如何“先知先觉”一种变异病毒将引发“超级”流感——非典／“萨斯”（SARS）？

实际上，在现代一体化大战的时代，西方对种种“天灾人祸”的“先知先觉”几乎成了常态，不仅在致命性流行病，在各种极端气候、甚至巨大地震等摧毁性“自然”灾难领域，西方学术界、科学权威们也同样频繁展示其非凡的“先知先觉”力。

在西方大力渲染的非典叙事中，一个主题，是这个致命性病毒如何从中国传播到香港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这个剧本很重要，它是“中国乃万恶之源”这个剧本的重要一部分。而香港，作为西方联盟对阵中国的桥头堡之一，也屡次成为种种疫情的“接盘侠”。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数月前及回归后数天内，香港连续遭遇生物战（可传人的高传染性致命“禽流感”病毒—H5N1）与金融战（亚洲金融风暴）的一体化袭击，当属现代一体化战争的重大彩排之一。

非典时期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想象到一个可能性：生物基因武器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因此在应对和研究生物恐怖活动与现代基因战等一体化战争方面毫无准备和经验。因而，非典最初被忽略和轻视，但与世界卫生组织等西方势力渲染的“说谎”、“有意掩盖”等妖魔化完全不同。

如果说非典没有引起人们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足够警觉，那么十七年后的新冠疫情中，这个“国际组织”的丑陋表演应该让所有善良的中国人幡然醒悟。长期以来，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盲目迷信，导致善良的中国人无暇去独立审视这些所谓的“国际组织”真正的幕后背景、主人、创建的目的以及运营机制，结果导致被这些“国际” 机构与美西方强权的双簧戏误导、陷入被动，这也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一大惨痛教训。

历经非典和新冠的巨大民族劫难，全国人民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沉重代价，难道我们对一体化战争还要继续“毫无准备与经验”吗？！

（未完待续）

想念主恩

从新冠回望“聪明绝顶”的非典

华龙 国士之风2023-07-06 08:37 重庆

潘多拉盒中的魔鬼：现代生物基因战

（一）　

绝顶“聪明”的非典与“先知先觉”的世界卫生组织（WHO）

目录

（1）从新冠回望“聪明绝顶”的非典

（2）从非典到新冠，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3）“先知先觉”的世界卫生组织（WHO）

蓝色为已更新，黑色为待更新

（1）从新冠回望“聪明绝顶”的非典

柏林墙倒整三十年，2019年，经过三十年悄无声息的撒网布局，为彻底扫除它们主宰世界的最后“绊脚石”，美国率领的西方“自由世界”终于大规模启动了全方位绞杀中国龙的战略实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将经历民族复兴必经的系列大炼狱之一。

自2019年1月至8月，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组织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蔓延的推演。推演假设：“新型流感病毒”疾病首先在中国暴发，然后在全球蔓延。推演后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到了推演的正式报告，该报告名为《赤色传染》（Crimson Contagion）。

2019年10月，在太平洋两岸的美国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重大事件与时间“巧合”。这个月，针对生物恐怖与大规模传染病疫情，美国纽约市举行“201事件”（Event 201）疫情应对桌面推演。该次推演活动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健康中心与盖茨基金会等机构组织。推演假设：猪身上的新型冠状病毒首先在巴西感染人类，导致疫情大爆发并继而蔓延全球。参加预演的政、军、情、商、医界人物中，包括前中情局副局长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等。

纽约“201事件”疫情推演后不久，在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武汉，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后不久，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冠状病毒开始悄然出现。

武汉地处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十字交汇点，为“九省通衢”之地，人口多达1100多万。疫情“碰巧”暴发于“春运”这个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之际，是从潘多拉盒子释放魔鬼的最佳时机。在本该一片祥和、喜庆的日子里，这个魔鬼在迅速扩散、肆虐，死亡的阴影在笼罩着武汉。

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武汉所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开始关闭，所有进入武汉的水、路客运停止，武汉实质上处于内外水、陆、空交通全部封锁的状态。史无前例的武汉封城开始。

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英文名被正式命名为“COVID-19”。当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的冠状病毒小组(CSG)也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正式名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SARS-CoV-2）。该病毒的名字中携带 “SARS” （非典）字样，因为它与2002年在中国引发非典疫情的病毒关系密切。前后十七年现身的两个病毒不仅属于同一物种，还是“近亲”。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短短十七年之内，遭遇两次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惠顾”。

引发“非典”的神秘病毒于2002年11月首先在中国广东被正式发现，随后广东疫情加剧，多名感染者相继死亡引起民众恐慌。仅从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看，截至2003年7月11日，全球非典累计确诊病人为8437人，其中，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华人比较集中的新加坡等地的非典确诊病人占据了绝大多数，高达7748人，再加上加拿大华人非典确诊病人，华人共占全球非典确诊病例的96％以上。华人非典死亡人数也同样异常高——全球非典累积死亡人数为813人，其中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为762人，如果再加上加拿大华人死亡病例，也占全球非典死亡率的96％以上。

非典病毒可通过唾液经由空气传染，并对免疫系统造成摧毁性破坏。与大多数其它病毒不同的是，大多数至此发现的病毒基本上都是抑制免疫系统，并攻击那些最虚弱的群体，如老年人，这是正常病毒的一个攻击特征。然而非典病毒与此相反，它对免疫系统具有某种强大的刺激性作用，最终导致免疫系统过于活跃，对肺组织造成摧毁性破坏，即“免疫风暴”。在这种风暴袭击下，更易受到袭击的也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不仅如此，即使恢复健康的幸存者，大多也留下严重后遗症，他们的肺往往受到不可挽回的损伤。

按照数据建模推算非典的传播速度，在两个月之内，非典感染人数从个位数跃至五千人，若这个趋势得不到有效阻断，在三个月内，中国大地就会出现2500万的非典患者，社会秩序将濒临崩溃。不及半年，整个种族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天佑中华，这个数据建模没有付诸现实。

问题是：这个病毒对华人有什么特殊的“情结”吗？这是一种专门针对华人基因的病毒吗？

与十七年后的新冠疫情如同一个剧本复演，在非典爆发的第一时间内，针对非典“起源”问题，美国等西方“专家”、科学权威、媒体迅速掌控了话语权，控制了舆论与信息流通。从一开始，非典／“萨斯”（SARS）就被牢牢定位、被推销成“源于中国”，而且幕后遥控师也迅速兵分两路，默契配合，一部分扮演“主流”，高调渲染“非典自然起源论”，另一部分扮演“异端”，传播“人工制造论”。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把源头牢牢钉在一个目标身上：中国。

如在“自然起源论”中，所谓的“中国人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动物传染源”等信息铺天盖地，持续不断地轰炸着普通公众的思维，公众的大脑思辨力完全瘫痪。与此同时，许多医学工作者及科学家对非典的“异常诡异性”、针对华人制造的“基因武器”等疑虑被迅速打压，并继而在西方主流媒体与科学界的集体缄默中被迅速埋葬，诸多研究者的相关研究与结论也在种种官方权威机构的声明与解释中被删除、有意忽略、边缘化。

实际上，当时，台湾马偕纪念医院(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的研究团队在对非典感染的病人群体进行详尽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非典病毒“偏向华人”。该病毒对特定基因携带者更具有致命危害，被这个“智力非凡”的病毒特殊“惠顾”的，是携带人类白细胞抗原基因综合体（HLA）的特殊群体，主要存在于华人血统，但因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缘故，大约10-15%的华人血统者携带这种特殊基因。

来自台湾的研究并不是医学界对非典诡异性的唯一报告。许多其他科学工作者都指出一个怪异现象：这种神秘的新病毒无论在其结构上、还是在其似乎有意选择攻击目标等方面，都明显呈现“非自然”生成的诡异属性。如对艾滋病、癌症以及其它生物基因武器都有研究的医学研究者艾伦·坎特韦尔博士(Alan Cantwell ) 就从非典的病毒结构角度，提出“人工合成”的判断。

在南亚次大陆，非典极不寻常的“种族针对性”十分鲜明。当非典在世界多地的华人群体中肆虐时，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等人口，如同欧美、俄罗斯等国家的人口一样，不仅都明显地显示对非典感染性的免疫能力，而且即使有极少数人被传染，也显示了充分的抵抗力，基本都迅速而安然无恙地恢复。在新加坡这个华人与印度人口混居的地方，这个对比更是鲜明。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印度医学界也注意到了。有神在保护印度人吗？2003年4月23日，《印度斯坦时报》（The Hindustan Times）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印度］次大陆对非典免疫吗？》（Is the [India] Sub-Continent immune to SARS menace？）。该篇文章指出“这个问题让医学界很迷惑，医生们在谈论这个病毒具有种族针对性的可能。”，并列出一些让人费解的事实，如大批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斯里兰卡人等频繁光顾被非典严重影响的地区——香港、新加坡等，这些地区也居住着大量的印度次大陆的移民及劳务人员，尽管与当地华人比起来居住条件要差得多，但却几乎很难找到这些人种中有什么人感染到非典，即使是那些被检查出携带病毒的，也非常容易被医治，恢复健康的机率几乎是100%。

华人以外的群体对非典具有特殊免疫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地区，如美国版的非典病症要比中国版的轻得多，以至于医生们建议，应该把病名改为“MARS”，即“温和性呼吸道综合病症”，而不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医学以外，非典在中国的传播扩展路径也显示了精确军事打击一样的“智能”性，比如，感染非典病毒的中国患者绝大部分并无明确的接触史，而且主要来自几个极具特殊意义的地区：作为中国及亚洲金融心脏的香港、中国的商贸及制造业重地广东、能源要地山西、中国的文化、政治及国家行政管理心脏北京。

非典病毒是否具有针对华人的“种族针对性”？这个可能性几乎成了中外科学界与医学界的讨论“禁区”。在西方主宰话语权与信息流通的媒体与科学界的有意压制下，“种族生物基因战”的可能性成了被嘲讽打压的伪命题。西方媒体、医学、科学界相互默契配合，极力回避非典的种族偏向性，有意将视线从针对华人的基因武器的可能性上转移，成了一场心理战与宣传战的焦点。决意把这个问题“解释掉”，似乎成了某些“专家”、“权威”的唯一使命。在他们的各式各样“解释”中，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利用他们的“专家”与“科学”光环，自欺欺人、反智、愚民。

非典爆发后，一个“非典起源”故事被西方主流媒体在全球广泛传播，在它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中，非典起源于一名中国广东的病人在香港的酒店居住，他用手按电梯上的按钮，如此把非典病毒传播开来。这个极为反智的谎言至今仍被全球各国大多数公众深信不疑。为了强化这个谎言的“真实性”，英国BBC等媒体甚至还以故事重构的方式，通过画面说明的形象手法，在观众的大脑中深深地烙刻下这个印象，以确保其“无容质疑”性。

在这一切被反复传播的小说般的“报道”中，鲜有人想到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这些记者、“科学家” 是怎么知道这个病人在电梯上按电钮传播病毒的？他们又怎么知道该病毒引发疫情的前因后果流程？莫非长了穿透时空的上帝之眼？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却几乎无人站出来挑战。

如果实在找不到什么好理由解释非典对华人的“惠顾”，就干脆断然否认这个事实。这是西方主宰话语权的世界科学界的另一对策。如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AIIMS） 的某病毒学家就告诉公众，虽然在印度次大陆，华人以外的种族免受非典袭击，但“病毒从不具有种族敏感性，不过也有可能，［印度］次大陆这部分地区的人口发展了一些抗体，可以抗击非典病毒”。然而，该病毒学家却无法解释，这个精于袭击华人、拯救其它种族的特殊“病毒抗体”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发展”的。

小蜘蛛们繁忙异常，大蜘蛛侠总是要出场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当然也不能永远保持缄默。当被迫对非典在华人群体中蔓延的异常属性作评论时，在一个视讯会议上，时任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主任朱莉·路易斯· 戈贝丁博士（Julie Louise Gerberding）一方面被迫承认这个事实：奇怪的非典病毒以异常快速的方式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等华人人口中迅速蔓延，但她又断然否认“种族针对性” ，一口咬定，非典是“不具有种族针对性”的。

更吊诡的是，她甚至有意回避提及“华人”一词，而是玩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十分擅长的“国技”——英语文字游戏，精心选择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用词：某些“群体”（communities）。这一词的巧妙使用，去除了种族特色，为世界公众造成一个误导性假象，仿佛非典的传播是与某种神秘的地理环境及社会环境、居住条件等相关；不仅如此，精心选择使用“群体”这个词的复数（communities），这位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主管也巧妙地遮掩了一个事实，仿佛遍及世界的许多群体都受到 “机会均等”的非典攻击机率，仿佛非典的攻击毫无区别性、最大受害群体是多个，而不是事实上的一个：华人。

朱莉·戈贝丁博士被视为美国的传染病专家权威，曾担任的职务不仅包括“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主任、美国“有毒物质和疾病登记处”(ATSDR）的负责人 ，也是“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反恐”大战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并在一系列知名学术机构中执教，如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加利福尼亚大学等。

审视一下被许多研究者指控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之类的科学与医学权威机构与生物基因战网络的密切关联、它们在生物基因战与误导宣传战中的角色，也就不该奇怪某些“科学权威”之流的做戏了。

既然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出场了，它的“国际”伙伴也必然要出场上演双簧戏。在这类大戏中必不可少的，是被欧美牢牢掌控的一个个挂牌“国际”组织的羊头狗肉铺。如在非典大戏中，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长期以来，这个“国际”组织就被许多研究者指控，作为西方生物基因战、种族灭绝战的秘密渠道，通过各种“疫苗”等“联合国”项目的掩护，向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秘密传播多种传染病，包括乙型肝炎、艾滋病，等等。

明白了这个“国际组织”的真面目，才会明白它在非典及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一系列吊诡丑陋操作。如在非典疫情中，尽管“种族针对性”的属性堂皇地摆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来自医学界、科学界的警觉呼声也不时传来，不仅在一切数据、证据根本还未汇集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断然拒绝对受害者按照“种族”进行分类归档载录、一口否认非典具有“种族针对性”的可能性， 还一直竭尽全力避免提及非典患者的异常种族构成。无论确诊病人还是死亡人数，华人都占据96％，这样一个数据如果还不足以触发任何警报，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有人在假睡。

不仅如此，这个以联合国的国际机构挂牌现身的组织，本来肩负对疫情受害国政府提供援助、密切合作的责任，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国政府疲于应对突如其来的致命病毒、急需帮助时，却带头发动对中国政府妖魔化的宣传战，异乎寻常地公开高调指责中国政府“掩盖真相”。

在非典疫情中，在西方军情机构及其在媒体、“非政府组织”代理门面的步调一致的舆论战中，许多人相信、参与指责中国政府是非典的制造者与生物基因战的“恶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世界卫生组织一个推波助澜的煽动性指责——2003年4月，该组织公开高调指责中国政府“说谎”、“有意隐瞒非典的早期病例”。在十七年后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一出戏以更加含而不露、炉火纯青的演技再次重演。前后十七年，在非典与新冠疫情中，对中国进行妖魔化、谎称“中国政府制造了病毒”的舆论战大军都骑着世界卫生组织“指责中国政府”这匹战马，并成功蒙蔽了大批世界公众。

未完待续

想念主恩

（二）生物战由来已久

华龙 国士之风2023-07-10 11:52 重庆

（二）生物战由来已久

作 者 ：华 龙

（1）历史的警钟

微生物在军事上的应用，自古就有，如基督教纪元前七世纪，两河流域的亚述人使用麦角菌污染敌方水源，雅典的独裁执政官梭伦用臭菘给敌方水源投毒等，都是典型例子。

时间迅速向前行进七个世纪。十四世纪，蒙古大军围攻黑海附近的卡法城，把死于鼠疫的士兵尸体通过投石车抛入城中，导致卡法城鼠疫成灾，最终不攻自破。逃离卡法的居民将瘟疫病菌扩散到所及之处，瘟疫迅速蔓延到欧洲其它地区。

在近现代，细菌武器不但被用于杀伤敌方军力，还被用于灭绝一个种族，在这方面，“民主、人权典范”的盎格鲁-撒克逊家族是当之无愧的地球老大，早期范例之一，就是对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澳洲大陆土著人口的细菌战。

1763年，在加拿大，英军殖民者遭到当地印第安人的反抗。当时担任英军驻北美总司令阿美士德（Jeffrey Amherst ）批准手下将领提出的一项建议：使用天花细菌消灭印第安人，阿美士德还进而提议：“尝试任何其它有助于根除这个该死的种族”的办法。于是，英军向印地安人“赠送”了稀奇的“礼物”：沾染了天花病人皮肤粘膜排出的细菌的毯子和手帕。印第安人不同于欧洲人，在与旧大陆隔离的环境中没有欧洲大陆的传染性疾病，因而身体还不具备有效的免疫系统去应对这些致命细菌。对印第安人使用天花属于早期的种族生物武器，并成功导致印第安人大批死亡——实际上，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死于瘟疫、天花细菌的人数要远高于被殖民者直接屠杀而死亡的人数。

致命的传染病也不仅杀死了印第安人，也从心理上摧毁了他们的抵抗意志。英国人最终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辉煌成功，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日后称霸全球、并至今维持超级无形帝国的地位，不断重演这历史丑恶一幕而写好了教科书范本。

英国早期针对美洲大陆印第安人的种族生物战也同样用在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身上，在塔斯马尼亚岛，1788-1888年的短短一百年间，岛上所有的纯种土著人口全部消失。

美洲印地安人、澳洲土著民族的悲剧是人类历史上的一记长鸣警钟。从21世纪的科技发展角度看，当年的“天花细菌战”十分原始。但鲜有人想一个十分简单而冷峻的问题：即使在五百多年前的原始科技下，生物细菌战，或者说变相的种族基因战，就轻而易举地使一个种族几乎灭绝，并摧毁了曾经灿烂辉煌的文明，如今以量级的速度飞跃发展的生物工程技术、数十年被紧锣密鼓研发的种族基因武器，其后果又会是什么呢？作为这场现代无形大战的终极打击目标，这一切对华夏民族的生死存亡又有什么历史教训？

（2）魔鬼的胚胎：从一战到二战

两次世界大战中，多个西方国家都使用了生化武器。第一次大战中，欧洲参战的双方都把生化武器投入战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一战后诞生了1925 年的《 日内瓦条约》（Geneva Gas Protocol ），该条约禁止使用任何化学武器，除非作为报复反击手段。但就如所有的国际公约一样，对于盗贼，门上的锁不过是个摆设而已，只防君子，不防小人。而若君子一味相信小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腑，就会频频上演农夫与蛇的现实版。

不仅如此，一战的欧洲战争也为后来中国在日军手下遭遇的细菌战埋下了种子。

第二次大战中，交战双方同样都在紧锣密鼓研制生化武器，也都在无辜者身上进行试验。在这个领域，纳粹德国与日本是先头兵。

在卷入西方诸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都使用了生化武器，这给了日本一个很大的激励与启发，并决心向“先进国家学习”。如后来成为日本关东军731生化细菌部队的创始人、部队长官的石井四郎对一次大战中西方诸强投入使用化学武器兴趣浓厚，力推日军发展日本自己的类似武器研制；再比如，1939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助理教授内藤良一抵达美国，访问了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在该研究所搜集了有关黄热病病毒等资料。（“洛克菲勒”这个名字在世界上声名显赫，它频频出现在许多研究者在种族灭绝、种族基因武器研制等话题中，这里暂且留作后话。）

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就开始着手组建生化细菌部队，包括可独立运行的大型细菌培养设施、可进行人体试验的实验室及监狱、用以制造细菌炸弹的生物武器库等一整套配套设施，还包括自己的机场、特种飞机、可供处理人体试验对象尸体的特殊焚尸房，等等，当时世界规模最大。最臭名昭著的是后来被熟知的731部队，总部设立在哈尔滨外的平房，并在长春等地也建立了研制及试验设施。除了731，日军的主要生化细菌部队还包括中国东北的101部队、南京的1644部队、广州的8604部队，等等。

组建731部队的一个核心人物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石井四郎。作为医学博士，他也成为731部队的部队长官。731最初被称为“防疫研究室”，伴随着这支特殊部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名称也更换数次，包括“加茂部队”、“东乡部队”，进入四十年代才启用了“731”这个番号，但对外名称则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官方上，它的任务是解决关东军的“防疫”、“供水”问题。

在惨绝人寰的人体试验领域，日本民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恐怕也让德国纳粹们汗颜，如731部队的研究人员不仅让人体试验对象感染上病菌并继而研究死亡的比例，而且为了获得更精确翔实的科学数据，他们还精心地在感染的不同阶段挑选受害者进行解剖。石井四郎想知道人的极限——如何让人受尽折磨、在达到死亡的临界线时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为了这个“科学”研究，诸多当地的无辜平民百姓，包括妇女与儿童，被带入731部队。被当作试验品的人，不被当作“人”，甚至连动物都算不上，而是被称作“马路它”（日语：“丸太”），即被砍伐下的“圆木”。也不奇怪，在日军种种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中，不仅包括细菌感染、冻伤、活体解剖，甚至还包括活蒸人体等灭绝人性的科学实验。

1945年8月初，苏军跨越中苏边境之际，日军不仅炸毁了在中国的生化细菌武器研发设施，还杀害了剩余的还未使用过的人体试验对象。

2021月8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解密了一部分历史档案，其中包括对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军官的审讯记录，包括日军731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的一些细节。大量资料也从美国方面相关的解密档案中出现。

在东京审判中，在美国担任首席检查官、美国一手主导整个审判的的便利条件下，当属甲级战犯的石井四郎等日军生化细菌战核心人员被美国严格保护，成为美国生化细菌战的“有价值合作者”。在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也向远东司令部发布的“WX95147”号命令、国务院的“SFE188-1”号电文等资料中，都可看出美国决意保护日军生化细菌战罪恶及其秘密的决心，如国务院的电文“严禁将石井等人的细菌战情报用作追究战争的证据”。对美国来说，如果公开日军的细菌战情报，将“会削弱美国科学研究开发领域在这方面的优势”。（参见谢尔顿·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

作为交换条件，石井四郎等日军生化细菌战专家向美国提交了大量的资料，包括人体试验报告、针对农作物及动物的细菌战研究报告等宝贵资料。自1945年起，美国陆军生化武器研制中心之一德特里克堡的生化武器专家就与石井四郎等日军生化细菌部队的主要成员频繁接触。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相关资料中，包括德特里克堡的生化武器研制人员与731部队核心成员的大量的面谈实录等材料，埃德温·希尔博士提交的《埃德温·希尔报告》包括日军对植物、动物、人体实验、各类病毒以及生物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同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还有美国与日本签订的《镰仓协议》，共九条，其中包括“日本研究人员将受到绝对保护，免受战争罪责追究”、“秘密调查报告仅限于希尔博士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中的美国人、石井四郎、及约二十名研究人员”等内容。

1947年4月，德特里克堡的诺伯特·费尔博士奉命赴日，其情报汇总也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其中依稀可见费尔的兴奋：“目前在德特里克堡研究的实验日本人已经做过，并且还有许多新的研究，包括真菌、细菌、线虫对满洲以及西伯利亚地区谷物和蔬菜的影响。”。

而早在那之前，1945年10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就秘密授权一个科研小团队抵达日本与石井四郎秘密会面，领队者为时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Karl T. Compton）。卡尔·康普顿提交的情况汇总现存于杜鲁门博物馆。当时，穆雷·桑德斯中校（Murray Sanders）、查尔斯·威勒比将军（Charles Willoughby）、负责科学情报收集的、并多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卡尔·康普顿等人被分派到麦克阿瑟将军手下，表面上，他们的任务是“调查”日军生化武器试验，实际上，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以此为借口，将这些研究资料及其核心人员秘密转移到美军控制之下。

康普顿本人是个著名物理学家，也曾多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物理学分部的主席、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等一系列美国乃至世界科学界声名显赫的头衔。1933年，身为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康普顿被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为新建立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并成为1940年创立的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D部的主掌人，在美国研发核武器袭击日本的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战后，康普顿成为美国“总统军事培训顾问委员会”主席及美国“海军研究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二战期间，桑德斯中校曾负责调查、分析日本的生化武器能力，并参与美军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等非常规武器研制的试验。他在“调查”日本生化武器能力后被召回美国，前往美国陆军生化等非常规武器研制基地德特里克堡，向那里的生化武器研制科学家们介绍来自日本的这些“天掉馅饼”，但不久就患上了肺结核，接替他的接班人也遭遇不幸命运：在为美军远东司令部及德特里克堡工作后，被宣布“自杀”身亡。

至于日本，虽然日本失去中国的生化战基地，但在日本本土则相当完整，二战后与美军合作得以继续发展。美国也开始在日本利用日本生化战人员发展细菌战研究。1946年5月，美军以日本相模大野为基地，建立了美军在日生物细菌战部队。这支特殊部队的原名叫“美国陆军在日医疗本部第406医学研究所”，表面上，该“研究所”的任务是提供各医疗部队的“捐血”业务。

1952年，美国下令免除约日本上千名军医的罪责，被免除战争罪责的日军生化细菌部队成员更是光明正大地“转正”，那些参与生化武器研制的日军军官及来自东京大学、庆应大学、京都大学等精英大学与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们被政府及日本社会再次惠顾，一部分得到丰厚的退休金养老，一部分继续在日本一些最大的化工、医学研究机构及公司、以及美军的生化武器研制中心工作。有的甚至成为日本尖端学术研究机构的教授、校长等，有的则成为在国际舞台上翻云覆雨的科技-工业-金融-政治一体化财团的核心人物。

如曾任满洲医科大学校长、731部队长的北野政次，战后被任命为中村龙制药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绿十字血液研究所长、南极特别委员会医学部门委员、绿十字最高顾问等职；再比如曾任731部队第三研究员的早川清，战后担任早川预防卫生研究所的所长；至于石井四郎，二战后他主持了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1959年在东京死于喉癌。1981年9月5日，在日本倍卅美愿宾馆，731部队战友会还隆重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并决定要为已死的石井四郎建“公德”碑。这一切还仅仅是战后横跨全球的纳粹势力蜘蛛网的冰山一角。

1947年5月6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从东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绝密电报如此写道：“……石井四郎很不情愿地承认，他上面还有更高级别的领导，石井四郎主持生物武器研究，那个领导是知晓的，而且是那个领导授权石井四郎这样做的。石井四郎说，如果美国方面能提供书面保证，让自己、自己的领导和下属免遭“战争罪”起诉，那么他愿意对整个项目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石井四郎说，关于如何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使用生物武器进行防御和进攻，他掌握大量重要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都是通过在远东地区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实地使用最先进的生物武器之后获得的。”

这封电报里虽然没有透露授权石井四郎在中国进行惨无人道实验的那个“领导”究竟是谁，长期以来，美国对此也一直三缄其口。那个“领导”并不是被西方媒体渲染的“日本皇室及政府都难以控制的”日本关东军，而是日本天皇家族，当时，不仅日本昭和天皇裕仁本人知晓并相当欣赏石井四郎的“科研”能力，而且数名天皇家族成员都参观过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实验设施，昭和天皇的叔父朝香宮鳩彦王甚至掌控着日本关东军的实际财权。这个朝香宮鳩彦王也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魁祸首，正是他对日军下令“教训”南京的，只因为美国与天皇家族的秘密交易，才让他及天皇家族免除战争罪惩罚，并在逍遥中度过余生。

在“南京大屠杀”中，朝香宮鳩彦王的两名助手奉他的命令，主持了该次大屠杀，但二者都于1945年底，在战争审判开始前，突然死于“心脏问题”。朝香宮鳩彦王本人则在战后不仅在安逸悠闲中度过晚生，甚至还受到梵蒂冈教会的特别赏识——不仅皈依成天主教徒，还被给予一个殊荣：“马耳他骑士团”（SMOM）的骑士。

直到21世纪的今天，日军当年积累的大量的生化武器试验技术数据、乃至日军对中国使用生化武器的事实也一直被美国隐瞒。但在美国《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被解密的“绝密”政府文件中，大量细节显示，不仅大批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参与了对日军生化细菌战、惨无人道的人体生化细菌实验的事实，美国的诸多科学家家、医学专家、学者也参与了证据的掩盖工作。

1947年7月15日，针对美国各方大打出手保护日本战犯的一切活动，“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的塞西尔·胡伯特（Cecil F. Hubbert）提出警告：那样做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因为“在德国的‘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把石井四郎等人所做的那种人体实验判定为战争罪”。他指出，美国“目前正在德国纽伦堡对一些德国一流科学家和医生提起诉讼，因为他们曾在人体上进行实验，对实验对象造成了很多痛苦，并导致了实验对象的死亡”。

事实证明，胡伯特是多虑了。他太小看自己国家那张覆盖一切的黑暗蜘蛛网的翻云覆雨功底了。在纽伦堡进行的战争审判，就如在东京的一样，不过是为公众演出的一场戏。

在纽伦堡战犯审判 中，七名纳粹医生被判处死刑，九名被关进监狱，但公众不被告知的是，这些纳粹分子，如同大多数在东京走上审判席的日本战犯，不过都是可被抛弃的替罪羊。绝大多数最重要的、最有“保存”价值的纳粹精英早已被安全转移，包括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 ）——被称为“里昂的屠夫”的盖世太保、享有“死亡天使”之誉的纳粹党卫队军官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埃⾥里希·特劳布(Erich Traub) 等等。门格勒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师”，执掌生杀大权并对囚犯进行人体试验。特劳布是纳粹的顶级病毒与生物战专家，是纳粹德国在波罗的海的生化实验室主管，为纳粹进行活体细菌试验。

要了解纳粹与战后美国的无形纽带，我们需了解二战接近尾声之际在前线隆隆炮声掩护下在幕后发生了什么。

在《借尸还魂：纳粹帝国的战后复生与全球化》主题上，我们会看到，在后来担任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的协调组织下，杜鲁门总统授权与纳粹德国在东部前线的情报网络主掌人盖伦将军秘密达成交易，使纳粹谍报及秘密作战网络完好保存下来，在二战后被纳入美国的反共秘密作战网络。这支队伍也构成战后联邦德国国家安全与谍报机构的核心。与此同时，在残酷厮杀的战线背后，另一场无声的战斗也在静悄悄中进行着。美国与苏联为抢先获取纳粹的科技研究资料及尖端科研人员，展开了激烈争夺。

在代号 “曲别针计划”（Operation Paperclip）等一系列绝密行动下，被美国“抢”到的尖端纳粹科学家们也在美国的保护下，继续为美国服务。对我们眼下生物基因战相关的一个重要的纳粹生物战专家——在细菌和病毒、昆虫、动物传染病领域十分擅长的埃里希·特劳布(Erich Traub)就是该绝密计划下被护送到美国的。二战后在美国的诸多生物武器研制设施中，其中两大设施十分瞩目，一个是德特里克堡，另一个是普拉姆岛。前者是日本731部队的直接受惠者，后者则是纳粹德国的直接受惠者——正在在纳粹专家特劳布的协助规划下，普拉姆岛成为美国以动植物生物武器为主的主要绝密研制基地之一。

当今人们最熟悉的二战中的纳粹罪行，或许莫过于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及其对囚犯们的人体毒气试验。但在西方媒体、政客们的集体大合唱渲染下，这里发生的反人类罪恶中最丑恶的篇章之一长期被渲染定性为“纳粹军队”所为，某些媒体与历史教育权威们似乎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真正的罪犯，泛泛地使用“纳粹”一词让人们忽视真正的问题：究竟什么人在从事人体试验？一个被极力回避的话题是：虽然纳粹军队犯下了种种罪行，但这个已成为纳粹种族灭绝暴行象征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它也与“法本集团” 等国际化工、医药等跨国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战中，德国的战争机器与化工巨头“法本”公司（I.G. Farben ）大量使用集中营的囚犯进行人体试验，法本公司就是今天在世界上声名显赫的多个国际化工、医药、种业跨国公司巨头的母体与亲密的合作伙伴。

“法本集团”在纳粹的生化武器研制中功不可没。如“法本集团”派驻自己的人员，驻守多个集中营，对关押的囚犯做人体生化武器的活体试验、做“法本集团”的药物研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法本集团”计划建立新一个大型合成橡胶与液体燃料工厂。1940底、1941年初，场址被选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近邻，劳工来自集中营中的囚犯。“法本”的工厂用地及其员工住房所在地本来居住着波兰与犹太人口，纳粹政府把这些原居民强行无偿驱逐后，把场地以超低价“卖”给“法本集团”。“法本集团”又继而与集中营达成了“协议”：“租用”集中营囚犯。在一封写给自己同事的信中，“法本集团”董事奥托·安布罗斯（Otto Ambros ）如此写到：“我们与党卫军的新友谊是非常富有成效的。”

“法本集团”运营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分营是纳粹帝国第一个由“私有”企业资助并建造的集中营。先后有三万五千多奴工被役使在“法本集团”运营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分营，其中约二万五千人死于营养不良、疾病、超限度的工作强度。抵达这里的囚犯平均生存期仅为三个月。

“法本集团”仅仅是纳粹德国众多企业作为纳粹势力的一部分、修建各自的纳粹集中营、役使奴工的一个缩影。众多其它著名企业，如克虏伯（Krupp）、西门子-舒克特（Siemens-Schuckert）等，也都忙于建立各自的奥斯威辛集中分营，与自己的工厂联合运作。现存资料显示，奥斯威辛集中营至少有45个卫星分营，其中 28个与德国企业联合运作。

在为“法本集团”做“科学实验”的纳粹医生中，最有名的恐怕要算约瑟夫·门格勒博士了， 门格勒有“死亡天使”之称，被列为史上最邪恶的纳粹分子之一。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门格勒也通过 “科学试验” 进行各种生化武器研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档案中，包括“法本集团” 实验人员与集中营指挥官之间众多的信件往来，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有：

• “着眼于已计划的可诱导睡眠的新药物试验，如能将一些囚犯置于我们手中处置，将很感激......。”

• “我们需要150名左右的妇女......”

• “我们确认你方对协议的同意。请为我们准备150名最大可能健康的妇女......”

• “已经受到订单150名妇女。尽管她们瘦骨嶙峋，我们认为条件还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将随时通告你试验的开展情况......”

• “试验已实施。所有的试验者都死亡。我们不久会就一批新货物的事宜联系你。” ——“一批新货物”？毫无疑问，“法本” 公司把这些囚犯当作“货物”，而不是人。

战后，为了脱掉“法本”集团为纳粹研制、制造毒气等生化武器、使用纳粹集中营的囚犯做人活体试验这样的纳粹形象，以为其在全球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便利条件，“法本”在瑞士注册的名字被改为“国际工业与商业参与公司”（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pour Participation Industrielle et Commerciales S.A” ）；在讲德语的巴塞尔，则改为“国际工业与贸易参与公司”（“International Industrie und Handelsbeteiligungen A.G”，或减缩为“Interhandel”）。除了更名换姓，“法本集团”还通过选用纳粹在瑞士的代理人作其董事会成员的方式，摇身一变，声称自己已成为一个“完全的瑞士公司”。

在美国，“法本”则通过庞大的关系网与公司控股等隐蔽渠道，控制着各式各样的美国公司。这个控股公司建立时，其公司董事会人员构成也很能说明问题：其中包括多名美方的工业与银行业巨头，来自花旗银行、福特汽车公司、洛克菲勒控制下的美孚石油公司等。

1947年，为了让“法本集团”彻底脱掉“纳粹战争机器”这层皮而得以化身，并在二战至今的世界舞台上堂皇地再生，美国在德国的军事政府大显身手。本来，“法本集团”庞大的帝国要被拆散为47个小集团公司，但这个计划被美国及英国政府的纳粹朋友们更改，在最终实施的计划中，159个“法本集团”的工厂被重组成三大集团：巴斯夫（BASF）、拜耳（Bayer ）、赫斯特（Hoechst） ，即后来的安万特公司（Aventis）；同时，爱克发（Agfa）等四个稍小的集团也被置于重组计划，爱克发被并入拜耳（Bayer）。1955年，当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时，这三大集团的第一次年度股东会议上通过的最早议案之一，就是授权一项变化：从公开的股权拥有改回到秘密的不记名股权拥有。为什么要变成秘密拥有？想必人人心知肚明。

无容置疑的是，由西方国际跨国公司、金融投资机构、工业巨头、军情网络、政府、媒体、学术科研团体、法律界组织等构成的精英一体化势力网络连结着纳粹德国与西方其它国家，期间的隐匿纽带一衣带水、不可分割。

十分值得静心审视的问题是：今天，一切是否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

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摩根财团及大通银行在法国都生意如旧，这也多受益于这两家银行与纳粹势力之间的密切兄弟关系。他们也拥有诸多共同的英国朋友，如肖克罗斯勋爵（Lord Shawcross ）。肖克罗斯勋爵何许人也？他“碰巧”被任命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的英方代表。

显然，在胜利者的词典里，在秘密权力精英一体化网络的世界里，“利益冲突”从来都不存在，它只是给普通大众观赏用的。看清这一点，才会真正领悟战后国际秩序的来龙去脉，包括二战后纳粹势力在全球的重生与蔓延的根源与必然性。

在纽伦堡战犯审判庭上，24名“法本集团”的董事会成员及管理人员被以“大规模屠杀”、“奴役罪”等罪名判刑。不要惊奇——至1951年前后，他们不仅几乎全部被释放，而且也继续在德国公司承担各种职务，并倍受尊崇。同样不奇怪，在几十年内，不仅巴斯夫、拜耳、赫斯特各自都比1944年处于巅峰时的“法本集团”的总资产还要大几十倍，而且这三大化工与医药巨鳄的最高权力阶层也都被同样的势力占据着。

二战后，绞尽脑汁、大打出手地为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反人类罪行洗地的美国不仅迅速崛起为一个生物武器研制的第一大国，在脑控领域也成为与英国、苏联并驾齐驱的脑控技术大国。

美国的生物武器发展与纳粹德国及日本之间有一条密切而无形的纽带，这不仅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一体化精英势力网络从二战前就已开始扶持希特勒的纳粹与日本法西斯势力，而且二战后的美国生物武器研究的核心奠基者就是纳粹德国及日本的生物武器专家，在脑控领域美国则接盘了德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脑意识控制研究。 美国有机融合了这两大邪恶力量，拥有了全球最完备而尖端的生物武器开发能力，如此才让美国的生物武器，就如同它借力于纳粹势力的航天科技一样，在二战后迅速崛起，领跑世界。

当世界人民正梦想着一个“和平”新世界时，新一代非常规大战已在魔鬼的召唤下悄然拉开了它恐怖的帷幕。

二战结束后，美国导演、制造了一系列战争，其中的两场——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为美国及其盟军为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对华大决战的核心武器（如种族生物基因武器、脑控武器）的研制与试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天然试验场，并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的正式转型：以非常规武器为核心的新一代战争的时代正式开启。

在这两场战争中，中国、朝鲜、越南战俘成为新一代武器试验不可多得的、针对亚洲人种的武器“试验品”——这些战俘被称为 “dispensables”——如物品一样被随心所欲地使用，使用完毕被随手处置扔掉。在美军及中情局的生物、脑控技术的这些战地试验项目下，众多战俘与平民死于惨无人道的试验中，美国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并不断趋于成熟。几十年后，九十年代，这些技术已近完善。

正是自九十年代开始，各种神秘而不可解释的新型怪异流行病开始肆虐亚洲。玄机何在，答案必须从数十年前寻找。2002/2003年的非典也好，2019年末开始爆发的新冠肺炎也好，实际上是现代一体化战争的典范。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一切是二战期间日军对华生化细菌战的续集。

日军生化细菌部队的研究成果为美军提供了生化细菌战的宝贵资料，它们的用武之地也迅速到来，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军投入实战。

（未完待续）

想念主恩

从731 到朝鲜战争：日美的早期对华生物战与战后黑白颠倒术

华龙 国士之风2023-07-17 10:11 重庆

（三）

从731 到朝鲜战争：

日美的早期对华生物战与战后黑白颠倒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开始精心策划扼杀中国战略。通过制造朝鲜战争控制朝鲜半岛、进而绞杀中国，是其战略蓝图的重要部分。源自日本731细菌部队的研究成果为美军提供了生化细菌战的宝贵资料，它们的用武之地也迅速到来，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军投入实战。

早在1950年12月，当美国及其率领的联合国军向三八线败退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提出一个计划：使用生物细菌武器。1951年底，美国政府正式决定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生物战。1952年1月底开始，美军飞机携带感染了鼠疫、霍乱等十余种细菌与病毒的跳蚤、苍蝇、蚂蚁等昆虫，多批次向朝鲜的志愿军阵地等四十余个郡发动了生物战。不久，霍乱等在朝鲜半岛早已绝迹的烈性传染病开始在这些地区出现，许多朝鲜民众、志愿军战士都被感染。除了空投生物武器的途径之外，美军的步兵与陆战队重武器连也都参与了生化战。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秘密被中方捉获的美军飞行员证实，他们承认，自己的飞行任务是生物战。如1952年，被志愿军俘获的二十多名被俘美军飞行员陆续交代了自己实施生物战任务的经过。1952年5月17日，被俘人员的交代材料和录音，在北京和平壤公诸于世。秘密暴露后，美国政府立即全面启动了“贼喊捉贼”舆论攻击战。

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出面，将这些飞行任务说成是“普通常规的”；另一方面，一些国会议员与中情局一同高调渲染一个谎言故事，称这些飞行员是被共产党研究出来的先进的洗脑技术“洗脑”，才进行了有关美国生物战的“虚假坦白”。

在西方的话语权垄断下，有关共产党对美军飞行员进行“洗脑”的妖魔化宣传，至今甚至已成为被西方公众普遍接受的“历史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情局特工爱德华·亨特（Colonel Edward Hunter ）1951年出版的《在红色中国的洗脑》（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一书。1958年，在美国国会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congressional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听证会上，亨特“作证”称，”洗脑术”是来自红色中国的一个巨大威胁，中国人在使用这些“非美国”术，“非美国”意即这种手段是美国绝对不做的。

这场针对中国的黑白颠倒宣传战不仅为美国自己的生物武器研制、脑意识控制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遮掩，并将美国打造成一个“可怜的受害者”。

美国社会本来就具有根深蒂固的反华、反共与近乎变态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情结。这些有关共产党中国的妖魔化宣传也有效地激起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变态恐惧与敌意，并为美国大力开发新一代杀手锏武器提供“自卫”辩护，它向公众提供的惯用“逻辑”就是：共产党国家在使用这些新一代非常规战手段危害美国，所以我们也必须发展这些武器，才能捍卫美国及美国人民。

在西方研究者中，对美国实施生物战的事实进行最深入调查的，包括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学家史蒂芬·艾迪科特(Stephen Endicott )及爱德华·哈格曼(Edward Hagerman)。他们的调查结果于1999年正式出版，《美国与生物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 by Toronto's York University historians Stephen Endicott and Edward Hagerman (1999,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在书中，两位历史学教授汇集了大量资料，通过一系列对知情者的采访及查阅政府档案收集到的证据，得出了一个无容置疑的结论：“美国迈出了最后一步，并在朝鲜战场上秘密地实验和使用了生物武器”。

为了反击这个指控，英美为轴心的西方“自由世界”掌控的媒体、出版业、学术界、科研界等各方被发动起来。1998年11月16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布鲁斯·奥斯特（Bruce B. Auster）的一篇文章，恰好赶在《美国与生物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正式出版的几个月前，这个时间选择是十分刻意的，是“先发制人”，首先抢夺话语权。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奥斯特忠实地重复着中情局几十年前编织的妖魔化宣传战台词：任何指责美国在朝鲜战争使用了生物武器的说法都是“骗局”。为证明这套台词的“无容置疑”，奥斯特还以所谓的“苏联资料”作“佐证”。

实际上，在苏联崩溃后，在美国无底洞般的大量金钱等贿赂下，众多的俄罗斯精英被收买，情愿为美国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从尖端武器研制，到按照美方需要编织各式各样的故事、伪造各种所谓的“苏联历史资料”。如此，本来属于中情局等美国非常规战机器上编织的妖魔化宣传经过“苏联”这个奇妙的涂料，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苏联秘密档案”，被许多人视为“历史研究”的“更可信”的资料来源。

奥斯特并无查清历史真相的意愿，如他对《美国与生物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这本书中展示的大量的、无容质疑的证据毫不感兴趣，尽管这本书的两位历史学家作者甚至主动要给他寄去这本书，希望能共同探究历史真相。哈格曼如此讲述了奥斯特对这个建议的反映：

“我主动提出要把这书寄给他。他说，如果他感兴趣的话，会让我的出版商知道的，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要这本书。”

奥斯特究竟是否受雇于中情局的抢手？他自己的言行并没有消除质疑者们的疑虑。当然，奥斯特本人，就如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构》的作者——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一样，对这样的话题十分反感并矢口否认。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本书在中国的命运——据说，尽管已经解决了版权问题，但《美国和生物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长期却未能在中国国内找到愿意出版的出版社。

（对比一下另一本书在中国的命运：本来是为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提供合理合法的“道德”辩护、通过妖魔化慈禧太后“奸诈、淫荡”来丑化整个中华民族的宣传战一部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这是他的官方档案身份）埃蒙德·巴恪思手执一封来历非凡的推荐信从英国抵达中国，并在后来开始出手所谓的清朝宫廷“回忆录”，成为西方了解中国人的“权威”信息来源。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的大作就在英国本土被暴露是纯属其本人“淋漓尽致地发挥淫荡的想象力”，通过“纯属小说的虚构与信手编织”而打造出的妖魔化宣传式写作。不可思议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巴恪思“日记”不仅被许多人视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史料，巴恪思甚至被升格为“慈禧太后包养的洋情人”，《太后与我》不仅被出版，还在学术界与出版界引发轰动效应，甚至被高调宣传成“尘封68年之后才首见天日”的“清宫秘史”。）

当中国对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显然不感兴趣时，对中国进行五花八门妖魔化的舆论战大军却踏遍世界，横冲直撞，把“贼喊捉贼”的丑戏玩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

直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一直刻意隐瞒的，不仅包括朝鲜战争中美军自己的生物战罪行，也包括二战中日军生化细菌部队在中国进行的惨无人道的生物战及活体人体试验。为此，美国继承了英国等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们惯于使用、已炉火纯青的一门“国技”，就是人前、台后两张脸皮的娴熟调换。一个典型范例，就是围绕着《战争披露法案》的“演出”。

九十年代，公众的一个呼声越来越高——要求美国政府公开一直被保持缄默的相关秘密档案：在二战结束之际以及二战后，美国如何掩护纳粹德国精英逃亡、并让他们为美国继续服务的。在这些呼声的压力下，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不得不通过《纳粹战争罪行披露法案》，并于1998年被克林顿总统签署为正式法律。

在这个时期，一系列事件也把长期被美-日精英力量联合压制的日本战争罪引入公众的视野，包括日本在中国进行的生物武器试验、生物战、南京大屠杀等罪行，如谢尔顿·哈里斯（Sheldon Harris）的《死亡工厂：日本的生物战1932-1945及美国的掩盖真相》（Factories of Death:Ja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张纯如（Iris Chang）的《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等研究者的作品、一系列被日美法律界精英们联手推翻的对日诉讼案等等。当时，许多人呼吁《纳粹战争罪行披露法案》也应适用于日本，继而引发一些公众要求美国政府公开日本战争罪相关秘密档案的运动。

但美国政府再次采取了拖拉迂回战术，直到2000年12月，才在压力下正式确认把日本包括在《战争罪行披露法案》，并通过了《日本帝国政府披露法案》（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Disclosure Act）。但这些所谓的“披露”不过是面对公众的又一场公关戏。扫描一下那些被“披露”的档案，就会发现，真正重要的秘密档案或是仍被隐藏、或被涂抹删除得面目皆非，根本无法进行有意义的阅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内迅速将“调查”的话语权掌控在自己手里，从拖拉变为“主动”，美国司法部等部门开始主导对日本战犯的行为展开 “调查”。

二战后的东京战犯审判中，那些潜在的证人、潜在的可为公众提供真相信息者被谋杀、威胁、灭口。在半个多世纪后，这个模式仍同样适用。

虽然官方对年轻的华裔历史学家张纯如的死匆忙定性为“自杀”，这个定论一直被质疑。也一直有一种说法，在分析了张纯如“自杀”前的一系列事件后，判断这是典型的脑控“被自杀”，是对张纯如这样拥有独立调查倾向的历史研究者进行“中和”。这种说法是否纯属空穴来风，这值得每一个关注现代一体化战争（尤其是种种烟幕掩盖下的脑控技术发展）的有心人去深究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彻底“中和”是一个典型手段，另一个常用手段，是把那些勇于面对自己的战争罪、积极提供证言者列入“黑名单”，进行不露声色的惩罚打击与边缘化，日本的篠冢良雄、东史郎曾被拒绝入境美国一事就是这个手段的范例。

篠冢良雄曾服役于731细菌部队，参与了在中国的人体试验。1973年，他出庭作证表示，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东史郎曾参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1998年，两人计划以《二战时被忘却的亚洲大屠杀》为题发表演讲，并因此访问美国。篠冢良雄在芝加哥国际机场被拒绝入境。

谁在害怕他们为公众提供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生物战、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真相？在这个把“信赖上帝”的口号印上纸钞、铺天盖地炫耀的国度，良知，显然是个稀缺商品。

在“自由”西方世界，含而不露地垄断舆论及信息流通、隐而不显地控制媒体话语权、对信息“自由”进行覆盖一切的无形“审查”，这一切都是“自由西方”主宰现代国际秩序的一把金钥匙，一门冶炼得炉火纯青的帝国权术。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一些主流媒体惯于把援引海外报道甚至美西方的官方言论（通常是黑白颠倒宣传战）当作自己的新闻来源，有意无意中成了美西方的宣传喉舌。在对美国拒绝篠冢良雄等人入境的报道中，中国多家媒体以“美禁止35名日战犯入境”之类的题目进行报道，“据......报道”、“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之类的表述成了这些一些媒体为中国公众提供了解国际新闻“真相”的信息来源。根据这些中国媒体的报道逻辑，美国反倒成了“主持公正、嫉恶如仇” 的正义化身。

作为世界“经济第二”的大国，长期缺乏自己的话语权，任他人操纵自己的大脑意识，在一体化战争的时代，这就如同战士不带枪、甚至喝着敌方的迷魂汤上战场。

虽然美国长期否认自己的生物武器的研发与日本731部队之间的纽带，但实际上，从五十年代起至今，一些正直而有勇气的西方学者一直在挖掘真相。如五十年代早期，《中国月刊》(China Monthly Review) 杂志编辑兼发行人约翰·鲍维尔(John William Powell)，就在杂志上批评了美国及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并支持针对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指控。1956年，鲍维尔先生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其妻子席尔维雅和朱立安·舒曼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六年后，他们被宣判无罪，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

1980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鲍威尔发现了一份备忘录，该份备忘录卷入麦克阿瑟将军、查尔斯·威勒比将军及其他相关人员，揭示了美国与日军生物武器研制之间的秘密关联。针对该备忘录，鲍威尔写了一篇报道，题为《日本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发表在《关心亚洲学者公报》（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及《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上。但西方主流媒体对此保持着默契的集体缄默，话语权及全球信息流通的垄断导致世界公众对这个问题基本上仍一无所知。

在日本群体内，也有一些正直的研究者发出良知的声音。如旅美日本记者青木富贵子在进行大量调查后，出版了《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一书，记载了自己如何发现了石井四郎与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秘密协议。青木富贵子叙述到，自己是在美国国立档案馆里看到了令她震惊的《镰仓协议》，其中包括“日本研究人员将受到绝对保护，免受战争罪责追究” 等内容。

从许多方面看，被美国牢牢主宰的东京审判堪称司法史上的一个浓重污点。对生物武器研制的严加保密是其中一个要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要确保二战后对日本的全方位、不可撼动的控制而达成的一系列幕后交易。对日本一些真正战犯“清洗”的同时，将一些替罪羊或不方便的拦路石及时清除，是这个进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幕后秘密交易是美国二战后全球征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二战结束之际，美国在亚洲付诸行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那些积极参与战争掠夺、屠杀、奴役中国等亚洲人口的日本精英从战争罪中解脱出来。

最初参与策划这个谋略的核心人物包括胡佛、麦克阿瑟、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Joseph Grew）、菲勒斯准将（Bonner Fellers）等人。菲勒斯是美军战略情报局官员、美军心理战负责人、麦克阿瑟的心腹亲信，其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美国占领军与日本皇室之间的协同。他曾写了数个极有影响力的备忘录，说明为什么要保留日本天皇、为什么清洗天皇家族的战争罪责有益于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控制、有利于美国的长期利益。在代号“黑名单行动” （“Operation Blacklist”）的秘密行动下，菲勒斯等人负责与东京战犯审判中的被告人见面，让他们彼此协调证词，以便让天皇及其家人免除战争罪的起诉。

为了控制东京审判中的证人、确保东京审判“走正路”，一个特别秘密基金也被建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秘密基金是以东京战犯审判中担任检察长、前美国司法部刑事司司长约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的名字来命名，叫“季南基金”（Keenan Fund），并被研究者指控用于贿赂、恐吓、谋杀证人、伪造证词、寻找替罪羊、掩盖战争罪行的证据等活动，包括隐瞒731生物细菌部队在中国进行各种活体试验的战争罪行证据、向美军生化武器研制基地德特里克堡秘密转移资料等行动。不仅如此，“季南基金”的一大部分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入日本的地下黑帮网、极端右翼组织、宗教团体等美国代理利益网络，成为二战后美国全面控制日本社会的秘密武器。

“季南基金”不过是冰山一角。战后在日本也涌现了大一批秘密基金，除了“季南基金”，“吉田基金”（Yoshida Fund）、（Keenan Fund）、M基金、“黑鹰信托基金”（Black Eagle Trust)等等，都是典型例子。用于建立这些基金的财富来自当年日军从中国等亚洲国家掠夺的天文数字般价值的庞大财富。

这些秘密基金不仅被用于贿赂、暗杀等“特别行动”，也被广泛用于建立五花八门的门面公司和组织，被用来收购、兼并，用以渗透、控制各种电视、广播、杂志、报刊、出版社、娱乐等媒体网络，以及教育和科研机构、甚至体育俱乐部等等。这一切都在确保美国对日本社会的全面掌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此，日本执政党及其各种化身转型的党派、所谓的“在野党”等政治精英权贵家族、军界、法律界、媒体、学术教育、宗教组织、娱乐界、体育界、工商金融界、秘密警察、极端右翼势力、地下黑帮网络等等，无一不在这个覆盖日本社会的蜘蛛网控制之内，巩固这些势力与美国各界同行之间的一体化融合，通过这一体化网络中的精英群体“以日制日”，美国也从幕后有效控制着整个日本社会，并进而“以亚制亚”，把日本打造成了一个对整个亚洲进行“分而治之”、反华制华的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将731部队及其与美国生物武器研制之间的纽带等资料及研究状态保持绝密状态，也让美国确保维持新一代战争杀手锏的优势。

如今，许多国人有个误区，误以为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是在“卧薪尝胆”、借同中国开战增强自己的军力以最终向美国复仇。这种想法不仅对日本的国民性本质缺乏深度理解，也对二战后至今美国对日本社会隐而不显却滴水不漏地进行全面窒息性的主宰与奴化改造这个无形现实缺乏全面了解。

自二战结束至今，为日本天皇及日本国家形象整体“清洁”、“上光”、“镀金”的工程一直没有间断过，并得以成功地顺利实施，日本对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国家的掠夺与经济侵吞的证据与资料也都被“自由民主世界”诸国压制、清除——从其档案中、数据库中、历史教育中，许多资料至今仍被归类为“机密”向公众隐瞒，大量水军也在网络上散布种种黑白颠倒的舆论造势，在中国的一些网络，甚至把天皇家族亲自督导的“金百合”绝密行动说成是“不存在”，这一点与“南京屠杀不存在”造势同出一辙。

为日本与德国的“镀金”工程究竟有多成功？一件小事足以说明问题。

2013年5月，以英美加等盎格鲁-撒克逊势力为核心的咨询与全球民意调查机构“环球扫描” (GlobeScan)与PIPA进行的每年一度国家形象评级中，“全球公众”认定在国际上扮演了最积极角色的国家是：德国、日本。

这个全球“民意调查”结果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多年中，在该类“民意调查” 项下，偏偏是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在美国的生物武器研制领域做出了特殊贡献的纳粹与法西斯战争机器，在世界“最受欢迎国家”评比的全球“民意调查”中，一直高居榜首，玄机何在？至少可以说的是，二战后，在美西方协调一致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战造势下，这二者都被套上一个耀眼的“和平”光环，并在长期周密准备的对华终极大战中扮演重要角色。

虽然在国家层面统筹协调的大规模开发生物武器方面，美国起步于四十年代，并借助于德国纳粹与日本731部队的研究成果与研究人员迅速领跑世界，实际上，长期以来，英美为轴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精英们对削减特定种族人口这个主意痴迷到癫狂程度，并在刻意针对种族的生物武器及人体试验领域的研究拥有漫长的历史，不仅十八、十九世纪就在“新大陆”有意使用天花消灭印第安人、在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消灭土著人口，而且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众多财富家族就被作为代理门面，活跃在军-政-情-工商-金融-科技-文化等一体化无形战前线，在“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交流”等招牌掩护下，大力推动新一代种族灭绝战。

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们长期保持集体缄默的另一个“家丑”是，不仅希特勒的纳粹党制定的种族优生法律的样板来源于美国，不仅日本的生物武器开发的最初灵感与技术源头也可追溯到美国，而且这一切都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纽带。

今天，美国的生物武器研制中心与实验室，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其中一些与纳粹德国与日本生物战有着千丝万缕的纽带，著名的包括普拉姆岛、德特里克堡这两大非常规武器研制中心，分别与纳粹德国、日军的生化武器研制项目密切相关。而今，历经近八十年的发展，控制管理着美国数千个生化实验室的，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联手军方及情报机构。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于1946年组建时，本来就与军事项目密切相关，它的前身是战区疟疾控制项目，最初被称为“防治传播疾病中心”。这个名义上为“捍卫美国公民健康”的公共卫生组织，长期以来就不断被指责是由“白人至上主义”情结的纳粹势力及军方控制，与美军、世卫组织一直密切合作，基本上是一明一暗、合演双簧戏的家族兄弟。实际上，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并非唯一受到这种指责的美国政府机构。长期以来，受到类似指责的美国政府机构及国际组织一个接一个。

在这个一体化战争的时代，十分值得考究的是，美国农业部、能源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际开发署.....等政府机构，它们都名符其实吗？

二战后，世界早已大踏步地迈入了一体化非常规战争的时代。我们的思维不能依旧停留在二战时期，按照“和平”时期构建国家的安全与政府管理体制，甚至把西方的行为误读成“停留在冷战时期的思维”。

不是西方“仍在使用冷战思维”，而是我们自己的思维仍停留在原始的常规战时期！

（未完待续）

想念主恩

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公益”招牌下削减人口的“慈善” 组织网络

华龙   国士之风   2023-08-01 22:27 北京

（4）

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

“公益”招牌下削减人口的“慈善” 组织网络

注：《（3）“科学光环下”招摇过市的“绝育”贩子们》因审核问题无法发出，可后台留言，申请加入《国士之风》交流群查阅

二战后，通过各种隐蔽的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口削减”的秘密战争更加变本加厉。

1952年11月，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别顾问、即将被继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洛克菲勒等人出面，积极推动并发起了“人口理事会”（Population Council）。原在种族主义堡垒耶鲁大学安家的美国优生学会 (AES) 也将总部搬入了 “人口理事会”。美国优生学协会创始成员兼秘书弗雷德里克·奥斯本 (Frederick Osborn) 于 1957 年继任洛克菲勒担任“人口理事会”的掌门人。为了脱掉“纳粹”的形象，新掌门人试图与优生学中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保持距离，但毫不犹豫地支持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绝育，并强烈反对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通婚。

奥斯本在“美国优生学会”的同事弗兰克·诺特斯坦 (Frank Notestein) 于 1959 年成为该“人口理事会”的第三任掌门人。由于对在发展中国家推广避孕药等活动进展不顺感到不耐烦，诺特斯坦和洛克菲勒于 1962 年召开了一次关于宫内节育器 (IUD) 的国际会议，鼓励发展中国家进行“避孕”以削减人口。

为此目的，“人口理事会”与福特基金会、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 (IPPF) 等“非赢利组织”、慈善组织、“国际机构”合作，在台湾、韩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等精心选择的国家发动了“人口控制”、“计划生育”运动的试验田，诱导这些国家的政府将“控制人口”作为国家优先事项。官方上，“公益”组织“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于1952年在印度的孟买诞生，其实是由“英国优生学会”设计创立，并以各种堂皇名义在全球实施人口削减计划。

1988年，当乔治·布什成为美国总统后，将人口削减的项目扩展到亚、非、拉的近六十个发展中国家。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资金也流入“民间组织”，如跨国公司巨头宝洁帝国的继承人克拉伦斯·甘布勒博士的门面“公益”基金“探路者基金”（Pathfinder Fund）就是其一，这些资金被用于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绝育项目。

同样的，联合国及其附属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网络也成为渗透各个目标主权国家的理想渠道。来自缅甸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 ）出头露面启动的“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UN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 ）是一个典型例子。1967年，以联合国秘书长之名启动的人口活动信托基金于1969年定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1987年再更名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主要职责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问题”。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创立后，就不断向中国发出“帮助”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的意愿，但都被谢绝。1979年，经过多年、多方协调一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大门终于被撬开。

（注：吴丹于1961年接任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他是在“不听话”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于1961年9月17日/18日夜晚座机失事殉难后被置于这个宝座的。在西方牢牢掌控世界话语权下的层层历史迷雾中，该次飞机失事从未得到逻辑合理的解释。2011年，在一些调查记者与研究者多年坚持不懈的调查下，达格·哈马舍尔德的死亡真相与细节才渐渐出现，大量证据指向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他的座机被有意击中。在掩盖真相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英、美及其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家族在非洲的分支－当时“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统治的北罗得西亚及南非政权。然而，直到今天，大多数公众对该事件了解的唯一信息，基本上还是来自英美官方版叙述。）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金被美国主导着，并用于支持其它一系列“非政府”门面机构，包括那无处不在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人口行动（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人口危机委员会”/ 德雷珀 基金、人口活动中心（Centre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等等。以典型的迷宫般暗箱操作术，这些组织还彼此捐赠拨款，并继而向下分派到其它网络成员中。

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及其后身世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审视二战后被创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它们的设计者及其游戏规则、那些占据其最高权力位置者的幕后主人、常务运营人员的心态与思维意识，就可窥见这些所谓的“国际”组织的真正本质属性：这些挂着“国际”牌照的组织，不过是强权手中的一条条无形大棒，它们的诞生就是为了适应二战结束即启动的新一代无形世界大战、把各个主权国拉入强权们的遥控轨道、为强权们全方位掌控世界各国的命运铺设道路。

了解了这个大背景，就会明白为什么“致力于发展援助”的世界银行也积极加入“人口战”。我们已看到，美国前国防部长、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曾以外交式的语言宣告“美国一切外交政策的根本着眼点，是人口过剩。”，并把“难以管理的人口压力”与核战争等同。

麦克纳马拉绝非个案。再比如，1992年，在那划时代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时任世界银行行长，另一位共济会会员、圆桌秘密精英势力网络成员的路易斯·普雷斯顿（Lewis Preston）也宣告说，世界银行要大力支持对人口的控制。

与美国的人口战略计划密切配合，世界银行发起的一系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削减项目之一，是所谓的“国际孕产妇安全倡议”（International Safe Motherhood Initiative）。这个项目与一系列美国政府支撑的人口项目联手操作，包括人口理事会、国际家庭护理组织（Family Care International）、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等等。被纳入这些项目运行网络的，还包括联合国名下及其附属的一系列其它“国际”性组织与“慈善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UNICEF） 、世界卫生组织等。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口爆炸”的渲染铺天盖地。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人口行动” 步调一致密切配合的，是大批“非赢利机构”、“非政府组织” 的登场。其中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民间组织”，是囊括西方大批政要显贵与秘密精英权力网络成员的 “罗马俱乐部” （Club of Rome）。

“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正式诞生，由共济会在意大利的高级成员、汽车制造业巨头菲亚特汽车公司总裁奥莱里欧·佩切依(Aurelio Peccei) 出面发起。菲亚特汽车公司的掌门人吉亚尼·阿涅利 （Giovanni Agnelli ）被许多人视为“意大利之王”，也是共济会的高级会员，是欧美精英势力一体化网络中的重要一员。

“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众多极为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其中一份包括1972年现身的《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这个报告被以数十种语言发表，并从此至今一直被许多环境运动者（其中不乏被利用与误导的善意良心者）引用，来支持他们有关“地球环境危机” 与“人口危机”的论点与宣传。

正是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里提出“人越多越穷，越穷人越多”的论调，并通过他们在学术界、媒体、政界的喉舌，将之套上一层“学术”与“科学”的光环，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灌输，为削减这些国家的人口提供“理论依据”与“道德辩护”。

就在“罗马俱乐部”开始现身国际舞台的同一年，1968年，一本在全球被大力渲染推销的书也被出版：由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拉尔夫·埃利希（ Paul Ralph Ehrlich）主笔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在序言中，他如此把人口增长视同“必须被切除”的 “癌症” ：

“我们所处的形势要求我们在国内立即采取行动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有效的措施......我们再也不能仅医治人口增长这个癌症的症状，这个癌症必须被切除。”（《The Population Bomb》， 1968, Prologue）

斯坦福大学是二战后中情局-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主导的美国“全民皆兵”科研体制的重量级学术堡垒之一。埃利希教授教授的妻子是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不奇怪，他所倡导的一系列“人口控制”措施几乎是这些官民机构的回声，不仅包括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措施，甚至还包括“将引发绝育的物质添加到供水系统或主要食物中”。 （《The Population Bomb》， 1968, Pp 88/ 135）

把特定药物添加到目标国家或特定区域的供水系统，这并非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的“创新”，也并不限于生化战。这个奇妙主意也曾是美国脑控项目的研究课题之一。如在中情局的早期脑控研究阶段，引发其特殊兴趣的一个药物是迷幻药麦角酸二乙酰胺（LSD）。六十年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了反主流的“流行文化”运动，在其中混杂的“性与毒品”浪潮中，把LSD引入“街头人口”的吸毒传统，就是中情局的一大杰作。

那些被精英们视为“不合群”、“反社会”、“反现存社会权力结构”、在他人眼中没有多少可信性的弱势群体都成为理想的“试验品”。大量的LSD在脑控研究实验室被加工、包装成“街头毒品”，继而被“释放”到目标群体。试验结果显示，只需微量的LSD，即可产生异常强大的迷幻功效，这让中情局兴奋不已——作为新一代非常规武器，LSD可提供各式投放手段，中情局对此制定了多种可行性方案，浮想联翩，其中一个方案就是把一定量的LSD投放到目标城市的供水系统，在当地人口诱发一种“无忧无虑、快活逍遥”的可控身心状态，如同一个个娱乐至死的“瘾君子”，变得对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务漠不关心，在自己毫无知觉中丧失保护自己的生存本能，就更不必说保卫自己的国家了。

水源、水务，与粮食一样，是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赖以存续的命脉。人要生存，可以没有货币、没有楼房、没有芯片、没有石油这样的特定能源，但一时一刻不可能没有粮食与水。这才是21世纪终极大战中一切新一代杀手锏武器要聚焦点穴的“气眼”。控制了水与粮食及其相关的生态环境、拥有了可控的水源与土地，也就控制了一切。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配合下，在英美主导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及其“全球化”、“自由市场化”、“私有化”大潮中，西方诸强软硬兼施不惜一切手段诱导、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拆除屏障，就是为了掌控这些国家的水务、粮食、医疗卫生这些生命赖以存续的命脉领域，以及控制人思想的教育、媒体等战略领域。在这些领域渗透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跨国公司、资金来源完全不透明的“私募基金”、招摇过市的“投资银行”等，究竟有几家不是作为一体化隐蔽作战大军的一部分，是个相当值得审视的问题。

1969年，基辛格，作为共济会、罗马俱乐部、外交关系协会等一系列秘密权力精英网络的核心成员，同时担任了美国国务卿及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两个要职，并在尼克松权力宝座后掌控着真正大权。在这同一年，美国的生物武器研制经历了一个转折点，开始大规模而系统地玩起了“阴阳术”。

这一年11月，在“心与迹异”权术师基辛格的推动下，尼克松政府上演了一场精致的公关大戏，官方上高调宣布关闭普拉姆岛上的生物武器研制项目，并将德特里克堡陆军生化武器研制中心改组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宣称美国从此放弃生物战。然而这一系列高调的公关举动不过是为快速推进新一代生物武器研制而释放的烟幕弹。在这个公关形象掩护下，美国开始大规模推进新一代非常规武器的“革命”，针对特定种族的生物武器研制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

尼克松政府在生物武器开发领域上演的这一幕“心与迹异”大戏堪称盎格鲁撒克逊的一门“国术”，频繁上演，如在美国的脑控研究领域，同样由权术师基辛格主导策划，只不过这次是在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总统任期时。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实质上是一场不流血政变，在该次事件中，尼克松内阁中唯一“完好无损”保留两大权力原职（国务卿及国家安全顾问）的，就是基辛格，正是基辛格及其共济会、马耳他骑士团、中情局兄弟帮联手其在媒体的手足伙伴之一《华盛顿邮报》精心导演“水门事件”，导致兄弟帮核心成员福特及纳尔逊·洛克菲勒不经选举就分别成为美国总统、副总统，这是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生效后的首次成功尝试 （即通过包括暗杀、丑闻等各种手段使美国的正、副总统都不必经过选举就可就职），并导致美国政府内部大换血。

这场被称为“万圣节前夜大屠杀”（‘Halloween Massacre’）的政府大换血为美国从七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主宰世界的极权蓝图奠定了坚实的政府内部组织基础、整合了内部力量。三十年后，当小布什总统发动对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时，多数人以为这是他的内阁中的“鹰派”推动的，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切尼等，但公众多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一组被称为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 （neo-con）的圣战武士们其实正是在三十年前这次大换血中任命提拔到政府要职的兄弟帮成员。

在如此上台的福特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宣布中止“超-脑控”绝密项目（MK-Ultra）等脑控研究，在媒体的配合渲染下，军方及情报机构五花八门的脑控试验 “毫无用处”、只是“冷战时期的痴迷”；军方及中情局自己也不遗余力地鼓励这种说法，心甘情愿被嘲笑成“迷信科幻小说的小丑”。至今，这个谎言仍被许多人大众信以为真。但脑控项目的官方“关闭中止”，不仅丝毫没有使美国的脑意识控制研究真正停止，反而提供了一个便利掩护，如同生物基因武器研制，从那时起，美国的脑控研究也变本加厉地快速推进——只不过变得更隐蔽、更无奇不有。

在尼克松总统时期，也正是在基辛格的建议下，尼克松任命了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胞弟劳伦斯·洛克菲勒主掌一个应对人口增长问题的特别委员会，1972年，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列出了对人口进行控制的相关建议。1974年，基辛格又主导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球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人口政策、民族的生死存亡都拥有深远而不可估量的灾难性影响。这就是《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又名《基辛格报告》。

（未完待续）

想念主恩

“国际合作”的名下：中国人的基因测序数据被送到了哪里？

华龙 国士之风 2023-08-07 21:06 北京

（四）

盎格鲁-撒克逊病态的“削减人口”痴迷

（6）

“国际合作”的名下：

中国人的基因测序数据被送到了哪里？

今年六月，就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于七月一日生效前，中国多所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联手，通过《自然》杂志发布论文《基于36个族群的中国人泛基因组参考图谱》。这一举动引发诸多关注民族前途命运的同胞的极度忧虑。在现代一体化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此举后果的确不堪设想，但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巨大隐患。

长期以来，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中国上下严重缺乏国防安全意识，盲目迷信“科学＝好”、“国际合作”＝双赢”， 对西方科学界与工商界大规模参与一体化隐蔽战争的现实、历史、其中包含的独特的西方文化与历史传统缺乏最基本的独立了解。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某些科学工作者自认为的单纯科研行为实际上却对华夏民族的存续构成了巨大威胁。

2019年底开始在中国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一个触目惊心、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数十年以来，中国的一部分科研人员如何在缺乏任何国家安全意识、几乎没有什么国家安全监管的“自由”天地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科研交流”与“国际合作”，花费大量资金（往往是国家的资金）将大量与国家安全、民族存亡息息相关的尖端科研成果、重大的战略资源拱手送给虎视眈眈的“国际合作伙伴”。

新冠爆发的时间再回拉十七年。非典于2001/2003年爆发后，就已有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潜在的民族生存危机：早在非典爆发前的多年间，在中国各方毫不设防的国家安全“空洞”、“便利”的社会环境下，美国哈佛大学、德国马普学会等一大批西方“科研”与“学术” 机构通过各种借口在中国大规模收集血样，导致中国人的基因不明不白流失海外。但这些警觉而充满忧虑的声音被迅速淹没，有“权威”专家甚至指责这些忧国忧民之士“影响”、甚至破坏“国际友好关系”。

显然，在某些“专家”、“权威”眼中，对比他们与某些国家、某些小集团之间的“国际友好关系”，民族的生死存亡轻如鸿毛。

一切由来已久。几十年来，不仅学术科研人员在欧美控制、通常被美国军方及情报机构监控审核的杂志上以英文发表论文数量被作为学术成就及职称评定的重要指标，导致涉及国家安全与民族生存的敏感资料被拱手送人，而且一个又一个类似的“科研交流”、“国际合作” 项目也在中国遍地开花，并受到来自各方的财力、人力、物力的鼎力支持——“国际合作”项目的多少不仅与当地政府的政绩相关，而且也成了衡量中国“开放”程度的重要尺度。“国际合作＝开放＝先进＝好”这个魔法方程式，就如同“人越多越穷”这个毫无历史验证及实践检验的咒语一样，从催眠师口中流出，经过一番“科学术语”的镀光上色后，如魔术一般，瞬间变成了永恒不变的普世真理，尽管它们与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毫不相符。

在着魔般“国际合作”痴迷下，一个又一个“合作项目”被媒体及学术界一边倒地盛赞，普通公众根本没有空间去质疑或考证。“人类基因组计划”(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生命大百科全书”（Encylopedia of Life）、“基因地理计划” （The Genographic Project）、“癌肿基因组解剖学计划”（Cancer Genome Anatomy Project)......，五花八门的“国际合作”项目赢得了中国科学界的积极参与、鼎力合作、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与财力的大力支持。

然而，这些项目究竟为什么被“国际合作伙伴”立项、中国科学家倾注一切心血昼夜奋战进行的基因组测序数据等宝贵资料最终都要送到哪里、数据管理者又是谁、宝贵的成果被何人使用、是否存在恶意使用的潜在危害……在决定参加、满腔热情投入到这些“国际合作”项目之前，我们对这些至关重要、关乎民族生死存亡命运的信息究竟掌握几分？又有什么“以防万一”的应对措施？

孙子曰：“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

这里仅以一个例子审视这些问题：“人类基因组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旨在通过对人类基因组的测序等研究破译人类的全部遗传信息。该项目被中国科学界及媒体普遍定位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国际科学界合作的成功典范”。中国是参加这项研究计划的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为此日夜奋战执行任务的科学界引以为傲，甚至提前完成被给予的测序任务。从纯科学角度讲，值得赞赏。在一个真正和平的世界，也值得大力支持。

然而，现实既不存在“纯科学”，世界也不“和平”。恰恰相反。

实际上，最初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不仅是一个实打实的有军方背景的美国政府机构，而且这个项目也一直接受美国政府资助，并由美国机构管理——而管理这些人类基因敏感数据的美国机构，自一个多世纪前被创建以来，就不断被指责与美国“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热衷于对特定族群进行“人口削减”的纳粹势力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

官方上，“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在1990年开始启动，实际上，早在七十年代，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就已具雏形。“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胚胎源于1984年在美国犹他州滑雪胜地阿尔塔召开的“阿尔塔峰会”（The Alta Summit）。

该年十二月，在美国能源部（DOE）的委托与赞助下，一小组科学家会聚，组织、主持召开会议的包括能源部的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莫蒂默·门德尔松（Mortimer Mendelsohn）、犹他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的雷蒙德·怀特（Raymond White）。该次峰会的一个讨论结果就是把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作为一个优先考虑的研究课题。

1985年5月，由美国能源部官员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鲁兹（Santa Cruz）主持的另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测定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动议，如此形成了美国能源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草案。

官方上，“阿尔塔峰会”的与会科学家们最初要讨论的主要课题，是研究四十年前在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造成的核辐射及其它环境危害对人体基因的影响。

注：战后，美国及其同伴们借助长期掌控教育及媒体等信息流通话语权，把对日本的核爆一直定位成“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少人员伤亡”。但大量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美国的又一个谎言，对广岛投放原子弹本来就是一次精心计划的、大规模的核武人体实验。广岛之所以被选择，除了军港等军事设施之外，另一大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广岛被视为一个“理想的天然实验室”——不仅人口密集，可以达到最大的威慑及人体实验数据效益，而且广岛市三面环山、一面环海，对于核爆的能量聚集极为有效，可避免冲击波的大量外泄、让核爆的威力得到最大化，并为核爆数据收集带来便利。就在广岛变成一片废墟与人间地狱的第二天，杜鲁门总统表达了他对“该实验”（the experiment) “大获成功”（“overwhelming success”） 的心满意足。

此后的日子里，美国军方、医学家及他们雇佣的日方医学专家也日夜忙于对受害者进行各项检测、数据收集。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美国能源部”就与这次核试验有着密切的宗源关系

许多同胞不了解美国政府机构的来龙去脉，误以为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美国“能源部”不过是个普通的政府能源部门。这是个巨大的误解。美国“能源部”是个实打实的军事化政府机构，追踪溯源，它的源头就是二战期间美国研制并制造原子弹等绝密武器的战争机器。1946年在《麦克马洪法案》（McMahon Bill）下创建的“原子能委员会”（AEC）直接从军方手中全套接过了二战中制造原子弹等绝密项目的研究人员、核武、一大批国立尖端实验室、设备与设施。

从此，该机构就基本上作为一个绝密级非常规武器研制与生产的中心的军事化机构来运行。1975年，该机构分解成两个过渡式部门（联邦能源管理局／Federal Energy Aministration、能源研究开发署／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并于1977年正式变成了如今的“能源部”，拥有一大批具有尖端水平的国立实验室及科学家，不仅管辖着美国军方的核武研制等军事项目，也主持承担许多非常规武器研制，包括生物基因武器。

(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UNAEC的创建的幕后推手之一，也正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连名字都一样，只是把“美国”换成了“联合国”。这相似的模式也是各式各样的“联合国”组织、“国际”机构、“国际”会议、“国际”协议、“国际”合作.....的真正面目。“国际”是个难以替代的完美屏障，供其设计师对目标国家悄无声息地渗透。）

美国国内的众多人体实验都是有意选择社会中最贫苦、最弱势无助的群体，并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特征，时常选择有色人种进行实验。在这方面，“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能源部的人体实验毫不例外。

如自四十年代末开始，军方就联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能源部，在弗吉尼亚州的医疗机构等处对医院里的黑人患者进行各种人体实验。参加这类实验的医疗机构包括弗吉尼亚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Virginia）、专为黑人儿童治疗的“慈善”机构杜力医院（Dooley）、面向黑人患者的圣菲利浦医院（St.Phillip），等等。这三个医疗机构都有美军出钱资助的特别烧伤部（special burn units）。这些医院中的许多患者也成为美军进行烧伤与辐射试验的实验品。

这些人体实验的目的、对患者的危害，可从其中一名实验负责人埃弗雷特·伊德里斯·埃文斯博士（Dr. Everett Idris Evans） 写给能源部的一封信中得以清楚透视。埃文斯博士把这些实验的性质描述为“纯碎是调查研究性的，没有任何治疗的益处”。如在一系列实验中，埃文斯博士本人向这三个医院的病人注射了辐射性同位素物质（radioactive isotopes）——在那些严重烧伤、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身上，这些辐射不仅起不到医疗作用，反而会大量摧毁红细胞。

某些良知丧失殆尽的精英们对弱势者生命的漠视与践踏也是毫无任何人性底线的。另一早期的典型例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原子能委员会”／能源部的资助下，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们也进行了一系列人体实验，如把经过辐射的牛奶加到粥里，让马萨诸塞州的弗纳尔德学校（Fernald School）的智力障碍学童们吃下。这些孩子们被欺骗，相信自己是一个“科学俱乐部”（science club）的会员。弗纳尔德学校向学童的家长们掩盖了这些实验的真相，当学校表面上“请求家长的许可”时，如此欺骗家长们：

“孩子们将被给予一种特殊饮食，旨在研究身体如何吸收谷类食品、铁元素及维生素。”

这一切不过美国一系列军事化政府机构大规模参与人体实验的冰山一角。而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的了飞跃发展也为生物基因武器、生态武器的开发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不仅针对人体等生命物种，也针对各种物质。在这个方面，能源部同样大显身手。

如2001年，就在“人类基因组计划”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美国各种新一代非常规武器研制开始井喷式大爆发之际，美国“能源部”还通过其主持管辖的国立实验室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微生物基因组计划”（Microbial Genome Program ）。这个项目的任务，是研究生物武器及物质降解生物体的基因，旨在制造出各式各样的“超级”病毒等微生物，寻找“与国防部使命相关的应用”——从“生物修复”与工业加工到生物基因、生态武器的设计、发展、制造等一整套武器开发流程。

在“能源部”的武器开发项下，五花八门的微生物基因被测序，包括用于降解并破坏金属、碳氢化合物、纤维素、各种工业化工品等等的微生物。如一百多种可吞食碳氢化合物的细菌、可在沥青“挖洞”的真菌、可损坏并摧毁大部分金属与水泥等建筑材料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堪称超级秘密武器，可严重破坏甚至摧毁一个目标国家的工业、饮水、能源系统、甚至军用飞机的合成物质）......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氧化亚铁硫杆菌（Thiobacillus ferrooxidants） 类微生物，被美军用于“寄食”金属等武器开发。

美国“能源部”属下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在九十年代启动的一系列生物基因武器研制项目之一，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开发“反物质”武器。该国立实验室的负责人曾不无得意地说，在自己实验室里，某个由军方出资的科学小组“对脆弱的目标进行袭击的范围之广感到惊奇……我们开始了解到，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东西不会被某种微生物吞食。”

“阿尔塔峰会”后两年内，1986年，一系列科学动态把“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推到国际科学界的霓虹灯下（这已成为“国际合作”的三方配合套路：政府、国际学术权威杂志、声名显赫的科学家或科学机构先后出台）：

（1）能源部宣布实施“人类基因组计划”；

（2）诺贝尔奖得主杜尔贝科（R. Dulbecco）在《科学》周刊（Science）撰文，回顾肿瘤研究的进展，指出需从整体上研究和分析人类基因组：如果我们想更多地了解肿瘤，我们必须关注细胞的基因组。……人类肿瘤研究将因对DNA的详尽知识而得到巨大推动。”；

（3）在冷泉港的一次会议上，这个“国际合作”项目开始成型。

次年（1987年）初，美国“能源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拨发启动经费。1990年10月1日，经国会批准，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计划在15年内投入至少30亿美元进行人类全基因组的分析。同年，英、日、法、德等国相继加入，欧共体也通过“欧洲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中国方面则起步于1994年。

1994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863高科技计划的支持下，中国先后启动“中华民族基因组中若干位点基因结构的研究”及“重大疾病相关基因的定位、克隆、结构和功能研究”；1998年，在国家科技部及中科院主导下，南方基因中心、北方人类基因组中心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成立；1999年，中国在“国际人类基因组”注册，得到测序任务，随即积极参加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中。

“人类基因组计划”下收集的那些海量的基因信息究竟送到了哪里？什么人或机构在保管它们？都做什么用了？

首先可以说的是，为美国政府充当先头兵，“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的“国际合作”领军者、承担这个项目的大总管重任的，是冷泉港实验室。“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收集的所有数据也被送到这里进行“加工处理”。

冷泉港实验室，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要查询这个在世界上声名显赫的科学机构十分容易，一个足以让普通公众头晕目眩的举世无双的学术资质扑面而来：该研究所一共诞生了八位诺贝尔奖得主，被许多人誉为“世界生命科学的圣地与分子生物学的摇篮”，名列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十大研究学院榜首，还是国际生命科学的会议中心与培训基地。这里也是全球最有影响的生命科学教育基地，冷泉港出版社更因出版名家名著在全球享有盛誉，更不必提及它的癌症基因组研究中心（Cancer Genome Research Center）…………

鲜有提及的，是主流媒体与学术界希望迅速埋到地下的一个小波折：1988年，美国成立了“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就是当时冷泉港实验室的泰斗级负责人詹姆斯·沃森（James D. Watson）。沃森是DNA双螺旋结构图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同时也是“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但2019年1月11日，冷泉港实验室官网却宣布，已经解除和沃森的所有关系，并撤销包括名誉主席、名誉教授和名誉受托人等在内的所有头衔和荣誉。出什么大事了吗？这要看你怎么判断：因为沃森涉嫌发表“白人基因优越于黑人”之类的种族主义言论并拒不悔改。

沃森与“种族主义”挂上了钩并不奇怪。冷泉港实验室对“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如此敏感也事出有因，鲜有主流科学界人士为公众做一下科普：这个实验室是美国最早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优生运动基地之一，长期被指责是美国进行种族灭绝式人口削减“科学研究”的领军实验室。自冷泉港实验室诞生以来，“种族主义”、“人口削减”优生学等指责就如同它的胎痣一样，难以抹除。

一直在读我们推文的同胞也许对这一切并不完全陌生。这里就让我们借题重温一下相关内容：

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中，在幕后秘密推动“削减垃圾人口”的种族灭绝战的一些门面影子也异常活跃在当代的军-政-情-工商-金融-科技-文化等一体化无形战争的网络大军中，其中，携带强烈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倾向的“圆桌”秘密精英势力网络哈里曼、卡耐基、洛克菲勒等门面家族大力资助了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崛起的所谓的“优生主义运动”，并在纽约的冷泉港附近建立了“优生学档案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储存了数百万张索引卡片，研究人员据此精心制定了家族、血统、乃至种族的清除计划。作为其“科学研究”基地的一个重量级实验室，就是这个声名显赫（或臭名昭著，取决于你站在哪个角度看）的“冷泉港实验室”。

“优生学档案室”的首任主任，是美国教育学家、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哈里·汉密尔顿·劳克林（Harry Hamilton Laughlin），他在1922年起草的《绝育示范法》（又译《绝育法模型》）中宣称，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应被绝育。《绝育示范法》成为纳粹德国《预防后代遗传性疾病法》的样板。劳克林一生的痴迷除了对特定群体进行绝育外，另一个是建立一个以英美为核心、欧美白人作为主宰者的联合国式“国际政府” 机构。这两个痴迷密切相连——他深信，这样一个联合国“国际政府”会促进推动“种族纯洁”的蓝图实施、促进白人“优等”种族的生存机会。

这个联合国式“国际政府”设想与英美秘密精英权力网络成员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及美国总统威尔逊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豪斯、威尔逊及其英、美的秘密势力兄弟帮不仅在设计导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操纵战后巴黎和会中扮演重大角色，也为一战后“国际联盟”的创建设计了权力构架，甚至连“国际联盟”这个名字都是豪斯在一战被引爆的两年前就已想好的。在巴黎和会上，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家族成员齐心合力上演了一场红白脸双簧戏喧闹大战，成功地把“种族平等”排除在国际联盟公约条款之外。

在现代生物基因战中，冷泉港实验室的角色同样值得审视。回到1969年。这一年，尼克松总统高调宣告生物武器开发“禁令”，次年却秘密授权将“特别病毒”类的生物基因武器开发项目作为国家大战略。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开发可抑制免疫力、致癌性的各式病毒成为新一代生物武器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主持的“特别病毒项目”等生化基因武器开发任务也把美国及国际上的诸多尖端医学研究者、尖端科学家组织协调到一起。

1971年，尼克松下令将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因武器研制的重要部分转到国家癌症研究所，如此巧妙地将美军的武器开发隐藏在“民间科研”、“医疗研究治疗”机构的大旗下，包括各种致癌性病毒及其引发的种种绝症。国家癌症研究所除了自己承担各项研究与实验，也进一步外包，指定某些经过“过滤”的科研机构进行癌症等“科研”工作。自1987年，冷泉港实验室成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官方指定的癌症研究中心之一，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美国指定的八所基础研究中心之一。

在美国以外，冷泉港实验室唯一的一个设立分支的国家，是中国，并设立了多个项目。2009启动、2010年正式在中国苏州工业园区挂牌的“国际合作”项目取名“冷泉港亚洲”，并于同年召开首次会议“沃森癌症研讨会”，数名诺贝尔得主先后亲临会场并做主题报告；2017年，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又与广州市签订合作备忘录，联合打造冷泉港（广州）研究院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共同设立冷泉港（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基金，旨在为冷泉港实验室提供产业投融资等全方位支持。

就在冷泉港实验室在苏州挂牌正式启动其分支运行的同一年，与之有着无形而密切纽带的卡耐基“和平”研究所也在清华大学安家。若查看它的一些“官方” 简历，简直就是一个鲜活的圣贤下凡、活佛转世。

卡耐基“和平”研究所是卡耐基家族的第二个基金会，第一个是卡耐基“科学”研究所，即人们熟知的“卡耐基基金会”或“卡耐基研究所”。正是这个卡耐基“科学”研究所与哈里曼、洛克菲勒等势力一同，当年在冷泉港建立致力于削减有色人种及社会弱势群体人口的“优生学档案室”、在美国“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运动中都扮演着十分活跃而显著的角色。至于卡耐基”和平“研究所究竟是干什么的，是名副其实还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典型的“逆向命名术”（专干与机构名字相反的事），值得每一个真正关注民族命运的仁人志士潜心审视。

2000年6月26日，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六国科学家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工作已经完成。完成图将于2003年完成，比预计提前两年。从纯科学角度讲，这的确是一次值得赞赏的多方努力。投入工作的科学工作者中不乏真心希望为人类的健康与福利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良知学者。

然而，现实不是由象牙塔构成的，更不是海市蜃楼。一个冷酷的现实问题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好、与之类似的五花八门的基因测序项目下收集的那些海量基因信息，到底都做什么用去了？从那时到今天，人类的健康状况因为这些“历史性”的“国际合作努力”与“科学的进步”有什么相应的“革命性改善”吗？还是相反？

官方上，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多民族基因保存、基因组多样性的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令自己、也令“国际合作方”满意的成果，并在一系列癌症等“易感基因”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一个令人纠结并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癌症科学研究在“长足进展”了，中国近年的癌症患者数量却在剧增并趋年轻化？？？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均居全球第一，并呈现年轻化趋势。如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占全球23.7%；死亡人数300万，约占全球30%。每天有超过一万人确诊癌症，平均每分钟有七人得癌症、有近五人死于癌症。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2000年，20岁至39岁的年龄段中，每十万人有二十人患上癌症；2013年，这个年龄段每十万人有七十人患上癌症，激增了3.5倍。

究竟为何如此？除了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环境污染、生活压力等专家们惯常给出的原因之外，我们真的想到了、滴水不露地溯源了所有可能性吗？

在世界早已大踏步迈入一体化战争的今天，我们是否还悠然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幻觉中？对遍地开花的“国际合作”项目，我们能否避开名利与金钱的诱惑、挣脱“西方中心主义”与盲目崇洋媚外的紧箍咒，静心屏气地审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如：参与或资助这些“国际合作”项目的学术与科研机构、为这些项目出头露面，慷慨解囊的“民间组织”、“非赢利基金会”、跨国公司、私募基金、投资银行……究竟什么人坐在这些机构的信托理事会、负责掌控其基金拨发与各种项目的启动？那些资金的源头在哪儿？它们的金钱流动状况如何？究竟在进行什么样的科研及社会活动？幕后有什么背景与隐匿的纽带？它们究竟在为谁服务？它们的幕后主人是否有更宏大的蓝图目标？

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国防安全黑洞。长期缺乏应有的安全屏障，让一大批“特洛伊木马”大军几乎畅通无阻地铺设了条条埋藏定时炸弹的大道。通过各种“合作”、“交流” 项目，它们在中国自上而下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渗透力触目惊心。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最近，中情局局长毫不掩饰地坦言：将重建中国间谍网。他无需夸海口，也无需讹诈，美国的圣战武士们更无需躲藏隐蔽。他们当中的许多王牌们都身披华丽袈裟，在中国大地招摇过市、粉丝遍地。他们的顶级兄弟和朋友遍天下。

魔鬼之所以能成功装扮成天使，是因为魔鬼深谙，在名、利、色面前，凡人具有的脆弱性。

孙子曰：“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两千五百年，孙子之言，从未象今天这样更值得华夏吾辈珍视、警醒、牢记在心、付诸实践。此乃关乎华夏民族的生死存亡、每一个中国人及家人的幸福健康，吾辈若置若罔闻，恐将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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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主恩

被西方“慈善”的代价：从北京周口店考古到西医驱逐中医（7）

[color=var(--weui-FG-2)]华龙    国士之风    2023-08-22 23:01   北京

（7）

被西方“慈善”的代价：

从北京周口店考古到西医驱逐中医

几千年来，中华医学一直护佑着华夏子孙的健康和生命，但是只用了短短一个世纪，西医在中国就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中华医学沦为二等公民。这是人类生命科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倒退。这个现象的大背景，必须从中国之外的国际舞台前后“溯源”。

自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在英美为轴心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运动、“优生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并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致力于削减有色人种及社会弱势群体。至二战爆发前，这些运动不仅在盎格鲁-撒克逊诸国的学术界、媒体等社会各界精英阶层得到普遍认同，与之相应的政策及理念也被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仿效。

在幕后推动这些运动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秘密精英势力一体化网络。通过各种门面渠道，这些幕后权力网络也为后来崛起的纳粹势力提供精神导向、金钱资助，并与纳粹势力盘根错节联结在一起。为这些秘密权力网络扮演门面角色的富豪家族在其中扮演了十分显著的角色，如哈里曼、卡耐基、梅隆、洛克菲勒等等。一个多世纪以来至今，以诸多富豪家族的显赫名声与财富建立的各种“非赢利基金会”、“慈善组织”不仅“慷慨”撒金创建各种“人口”、“医疗”、“粮农”组织，也大规模参与各种“人口削减”活动，渗透并主宰着一个又一个主权国家的医疗健康、粮农业等各个命脉领域——这些领域是人类赖以存续不可或缺的战略制高点，控制了这些制高点，它们就可轻而易举地掌控目标民族的生死存亡。

如与我们眼下主题有直接关系的洛克菲勒家族。这个名字在“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人口削减”、“生化武器研制”等领域频繁出现，如：

192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创建“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组织“美国优生学会”（AES），这个“公益”组织自诞生就被指责致力于削减有色人种的人口、痴迷于对社会弱势群体人口的削减，并与德国纳粹势力维系着密切联系；1928年，德国“威廉皇帝学会”（今“马普学会”的前身）下的“威廉皇帝优生学、人种学与人类遗传学研究所”被创立，主要基金来源之一就是洛克菲勒家族。这个研究所由纳粹分子恩斯特·鲁丁博士主掌，他后来成为希特勒纳粹德国最重要的种族主义推动者；1946年，洛克菲勒联手杜邦家族等传统门面势力，与纳粹的赞助者小威廉·德雷珀一同创立“人口危机委员会”；1952年，洛克菲勒又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等人一起积极推动发起“人口理事会”，并任首任掌门人。

这些围绕着“人口”主题创建的“慈善”、“公益”组织”的一个核心目的，是资助对发展中国家非白人的“人口控制”措施、研究如何削减有色人种人口。

1962年，因在发展中国家推广避孕药等活动进展不顺，洛克菲勒又与“人口理事会”第三任掌门人诺特斯坦召开了一次大力推广使用节育环 的国际会议，鼓励发展中国家通过节育环等手段进行“避孕”以削减人口。

在“罗马俱乐部”创建中，又是洛克菲勒在幕后扮演了重要角色。1968年，虽然正式发起“罗马俱乐部”的是共济会在意大利的高级成员、汽车制造业巨头菲亚特汽车公司的总裁奥莱里欧·佩切依，但这发生在一系列秘密聚会后——这些聚会都发生在洛克菲勒家族的意大利庄园内。许多研究者指责这个“俱乐部”是要通过“环境危机”、“人口爆炸” 等渲染，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通过制造一个“共同敌人”，为人工制造新一代无形战中的极端气候、地震等“自然”灾难提供便利掩护，最终摧毁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来源、生态环境，制造社会动荡、“生态难民”，以此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口的大规模削减、甚至灭绝。这些指责是否空穴来风，值得深度审视。

长期以来，在生物武器研制领域，洛克菲勒的名字同样频繁出现。早在三十年代，位于纽约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就已研究了一种剧毒、致命性的黄热病毒株，表面上是为了研发医治该病症的药。1939年，由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军事参赞介绍，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助理教授内藤良一拜访了这家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实验室，搜集了有关黄热病病毒的资料，并获取了该黄热病病毒株的样本。

受益于洛克菲勒“慈善”基金及其学术研究的，不仅是日本的生物细菌武器研制。纳粹德国的顶级病毒与生物战专家埃⾥里希·特劳布在为纳粹服务之前，也长期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特劳布从美国回到德国后即成为纳粹德国在波罗的海生化实验室主管，为纳粹进行活体细菌实验。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曲别针计划”秘密行动下，特劳布又被秘密转移护送到美国，成为美国战后生化武器研制的一个核心人物。

自诞生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慈善”资助的一系列项目就一直被指责与“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削减有色人口及社会弱势群体人口的“优生运动”如影随形地粘贴在一起。一个中国人必须问的问题：这样一个“慈善”组织，究竟为什么要“慷慨”资助北京周口店的考古、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处心积虑？

在中国开展的种种“慈善活动”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仅出资创办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临床医院（协和医院），也“慷慨”资助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加拿大古人类学家戴维森·布莱克（步达生，Davidson Black）在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考古。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接到袁世凯统治下的民国政府的聘书，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协助勘察矿藏。安特生对考古非常感兴趣，向中方提出一个“合作”计划：中瑞双方合作发掘古生物化石，瑞典提供技术和资金，采集到的文物由两国平分。1917年该计划得到批准。在安特生的建议下，周口店遗址考察团队成立，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资金资助考古活动、并由该基金会出资创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负责化石检测，中国地理测绘研究所则进行具体的探测挖掘活动。

继安特生，洛克菲勒基金会又资助了加拿大人戴维森·布莱克（步达生）在北京周口店的考古活动。1919年，步达生从加拿大陆军医疗队退役、受邀抵达北京，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名教授，并于1921年继美国人考德瑞 （Edmund Vincent Cowdry）之后成为解剖学系的第二任系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富兰克林.麦克莱恩(Franklin McLean) 被任命时年仅28岁，是洛克菲勒学院的助理住院医生，当时他从医学院刚毕业六年。

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发掘出“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震动古生物学及考古学界、轰动世界。此后中国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贾兰坡也发现了三个头盖骨，最后共有五个完整而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然而这些珍贵的考古文物，如今已不知下落。

仅是模型

一些古人类学者们憾称这是“古生物学史上最大的一次原始数据丢失”。

在周口店发现的这些“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前本来被保存在美国人创建并规划、美国人管理运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按照一个最流行的说法，七七事变后，因担心日美交恶导致北京协和医学院遭遇劫掠，一个计划被启动，欲将这些头盖骨转移到美国“暂时托管保护”。

1941年，按照计划，这些头盖骨装箱后将经由掌控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美方协调组织、由美军海军陆战队一路护送并转交到“哈德逊总统号”美国商船，再运送到美国。北京协和医学院是这些人类珍贵文物的最后保存处。从小心翼翼地打包装箱开始，每一个环节都是美国人在控制协调，但诡异的是，没人知道如此重要的宝物怎么会不翼而飞、又在哪个环节从人间“蒸发”了。

北京人的头盖骨到底如何不翼而飞，这不是今天这个主题要讨论的，我们的问题是：那个痴迷于“削减有色人种人口” 、与纳粹势力维系着千丝万缕关系、把自己的财富慷慨用于资助生物武器研制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究竟为什么要在中国慷慨资助（1）北京周口店等考古项目；（2）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立、并牢牢掌控着医学院的管理和运营？

首先，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北京周口店“考古”活动并不是纯粹的“考古研究”，而是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出面资助的庞大的生物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步达生之间有关这些“考古”活动的通讯也显示出其远超“考古研究”的真正目的：

“如此，我们可以获得有关我们行为的相关信息，从而可以进行广泛且有益的控制。”（Thus we may gain information about our behavior of the sort that can lead to wide and beneficial control。）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们要进行什么“控制”？北京人头盖骨的研究与他们的“控制”有什么关联？

古人骨基因基本上没有经过后来的人类迁移、民族融合带来的可能变异，这些人骨在实验室经过基因提取、扩增、测序、对比研究，就可以此研究古人类基因与现代人基因的一致性及差异性，这对了解人类的遗传基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痴迷于极权统治的大师们并不满足这些研究，他们的更大兴趣还在于，如何通过这些生物信息，找到控制人类身心及行为的有效手段。如洛克菲勒基金会下的诸多“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都属于这个领域。

在这个背景下，让我们再审视一个对今天中国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西医的地位、中医的命运。今天，西医在中国的公共卫生领域牢牢占据主宰地位，中医则沦为二等附属地位，在几乎整个中国教育体制都在西化的社会背景下，不仅中医的教育缺失师徒传承传统，仿效西方设置的高等教育体制也无法传承真正的中医精髓，老中医也一个个在相继离世。在中医持续西医化、易-医断裂、医-药分离、中药材转基因化等种种潜在灾难中，华夏文明的生命科学、人类智慧的瑰宝遭遇断代危机，这一切离不开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的“慈善组织”在中国“慷慨”撒金、积极进行的种种“慈善”活动。

1914年初，在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遗一个代表团抵达中国，受到时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等高级政要的接见。代表团迅即奔赴中国各地“考察调研”，最终出手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详细报告，于该年十月底呈交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这份报告包罗万象，并列入行动建议，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应在中国大规模开展西医工作（美其名曰“现代医学”）、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英语应是主要的教学语言、为中国学生在欧洲和美国学习医学提供奖学金等等。董事会于次月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建立了一个名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委员会(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组织，负责开展这项工作。

当时，在数千年间一直遥遥领先世界的中国遭遇西方列强入侵、洗劫、赔款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屈辱，遭受大脑震荡的集体重创，在对西方缺乏独立深刻了解的情况下一味迷信来自西方的一切，深信“西方=科学=现代=好”。西医套上“现代科学”的光环，就此在中国登上医学殿堂的王座。

191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创建北京协和医学院，19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下设的美国中华医学委员会又出资建立北京协和医院。胡适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首批中方董事之一，并成为一个反中医先锋。

在此后，“协和”长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自被创建，“协和”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对中国西医精英的培养体制都施加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许多角度讲，洛克菲勒的“慈善资金”为中国建立了培养现代西医人才的体系、思维方式，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今年六月，中国几家大学的多位教授和副教授联手赶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于7月1日生效前通过《自然》杂志发布论文《基于36个族群的中国人泛基因组参考图谱》，向世界公布了中国人独有基因的秘密。该事件引发诸多忧国忧民人士的愤怒与担忧，但许多同胞的注意力都聚焦于名字最惹眼的“复旦大学”，而似乎没有注意到，参与该事件的学者所属的高等院校中，在医学界远比复旦拥有更显赫地位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这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医学学术中心及综合性医学研究机构，是中国的最高医学研究机构、最高医学教育机构，直接管辖机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它其实还有另一个牌子：协和医学院。二者是院校一体，一个机构两个牌子。

洛克菲勒基金会究竟为什么要竭尽全力“帮助”中国发展西医？回望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答案也十分直截了当，没有必要躲躲闪闪：要把中医排挤出局，就必须以西医体系取代之。对中医实现“西化”、让其自灭，以垄断中国医疗卫生行业、控制中国人的生死存亡命脉，这是基督教西方全面同化、根除华夏文明这个千年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消灭汉字、废除华夏天文历法、诋毁中华“医食同源”文化等各个文明承载要素的“文化同化”战略相辅相成、同出一辙。

要把西医立起来、扎下根、逐渐蚕食并污染中医的生存土壤、最终彻底驱逐取代中华医学，一个惯常的“双管枪”战略在中国实施：一方面针对中医的不同层面采取不同手段进行边缘化与诋毁打压，同时在中国建立一个新型医学体系、配备一整套完全被西方思维同化的“现代”人才培养与医药体系；另一方面，在国际维度，通过它们掌控的“国际”机构、声名显赫的慈善组织与学术机构，在中国建立西医权威、并通过“国际”、“现代” 等招牌，在中国推动一系列隐匿的议程。

协和医学院创建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后，面对世界自然疗法组织、传统医学界、自然健康组织、“阴谋论”界等各方长期激烈的抨击后，英国《卫报》引用一份德国的研究报告，发表了一个十分“温和”的报道：《［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在贫穷国家设定议程吗？》（“Are Gates and Rockefeller using their influence to set agenda in poor states?”, the Guardian, 15 January, 2016）。

这份研究报告调查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一大批西方国家的“慈善”基金会如何通过捐款资助等“撒金”手段、“慈善”名目，渗透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决策层，影响目标国家的政策制定与社会发展方向，并在发展中国家及全球的公共卫生与农业政策制定中施加越来越强大而隐匿的影响力。

该报告指出，利用它们的财富及对政界、科学技术界的精英阶层的影响力，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实际上在推动它们自己的计划，如推动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医药跨国公司设立所谓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卫生健康和农业领域建立各种“合作”项目、使得国际跨国公司、“慈善”基金会相关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控制农业耕地，等等。

那么，这些“慈善家”们的目的究竟何在？

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是许多人的偶像，但许多公众并不熟悉他的另一幅面孔。盖茨是参加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那次旧金山费尔蒙特酒店秘密圆桌会议的与会者之一，该次会议把人口划分成20%的“有价值”人口与80%的“垃圾人口”，并探讨了如何处置这些“垃圾人口”的两个方案。

旧金山会议近十五年后，2010年2月18日，比尔·盖茨在美国加州长滩市举行的“TED”2010年会上演讲，题为《创新到零》（Innovating to Zero）。在演讲开始不及五分钟内，他如此宣告：“目前的世界人口有68亿，并正增加到90亿。现在，如果我们能在新型疫苗、卫生保健、生殖健康服务方面做一些真正棒的工作的话，我们或许就能削减10%-15%的人口。”

比尔·盖茨这些话让人感到迷惑，在正常人的思维中，“疫苗”、“卫生保健”、“生殖健康服务”这些概念都意味着延长寿命、增加人口，将之与“削减人口”划等号超出普通人的正常思维，说他是反智、反人类不足为过。

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长期以来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等联合国机构的最“慷慨”资助者（联合国在纽约的总部大楼就是洛克菲勒捐赠的，盖茨基金会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捐助者）。这些“慈善组织”、“国际机构”长期向发展中国家推动“人口削减“ 政策，不断被一些有良知的研究者指责向发展中国家贩卖或“捐献”双重疫苗（隐性绝育疫苗）。

如今，这些组织不仅操纵主导着世界各主权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与社会发展方向、国民的健康与生死，甚至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各国的饮食习惯、标准以及“安全”与否的评估。前段时间在中国引发争论的人造甜味剂阿斯巴甜八十年代在一片指责与争议声中能够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安全”证书并继而在世界各国畅通无阻地成为“安全”添加剂、进入饮食产业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国际食品法典》（Codex Alimentarius）则是另一个范例。

《国际食品法典》出自是“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之手。这个委员会共有180个左右的成员国，覆盖全球98%的人口。它的“法典”已成为全球消费者、食品生产和加工者、各国食品管理机构和国际食品贸易重要的参照标准。不仅对食品生产者，也在无声无息中对消费者的意识产生巨大而无形的影响。在“世贸组织”的多国协议法律框架内，它成了一个国家制定食品措施和法规的基准。在相关食品标准制定方面，食品法典也因此成为唯一的、最重要的国际参考标准。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究竟是个什么机构？官方上，它是受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之托而建立的，职责是“协调政府间的食品标准，建立一套统一的食品国际标准体系”。但它被许多研究者抨击，是纳粹势力掌控下的跨国公司巨头与国际组织联手，抢先夺取对整个世界人口食品安全与标准制定的话语权。

这些指责是否纯属空穴来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果真与纳粹势力有什么瓜葛吗？对此，“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似乎讳莫如深，长期以来面对大批研究者指责其与“纳粹势力”有关的指责，该组织只是坚持说这种说法“不正确”，它“不同意”，但它并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来反驳这种指责。

世界卫生组织（WHO）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由谁设计创建的？被研究者们指责的“国际食品法典”与“纳粹势力”之间到底有何关联？

官方上，世界卫生组织是二战后于1948年建立的一个联合国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接手了一战后创建的“国际联盟”的“卫生组织”的全套人马、资产与活动。“国际联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为了重构世界新秩序、全方位主宰世界而精心设计的，它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秘密精英势力经过多年精心准备而引爆的，连 “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这个名称都是早在一战发生的两年前就已想好的。

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完全由这个秘密权力网络及其门面代理掌控，在巴黎和会上，英美澳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家族合演红白脸双簧戏，把“种族平等” 排除在“国际联盟宪章” 的条款外。无需赘言，“国际联盟”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就如同二战后如此诞生的一系列“国际”组织一样，都同样携带强烈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情结，并同样服务于其主人的全球主宰战略。

二战后，西方主导话语权的媒体与历史教育一边倒地大力渲染“纳粹军队”在纳粹集中营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等战争罪恶，一个客观效果就是：这些渲染有效地将公众的视线从这些罪恶的主犯跨国公司身上引开，如纳粹德国的最大战争机器之一“法本集团”（I.G. Farben)。当今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的诸多欧美跨国公司，如在世界几乎占据垄断性地位的化工、医药、粮食种业等行业的几大巨头，如巴斯夫、拜耳、 爱克发、 赫希司特、孟山都等，在纳粹时代都或是“法本集团” 的一部分、或是其密切的合资合作伙伴。

早在纳粹势力正式登上德国权力顶峰前的几十年，“法本集团”与英美政界及工商精英的关系就非同寻常。二战后，明面上作为一切罪恶的化身与焦点的纳粹正规军从公众视线消失了，然而， 二战后新纳粹帝国的全球化则要依靠新一代的纳粹主力军。当初的“法本集团”，在二战后被“拆散”成数个“不同”名目的医药与化工巨头，大量纳粹财富通过教会组织及西方大型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慈善机构”等实体，在全球声名显赫人物与组织的保护伞下，光明正大地在各个领域进行再投资、控股、渗透；纳粹专利技术与人才融入一系列跨国公司，形成横跨全球的网络，继续进行着它们的种族生物基因武器的研究，并与它们的合作伙伴携手，一统全球医药、化工、农业、能源、媒体、娱乐、教育、出版业。

如在这个无处不在的蜘蛛网上，某个与军方和情报机构维系着密切纽带的转基因种业跨国公司长期在中国遍地撒钱、“慈善”、“顾问”，甚至掌控着世上最大的私营军队之一，经过一系列资本操作后，又隐身于某大医药跨国公司旗下，该医药跨国公司在新冠疫情中大显身手。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切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在《医疗黑手党：如何活着摆脱它并夺回我们的健康和财富》（The Medical Mafia: How to Get Out of it Alive and Take Back Our Health and Wealth）一书中，加拿大前医生葛兰·朗克托（Guylaine Lanctôt）把主宰世界西医行业、竭力打压传统医学的医药跨国公司及其蜘蛛网上的大小蜘蛛统称为“医疗黑手党” （The Medical Mafia），现实中，黑手党与它们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该书揭露的黑幕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纳粹并没有消失，它们不过是借尸还魂、改头换面，在二战后又耀武扬威地回来了。这不是科幻小说，也不是黑色幽默，而是冷冰冰的现实。由西方跨国公司、金融投资机构、工业巨头、军情网络、政府、媒体、学术科研团体、法律界、“慈善组织”等构成的精英一体化网络与纳粹资产及纳粹势力盘根错节。昔日纳粹势力掌控的化工、医药工业、种业等利益集团成为世界的主要医药、化工产品出口商及全球粮农种业的秘密卡特尔，并在横跨全球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建立了数千家全资子公司、合资企业、科研中心，通过这些企业和机构的全球网络，悄无声息地将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

如此在医药工业、粮农种业、转基因食品等领域占据垄断性地位的跨国公司卡特尔，被研究者们指责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等一系列国际组织、西方政府机构的背后挥舞着操纵大权。这些指责是否纯属空穴来风，值得深度审视。

有如此背景争议的组织出笼的《国际食品法典》成为全球所有国家食品的唯一国际规范——规范着什么是健康的、全球人口该吃什么，等等，权力之大史无前例。不仅如此，那些被指责与纳粹势力盘根错节的世界医药工业巨头、粮农组织、种业跨国公司与挂着“国际”名号的一系列机构、“慈善基金会”通过各种渠道，在“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大旗下，渗透并控制着全球的种业及粮食生产和供应，与此同时，它们也大规模参与人工制造各种疾病、垄断主导相关的疫苗生产与供应。这一切对整个人类、尤其对它们痴迷于“削减”甚至根除的华夏民族意味着什么、由这些势力渗透掌控的西医究竟是福是祸，这是每一位关心自己和家人身心健康的人都应用心审视的。

近些年，“大米不利健康”、“吃大米得糖尿病”、“中餐不健康”、“喝粥有害”等诸如此类的论调开始肆虐中国。就其实质，这是在“饮食习惯”的外衣下，进行的一场一体化战争，在经济层面上，它试图打破中国粮食自给度、增加中国依赖小麦的进口强度；在人口健康与文化层面上，它试图绞杀华夏文明高度发达的养生药膳、“医食同源”传统、淡化并攻击华夏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衣食住行等各个层面摧毁中国人的自信心。这一切与“消灭汉字”、“根绝中医”、“废除华夏天文历法”的文化战一脉相承、同出一辙。

把中华医学从中国大地排挤出局、并最终根除，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是一整套的，其中一个惯用伎俩，是声称中医“不科学”、“不可验证”。但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才是真正的“验证”？

英文中“科学”一词源自拉丁文“scientia”，即“知识”之意。依据“现代科学”的检验标准，“科学知识”是那些可以被观察到、并可被实验所验证的。然而大千世界、人类的生存环境、乃至生命本身，能被测定或感知的部分微不足道。所谓的“科学方法”，不过是一种既聋又瞎的方法，难以为人类提供什么准确的知识，也根本无从谈及“真理”。把这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作为“科学知识”的全部、把其它绝大部分归类为“伪科学”，这严重阻碍了人类对真理的探索、妨碍人类发现大自然和生命的真正奥秘。把它等同于“永无谬误的真理”，是对真理的玷污。

数千年间，中华医学基于贯穿自然及宇宙万物的博大精深智慧、对华夏民族世世代代的疾病预防与治疗的经验，保障了华夏民族的世代延续、长期雄踞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与第一大经济强国的地位，这一切都充分展示了她作为人类生命科学智慧瑰宝的珍贵价值，而今却被“现代权威”们信口开河、大笔一挥，宣告不算是“可以验证”，而西医依靠瞎子抹黑式的“试错”，在狭小的实验室内、屈指可数的小白鼠身上试验、最终获取表面上看似对少部分人一时“有效”的化学品，反倒成了“科学验证”。能把这一切黑白颠倒地推销给公众、并让诸多民众深信不疑，是借助“科学权威”的光环进行反智的愚民洗脑。

华夏文明的宗旨是致力于民众的共同福利、社会的和谐进步。华夏文明的精髓是“天人合⼀”，强调的是万物相连相通、和谐共存，作为微观宇宙的人体、宏观宇宙的大自然及人类社会，都遵循贯穿万物的自然法则与运行规律。中华医学就是华夏文明精髓的完美折射，她源于华夏文明之源的大易之道，与易-丹/生命科学-数-字-乐律-天文历法-衣食住行等一同构成华夏文明的承载要素，彼此不可分割。她不仅是奥妙无穷的生命科学，也是融科学-哲学-艺术-社会管理学等一体的全息智慧瑰宝，她所关注的，是在微观与宏观相互融合的和谐世界里，如何珍视生命、养护生命、完善生命。她解决危机与疾患的方法，是“化”，是疏通，是平衡，而非简单粗暴的堵截、灭杀。她也不承认“绝症”，天地间本没有什么“绝症”，说“绝症”，是因为不懂大自然的奥秘、生命与自然的运行法则。

华夏文明讲道、法、术、器，如同一个智慧的金字塔。中华医学也不例外。西医并非一无是处，但它归根结底是“器”，是工具，它的正当位置是处于生命科学金字塔的底端，处于底端位置的西医看不到全貌，面对“异类”与大小病症，它诉诸的典型⼿段往往是一叶障目的割裂式诊疗、简单粗暴的堵截与摧毁，动辄抗生素、点滴、摘除、化疗、移植........这本身就是一种亟待医治的病态思维，一门亟待拯救的伪科学。如今把这个装模作样的假国王置于金字塔的顶端，高居王座，而生命科学的真正君主中华医学则成了附属品，如同用脚指挥大脑，结果可想而知。这种医学领域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窥一斑见全豹，种种神魂颠倒、鬼使神差之乱象丛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近年来，西方国家开始重视针灸和中药，但祸福相依，许多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个现象中的一个潜在威胁：由于西医在中国国内的绝对主宰地位，不仅中医的话语权被逐渐转移到西方国家，而且在西方手中，如同许多传统文化要素一样，中医也面临被扭曲变形、失去本源智慧精髓，最终自灭的潜在危险。

比如，许多人迷信日本的“汉方”，在日本，因历史与文化渊源，相信并使用汉方的人数远超其它西方国家，但日本汉方不仅异常昂贵，而且自明治维新（明治政变）开始，尤其在二战后的美国统治与美西方的幕后势力推动下，日本社会开始系统地“去汉”、“脱华”，如今不仅年轻一代很少知道日本重要的文化要素几乎都来自华夏文明，而且几十年来日本也煞费苦心地发明一些“新概念”试图抹杀与中国的纽带关系，

如把早期抵达日本的中国人笼统称作“渡来人”、针灸则成了“东洋”疗法，即使被国内许多同胞渲染得神乎其神的“汉方药”，药效如何也值得审视，许多汉方都是中医西医化的结果，抽取其中的成分，没有了中草药本身的整体精髓，而且由于大部分开方的医生只捧着药典开方，不讲阴阳辩证、也不望诊把脉，基本上是按照西医的思维方式行中医、开汉方，没有“医”这一关键要素，只有“药”，结果只能是下的药方经常不仅没什么效果，有时甚至让病情加重或按了葫芦起了瓢。无论在哪个国家，中医就是如此在潜移默化中“被自杀”——毁在完全背离中华医学精髓的庸医与庸药的手中。

中药，不是中华医学的全部，而是华夏生命科学全息金字塔的底端与基础，是往圣先贤为了普惠大众、让普通民众皆可自行进行健康管理而传授的“普世惠民”医疗法。正确使用中药也要懂得辩证，中药本身也要讲天时地利，最有效的中药也与最适宜的天气、地气等时空要素密切相连。辩证思维、天人合一，这是华夏民族的特有民族传统，深入民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转基因、中药西医化、普通民众难以承受的高价等手段让这个普惠民众的传家宝面目皆非、削弱甚至毁掉，是民族的悲哀、人类的损失。

在中华医学智慧金字塔的“中层”，是与经络相关的一切。人体经络网共同构织成人体内外一个无形的能量防护场，防御疾病、抵御外在不良因素入侵。打通这些通道，气载生命能量贯通全身，人就可以做到防病、自愈。经络上的“穴位”不仅是一个个“点”，而是一条条通道（“穴道”），是连接人体与自然宇宙、生命本源的信息及能量传递通道，所以现代高能物理等跨学科的一些实验才会发现放射性粒子沿着经络流注方向运动等现象。

在中华医学智慧体系金字塔的最高层，是华夏文明之源、之根的大易之道。就其本质精髓，易医不可分，如鱼不可脱于水。在这个智慧金字塔的顶端，是需要通过修身养性、内丹修炼而达到的本源生命状态，在这个层次，人的元气/真气与宇宙的生命本源相通，一眼观万象，万邪不入。

《易》是中华医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华夏文明之根。这部被誉为“天书”的全息智慧载体不仅奠定了人类二进制及十进制的数学根基，也是“天人合一”法则的化身，承载着宇宙与生命的奥秘，贯穿人类社会、自然及宇宙万物各个维度，包括生命的基因密码。在“神族天书《易》之殇”这个主题，我们已审视过这个问题，这里借眼下主题再简略重温一下其中的部分相关内容，仅以现代基因学这个层次为例：

1）大千世界，上至人，下至细菌、病毒，以四种碱基为主要生命语言构成的双螺旋结构在核酸链上出现的不同排序蕴藏着每个生命体得以调控发展的关键信息。这四种碱基不是随意配对的，而是双双配对“互补”。而无论从物质结构上、阴阳奇偶的自然逻辑上、还是从化学上所有的密码子-反密码子配对的氢键数等角度上看，四种有机碱的配对与《易》中的老阴- 少阳 及老阳- 少阴都是对应的。

2）四种碱基中任选三个的排列决定了一个遗传密码中的氨基酸, 共有64种可能性，即64个密码子，而《易》的四个基本阴、阳符号中任选三个也共组成64卦。从64个密码子可生成宇宙万物，64卦也同样可演变出包括人类社会的大千世界众生百态万象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3）不仅从DNA到蛋白质的整个合成过程完美对应着“乾”卦的六爻，《易》之64卦的每一卦都完美对应着64个密码子的功能。

以上这些还不及大易之道贯穿现代科学、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冰山一角。这方面的大量研究，自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欧美就已经有许多跨学科的前卫研究者在做了，这里不再赘述。但在中国本土，《易经》的“超现代”科学奥秘却被主流科学界视同“瘟疫”，退避三舍，生怕被扣上一顶“迷信”的大帽子。如此把自己的护国法宝拱手让人，甘心蒙着眼被他人带路，结果就是：骗子领瞎子，整个人类如此被一路引向歧途、甚至走向自我摧毁的深渊。

很有意味的是，当代一些西方前卫科学家们一方面私下对《易》承载的“超现代”科学奥秘进行紧锣密鼓的研究，与此同时，却都毫无例外地刻意避开一个棘手而敏感的问题：《易》的起源。这部远超现代人类科技发展程度所及的“天书”，它究竟来自何处？

某些西方学者们虽然十分擅长忽悠中国国等发展中国家，但他们绝不是自欺欺人的傻瓜。他们深知：这一切奥秘绝非原始社会的人类仅靠“观察自然”就能得到的知识。如同一个复杂的计算机程序：要对它娴熟驾驭、了如指掌，除非是这个程序的设计者，或起码是个懂得如何设计程序并充分掌握其中奥秘的驾驭者。“地球上的原始人”能设计宇宙运行的程序吗？能创造万物的运行机制吗？能深谙生命的基因密码吗？华夏文明的奠基者们、华人的祖先究竟来自何方？

《易经》溯源这个敏感问题的答案会让西方“上帝子民” 的“独特性”与“优越感” 顿失，在二十一世纪的终极文明战中，这也注定成为西方的最大软肋。原因非常明了：这部“天书” 的超现代性赋予了它名符其实的“天书”之美誉，不仅远超现代人类科学，也无容置疑地超出了地球的三维空间、四维时空世界，其中蕴藏的宇宙万物的基因密码、宇宙的时间构造及程序逻辑、万物生育化的法则等等，都表明她只能源于一个时空一体化的和谐宇宙。

最后借题说个重要的“题外话”：

近些年来，西方对中国发动了空前未有的全方位绞杀围堵，但唯独在两个领域，从政客到媒体，从学术界到工商界，都口口声声称，无论在其它领域与中国有何争议冲突，在两个领域必须要“合作”——一个是公共卫生，另一个是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巧得很，这两个领域也是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慈善”组织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全力推进的两个领域。

玄机何在？玄机就在每个人的眼皮底下，视而不见者大有人在，因为长期以来层层烟幕被释放。二十一世纪的终极大战、大师们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寻求的“人口削减”妙法如今已紧握在手：生物基因武器、地球物理武器。前者需要介入目标国家的公共卫生领域，后者需要通过摧毁目标国家的生态与生存环境而控制其粮食与水源。为让目标国家持续被蒙在鼓里，还需要控制目标群体的大脑。三大杀手锏相互强化。

我们会看到，在最高的技术层面，这三大杀手锏领域开始趋同，其中的科学原理也十分简单（大道至简，万物归宗），而华夏的往圣先贤们早就是这些领域的超级大师，只不过我们的祖先利用自己的智慧造福人类、引领人类开发潜能、走向完善。

要赢得二十一世纪的终极博弈，华夏吾辈完全无需畏惧任何对手、更无需对未来恐惧，只需对历史敬畏、对祖先感恩，在谦卑中找回祖先留给我们的“国之利器”。要前行、要复兴，我们更不能匍匐在他人的脚后、把自己囚禁在挂着“国际”招牌的牢笼里，而必须恢复自己的独立大脑意识与历史记忆，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回归我们的精神家园，并引领人类向更高维度的和谐宇宙文明进化。这是华夏子孙的历史宿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