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土地历代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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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土地历代制度的思考

黄亚东     周末假日      2022-04-30 13:43     安徽

2022.4.26.在微信里读了阿普子诗研究员发来的“青笔记”《周其仁：谁也挡不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文。很受启发，颇有思考。我也来探讨一下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

（一）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沿革
在新中国成立前，黄炎培与毛泽东谈话，讲到中国历史朝代的“周期律”问题。我想，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有个“周期律”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导致“改朝换代”，实现政权“周期律”，土地制度的变革“周期律”也是与政权变革“周期律”相伴相生的。历史上从“耕者有其田”、“摊丁入亩”，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改”，1980年代的“农村责任制”，无一不是土地制度的“周期律”体现。

土地是农村经济、农业制度、农民人身自由的“关键”。

（二）当代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两派意见
从专家、智库争论看，一派是坚持维护土地制度的“责任制”长期稳定不动摇。一派是土地分户“责任制”已经阻碍了现代化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发展。

目前，耕地是集体所有。全国各地都有土地制度改革探索试验。土地“三权分立”，即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使用权归农户所有，土地可以流转，派生出了个“土地经营权分离”。

土地使用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区别在于土地属于土地责任制权属人与土地使用权权属人。土地责任制使用权人使用土地属于使用权，有偿使用土地流转就是土地经营权转让。

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责任田的使用权、农户土地使用权转让后的经营权，在法律上没有说清楚明白，操作起来就有麻烦，一旦遇到具体问题，法律解释因人而异，司法自由裁量权宽泛，结果差异太大。

具体实际操作有“增人不增地”与“减人不减地”的麻烦。

现在的土地制度是“维持责任田制度长期不变”，一般是30年不变。30年后（1980一2010）再发个文件“延续30年不变”。

按照“耕者有其田”，就得“增人增田”、“减人减田”。但人口变化是个动态、常态。要“增减”，怎么体现“长期不变”？具体操作成本很高。“增减”成了个“烂尾楼”、“麻烦制造者”。

（三）土地“责任制”的弊端凸显
支持土地制度不搞“私有化”。理由：一是历史上都有教训。二是农民作为弱者，土地财富要国家保护。三是土地私有后不利于国家建设征地，影响建设成本。如英国的土地私有导致国家铁路建设规划不好实施。印度的土地私有导致招商引资开发阻碍重重。台湾省的土地私有导致城镇规划建设阻力重重，建设滞后，城镇现代化程度不能如实反映经济现代化程度。

基于以上思考，我是不太支持土地私有。

目前的中国土地“责任制”，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增长，人口、劳力转移，人们获得就业机会增多，收入来源多元，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又凸显了“土地责任制”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规模化经营、竞争力提高。现代化农业被土地固化的“小农经济”的土地制度所制约。问题越来越凸显。

一是土地不能保证“耕者有其田”的历史真理。

二是抛荒土地严重。特别是山区人缺土地，平原与城市周边、高速路沿线大量浪费土地。

三是土地因户分割、狭小，不便于机械化规模化耕耘、设施化经营、现代化管理。

（四）土地制度改革的保证
要改革中国土地制度，就要有保证条件。最大条件:

一是保证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不饿死人，有饭吃。

二是保证真正种田的人有田可种，不能让不种田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抛荒土地。

三是保证国家建设征地顺利。不能阻碍国家经济建设用地。

四是农民的“责任田”有偿使用，收益有基本保障。直到农民城市化进程完成。

五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有法律保证，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生存权、劳动权有保障。

六是隋朝的“大运河”能开通，说明国家建设用地有保障。明清朝代的江南园林能存在，有价值，当今也要保障这种土地经营使用模式合法存在。

七是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

1990年10月22日一1991年5月15日，我参加国际合作社联盟“第五期加强亚洲农业合作社管理高级经理培训班”学习，考察了印度、泰国、日本、韩国的合作社及农业。2019年4月18一25日，我在台湾环岛旅游，看了台东县池上乡伯朗大道农业田园风景区。2019年5月22一27日我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旅游，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城市与农村。平时我看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农业的资料。加上我学过农业技术，当过农业技术员，从事过农业田头种植。我1977年至2000年长期在基层、县、省供销合作社工作，搞过农产品流通，参加过国际农业合作社管理培训，考察国外农业。我2004年至2008年的农业开发实践经历。

(五)结论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关键是:

一是大力发展国家经济。

国家经济增长快速，财富积累快速，什么难题都好解决。三农问题、土地问题，就都不是问题。离开这个管总的大前提，谈土地问题，谈三农问题，都是“穷人常忧戚”。

日本、韩国就是国家经济发达，农业问题、土地问题都不是问题。

二是大力发展工业、高科技产业、服务业。

把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农民大量进城市就业，收入大于从事农业的收入，农民自然而然会把土地流转出去，甚至不在乎土地的那点微博收入。韩国农民把农业手工业编织厂开进大城市大卖场。现在我国农民把茶叶加工厂开进镇上、城市里。都市农业成了科普园地、观光场所。说明农业不只是限制在农村。

三是大力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普及程度达到国民人口（城镇化率）80%以上，三农问题、土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研究中国“三农问题”、中国土地制度问题，必须跳出“三农”，跳出“土地”，换个思路，换个姿势，去思考。从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去找出路。

马来西亚给我印象深刻。马来西亚2800万人口，仅首都吉隆坡就有1500万人，加上省市县城、镇人口，应该有2300万以上人口住在大城市、县、镇，从事非农产业。所以，马来西亚的土地大量种植棕榈树，生产木本棕榈油，出口全世界，收益大于种粮食作物，农民辛苦程度也低于种粮食作物。

中国要民族复兴，再创历史辉煌，农业必须服务服从工业，农村必须服务服从城市；中国人口必须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中国的劳动力必须绝大部分是从事非农产业。唯有如此，“三农问题”、“土地问题”，才能成为微不足道的中国问题。

本人声明：我本善良，纯粹从学术谈“三农问题”、“土地问题”，没有恶意，请勿扣帽子。2022.4.28.星期四 阴 雨 于武汉

作者 : 黄亚东，亚东三农研究室微信群群主。1956年生，1985年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199010.22.一1991.5.15.参加国际合作社联盟“第五期加强亚洲农业合作社管理高级经理培训班”学习，在印度泰国日本韩国学习考察农业合作社。他1992年率先在国内公开刊物发文提出“三农”一词，人称“黄三农”。他先后在湖北省孝感县周巷公社供销社、孝感县供销社、湖北省供销社工作。

他在国家《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商论》及湖北《咨询与决策》、《合作》、《商业理论与实践》等杂志发表论文、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