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马奠立中国教会》译稿：连载七

想念主恩

《多马奠立中国教会》译稿：连载七

寻访传教士足迹工作室    寻访传教士的足迹     2023-04-25 21:34    浙江

小引：自2023年3月4日，本平台发布《多马|来华最早的传教士》后，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鼓励与建议，昨天又承蒙把法文《多马奠立中国教会》翻译为中文的王玫姊妹授权，可以在此平台连载发布，再次向她表示谢意！

第七章

耶稣亲自于公元64年向明帝显现

在研究后来的传统之前，需要先阅读《后汉书》的一段文字，这是从三世纪开始记录的汉朝后期的编年史(或年谱)。《后汉书》提到了明帝的异象。这种出现在明帝梦中的幻象，在儒家传统中长期被用来抨击汉朝皇帝。然而，这个幻象在编年史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地位，而在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的事件中却被低估了，那个时期的历史记载主要关注了皇帝为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稳定而进行的战争。然而，这个梦境证明了当时流行的个人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已经变得越来越虚幻，无法满足中国人民的精神渴望，甚至无法满足人们对某种奇妙的向往。

一个重要的房间

这个重要的房间于我们的档案中所说的内容并不陌生，此外，对于中国君主与外界的关系，这个房间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在欧洲人开始航海并登陆中国的时代，这种情况就不再存在了。

一种广泛的传统认为，明帝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看到了一个金发(或者是金色的)高大的男人，他的头顶上有光环。皇帝询问了许多谋士关于这个梦的含义，其中一位谋士告诉他，在西方存在着一个被称为“光明之神”(或“光明之人”)的神。他的身高有八丈(约两米)，肤色像金子一样。

皇帝渴望了解这梦的真正的意义，于是派遣一名使臣前往天竺国，探求佛陀的教诲。从那时起，佛教的绘画和雕像传入中土，朱亲王英开始信佛教[或传播它]，由此中土对佛教表示了尊重。后来，皇帝桓 [146-167]成为佛教徒，并致力于实践其崇拜仪式，经常向佛和老子献祭。渐渐地，人们接受了这种信仰，很快就有许多人开始实践这些崇拜仪式。

“黄金般的”或“像黄金一样的”这个词可能也是一种比喻，用来描述这个人物的精神特质或质量。这可能意味着这个人物被认为是珍贵的、辉煌的或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

这篇文本也可能指的是中国思想家对佛陀形象的一种特定解读。但是，如果没有更多的背景信息，很难确定确切的解释。

至于“术”这个词在中文中的含义，它确实包含了技能、艺术、技术和科学等意思，但它也可以指代展现这种技能、艺术、技术和科学的人。 “术士”一词特指魔术师、占卜师和炼金术士等。而“士”则指受过教育、有学问、有智慧的人，类似于波斯帝国中的“魔法师”。在这篇文本中，“道”更可能指的是一种精神思想或哲学，而不是具体指向基于道的哲学“道家思想”。

在这篇文本中，“道”这个词也可以被理解为基督教中的“道路”，即基督自称为“道路、真理和生命”(约翰福音14:6)。但是，由于缺乏更多的上下文信息，确切的解释很难确定。

不要急于得出结论！显然，对于一种已经确立的传统，我们不能怀疑它。显然，编年史家将它保留下来，并在涉及拯救帝国的事件中给予它一席之地，突显了它在一世纪末和二世纪中国宗教背景中的重要性。当时许多中国人显然需要宗教复兴。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宗教背景是否影响了这个梦境的出现，或者这个梦境是否影响了宗教背景。无论如何，我们注意到明帝本人受到这个 “被称为‘光明’”，“来自西方”的“神”的影响，并且这位神以非常特殊的形象出现。明帝询问了“一群谋士”之后对这个“神”产生了很深的印象。

梦与梦境相比，其特点是给接收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通常情况下，梦境在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内就会从记忆中消失；只有在响应非常强烈的情感，例如跌倒、遭受攻击或回忆痛苦的经历时才会偶尔持续数天。与这些个人心理冲突的再现不同，明帝梦境与生活经历无关；它们被保存下来，不会轻易消失，并且可能比在白天经历的非常强烈的事件的记忆更容易重现在记忆中。因此，明帝一再要求提供信息以了解他梦中的幻影，随之而来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光明者”既非华夏人，也非匈奴、印度人或月氏人

仔细思考后，皇帝发现，通过与他的谋士们的对话，那个“金发高大，头顶光环”的人的非中原的特征相当明显。他的头发不是黑色的，不可能是东方人:既不是匈奴或胡人，匈奴人、月氏人或印度-斯基泰人，也不是西北部的游牧民族；他不属于南方的民族，也不是靠近格兰奇山谷的印第安人，也不是东部的人，那里有无边无际的大海，只有一些日出之岛(日本)为人所知，在那里，人们的头发也是黑色的，身材也很矮小。

“光明者”既不是北方人，也不是南方人，也不是东方人，所以必须将目光投向西方！除了在战争时期(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西方人的土地是通过北部陆路进入的。旅行者和商人证明了这一点:在与匈奴有关的游牧民族穿越的土地之外，人们遇到了西方人。但是中国人无法想象有多少种族组成了这些西方人！如果他们列举出他们所知道的人，那么“光明者”不能来自他们的地方！他们是否想到了印度河谷的印度人和北部的“游牧民族”——月氏人，在中国人看来是斯基泰人，以及南部的印度人(对我们而言是印欧语系家族)？北方如果头发是金色的，皮肤是白色的。在南方，头发黑色的人有一种棕色的皮肤，或者在印度的极南部(泰米尔纳德邦)人们的肤色几乎是黑色的。“光明者”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明帝的描述应该是属北部的闪米特人，金色的头发，棕褐色皮肤，身材相当高:但是在中国那个时期，人们并不认识这些人……因为中国商人所知道的希伯来商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东印度的泰安都见过他们)来自波斯湾或阿拉伯南部；他们相当矮小，头发黑色。中国的海上商人称印度河谷的东印度人为“天竺”，称印度河谷的西印度人为“泰安”。

带着光环的男子既非塞琉古帝国人，也不是帕提亚人或库车人

令人惊讶的新属性是“头顶上的光环”。这个光环在头后面闪耀，与其平行的传统图像不同，后者通常将光环描绘成辐射状的光线，与皇冠相结合，如同从中心向外辐射的阳光辐射，模仿阿波罗雕像的模式。这种光环不符合前塞琉古帝国(即今波斯)北部的通常图像，该图像仍然以辐射状射线的形式呈现光圈，并与皇冠相结合。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如《后汉书》所述，是“金发人”的正面描绘，正如在“连云港”上雕刻的两个使者的姿势一样。这个细节让人们在壁画上找到了这个正面呈现的人物形象，他面对着一位躺在床上的人物，可以通过其姿势来确认这个人物的身份。通过《后汉书》，可以将这个身份扩展到许多人物:楚王刘英、官员等等。他们有一百多个，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浅浮雕壁上，与半浮雕雕刻在尽可能平坦的凹地上不同。这种正面呈现非常引人注目，它的唯一例子在帕提亚帝国中也有，它强调了“对话”的意义。在这里，它是对皇帝发出的一种邀请，让他注意即将发生的事件，也是对过路人的一种提示，让他们在壁上认出人物形象并向他们致意。帕提亚帝国的壁画被设计成邀请观察者与其进行个人会面的方式。人们可以在这种艺术中看到，它很可能是叙利亚艺术和拜占庭艺术的起源。《明帝梦》和连云港岩壁上的三个人物形象传达的信息与后来的拜占庭图标相同，即邀请观察者与所描绘的人物进行个人会面的邀请。

那是复活的主耶稣的生动画像，多马会认出祂是自己的主

这个梦境中的一切都是为了宣告耶稣基督的使徒(用希腊语送去)即将抵达“天子之国”，到达东部人口稠密的平原。他将会见证耶稣，就像那些跟随他的人所感知到的一样，如同使徒约翰所表述的:“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观看、亲手摸过的。论到这生命的道，我们已经报明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样，我们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事，就完全了。”(约翰一书1:1)这就是约翰亲眼见证过的耶稣在变相山上的形象，你们还记得马太福音17:2吗？“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不再是一个光环，整个身体都是发光的 -- 就像我们在罗马式教堂中见到的“荣耀的基督”雕塑中的“椭圆形光圈”一样，环绕着浮雕的上半部。在中国，主减弱了祂的力量的表现方式:祂向皇帝呈现出一个光明的人物形象，只有“头顶上有光环”，类似于月亮的盘子，但像太阳一样闪耀。祂出现在皇帝床边，就像升起的太阳，而不是在正午时分的星体。然而，他显然能够在多马描述的复活者的描述中认出那个在梦中拜访他的人，并且从多马本人的形态上也可以认识到梦中的那个人是北方闪族人。

在三世纪，佛教传统和金佛像盛行

很明显，最初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很快就被一连串的宗教浪潮(文字和艺术品)淹没了，这些浪潮改变了它，并吸收了其著作和图像，并将其与当地习俗融合在一起。 这种变化的一个例子是从塞琉古雕像到中国佛教雕像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库车王朝的皇帝逐渐崛起，吞并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东部省份，他们神祇、英雄甚至皇帝的形象都符合希腊雕塑的标准。

然后他们征服了当时由帕提亚人控制的印度西北部:于是出现了希腊-佛教艺术，首次展现了佛陀，然后展示了所有半神和菩萨的形象，采用从站立到蹲坐的表现方式，并且还发展出一种嵌入岩壁中的雕塑，符合希腊-帕提亚传统。

最后，在公元二、三世纪，中国宗教生活的复兴，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看到佛像被涂上金色，背后出现一道光环，头后出现一个光圈。这些佛像的表现形式与观音菩萨的形象相结合，人们称观音菩萨为慈悲的菩萨，后来在中国被称为观世音菩萨，通常被描绘为一个带着孩子的女神。

从皇帝的梦境雕刻到整个峭壁上的年代纪事，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壁画艺术

在峭壁上找到了代表明帝梦境的雕刻，因此分析其他雕刻所提供的背景十分重要(见图2.1；3.1-3.3)。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根据收集草图中的人物编号，该收集在1981年的文物7期中，并在本书第2章分析的图表中进行了记录)，一系列人物都面向东西方向，向左和峭壁另一端的两个帕提亚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明帝的宫廷图景:一名男子(x75)向他递送礼物，然后是两个杂耍演员(x74和x72)，接着是皇帝的近臣(x80和x81)和谋士(x72和x78)，他们都面向床上受惊的皇帝，他的侍从(x0和x69)站在床边，看着出现在东方、头戴光环、留胡须、身穿帕提亚服装、两侧有条纹的人物(x75)。接下来，在第三个帕提亚人物下方(这不可能是偶然的)，有一幅有框雕刻(人物x97-105)，可以从他们清晰的胡须看出其中两个人是帕提亚的“使者”(x98和99)，他们正在会见皇帝(x100)，旁边是两个重要人物(x101-102)和四个谋士在讨论。

我们在另一个框架中找到了这两个人物，他们正在听多马的讲解(x95-94和x93)，接着我们可以看到一位高贵的人物向左走去，并带来一朵三片瓣的花，该花显然不是莲花(x65)。同样这些人物(x3)当场观看了两名伟大帕提亚使者的礼拜和其助手的讲道礼拜，宣扬活着的圣言以书面形式出现在他的证言卷轴中的生命之道。他站在祭品台的背后，由大祭司多马主持，大祭司手持象征牺牲羔羊为我们罪而死的十字架给他祝福。

这样一幅清晰的壁画，与三个巨大的帕提亚浮雕之间存在如此的一致性，讲述了他们的历史，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幅如此显眼的雕刻可以不用经过当权者的批准。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个时间点定在公元70年之前，当时该省的政权被收回并给予了楚王刘英。

可以合理地估计，帕提亚人在复活的X和P上刻了三个大浅浮雕和大Tav，这两个特使以houtama的身份加入了这两个使节，这是他们宣教在离开五旬节68之前的最后印记。这些小版画是中国艺术家为纪念来年第二年(迫害70年)而制作的。

我们可以合理地估计，帕提亚人刻制了三个大型的浅浮雕和大型的复活的“X”和“P” Tav，它成为这两个使者来华传道在公元68年的五旬节离开的最后印记。至于小的雕刻，它们可能是由中国艺术家在他们于第二年来访时为纪念他们制作的，是在公元70年的迫害来临之前。

此外，很明显，佛教雕刻的年代要晚得多，尽管传教士的两次希腊雕刻(x61，x87)出现得很早，但重要的是，大佛陀摆放的位置却是最高的，因此佛教虽然出现得迟却后来处于了主导地位(x68)。 最早的类似雕刻可追溯到4世纪初，当时北魏将佛教作为官方宗教:在涅盘雕刻(x4至x63)和其他佛教传统的重新解释(x76、x77、x79、x83至x86)中，出现了宣传和利用基督教早期雕塑的意图。

来自群组: 信仰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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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马奠立中国教会》译稿：连载六

[color=var(--weui-FG-2)]寻访传教士足迹工作室      寻访传教士的足迹    2023-04-18 12:14    浙江

小引：自2023年3月4日，本平台发布《多马|来华最早的传教士》后，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鼓励与建议，昨天又承蒙把法文《多马奠立中国教会》翻译为中文的王玫姊妹授权，可以在此平台连载发布，再次向她表示谢意！

第六章

雕刻孔望山浅浮雕的艺术家们

因此，识别出“云梯山”壁画中雕刻图像的图像类型和艺术家是很重要的。我们开始在巴黎的主要博物馆中寻找线索，这些博物馆都有研究东亚的部门，并展出过有关东亚主题的展览。我们重新阅读了中国史书，它们表明，大型雕塑是在这两个来自印度的使者到来后被引入中国的。然而，在这些历史记录中存在一些不一致之处:佛教传入中国与丝绸之路有关，也就是印度河谷和西印度，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而“海上之路”则被认为是连接中国海岸(即“云梯山”所在地)和天竺、东印度和恒河流域的。这两个起源肯定会导致一个明显的区别，即通过丝绸之路来自现今阿富汗地区的帕提亚帝国和通过海上之路来自东印度或更西部的南帕提亚帝国沿着阿曼海的南部通过海路和恒河流域。这两个艺术源头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丝绸之路北部路线的艺术家

丝绸之路北线起点为以弗所和尼尼微，经过厄克巴坦、拉格斯，然后到达阿富汗和坎大哈尔(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的最东部城市亚历山大尼亚)，是马其顿、塞琉古王国(源自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印度河高地和中国新疆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沿途的希腊艺术家传播着希腊雕塑的影响，形成了希腊化雕塑风格。在丝绸之路被切断的时期，这种艺术形式在库车王朝国内发展，并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公元1世纪末班超重新开辟丝绸之路后，它的影响才被带到中国，导致了中国最早的岩壁雕刻的出现。这些岩壁雕刻是受伊朗古代刻画岩石壁画的影响而创造的，而伊朗的刻画艺术则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和塞琉古王国的文化影响不仅催生了浮雕，还孕育了高浮雕和在岩石背景中的岩刻像。这种高浮雕风格与中国最早的佛教图像有相似之处，但在公元2世纪后半叶之前，中国最早的佛教图像在中国并没有出现过。

南海航线的艺术家:另一条丝绸贸易航线

然而，如果我们关注伊朗南部地区，围绕着波斯波利斯(帕提亚帝国的南部)，我们将发现在一世纪时，呼兹斯坦地区的艺术仍然非常发达，位于波斯湾北部，靠近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口以及卡尔克岛，从那里出发的船只连接着帕提亚帝国和印度南部。如果我们观察查拉克斯地区的浮雕，我们会发现在一世纪时，它们比上一个世纪更沉重，更不优美。帕提亚人的艺术生产质量的下降与查拉克斯离巴格达的首都塞琉古-克特西丰很远有关。这种艺术曾经在波斯波利斯及其周围地区如此辉煌，但吸引力却越来越小。在公元一世纪，它不再通过侧面图案来呈现人物(想想由波斯军队中的精锐部队和大帝的个人卫队组成的敢死队的图案)，而是采用了面向前方的相对僵硬的表现形式。例如，这幅展示了人们对火的崇拜的画:祭司们向燃烧在祭坛上的火献祭。这幅画是由三个人物组成的:两个站立的祭司和一个神。他们都面向前方。很明显，这个场景应该被视为在中国港口路线的岩石上雕刻的原型。而且，雕刻技术本身也是相同的。

很明显，在孔望山岩壁上刻画这三个人物的艺术家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来自波斯湾地区。这可以从各个角色身上刻画的帕提亚服装精确性看出，这启示我们要追溯到库兹斯坦雕塑的伟大传统，在这一传统上，希腊雕像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我们注意到人物手臂的折迭和肃穆的手势的处理方式非常相似。同样，必须承认，在汉明帝时期到达中国的这个使团是由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省份查尔德关系密切的传教士组织的。实际上，从这个古老的巴比伦的首都周围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有很大的可能性是那些在帕提亚帝国定居已久的希伯来人，他们通过波斯湾与南印度进行海上贸易，中国的船只从东方到达那里。一切都表明，沿着这条海上航线旅行的是商人，尤其是能够将亚兰翻译为中文的人，正如使徒多马在前往中国的远征中所做的那样，需要这样的副手。

一个问题:“使徒多马对孔望山浅浮雕有贡献吗？”

使徒多马是十二门徒中唯一从事手工艺职业的人，他是一名珠宝匠(见下文第十和第十一章)。在他在印度的传教途中，尤其是在马拉巴尔地区的传教途中，据传他非常关注教堂的建设。一些伪经文本保留了一个传统，即多马是一位建筑师，甚至是画家和雕刻家。当然，建造教堂似乎与他制作珠宝的细致工作相去甚远。但是，需要提醒的是，这些流动的工匠不仅仅只是工作于贵金属，以制作婚礼和其他庆典的珠宝，他们还参与房屋的装饰，通过浮雕或雕刻石材，尤其是门坎的装饰，这种传统在巴勒斯坦非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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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马奠立中国教会》译稿：连载四

寻访传教士足迹工作室    寻访传教士的足迹      2023-04-05 07:35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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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范晔历史评语:信仰与智慧的关系

在多马使徒传教大约350年后，古代中国处于六朝时期经历着政治动荡和文化培养的时期:“从汉王朝的衰败到隋唐时期的兴起，其成果令人惊讶，硕果累累，出现了很多新颖的东西: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完全脱离了汉代的学术思想。从4世纪开始，丰富了佛教众多贡献。这也是某种艺术和文学主义的确凿性的肯定，并没有为其本身寻求美学上的愉悦，这与古典传统是绝对矛盾的；富有文化内涵的绘画手工艺品充满的贸易发展；历史首次出现景观世界作为绘画和创作对象的艺术以及前所未有的诗歌繁荣。最终是宗教迅速的多方面发展，影响如此之广以至于在中国世界简史上都有提及。”

东汉到隋朝示意图

然而在404年，庐山(江西)东林寺院高僧，声称宗教和他们的国家完全独立，包括财政方面。当然，东晋安帝司马德宗拒绝此事，并加剧了日益严重的政治动荡，对佛教僧侣发起了迫害行动。这些瞬间我们有时称为“中世纪”，因为在唐朝“文艺复兴”之前，中国直到589年隋朝来临之前，才短暂地统一。而在隋朝统治仅29年时，即公元618年被唐人消灭。唐人定义了共存的规则，每次朝臣换代之时，规则都会遭到破坏。因此，往往在当局权利和宗教自治的角逐中，金钱永远都是重中之重。在某种程度上讲，如果当局靠税收运转，那么宗教就是从捐赠中受益。这些捐款的数目不容小觑，是一笔可观的财富，通常超过一般利益的预期范围。宗教团体通常在当时比朝廷权力更稳固和更繁荣。在政治决斗中，这种冲突一直存在，不管哪个国家和哪种政治体制。

庐山东林寺

宗教与经济生活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宗教团体变得越来越富有，又不需要担心家庭财产问题，因为这些财产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他们的土地财富只会不断积累，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地财富会对国家当局构成威胁。当然，它们可以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可以履行毫无争议的慈善职能，但是这些慈善行为是否于从国民收入中扣除的数额相符呢？这就如同用于非产生性官员的国民收入增加不得超过国家资产合理份额，尤其是，在这个社会中，那些在土地上的农民维持生计劳动的利润十分微薄。同样的，如果僧侣最后剥夺了皇帝着手管理的财政工作事宜的职能例如灌溉、运河、防御工程等，而且非生产性质的僧侣能够获得巨大的财富，这是不可忍受的。在欧洲，我们在中世纪时期早已面临此困境，与负责打扫寺庙的僧侣相比，尽管他们有改善科技、农业和手工业的意愿，但是他们财政用于慈善事业的支出远远比不上收入。

这个冲突凸显了一对矛盾体，即儒家对于国家的看法和佛教对于社会的看法。儒家思想认为国家是井井有条的，天子(皇帝)在金字塔的顶端管理国家所有的经济活动，而佛教认为应该不断庞大僧侣，他们是精神问题、形而上学和资金问题的管理者。然而他们充其量是国家的臣民。这就是范晔喋喋不休争辩的话题:他希望更多地关注共同的问题，并减少国家的非生产性主体的数量。

柬埔寨僧侣

一世纪中国历史学家和宗教历史

对于晋朝和东林寺僧侣在404年时候的争端，历史学家范晔(398-445年)表达了他对佛教的了解，并且，假如他本身对佛教并无敌意，他有些许抱怨，认为人们可以合理地向佛教徒讲话。这就是他言简意赅的文章。

  “佛教禁欲主义的灵魂提升在捐毒发展起来，然而《汉书》和《后汉书》却只字不提，张骞观察到:“这个国家天气闷热又潮湿，人们骑在大象中去作战”。假如班勇能够清楚地解释他们尊敬佛陀，不杀戮、不打架，但是他从没有谈论过优秀的文章、教化法律或者是有关美德的教义和其他戒律。就我而言，这是我听到的:“这个王国比中国还要繁荣。这里四季如春。圣洁的行为在这里传播并繁衍。基督教价值观取得了繁荣的发展。经过想象加工出来的奇异事件不停发酵，原因不明且令人吃惊。通过选择和培养自己的情感，人们可以到达天堂。”然而，在那个年代，张骞和班勇并没有观察到此情况。不幸的是，此前丝绸之路关闭，到了后期才重新开放，事实的确如此。我们无需虚情假意和夸大其词表示遗憾！公元65年左右，刘盈东汉时期，人们认为禁食的做法比动物的流血牺牲更为可取。后来公元147至167年，汉桓帝立了一个佛像。人们当时并没有发展这些细微的概念。人们尊敬传统的精神和神的教义。为了研究和评论佛教文章，需要净化心灵，培养“性空”，使自己摆脱各种宗教流派的束缚。道教的书也有提到。此外，至高无上的爱、憎恨杀戮、净化心灵和尊敬美德，是为人展示自己的道德并与他人交流之“法”的途径。尽管如此，佛教徒已成为强大的自卖自夸者，他们的言辞毫无根据，无休止地讲述荒诞的寓言。对于邹衍尽言天事无休止的争吵，庄周对于剪指甲疯狂的程度要比佛教徒的夸大其词夸张一万倍！那么关于灵魂的起源与灭绝，因果关系的学说呢？他们晦涩难懂，难以接近，因此许多人对此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不是普通百姓的道路。为了靠近普通老百姓，我们必须要记住，所有的教义都必须保存下来，解释老百姓有迷惑的点:大道就会传承下去。

范晔

首先应该观察到，“关于佛教为了提升灵魂的禁欲主义一点，它起源于捐毒(印度西部”，他指出“汉书和后汉书对此一言不发”，同时《后汉书》(汉书编年史)以沉默回应到没有任何跟汉明帝发生的事件有关的东西，这跟佛教毫无关系。他间接地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如果他会想起佛教起源于印度西北部，并观察到其最初的印度教条暗示拒绝那些对其不满的人发起的战争。他也没有明确任何文章，也没有体现出所提倡的美德，就像文本和美德与中国人无关一样。范晔感到遗憾的是:“这条路以前是关闭的，只有在这个时期结束时才重新开放”，即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的汉人？事实上，公元115-120年以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证明了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印度西北部佛教之间的传统纽带，当时佛教，确切地说“小乘佛教”盛行。但是我们可以明白这篇文章，不幸地以“关闭“宗教道路—一条完美的道路，而非帝国之间漫长的商业之路。汉字对于“道”的不同含义允许与一种解释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结束存在。

范晔第一次提到“禁食的做法在人民中广为流传，被认为比动物的流血牺牲更可取”，(后汉书谈到屠宰牛)，还提到西方国家的宗教质量:“圣行传播和繁衍。”然而，多马使徒曾见建议所有人，在一个新的城市开始传道之前，先练习禁食，即像约拿在尼尼微那样实行的三天禁食，然后轮到他们的时候，巴多罗买和多马都禁食了。正是这两位使徒在这个城市建立了每年在纪念基督洗礼后，圣诞节后的一天，实行三天禁食的传统。首先通过提出这种忏悔式的做法使40年代的希来伯人皈依基督。

禁食，与乔纳斯所做的回忆录紧密结合，是于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话有关。让我们记住圣路加福音(5:30-35):“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 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惟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新郎”其实指的是基督。当人们在耶稣左右时并发扬他的权威时，没有任何原因忏悔。在耶稣去世后，尤其是在升天后，情况有所不同。

法利赛人

范晔认为，不是汉桓帝(147-167年)下令将天蓬竖立在佛像上方，据我们了解，皇帝向佛像致敬。在他的统治下，我们崇尚“精神和天意”，为“大乘佛教”的特点。与158年，汉人与帕提亚帝国签署第一份商业协议，打开了外部宗教的大门。历史学家谴责佛教为“吹牛的人”。在对道教称赞不已前，人们也认为它拒绝将传说与智慧和力量反射相结合，以适用于不合理的问题。因此，他指出他们的方法“关于灵魂的起源和灭绝，因果关系的起源”拒绝了教义上源于“佛教夸大其词”的“晦涩难懂“的提议。

传播盛行

在佛教这点上，我们听到了另一面——范烨所说的“他听到”来自他认为是捐毒的消息:“这个国家比中国更加繁荣；天气很温和。圣行在这传播和繁衍。大乘佛教在这盛行。基督教价值观取得了繁荣的发展。经过想象加工出来的奇异事件不停发酵，原因不明且令人吃惊。通过选择和培养自己的情感，人们可以到达天堂。”“当你看到慈悲的时候你将看到三神一体。”圣奥古斯汀说道。

范烨觉得，人们可以到达比天堂更高的地方，他有考虑到现实的合理性，明确的因果关系，世界和灵魂的创造的教训，这与佛教理论相距甚远。由圣多马带来的基督教义，在张骞死后(他赞成禁食避免让动物流血牺牲)，很可能失踪或秘密地消失了，但是他的兄弟谴责基督教义为不敬的罪，这是因为儒家诸多官员担心来自“比中国更繁荣”的国家的教义的发展会威胁儒家思想的地位。

这并不是在亚洲中部起源的教义。此外，佛教教义由于在2世纪和3世纪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没有被“切断”。如果“道”必须在物质层面来理解的话，就为“丝绸之路”，在2世纪时候，没有被永久性割断。当范晔记载这些时，公元3世纪，在帕提亚和帕提亚帝国之后，他见证了在萨珊家族领导下，萨珊王朝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从公元220年或者184年开始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据萨珊王朝的修道院称，东方教会的传教士来与中国基督教教会联结。公元589年，中国统一，唐太宗发布了一项宽容令。

范晔简略般的文章是否模凌两可？它能够毫无风险地暗示他赞美“道”的教义，尽管文章内容和历史能够让我们认为是基督教有关的，似乎他忽略了“道”的性质和起源。通过提及“一个温和的国家”，“没有大象”，范晔试图让人明白它不是来自于印度。如果他隐含地称赞他的文本“优秀”，他“决定性的法律”，是为了坚持一个事实，即班勇作为最接近的见证人，没有在新疆的佛教徒身上找到有关的线索。这与范晔的观察相符:因为佛教徒就是“夸夸其谈的人”，他们喜欢“不停地讲诉可怕的寓言”。范晔有没有提到西方教会或者是东方教会？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他而言，“路”并不是教会。范晔是儒家人。也许他还记得大师所说的话:“我的‘道’仅仅是一条线程吗？”他的门徒曾子用以下术语解释道:“我们的师傅坚持忠诚和爱人如己。”(论语IV,15)。此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都不知道如何区分帕提亚帝国(东方教会发展的地方)和罗马帝国(西方和东方罗马教会蓬勃发展之地)。7世纪中叶，在唐人的统治下，他们清楚地辩析萨珊王朝和“罗马”帝国的不同，即东罗马帝国。当时的伊斯兰帝国压倒了萨珊王朝，前4个世纪的时候，萨珊王朝打倒了安息帝国。

萨珊王朝区域

寻求最佳的必要条件

最重要的是，这一观察结果明显指出:对范晔而言，基督教在中国的思想境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大道”广为流传。如果，需要研究和对佛教文章进行评论，应该要净化心灵，五蕴皆空，摆脱宗教的束缚，范晔否认宗教徒的由超越某些独处性的权力:禁欲主义其实很普遍，道家的书籍遵循相同的路线。大约在一千年前，孔子曾说过:“如果有一天早晨，你们找到了”道“，晚上你们可以高兴地死去了。”(论语第四卷，8)。

道教精神的特征将由唐人的“聂斯脱里主义”基督教代表，景教同意定居于修道院，在百年孕育期间，修道院一直是道教官方化发展的地方。后来，在16世纪末和18世纪末之间，耶稣会士认为必须要靠近儒家人和走进他们的道德准则，好像基督教徒想要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一个平衡。

我们不能忽略基督教和儒家的关系。利玛窦于1582年到达中国，从1601年开始被允许定居北京，着手建立基督教和儒家文人的平衡关系。因其道德修养和知识的独创性，尤其是在音乐、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被接纳，他们称其为“奇人”，旨在说服文人儒家传统接近于“神父的教义”，利玛窦给了基督教一个中文的名字，即“天主教”。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学者张瑞图告诉他:“我们的圣人孔子谈道为神服务和自控。谁能相信你是个外国人，然而你的原则和我们如此相似？”据利玛窦所言，儒家传统被只有佛教和新儒学的带来的贡献被废除了。他说，对于大多数在文人学院和追随偶像学说的孔子学院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耻辱。而这种学说是错误的，仅仅被一部分人追随。我们还需要补充一点，在那个年代，明朝末期，道教有了非常大的演变，特别是12世纪以来，由强大的统摄活动发展而来，趋向于将文化的三个主要“路径”结合起来，围绕着三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即上帝，天的物化，孔夫子的“天”，即玉皇大帝和佛。

利玛窦

这不能算是基督教给中国文化带来贡献的主要元素:基督教首先是爱神，然后是爱人和渴望与基督亲近，与人分享无限的宽恕。靠近幸福就会远离痛苦！它隐藏在心头的秘密中，并在平常的礼拜仪式与他人分享，个人的希望有助于启迪每个人的未来。佛教对人类的处境研究方法与基督教的研究方法大有不同:佛教缺乏对神的注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希望可以改变对神的注视。佛教统摄减弱了基督教复兴，削弱了圣经的影响范围。统摄运动忽视了所有的权力和神的爱意，使人远离了美德:信仰和希望，美德生慈善！最终耶稣和基督教徒对于天地的思考取得了发展，同时，印度教徒或帕提亚神人，他们在回忆录最终在涅盘前就决定了转世的不确定的连续性，这是“永恒的救赎，脱离苦难。所有一切的重生都是通过废除关于人是怎么创造的原则实现的。”

孔夫子，“道德界的爱迪生”

二十五的世纪以前，孔子所提出的道德经是他对“万众”思考的智慧成果，也是不间断的、不可预测和自相矛盾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同伴“同情”的智慧成果。他只知道一种深究道德经的方法:学习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靠观察，和以一种传播它的方式学习:“传播”有两种意思可以解释这个词:“提供发光的榜样”、“来回走遍全国”。

“子贡曾问到一个备受尊敬的人应该怎么做，孔子答道:‘首先要运用他想传授的东西，然后传授。’”亨利米肖提到，孔夫子就是“道德界的爱迪生。” 如果我们看到爱迪生是一个天才的修补匠，那么在道德上，我们看到一种深沉的伦理(道德)而不是一些禁止的目录(礼仪)，和走进“中庸之道”。凡是读过孔子会谈,即《论语》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皮埃尔·里克曼斯，化名“李克曼”使得西方人可以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他谈到《论语》时表示，没有这把基础的钥匙，我们永远也进入不了中国文明。

事实上，《论语》体现了人应该追随“中庸之道”。首先政治和宇宙学赋予了“中庸之道”的道德，其次，圣人把其与“道”放在同一水平上看待，“道”是无法通过话语精神解释的，是对正义的追求。这种正义，是主观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天意，并不是算术或者法律上寻求平衡。无数数据的整合需要符合情景的解释，是“同情心和智慧的结晶”。此外，做出正确的选择是不够的，因为真理并不占上风(参考论语第14章，36)，这是天意。这是孔子为同胞定义的情感和心理框架，目的是说服他们实践“仁”——人的美德，对他人仁慈、自由、普世、无私和参与上帝的美德和以他们的方式为宇宙的和谐做出贡献。

对于基督徒来说，孔学是美丽的，但是也是一种禁欲主义和与上帝没有密切的联系。禁欲主义不适于掩盖每个人和亲人之间的感情，例如中国人的谦虚会让中国人无法表达爱意和怜悯，根据社会标准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评判为社会的主要受益者。基督徒不能承认如此苛求的禁欲主义是不能通过和平和社会秩序来证明这一点的。相反，中国人很难了解基督教理想的崇高程度及其对中国社会的有益程度。因此，它忽略了每个人都排斥与耶稣走同一条通向上帝的道路的人，这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基督教在中国被误解，而中国人很少做出激进的选择，这种结果是很显然易见的。相反，20世纪的中国能够明白这一点，当基督教被忽视，被遗忘，被鄙视时，人与人之间的尖酸刻薄将成正比例的放大。

孔子

“十字架”的传扬给我们提供了救赎的希望，从而增强了人们对多马使徒用他的双手触摸了复活的耶稣的信任，是耶稣托付他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中国来，不考虑传道的任何的困难和危险。在孔望山岩石璧上的浅浮雕人物所展示的内容包含了对中国人的智慧和严谨要求的尊重；但是只有基督教的信息才会提议追随由“上帝”提倡的“道路”，包括他们最圣洁的一位——敬畏上天的孔子，同时邀请每个人与在和谐的世界中与复活的主相遇。

十字架与耶稣

想念主恩

《多马奠立中国教会》译稿：连载三

寻访传教士的足迹    2023-03-27 12:45    泰国

小引：自2023年3月4日，本平台发布《多马|来华最早的传教士》后，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鼓励与建议，昨天又承蒙把法文《多马奠立中国教会》翻译为中文的王玫姊妹授权，可以在此平台连载发布，再次向她表示谢意！

第三章

佛教传统白马寺

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份可靠的中国佛教传统文献数据用来分析佛教，那么问题就很多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白马寺这一传统在洛阳的出现。早几年前，多亏了有游客参观中国佛教的起源。为此，旅游管理局着手对白马寺进行修复工程。那些关注效率的负责人收集了许多故事和其他与中国佛教起源有关的赞美词。

特别是，所有与解释该圣所的雕塑和建筑物有关的文字都归为一组，以保留与中国佛教起源有关的传统。但是，应该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这座庙充其量只能追溯到明朝(14世纪初)，在16世纪和17世纪时候被修复过。然而，如果所有建筑物(包括墙壁)都重做了好几次，入口门廊依然保存着可以追溯到汉朝的元素。

河南洛阳白马寺

较北和较旧的建筑物和塔楼

  “白马”的传闻提到一座较古老的庙和一栋有木制塔楼的房子。人们说，庙建在了中国，在11世纪被大火烧毁之前，有多个世纪的绘画和雕塑装饰着。后来以砖石架构重建了。此外，这个第一座塔楼的建造可追溯到印度传教士到来的时期。与之关联的建筑物用来接待他们，同时有翻译，他们随身携带42首经文。

还有一些其他耳闻能详的传闻，例如关于前两名传教士以及后来同僚名字的由来。

白马寺齐云塔

丝绸之路，关闭直至何时？

很显然的是，正如传闻所表明，这些同僚是从印度通过内陆丝绸之路到达的，当时丝绸之路得以重新开放，因为丝绸之路地区恢复了和平。但是在汉朝西部边疆地区在汉明帝当朝后期出兵镇压后才重复安宁。此后，很久以后，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诸国战争不断，后在中国和其他帝国之间达成和平协议后，即与帕提亚帝国平分诸国直至大秦边界的控制权，诸国被当朝控制。帕提亚帝国在两个世纪内控制着帕提亚帝国和中国之间数千公里地区。

在公元前两个世纪，四个帝国控制着举足轻重的地区:中国将其领土从黄海延伸到帕米尔高原地区。帕提亚王朝丘就却，来自匈人帝国控制中国边界的印度欧洲人或匈奴，在印度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行使管辖权。帕提亚人统治着古老的波斯帝国和塞琉古帝国。在地中海周围从哈德良长城到幼发拉底河，罗马人统治了城市。

在189年宣布汉人灭亡前，以及罗马在安敦尼王朝末期于192年经历的世纪动荡，和后来217年的卡拉卡拉谋杀案。西有罗马人(多亏了与帕提亚停战)，东有中华民族(多亏了与帕提亚帝国达成协议)。这份和平是相对柔弱的，因为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又重新卷入争端，尤其在3世纪后，萨珊王朝将要“吞噬”帕提亚帝国和帕提亚帝国所属国。到了7世纪时候，伊斯兰教风起云涌。但这也并没有阻碍公元3世纪和4世纪东西方的经贸关系发展、紧密结合，除了通过海路外，主要由地方流动商人接力传送货物。东方人从未到达西方，反之亦然。

汉代丝绸之路

公元51年，使徒多马遇上因战争被割断的丝绸之路

帕提亚帝国将成为中国佛教扎根的起点。在公元1世纪中叶，帕提亚帝国控制了印度河西岸和帕提亚帝国的外省地区，在那儿，多马使徒传教后出现了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公元51年，帕提亚帝国扩张至帕提亚帝国的印度省，阻碍了使徒往东方传教的进程。在宗教层面上，帕提亚的统摄让基督教有了新的东西(衣服和礼拜仪式)，教义上也有了新的东西(为了创造一个更友好的社会)，最后教导上有新现象(建立青少年修道院)。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迦腻色伽一世君主(128-152年)纳入帕提亚帝国的佛教开放区，并为他已经统摄的的宗教增加了许多元素，尤其是“小乘佛教”教义的一部分。该教义在印度河上流的印度教徒中流传下来。佛教的传统在这种融合中看到了“大乘佛教”教育的决定性贡献。然而，在整个1世纪中，抵抗帕提亚帝国的扩张是战争不断的原因，丝绸之路是唯一一条从印度河通往中国的陆路路线，因此被破坏。

瓦罕走廊图

福音通过海上到达中国

在我发现反抗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的战争后，似乎一切都明朗了，多马使徒放弃了通过丝绸之路把圣经带到中国来。因为战争被切断的内陆，公元51年，他在那儿传福音，所以他不得不转向航道。他通过海上之路重启道路和传福音，这是符合逻辑的。希伯来商人相继帮助了他很多。通过他们，他很容易加入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基督教小区。在那儿，在尼禄皇帝统治下(公元54-68年)，他发现了同僚们的渴望与那些通往中国的港口重新建立起稳固的贸易关系。中国和罗马之间的关系令中国丝绸和整个香料季节生产的阿拉伯和印度产品迅速发展。通过这条路，可以将西方的产品通过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和所有与连云港连接的海运国家带到中国。在后汉书附录中详尽描述了这些国家与中国有联系，尤其是附庸国。

多马有雄心壮志将福音带出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例如詹姆斯大帝来到了西班牙罗马帝国西段的孔波斯特拉。此后，只有通过海上航线和印度南部的港口才能实现这一雄心壮志。他的任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连云港、徐州、洛阳等都有考古的证据。多马声称到达东部地区尽头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吗？当然，他在冒险，但是毫无疑问他已经在迈拉波拉姆获得了一些信息，说实话，地中海世界对赛里斯河知之甚少……

印度洋

佛教徒和多马的第一次比较评估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确定哪些论点可能与这个证实离连云港南部2公里左右的孔望山岩石壁画的两个人物的分析的论点相对立，这是最重要的。很明显，佛教徒在1世纪的时候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在2世纪的丝绸之路上发生的，并且是在提出“大乘佛教”之后和135年帕提亚统摄事件之后发生的。显然，较早时间的滞后性对一个新的内容引发了一个问题，它提出“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此外，很显然，孔望山的雕塑没有帕提亚帝国的希腊佛教雕塑作为先例。最终，很显然，白马寺的研究证实，据首批两名传教士于65年首次抵达的事件距离较久(除了宝塔附近的遗迹)，不管是基督教与否，我们应该把白马寺和位于较东北部的建筑物区分开来，现在这座建筑物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个土墩与“中国第一座宝塔相连”。

这一切都必须重新研究和澄清。幸运的是，佛教世界收集的教义非常重要。有必要重新分配与汉明帝梦魇之日起(64-64年)与第一次传教有关的教义(对基督徒而言)保存下来的事实和真相。其余的，通过约一个世纪后在汉安帝时期第二批到达洛阳传教士的回忆重新审视事实和线索。在公元90年和后来的公元120年，在班超和班永将领的带领下与帕提亚帝国达成军事协议。在孔望山发现的第三个人物(一个女人)后，对于这个人物的争论焦点是:她是否加入了中国佛教。这是我们肩负的研究任务。

孔望山石雕群

什么宗教传播和哪些痕迹？

仔细观察孔望山第三个人物的照片，可以看到一个女人躺在床上，靠在垫子上，怀里抱着一个襁褓孩子。她用右手向观察者指出他。她的动作有些特殊，确切符合传统东方民族中耶稣诞生的特征很符合，尤其是有以下特征:圣母马利亚像信徒者展示上帝之子。这一场景在1世纪时候有了图像模型(最初是异教徒):由艺术家以这种形式呈现，当时在波斯湾北部十分流行，是一股艺术潮流。在港口附近，由一些前往印度南部的船只载着船客和商品寻找前往中国和日本的可能的中转站。

圣母抱圣婴像

艺术家们在垂直岩石璧上雕刻了浅浮雕，通常这代表着两个站立的神父，旁边是一位坐着的神。海湾当时是亚述古城北部的天然商业港口，首先多马使徒于40年在巴多罗买使徒陪同下在此传福音，同时也是希腊语中“两河国家“的迦勒底的南部: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圣犹大·多马把福音传到这里来。

与不发菩提心的“小乘佛教”相关的痕迹

从这个起源上看，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于公元1世纪60年代崖壁上雕塑的肖像是马利亚与孩子的代表。在耶路撒冷，8月15日是马利亚圣母升天的传统日子。然而，根据教义，多马帕塔拉回到印度河三角洲后，这里的战争不断使他大吃一惊。此后他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又回到南印度，谨记于心圣言之母和教会圣母马利亚的口头言辞。此为《圣母回忆录》，由阿尔斐的儿子雅各、约翰和路加收集关于耶稣童年的信息，我们称之为《童年福音》。这本《童年福音》的发展线由耶稣诞生的描述开始，这对发菩提心的化身是一种权威的赞美。根据犹太教徒最珍爱的文字神学，这场伟大的运动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达到顶峰。但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支持者称“声闻乘”为“小乘佛教”，是个带有贬义的名称)不发菩提心，恰恰是“大乘佛教”将从三世纪开始引入佛教的重点之一，即观世音菩萨的一角，将观音女性的形象带入了中国佛教。

《多马奠立中国教会》

想念主恩

《多马奠立中国教会》译稿：连载二

[color=var(--weui-FG-2)]寻访传教士足迹工作室    寻访传教士的足迹    2023-03-20 00:00    浙江

小引：自2023年3月4日，本平台发布《多马|来华最早的传教士》后，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鼓励与建议，昨天又承蒙把法文《多马奠立中国教会》翻译为中文的王玫姊妹授权，可以在此平台连载发布，再次向她表示谢意！

第二章

法国调查研究取得进步

这些照片见证了一项具体有标注日期的新发现。如果当时人们确信这不能被佛教解释的话，这项发现应当早被传播和解释了。次日到达巴黎后，我拜访了汉学家，因为这项调查需要中国象形文字、历史和文化方面专家的意见。首先应该要找到某些能了解当时历史的参考数据:岩石上的雕塑作品的起源事件或者让研究中国古代专家给我一些历史佐证的材料(我对于中国的见地实在太浅薄了)。此外，若让我放弃深究我的对于一世纪犹太基督教的调查以便来佐证已经获得而汉学家尚未获取的信息，这是不可能的。这两项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孔望山远景

在最后这点上，重要的是基于现有关于传教会的结构和两名传福音的传教士特定的举动信息进行研究。另外使徒的旅途轨迹和教会传统得以保存也很重要。

第二位“和尚”

我很快就发现，这作为证据的第二个人物，其实是传统上陪使徒去到外语国家传教的陪同人员。他同时是口译员，也是教义的保管人。从最初在阿拉米语地区和希来伯语地区伊始，人们就意识到口译员的重要性，他们必须确切地转达使徒的言语。使徒把耶稣的言语从阿拉米语中传授过来。同时口译员必须传授来自使徒教义中的确切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跟所有前两个世纪的记载文章中被称为“使徒记载”有关。这是阿拉米语的法令文本，每个使徒根据他的喜好主题构成此文本。但我们应当区分“使徒记载”与评语、注释与其他带有个人情感的评论。当然，传教士都把这些文本记在脑子里。在希伯来的传统中，尤其是犹太人的传统中，人们一丝不苟地把文本记在卷纸会规上，这是真实的备忘录。文字是由毛笔写上去的，方形的文字写在卷纸上，就像库姆兰附近发现的手稿所示的一样。而评语并不是由书面形式记载的，而是“口口相传”。

从《使徒行传》和《书信》中，我们可以总体了解陪伴保罗使徒的译员们，和在希腊语中以“sunergoi”自称，也就是“同工”的意思。我们得知，当提多并未如意料般陪伴他时，由于缺乏掌握一门非母语的语言能力，保罗使徒必须放弃他精准传教的使命。可见《哥林多后书》2 :13和圣杰罗姆的注释。为了使使徒的传教通俗易懂，译者基于保存下来的备忘录文本作为基本参照物，通过用一种国家的语言甚至是地方方言来表达。此外，在遥远的地方传教时，他还保存了史记卷纸完整版，以便熟读于心，并传承严格的传统，这是犹太教界的习惯，更广泛地来说，是为希来伯古代联盟的成员们和散居犹太教堂的主祭司所用。

复述和翻译部门，属于教会利未支派执事，与使徒相辅相成。原始教会的文本证实了这一点。“抄写员”，就如同法语福音书中所称“书记员”，由阿拉米语sapra翻译得来。Sapra一词指管理书信文本的辅祭。这些备忘录可以使人们熟读于心。它们只有一个目的:备忘录可以让使徒以耶稣的话语和手他的事迹传播福音，避免因语言上的错误而演变成教义上的错误。最后，基督教的“执事利未支派抄写员”呼吁举行祷告会和宗教聚会。人们可以观察到，传福音两人组的第二个人物中文音译的传统名字可以让人联想到这一职能。

寻访工作者在孔望山

《后汉书》说了什么？

对于中国史学而言，最重要的是要从考古知识和皇帝纪事开始。首要的目的在于在中国编年史上找到“西方宗教”传教士到达中国的痕迹，在汉明帝(57年-75年)的梦境后，被传唤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当时仅仅只有《后汉书》(公元25-220年)里一篇文章记载了此事件，在讲述汉明帝永平60年间的文章中，我们秉着严谨的态度，翻阅了文言文的文章。一方面，我们要准确地和确切地衡量原来的表达是否能让佛教徒认为他们把佛教带到了中国来，另一方面，寻找是否这些典型的基督教因素有没有出现在文章中。

我们应当知悉，梦与其先兆功能是古代真实存在并广泛被接受的，甚至是当时权力机构研究的对象，在中国，这一现象较为突出。“天意在梦境中有人类的特征，在梦中通常由祖先或者天人托梦带来建议或者馈赠。梦境都有具体含义和传统的规则，需要由专人解梦。” 在《后汉书》一书中对于汉明帝之梦的分析可以回答我们的疑问，同时证实了这个事情就与一个夜晚的一场普通的梦境有关，与一场皇帝生活中的不平凡之事有关。

  “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金发、身材高大的男人，他的头顶有光…他就在两米处附近，脸色金黄……”

这个高大的男人(近2米高，要比中国男人高大许多)来到床边(极有可能从东方来的)，他有着一头金发，近栗色，雪白的肌肤，头上有一束光，他突然出现……汉明帝对他梦境的描述了这个男人身材高大、肤色、和一头金发，这已经可以排除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可能性，也不是一个印度人。这更可能是西方人，或许是斯基泰人，就像月氏一样。这位来自南海而并非通过连接西方的丝绸之路的仙人(后由阿弥陀佛取代在《汉书》中的称谓)。此外，接待使者的工作是在位于东部国都洛阳举行的。

通过海上之路，而非丝绸之路？

《汉书》有东印度的相关记载。在与中国相关的国家描述中，东印度有被提及。描述里面有确切的解释传教的方式，即从海上过来的，在汉朝沿海地区由汉明帝的兄弟彭城王(今徐州)接待，当时彭城为地区首府，当时那很有可能出现了一座基督教坟墓。

一座在徐州的基督教而非佛教的坟墓很容易解释:它可能追溯到多马使徒传教的时代，仅在二十余年后。在我们如今的编年史里，佛教引入中国的日期比基督教晚了一个世纪:在公元1世纪末，一座佛教坟墓，可能性不大。我似乎又找到了印证我编年史的证据:这座墓碑，显然为汉朝皇朝贵族所用，在图像中浅浮雕的主题据中国研究学者王维帆看来是带有基督性质的。人们通常急于对比佛教的言论，拒绝承认所有基督教起源。当然有一些场合是需要书面解释的。相反，在这之前佛教的影响似乎缺乏说服力。

问题的关键慢慢变得清晰了。中国考古学家碰到的问题，在于他们几乎完全忽视原始基督教，甚至是基本的基督教经文，例如《福音书》。不管是徐州的山墓浮雕，还是连云港的岩石壁画，仅仅凭佛教图像和历史的大概猜测就否认基督教的起源。一旦一些图像能够影响另一些图像时候，我们应该研究是谁启发了谁。在我们接下来的调查中，这项观察可以解释我们在寻求使远东传统的专家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要充分了解中东传统的困难。

多学科方法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很明显，在通往首都的道路上，连云港附近岩石壁画的研究的难题是在于多学科综合，这使我们可以运用合作伙伴在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

我向专家们提出两种建议:

第一，多元和单一学科研究，

第二，多学科综合研究。

主要涉及的学科有:

1.历史学，经严格文本支持及其翻译件与起源时期有关的。

2.和犹太基督教传教有关的中国人种学。

3.严格的资料考古分析1世纪和2世纪的基督教遗迹。

4.关于1世纪和2世纪艺术家起源、艺术形式和艺术环境相互联系的图像学。

如果是多学科综合，应该要:

1.基督教传教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犹太教与帕提亚世界有关的。

2.基于帕提亚帝国和印度世界的佛教的传统，即在引入中国之前路径北方之路，或者是“海上之路”。

3.中国佛教传统源于喜马拉雅山的印度河上游莱昂东南，本身介于犹太教基督教帕提亚和印度帕提亚两者之间，以及它融合了另一种宗教传统即萨满教徒和中国人文主义。另外，当地传统来源和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主要两大流派，道教和儒家，也应列入考虑范围内。

想念主恩

《多马奠立中国教会》译稿：连载一

寻访传教士足迹工作室    寻访传教士的足迹[    2023-03-13 00:00    浙江

小引：自2023年3月4日，本平台发布《多马|来华最早的传教士》后，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鼓励与建议，昨天又承蒙把法文《多马奠立中国教会》翻译为中文的王玫姊妹授权，可以在此平台连载发布，再次向她表示谢意！

序言

这本书藉着对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崖壁上的人物浮雕的研究，揭示了使徒多马于公元65至68年来到中国宣教，并在中国奠立了中国教会这一事实，比佛教进入中国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却被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篡改了，后者也在孔望山崖壁上雕刻了大量的佛教浮雕，企图掩盖真相，并将圣母马利亚抱着婴孩的浮雕形象篡改为佛教观世音的形象，欺骗了历史历代的华夏子孙，使他们不但偏离了真理，而且还误以为佛教是本土信仰，基督教是外来的信仰。

正如圣经所记，耶稣是明亮的晨星，撒旦自称“明亮之星”，假扮“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世人；使徒保罗在宣教途中遇到一位巴耶稣，巴耶稣的名字容易让我们混淆以为他跟耶稣有什么关系，这都是撒旦的伎俩，遗憾的是，撒旦似乎成功地蒙蔽和欺骗了大多数的中国人，这本书所揭示的真相让我们知道孔望山岩壁上的浮雕人物是使徒多马和他的翻译，还有马利亚抱着圣婴。“他们三个都在那里提醒华夏神州，后者，在祂短暂的尘世生活的第二天，祂也向她表现出了祂的关心。圣婴希望祂的好消息在公元64年被传达给天子(汉明帝)和所有的中国人，从公元65年开始，即在这些西方的希伯来人知道‘光之人’的到来之前，华夏神州就已经有一代人见到并认识祂是谁了。祂希望见证人来到他们身边，只有在祂十二门徒中的多马，用手指证明了所有人通过十字架之救赎而得到的复活的凭据。出生于中东的‘光之人’从公元前5年到30年生活在那里，向每个人展示他对他所有弟兄的神圣关怀。祂死了，复活了，然后升天了，但通过他的使徒，他继续赢得每个人的心——即使他们在地球的尽头。因此，中国在许多国家听到祂之前很久就收到了祂的Word。”

没错，据被尘封在梵蒂冈1700年的一本叙利亚文古卷《智者的启示》记载，来到伯利恒朝拜圣婴的东方博士就是从连云港孔望山出发的中国智者，他们在这个地方守望伯利恒之星的出现已经守望了4000年，他们是塞特的后裔，是‘光之人’的信徒，在他们的这本自传中，是以使徒多马来到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与他们见面，为他们施洗，并差派他们传福音结束的。这两本书互为印证，证实了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就是敬拜上帝的，基督教信仰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本土信仰，虽然撒旦用尽心机来掩盖真相，但真相总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就在主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华儿女回归祖先信仰的时候，就是圣灵活水江河涌流在中华大地的时候，基督的福音要复兴神州大地，迎主再来！

                           高梓良牧師

于2023年3月10日 多伦多

使徒多马奠立中国基督教会

—公元65至68年

辨认孔望山中国公元一世纪的基督教浮雕

中文摘要

最近有一项有关公元一世纪浅浮雕的研究，完全以纯佛教起源做背景，这些雕刻在一石崖上仍保持很清晰，地点就在连云港前往中国东汉首都洛阳的古道不远处，我们目前对犹太基督教世界较佳的认知，使我们能够确切地在这崖壁上众多的雕刻人物中将其中两位— 甚至可能三位—的主要人物指认为基督教人物:他们为两位基督教—而非佛教—“使者”到中国使行的见证，这在文献中明确地提到是透过海路来自安息人帝国与印度南方的旅行者，当时陆道的丝路因为战争无止已被切断多年，罗马、安息、中国3帝国主要以海运通商。

如果我们识别出这些人物为安息人雕刻家依照波斯湾附近胡齐斯坦艺术风格所琢出的浅浮雕基督教人物，仔细分析现有的中国文献中提到，在公元50年左右，这些旅行者在中国受到礼遇，离耶稣讲道不到40年的时间，再加上来自考古的其他因素，我们可以肯定罗马帝国东方教会的文献数据之历史价值:安息人或印度传统中提到基督门徒多马于公元52至64年之间的印度北方，继而在印度南方传教，之后前往中国。

孔望山石崖上第一位人物胸前持基督教特色的十字架，为主教准备祝福信者之姿，同时他所戴的犹太祭司长冠帽指明其使徒的任务，第二位人物的右手朝上，结合左手所执一展开的卷轴，依据犹太教传统，为已经透过文字记录下来的圣言，确认了他扮演传达和翻译者的角色。此外，这两位人物之间有一代表复活的基督教十字架的表征，其特殊的形象可断代为公元一世纪，另外第三位人物在石崖较远处，宛若从上方眺望这两位传教者，是一抱婴女子，穿凉鞋，双腿折叉，为典型安息人妇女生产后抱子坐姿，与佛教沉思打坐造型大异，而与后世西安附近楼观台纪年650年的大秦景教塔上一残存雕刻类似，代表圣婴降生，同时要指出这三位主要人物的姿态与衣着皆为中东两河流域风格，而非受印度北方贵霜王国的影响。

我们也注意到两位使者阿拉米语(古叙利亚语，中文又译为亚兰语，耶稣使用的语言)的名字和中国文献上有关此使命的记载较合适基督门徒多马的使命，由他的合作和翻译者陪同(竺法兰，及类似阿拉米语中的Shofarlan，lan: 为我们，shofar:吹号角传播者)，而不是如佛教传统中所说的为宣扬佛教的使命，透过印度西北方的犍陀罗之陆道丝路来到中国，事实上，公元一世纪后半叶之际，这条路当时为持续的战争所切断，此外在中国二世纪末之前还没有其他佛教雕刻出现的证明，同时这些佛像只附属于贵霜王朝的造像风格，大乘佛教教义和新的佛经透过贵霜统治者的政治力量于公元135年形成，在犍陀罗和印度西北区发展并推广，将近一世纪后才传入中国，我们知道最初的佛教为小乘，属菁英阶级的信仰。并仅局限于印度河流域上游，大乘佛教经文和最早的佛像雕刻在中国要到公元三世纪才于洛阳一佛寺中出现。

这些雕刻的存在与使徒多马公元65至68年的纪年出使相吻合，就在公元64年汉明帝夜梦耶稣之后—他带有光环、高大、金发、非矮小、也非黑发、非白肤色或棕黑色:是闪族的耶稣，而非佛祖。我们认为这些浅浮雕是为纪念使徒多马来到中国之行所刻，由其随行的雕刻家执行，这个告别仪式一定在他临走之前举办，之后他先经过一个面向浩大东海的日本岛屿，再返回印度东南，回到美拉普拉姆三年后，他于公元72年殉教，其死亡之地点与时间由他的墓地考古和当地及教会传统皆有确切证实。

孔望山石崖上一些雕刻可能在多马离开不久之后所雕的，包括汉明帝之梦和明帝与多马之交谈；佛教主题的雕刻则较晚，时间上差距较久，属犍陀罗风格，包括佛涅盘和其他佛本生故事图像。

我们拥有中国文人在公元一世纪帝王年纪中对此梦和此使命的评注分析，正符合一个来自西方的宗教之宣扬，但其后不再被官方承认，这教会也变得不显张，因而被较晚的佛教传统掩盖起来，我们也可以辨认出这个向中国皇帝传教的基督教使徒团的地点，位于后来盖起的洛阳白马寺之东北边，白马寺的建筑有如中国所有的寺宇，坐南北向，佛教的翻译工作和在中国的奠基，始于白马寺，从三世纪起，延续至五世纪。

然而多马与其陪同翻译者被接见处比白马寺略远，之后并在此处盖了教堂，其祭坛就是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座木制佛塔的底座。这座木塔于11世纪左右毁于火灾，于12世纪以砖石再重修，这木塔明显地显示古老犹太基督教教堂东西向的余存，有如耶路撒冷首座圣殿的方形结构，每边长八公尺，我们认为应该再重新考虑这佛塔和徐州纪元86年带画像石的墓地(目前基督教的可能性较确实)之考古发掘研究，同时补增对连云港浮雕之分析和断代。

中国第一个基督教社团建立于徐州似乎可能—徐州为南方临海楚国的首都:在明帝之兄弟楚王英的周围形成。根据中国史书记载，明帝本人接受并皈依这位使者和其随伴者所宣扬的信仰，从洛阳到海边的广大区域，在北方—特别是南方—还有许多有关基督教遗迹(包括十字架象征)的考古发掘，也需要统合这些数据加以分析，特别要提到徐州一公元86年的墓明显与基督教有关，出土画像石上雕有此次出使事迹和礼拜中使用的圣经内容，这些考古遗迹显示出基督教信仰传播之迅速和广泛，在中国境内远超过徐州的范围，明帝周遭的高官感到这宗教危及天子政权，因而废楚王英，并迫其自杀。

我们也可以在文献传统中找到后代的传教使者之名字，并非佛教使者，近似阿拉米语的音译，由此考虑到这个中国基督教会与安息人王国中的基督教东方教会从未中断过关系，直到公元637年透过唐太宗下诏令以官方形式再度出现，并于保存了老子的传说，为道教教义的宣扬基地之楼观台正式设立了基督教传教使徒团的基础，同时允许于中国境内各大城市成立教区。

有唐之际，许多主教区彼此联系密切，当时东方教会以萨珊王朝为基地，得到安息人教士之助，加上通商关系，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拥有教会完整的组织结构，唐武宗灭教，景教遭迫害，被逐的传教士目标转向中国北方游牧诸国，当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兴盛之时，他们已大量皈依基督教，并加入其军队，参与建立元朝之功，当时中国的教会拥有五个大主教区和三十多个主教区，到蒙古帝国消失后仍继续存在，附属东方教会，直至铁木真下令屠杀数百万拒绝皈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与巴格达的关系被切断，中东余存的基督徒逃离至库尔迪斯坦山区的阿叙利亚圣地，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东方教会之远东部分拥有百余主教区，有一段时期其教长为一位来自北京的大主教。

我们可以说多马到中国的使命让耶稣的福音于公元70年之前传播至太平洋岸的远东之土，就如公元40年，使徒雅各带着十字架到欧洲大陆西边极端，面临美洲，千余年之后，西方海路传教使命在全世界建立以罗马教会为中心的基督教会。我们的研究结论希望能够承认耶稣与汉明帝于公元64年的梦中相会，作为中国福音传播的源起象征，同时期，正值尼禄皇帝和其帝国的道德衰微，迫害基督徒，彼得和保罗殉教于罗马。

孔望山石崖上的多马与竺法兰使命类似第三位人物:圣婴降生— 圣母玛莉亚怀抱刚出生的耶稣，带着慈悲的眼光看这两位传教者，似乎在保护他们，直至今日，这项和平的福音传播仍为真理，强大的西方科学与科技如果不适当控制会成为危险，东西方两个古老文明的智慧与文化需要作为世界的典范，如孔望山雕刻上所显示，公元一世纪透过耶稣使徒向古罗马和汉帝国宣示的文明同源可作为我们未来的子孙互相了解的基础。

作者:皮耶·裴歇尔

法兰西学院科学院士

翻译:曹慧中

巴黎国立亚洲艺术—吉美博物馆

使徒多马奠立中国教会

(公元65-68年)

Pierre Perrier, Xavier Walter

黄成璐译1-4章

  这是一本考古证实不凡的书，也是记载使徒多马公元65到68年来到中国的文学作品。那是在一个尼禄皇帝残暴不仁迫害基督徒的时代，殉道者彼得和保罗死于他的手下。这本书告知我们，在尼禄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时期，早在使徒多马在三年时间内稳固地建立起教会前，在汉明帝统治时期，耶稣已经出现在中国了。

  越来越多更确切的证据不断涌现，在佛教到来前一个世纪，一个来源于犹太基督教而非西方的规模宏大的中国教会已经建立。它穿越几个世纪，直接渗入中国的文化或者通过借用佛教和中国传统智慧知识，让我们可以了解。

  祈求天福，是中华帝国在黑暗时代的信仰宝藏，它由以色列通过海上之路传播到中国，然后由丝绸之路复兴，这解释了复兴时期的成功和目前教会根深蒂固的信念。教会如今能给21世纪觉醒的中国的带来好处，通过它，中国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族复兴。

Pierre Perrier,

达索航天发展和科研前负责人，福音口头传播专家、技术学院创始人、研究所通讯员

Xavier Walter

大学研究院，研究中国的专家(出版十余部作品)，阿兰·佩里菲特前合作伙伴

第一章

研究开端

南京机场烟雾弥漫，我们飞机刚起飞前往北京，我们期望尽早到达以避免错过前往巴黎的转机。我正完成一个任务，它有两个目标:第一，与南京大学的学生召开两次中欧关系框架内的会议；第二，响应中国基督教起源相关问题的科研需求。终于，我坐在了我的座位上，飞机实际起飞时间可以赶上前往欧洲的联运，这使我心安了。

  于是，我开始总结这两个任务。对于科学与科技这一方面来说，为了这两场会议，我精心准备了计算机上的幻灯片和默认可能出现问题的答案，除了我需要适应一群年轻的听众以外，会议一切顺利进行，因为他们的英语水平在我看来还欠佳。我提议了中欧航空领域之间合作的主题，这被接受了。但是这项提案需要更明确的表述。

出于其他目的的邀请

我当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需要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挖掘新的内容，例如最近被挖掘的引入中国的宗教的根源，报纸和网络相互呼应报导了此事，只要满足这一条件，我就接受这两场会议。一些考古学家发现在新纪元的前几个世纪，基督教可能已经进入中国。早几年前，针对此事有过一场辩论。辩论的焦点:人民日报表明在这个方向中如果必须添加决定性的元素，那这将等同于一场地震一样！在公元的前两个世纪，多亏了孔夫子、老子和他们的弟子思考以及社会关系的性质和个人的责任感，中国在过了三到四个世纪的中央集权发展后进入一个完善的帝国的时期和实行第一个政治制度(三公九卿制)，基督教的到来就要比确切记载要早的多，这意味着对正在酝酿的中华文明基础要素对创世纪产生的影响力，有可能是宏大的。

  多年来作为研究教会的使徒起源的专家，我必须要了解所有考古学家近年来的新发现，尤其是南京大学大众宗教研究院进行研究得出的两项新发现。因此，我与该学院负责人约了在我特殊的科学和技术的任务完成后会面。会议仅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才组织好。然而，会议取得了惊人的成果。飞机起飞后，我只能从我的公文包中将这些前天向我介绍的“新元素”删去。

可能有两位和尚的地方

  正如我所料，人们跟我讲过，所做的研究都是沿着“海上之路”展开的，“海上之路”汉朝古都(长安，然后洛阳)和商业港口连接起来。这个“海上之路”在到达连云港之前经过开封和徐州，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经贸活动。

  在南京大学的大众宗教研究部，有关开封的讨论被掩盖了:当时这位专家生病了，但她的书有英文版本。基于口头传统的方式，这些书主要讲了犹太人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在开封(河南)的事迹。曾经有人告诉我，二十年前，在一个港口附近发现一些足迹，最近又被重新评估。如果我们沿着古“海上之路”一直走向内部，我们首先经过两个场所，在岩石上有修剪过的两个纪念建筑物，这可以追溯到第一位皇帝的时期，即秦始皇(221-211)，和代表着一个携带者金字塔和蟾蜍的大象……它们象征着什么呢？大象会让人想到港口把中国黄河河口泛滥的河岸与印度相连接吗？大象——象字——在新石器时到就存在于中国的北部，它的体型刻在了一些商代青铜器上(公元前十五世纪直到十一世纪)。传说中神话般的统治者舜把大象拴在犁上，汉末的文学将此比喻成战斗的野兽。中国像是力量、智慧、睿智和谨慎的象征。这难道也是印度的形象吗？公元一世纪末，这很难说。那么蟾蜍呢？它在中国则代表着财富和居住在月球上的人……

这条路一直往西行，围绕着一个名为“孔望”的小悬崖(即孔望山)，在山上，植被此前已被砍伐一空，随后一世纪山上的浅浮雕摩崖像才清晰可见。雕像周围被许多后来新添的人物雕像围绕着。如果需要离开港口或者取道前往京都，首先可以在峭壁左侧找到最近科研发现的三座雕像，有两座为最古老的和最大的，还有第三座雕像，稍微小一些。它们分别代表着三个人物，有两个造像是耸立的，还有一个风格一致，但离内壁较远，它所处的位置更高，平躺着，或者呈现出延长的姿态。人们向我展示了这些雕像，并向我保证这些人物是公元一世纪佛教到达中国后有关口头传教的铁证。随后，他们明确指出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日期，为笔头明确记载的日期:65年。此外，传说提到在一世纪应汉明帝之求，有两名和尚来自于印度到了中国，因汉明帝于64年做了一个梦，在他的床边，出现了一个人，个子很高，因此不像是中国人，更像是西方人，其欲解梦，便邀请了两位和尚。

但是！第一位和尚手里拿着十字架！

  第一轮研究的前夜，在展示前两个所谓“和尚”的人物造像的照片时，我并没有掩饰我的惊讶。很明显，第一个人物造像是最大的，实际上相当于人类的身高，在右手近胸脯的位置拿着一个十字架。在他身旁，系第二个人物，非常出类拔萃，穿着非中式服装:他以证明真理的姿态敞开右手，左手上拿着卷纸，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雕刻已经慢慢淡化。

  在随后漫长的讨论中，这些学者不懈坚持声称，根据他们的分析，这两座雕像是关于佛教徒和尚的。我不得不坦白，说服他们承认这更像是他们的猜想，因为无论如何，他们决不能认为第一位人物造像在胸脯旁手持十字架这一现象是次要的。十字架并非是衣服造型的结果，因为它右手持着的十字架，是一个大大的十字架，超出了衣服的边缘和裁缝。十字架展现出了一个简单的中心雕刻，佩戴者的姿势给十字架提供了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东方的主教在天主教会举行礼拜仪式的庆典活动时候惯用的姿势，这也是我们现有的旧肖像集证词中最认可的姿势。这只可能是一个拿着十字架的基督祭司，旁边是他的辅祭，造像小一些，右手证实了他左手的卷纸上所写的会规信仰，展现出来如同传统的基督教肖像集描写的那样，这被后人证实过的。

您说公元65年？

  此外，我为刻在悬崖上事件的时间很惊讶:公元65年。为什么会惊讶呢？我把它归因于我最近的按时间顺序的调查，这份调查是基于我在印度南部向马拉巴尔的基督徒收集的口头记录，他们讲诉了一系列的事实，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64年，根据印度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口诉，使徒多马结束了在南印度传教使命后，在离开迈拉波拉姆(马德拉斯附近)之前，来了中国。

  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现以及其与我致力于完成使命的工作即研究使徒多马走向东方出现的共同点变得十分离奇，也使我从这场辩论中论点的困惑深渊中逃离出来，这些论点声明，雕刻在岩石上的浅浮雕是第一批佛教徒在中国传教的证词。为什么如此明显的基督教性质的肖像却这么难被认出来呢？由于我对中国佛教并不了解，我困惑不已。在飞机上，由于他们给了我照片的复印件，我开始重新研究照片上的这两座造像。又因为在我快离开的时候，他们才给了我第三座造像的照片，我迟了一些才看出来这三座造像的联系。

还有一个女人！

  一眼看去，第三座雕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因此可以理解，尽管我们可能明确猜到这是一个女人的头，精致的头发，或多或少有一世纪下半叶中国女人的味道，例如，前天下午在南京博物馆观察到这一时期的雕像，尤其是那些女人的雕像，她们的发型和穿着都和这里颇为相似。第三个人物的浅浮雕雕像在我看来已经十分明确了。但是它意味着什么，不知所以然，她没有在看其他两个人物吗？我没有立马观察到更多的东西，我被迷住了，就像之前对那个高大的人物造像痴迷一样。

  我更仔细地想到了一个人物的发型，那个我看过的教徒的发型，我认出了在头巾上有一个清晰可见的十字架，由石头或者刺绣制成，固定在发带的上方显眼的位置。这个发型的问题是:“如果我讲它与其他同期在南京博物馆看到的男人的发型进行对比的话，这不可能是一个中式发型，更不可能是印度式发型，因为他们不能带一条如此明显的发带，除非为个人所用。

  到达北京机场后，留给转机的时间非常少，那么迟到就显得举足轻重了，这迅速将我的思绪扯回到二十一世纪和法国的日常生活…… 事实上，我得知法国航空的航班因乘务员罢工将延误，我注意到这场“社会运动”造成法式的混乱，甚至是意大利式的，因为相当一部分乘客是意大利人，因无法在预期的时间内回到他们的祖国而十分沮丧。法国和意大利的中转站是巴黎戴高乐机场。我又陷入了法国人的混乱中，这些无法预料的举动成功阻碍了快速转机的通道。快速转机是认真的研究和法国航空业高技术的成果，这个也是我作为工业研究和发展的高级经理贡献了大半生的职业生涯的地方。

  但是法国也是一个卓越的地方。在非宗教化的错误后，基督教的起源逐渐明朗起来:犹太-基督教根据巴勒斯坦考古学揭开面纱，由红衣主教达内尔鲁深入研究，他的人类学归功于朱塞斯神父。在《东方教会》中有一段他的口述由红衣主教提斯朗(Tisserand)和皮尔·陶维里耶(Pr. Dauvilier)揭露:“东方教会的圣土由使徒巴多罗买、圣犹大·多马建立(西罗马帝国或者东罗马帝国范围外)，在几个世纪内，形成了帕提亚教堂和中国和印度天主教教堂的关系。

想念主恩

《多马奠立中国教会》译稿：连载八

寻访传教士足迹工作室    寻访传教士的足迹     2023-05-04 11:33    浙江

小引：自2023年3月4日，本平台发布《多马|来华最早的传教士》后，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鼓励与建议，昨天又承蒙把法文《多马奠立中国教会》翻译为中文的王玫姊妹授权，可以在此平台连载发布，再次向她表示谢意！

第八章

中国帝国的考古证据束

一旦我们发现福音传播在中国开始于公元65至68年间，多马和他的门徒Shofarlan在那里传道了三年半，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是在犹太基督教早期传统中的一种完整的教学。这三年时间用于在中国建立基督教教会，恰好对应了耶稣在公元27至30年间的传道时间。回顾使徒最初的传道教义，可以找到三年教学周期，足以培养门徒、执事和长老。这也证实了在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保存下来的多马传道的传统。

这两位使徒随身带了多少卷轴?

根据记载两位传教士She Moten和竺法兰(Shofarlan)在公元65年抵达中国首都洛阳，他们带着42卷经书。这些卷轴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也有所体现，并且按照传统口头记忆的方式，精确地计算了其中的内容，尤其是神圣的东西。就像启示录中所说:经书包括旧约的30卷书，包括5卷摩西的律法书，24卷先知书(启示录11章16节中的长老)，以及诗篇卷。它们构成了犹太和基督教传统的圣经，即《托拉》、《先知》和《诗篇》。至于“使徒的记忆录”系列，通常在1世纪时有12卷，与12个使徒相对应。这42卷经书是由30卷和12卷的内容相加而来(在启示录中被称为“预言的书卷”)。约翰将24位长老的预言文本和四本福音书分开，这四本书尚未被视为由12位创始使徒所编写(启示录21章14节)，而是在多马于公元51年离开耶路撒冷时形成的。

这四十二卷经书是以色列的传统经文加上口传福音的备忘卷轴，这一点可以通过计算得出。这些备忘卷轴是多马为了让翻译能够参照文本而不是依赖于他的注释，是按照希伯来规则来做的。这些备忘卷轴在犹太-基督教的所有礼仪中使用得非常普遍，但并不排除它们可能被一份由马太收集和编写的选集所补充，作为犹太-基督教的礼仪书。这种做法与我们通过以前的文献如依勒内和赫各伯所了解到的，与使徒们的阿拉米语布道相符。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多马的布道留下了一整套备忘卷轴，用于他所建立的教会的敬拜活动。尚未找到它们的痕迹很容易解释，因为中国的湿度不利于纸张保存，并且在那个时期立起任何石碑都需要官方授权。现在，我们有了孔望山的雕刻文献，它们或许已经被彭城的楚王刘英盖上了印章。

在公元86年的墓里出现的律法，先知，使徒 ？

一座年代非常精确为公元86年的集体墓葬在中国江苏省的徐州被发现，徐州曾是汉代的彭城，也是海州省的省会。这个墓穴中保存了雕刻在浮雕上的全部雕像，现保存在该市的博物馆中。这个集体墓葬葬有名人的遗骸，他们可能是彭城州刺史英的身边人，英是明帝的同母异父弟弟。这座墓葬有一个与非基督教墓葬相同的十字形，十四块雕刻的浮雕板装饰着这个墓穴，需要仔细研究，尤其是当 “云梯山”的雕刻被发现是基督教的起源时。王教授最初认为这些板上的图像是汉代佛教或日常生活场景，但后来他确信这些图像基于圣经的原因，可以更好地解释所描绘的场景。如果考虑到公共场合中犹太-基督教的固定形象，并将包含两个人物(一个高一个矮)的板与“云梯山”的壁画赋予相同的含义，那么就不难发现这里有几幅描绘圣母与圣婴的图案，以及对使徒的传道的描绘。王教授的假设受到新证据和孔望山浮雕的支持，这十四块浮雕雕板不能被归类为其他墓葬，而只能归类为基督教墓葬。它的图像还证实，使徒的传道是全面的，详细的，并包含有关旧约和福音书的引用，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使徒的回忆录”。这不是一种表面上的宗教渗透，而是一种涵盖了旧约的核心和使徒回忆录的传道。

这些重要文物之外，还有一件“彝”(一种古代礼器)在徐州附近的一座墓中被发现。这件器物可以追溯到三世纪初，上面刻有两条分开的鱼，还有五个圆形的面包装饰，这件“彝”很可能是基督教的。当然，鱼是中国古代装饰中常见的图案，常常出现在装饰有两条相邻、对称的鱼的器物上，寓意为幸福之兆。然而，徐州的这个“彝”与巴勒斯坦用于餐食的平碟有着相似之处。显然，这件“彝”上的鱼和五个圆形面包的图案透露出基督教礼仪的影响。我们是否可以想到《马太福音》中所描述的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的奇迹(15:32-39)？

中国不同考古遗址中的十字架，犹太基督教礼仪...

在中国的不同考古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了这种传教活动，主要是一些十字架或包括十字架的图像(见图19.1)。显然，在中国的表意象形文字中，使用具有相等分支的十字架表示房屋的炉灶，这也有助于淘汰此类图案。然而，其他的表现形式仍然存在，包括一个虔诚的信徒在十字架下祈祷的场景。大量的十字架分布在从黄河向南延伸近一千公里的范围内，从东到西也一样，这代表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也说明大多数的十字架都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至3世纪初期，这表明在汉朝结束之前，基督教影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这些不规则分支或带有朝拜人物的十字架无疑是基督教的，数量众多。甚至有人发现了一枚三世纪初的十字架，上面刻有一首非常优美的基督教诗歌。

需要谨慎考虑任何出现两条鱼的礼仪元素(由于中国古代的鱼的意象)，如果两条鱼对中国的象征性只是看作是两倍的繁荣的符号，那么在犹太基督教的象征意义中，这代表预言者和诗篇卷轴中弥赛亚的预示，以及作为五卷律法书教诲的补充。这个符号在犹太基督教教会中非常特殊，因为它回到以色列儿童的启蒙，这是根据“生命之饼”的项链的传统，这是彼得和约翰记忆中使徒教诲的最初形式的核心。如果这个图案被多次确认，那么它将通过确切的考古证据证明有聚集在一起庆祝圣餐的社区的存在。这个礼仪元素被两个杯子证实，杯子上再次出现了两条鱼和五个面包的图案。用于庆祝圣餐的盘子？很可能是。其中一个是由一种瓷器制成的，属于其初始制作阶段的类型。另一个也是瓷器制成的，可以追溯到三世纪初期，表明在最早的时候，礼拜地点的服务者不惜使用昂贵的器皿，以满足最富有或宫廷的人们的需求。

...以及教堂的痕迹(考古和文学)！

真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对传统中的“两个来自印度的陌生人”抵达明帝宫的地点进行发掘。传统中提到了一个位于洛阳的寺庙，不同于现在的“白马寺”。据说这座寺庙有一座木塔，于公元69年建成，被视为中国第一座宝塔。十个世纪后，它被重建，现在的遗址是一座土堆。这座土堆，作为古老传统的见证，位于寺庙东南方两百米处。这座土堆非常重要，需要进行发掘，至少要确认寺庙和宝塔是否是东西向，就像对尼斯托里派教士和大慈寺南北向的道观在西安以西约60公里处的楼观台基地和宝塔进行的一样。这些发掘将揭示建筑和不同程度保存的考古遗址，它们更值得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证”，比大秦塔更加值得。值得提醒的是，文献提到，中国第一座宝塔的底座是一个大约8米边长的正方形，与圣经文献中所述放置约柜的神殿底座相对应。

此外，多年来有一个传统认为，在毁坏的建筑物遗址上会在夜间出现奇怪的光芒。这些光芒长期以来一直保护着遗址免受人类手中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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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传教士、可做传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