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民族，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生活中耶路撒冷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都，犹太教把耶路撒冷当做唯一的圣城，并在圣殿山上修建城邑。
犹太人建立以色列王国，有过辉煌的历史，鼎盛时期人口不下两百万。不过这个王国先后被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灭亡，犹太人被带到各地沦为奴隶。到中国汉朝时期，耶路撒冷这座城市被罗马大军摧毁，从此之后犹太人就散居世界各地，犹太民族不再有国家。
犹太人失国后，大多数人地位低微，但犹太人特别团结，有困难相互帮助。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犹太人在西方世界富有起来，开始宣扬他们的宗教，这遭到西方基督教国家民众的厌恶和抵制。
在1900年前后，许多在西方受到排挤的犹太人，逃到美国和其他非欧洲地区，一小部分则返回故土以巴地区。
1896年匈牙利裔犹太律师赫茨尔出版了《犹太国》一书，完整地阐释了犹太复国主义。1897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大会根据赫茨尔的理念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
从此，犹太人开始了漫长的复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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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王大卫
那么，犹太人是怎么和我国东北扯上了关系，并进而计划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以色列”呢？
“东北”大逃亡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大批在俄国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流亡到中国，逐步聚居到哈尔滨。到20世纪20年代初，哈尔滨的犹太人增至两万余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大批金融、工商、律师、医生、文化、艺术界犹太精英的到来，也迅速推进了哈尔滨的发展。这个原本是小渔村的地方，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已变成了与京、津、沪、杭相媲美的大城市。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历经种种苦难，终于在遥远的东方，获得了一个相对宁静的角落。
但这种暂时的平静，被日本人的入侵彻底改变了。
1932年7月起，滂沱大雨连下27天，松花江水暴涨，江堤决口，市区全部被淹，到处一片汪洋。一时银行停业、商户关门、电话断绝，整个哈尔滨变成了一座水中孤城。道外、道里区十余万罹于洪灾的难民蜂拥至南岗、香坊等高地，大多露宿于乡间田野，衣衫单薄、无一物覆盖者多矣。风雨中，啼饥呼寒之声不绝于耳，其状惨不忍睹。
犹太人社区在犹太社团的组织下，成立了救护队，对难民进行紧急救助。8月末，洪水渐退，然而虎列拉、猩红热、白喉、麻疹等传染病又大规模爆发。犹太社区又组织医生考夫曼等五人参加哈市防治霍乱小组，对灾民进行救治。
天灾尚可应付，但人祸则完全力不从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灾正是人祸之结果与反映。
当年年2月5日，日军多门第二师团攻占哈尔滨。日军进城之后，烧杀抢掠，外来侨民亦不得幸免。犹太人因为其经济实力雄厚，更成为日本人眼中的肥肉，很快日军便“接收”了大批犹太企业商号。
哈尔滨的白俄流民看到机会来临，立刻依附于日本宪兵队，成立所谓“俄国法西斯党”，宗旨就是要消灭哈尔滨的犹太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绑票杀人勒索案，主要针对犹太富商。被绑架并且撕票的，有中央大药房的老板科夫曼，以及中国大商人穆蔚堂等。
其中，最著名的绑架案是所谓“谢苗·卡斯普绑架案”。8月，犹太青年钢琴家谢苗·卡斯普从法国学成归哈，被白俄法西斯分子绑架，向其父勒索30万赎金未果而惨遭杀害，引起群情激奋，但凶手最终无罪释放。
亚伯拉罕·考夫曼，面对此情此景，不由得悲从心来：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恐怕要面临一场无法避免的浩劫。事实仿佛正在印证考夫曼的担忧，犹太人的企业一家接一家被日本人抢收，住宅和建筑物被日本人占为己有。针对犹太人的烧杀抢奸屡屡发生，很多犹太家庭陆续逃离这座城市，到上海或者其他中国城市，少数人甚至宁可回苏联也不愿待在日本人控制的地盘上。两千多年来犹太人经历的苦难，仿佛又轮回回来了，一切似乎都是在劫难逃。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日本人从魔鬼变成了天使，突然对犹太人极为友善，温情脉脉一团和气，好像要“化敌为友”
变化始于1934年，日本外交刊物上刊登了钢铁大王鲇川义介的文章《一项邀请五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该文在日本出版界和犹太人刊物上被重点推介，日本国内的反应相当积极。鲇川义介撰写此文并非偶然，其实是放出了一只试探性的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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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他频频与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松冈洋右、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举行秘密会晤，以及多次会见安江仙弘、犬塚惟重、樋口喜一郎等少壮派人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满洲”的建设问题，话题时常转到犹太人上面。而这篇文章，其实是这帮日本“满洲”派实权人物、工商企业界巨子，以及“犹太问题专家”共同炮制的产物。
“满洲”丰富的矿藏和原料、广袤的土地、尚未开发的巨大空间，这些都被日本觊觎已久。当年日本对沙俄发动日俄战争，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沙皇控制下的广大而空旷的中国东北土地。1929年国际性经济崩溃冲击之后，随之而来的世界性大萧条，使得东京决策层更加渴望得到“满洲”，从而解救危机。这其中实力最强大也是呼声最迫切的当属关东军“满洲派”，他们力主回归传统方式，要求在大陆扩张，第一步便是攻占“满洲”，建立扩张基地。如愿抢得“满洲”之后，日本人才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开发“满洲”。首先是资金缺乏，在经济萧条的年代，很少有国家能够幸免此难；其次是移民工作遇到难题，无论如何劝诱，日本国内的剩余人口也不愿移民“满洲”；最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实际已经打破了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垄断格局，这引起西方国家对日本的集体性孤立和排斥，日本外交举步维艰。
此时，日本人想出了一步“活棋”——犹太人。
在日本人心目中，“犹太人”是财富的代名词，这一印象来自1904年日俄战争。犹太巨贾耶柯勃·歇夫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虐杀犹太人的仇恨，先后四次筹款共计2000万美元赞助日本军队，本已陷入窘境的日本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沙俄，从此迈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日本人坦言：没有歇夫的帮助，就没有日本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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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犹太人在美国拥有特殊地位，美国的政府基本被犹太人在幕后把持，经济、法律、媒体各关键领域更是全由犹太人掌握命脉。如果能博得犹太人的好感乃至支持，日本在美国乃至世界上的外交窘境就会好转，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它的头号假想敌苏联。
还有，欧洲排犹活动愈演愈烈，大批有知识、有技术、有资金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而肯接纳他们的国家并不多。如果能将这些人弄到“满洲”来，发挥他们的能量，开发“满洲”就不再是难题，而此举更能提升日本的外交形象，树起一柄“人道主义国家”的大旗。
当然，在欣喜同时，犬塚惟重不忘提醒自己的伙伴：犹太人就像河豚鱼，鲜美，但是含有剧毒。烹调得好，可以大饱口福；稍有闪失，将被置于死地。传说中犹太人阴险狡诈，他们在密谋夺取世界，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于是，所谓“河豚鱼计划”悄然出台，了解内情的，只有前述几个日本人。而日本人对犹太人和外界所宣称的，仅是表示要接纳欧洲逃难犹太人来“满洲”，为他们设立定居点，以彰显日本人道主义关怀之温情。
日军初入哈尔滨的野蛮行径，逼走了差不多七成的犹太人。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明白：要顺利实施计划，必须重新将哈尔滨乃至“满洲”变为犹太人的天堂。负责此事的是安江仙弘，他多次拜访哈尔滨犹太社区，与考夫曼建立友谊。他表现的态度极为真诚，又不过分殷勤：绝不主动帮助犹太人解决问题，但当犹太人提出请求时，便义无反顾全力解决。如此一来二去，很多犹太人便相信了日本人是真的改变了，而另一些心存疑惑的，也乐得顺水推舟——谁会跟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过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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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终于回归平静，然而想起远在欧洲正遭受磨难的同胞，考夫曼并未满足。我们已无从得知他当时面对日本人的殷勤是何般心境，是真心感激，还是加以利用，拟或兼而有之？可以肯定的是，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与日本人合作，给那些陷于生死关头的与他同根同源的锡安山下的子民们一条生路。而他是否想到同样在日寇铁蹄下生死挣扎的另一个苦难的民族，是否想到脚下这片乐土已经浸透那个苦难民族的血泪？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在此交汇，斯人已逝，往事如烟，道德判断其实是那么脆弱不堪。
河豚鱼计划
一切仿佛按照日本人的计划来了。
1937年，哈尔滨犹太社区组成以考夫曼为首的远东犹太人评议会，年底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代表包括哈尔滨、上海、神户三地的犹太人计700余人，安江仙弘和樋口喜一郎任观察员。犹太人没有让日本人失望，他们通过了一项公开决议：“我们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平，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1938年12月5日，日本东京。
应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要求，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兼通商产业大臣池田成彬，齐集一堂，举行内阁会议，这就是著名的“五大臣会议”。会议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讨论到深夜，多方争论不休，最后终以典型的东方人的方式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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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代号“河豚鱼”的计划正式出炉。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日本将与在华犹太人合作，以帮助犹太人在哈尔滨完成“复国梦”的条件，换取犹太人对日本战争的资金支持。
考夫曼此时与安江仙弘已成至交，他们时常一起乘豪华快车往返于哈尔滨与大连之间。1938年和1939年，他们又合作召开了两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
与此相比，更为关键的是于1938年底在东京召开的“五大臣会议”。与会诸大臣意见并非一致，而他们争论的焦点包括是否应该与犹太人合作，以及定居点应该设在哈尔滨还是上海（前者是陆军的地盘，后者是海军的地盘），还有如何处理与德国、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微妙关系等。经过漫长的商议与讨价还价，一份周到详密的策划书终于出炉。犹太人就此成为日本盘中的河豚鱼——去除毒素后，鲜美无比。
“河豚鱼计划”正式实施后。
日本人与犹太人的合作日渐紧密，至1939年5月考夫曼应邀访日更是达到高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殷勤的招待。考夫曼获得大量在各种场合表达“满洲”犹太人感情的机会，并接二连三地听到日本人发出的“友善之声”。在回哈尔滨之前，他被授予“帝国勋章”，而即使是日本公民，获得此勋章机会亦很少，外国人更是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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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哈尔滨，日本人的计划还包括上海。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这又给了“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以极大鼓舞。上海聚居着大约4700名中东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家族和个人，如地产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亚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99家会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东犹太人。
犬塚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犹太人财富的机会，于是在泊在外滩的日本万吨战舰“出云号”上密谋对策，犬塚惟重直言不讳：“如果犹太人不与我们合作，就把他们绞死。”
之后，犬塚惟重与欧洲犹太人社区建立联系，到1939年初显成效，由日本人、中国人、欧洲犹太人和中东犹太人共同筹资的太平洋贸易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成立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它公开表明日本人与犹太人开始合作。另一件令犬塚兴奋的事：维克多·沙逊接受了他的宴会邀请，这表明日本人已经被上海犹太上等阶层所接受。
事态的发展如此顺利，犬塚等人趁热打铁，炮制出一份机密研究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来。这份长达90页的文件不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犹太人资金的手段等，甚至还有支配美国公众舆论的计划，包括邀请犹太新闻工作者去日本作正面报道、邀请好莱坞片商到上海拍摄日本人善待犹太难民的电影等，还包括日美两国神道教与犹太教宗教互访等。但报告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建立犹太难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称其为“亚洲的以色列”。
此项计划马上被细节化，安江主张建立在“满洲”，犬塚等则主张建在上海近郊，但无论何种选择，“犹太财阀必须根据我们的要求和条件建设新的城镇……允许犹太人自治不是一个好办法……须采取步骤使我国官方处于监督和幕后指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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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同时，为了配合“河豚鱼计划”的实行，日本也改变了移民签证政策。日本在神户建立犹太人社区，专门接纳从东欧逃难而来的犹太人。在立陶宛，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为犹太难民签发了6000多张过境签证，而根据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在《汉奸还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证，“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书记员王替夫为犹太人签发的12000余过境签证也与此有关。
从1935年至1940年，形势的发展看上去都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但让犹太人始料不及的是，转折很快来临。
截至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犹太资本帮助日本迅速完成了东北的工业化，为其侵略全中国和对美最后摊牌奠定了物质基础。大量的犹太移民来到中国，其中部分并不是去了东北而是去了上海，引起了上海犹太人组织和东北犹太复国组织的矛盾。美国政府察觉日本的企图后，通过对美国犹太组织施加压力，使其拒绝了日本的请求。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完全阻止河豚于计划的实行，东北的工业化在犹太资本的帮助下已经完成，日本帮助犹太人建立国家的美好形象，也使得美国在这其间对日采取的纵容政则。但是这一切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而结束了。当犹太人还做着在东北建立犹太国家的美梦时，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犹太人被日本人光着屁股赶出了中国。当然，合作的另外一方日本也没有得到好下场，多年以后，随着两个大鸡蛋的落下，也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侵略。日本推出“河豚鱼”计划，当然也决非是纸上谈兵，它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很现实的政治运作。1939年5月，安江仙弘安排考夫曼医生对东京进行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了一个月，访问了内阁各部门，受到隆重而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尔滨之前被授予帝国勋章。日本积极推销“河豚鱼”计划，其战略用意显而易见。第一，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第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渗透“满洲国”建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至此，日本人“善待”犹太人的真实动因昭然若揭。日本完全是为了获取其最高国家利益，才如此“温存”犹太人的。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我们无法苛刻抨击那批渴望参与“建立亚洲新秩序”的犹太人，毕竟，犹太人一直将拥有自己的国家和家园作为他们神圣的历史使命，而日本人恰恰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心情以及看中了他们手中掌握的巨额“银弹”，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排头兵”。
复国梦破
继1936年日德签署了防共协定后，1938年又达成了所谓“文化协定”。从1939年8月开始，日本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另外，日本军警殴打恐吓上海犹太难民之事，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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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0年。东条英机上台担任陆军大臣后，实际掌控了日本军政大权。东条一上任便拿安江仙弘开刀，安江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杉原千亩也被迫离开了立陶宛。与此同时，日本正式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了三国军事同盟。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安慰赶到东京质询的考夫曼：虽与德国签约，但绝不反犹。
考夫曼离开时忧心忡忡，他开始意识到与日本人的合作前景并不美妙。流传于犹太人中的一句戏谑日本人的话看起来颇有道理：日本人像上帝，完全不可预料。
其实日本的反复无常并非不可预料，之所以如此，是诸多因素左右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并未像预想中那般积极配合，想象中的美国金融集团投资一个铜板也没有捞来。
1938年，“满洲”犹太实业家列夫·齐克曼给美国的世界犹太人组织领袖斯蒂芬·魏斯写信称“日本人对‘满洲’犹太人相当公平”，魏斯的回信毫不客气：“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一句话堵死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经常向日本政府施压，对他们和犹太人眉来眼去的行为十分不满，这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扰。
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日本难以自拔，而加上苏联的威胁，自是不敢得罪另一个大国美国。但如果按照德国的要求处置犹太人，日本本来就已经十分孤立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这是日本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河豚鱼计划”无甚实效却仍推进的原因，但日本人心中的积怨可想而知。
终于，日本人一吐怨气的机会到来了。随着德国在苏联境内的层层推进，胜利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日本看来已无后顾之忧。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袭击了珍珠港，上海日军也攻陷上海所有外国租界。犹太人的苦难再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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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塚惟重，“河豚鱼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 ，在最短时间内登上维克多·沙逊那座价值数百万英磅的办公大楼，大声宣布：“从现在起这就是我的房产，你们所有人必须遵从日本的政策。……时代变了，我们要好好和你算账……”。
犬塚如此失态的原因是：随着宣战，他以往跟犹太人交往的经验，他付出的精力、汗水、他取得的成就，都变得毫无意义。犬塚将责任归咎于犹太人不努力与美国沟通，他们本该说服罗斯福承认日本对东方的统治权的，罗斯福本人不就是犹太人吗？这不就是“河豚鱼计划”的宗旨吗？
犬塚预计的没有错，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五大臣会议决议暂缓实施。犹太人不再享有特权。”陆军部宣布：“必须使犹太人处在严格的监控之下……反抗者应予镇压处治。”据此，富有的中东犹太人被押往各特别集中营，而剩下的一万多犹太难民，被按所谓“八纮一宇”原则“保护”起来了。
犹太人没有可利用价值了，由于他们从不知道所谓“河豚鱼计划”，所以对自己一夜之间从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上沦为阶下囚的转变颇不适应。然而更悲惨的命运还在后面等着们。
随着太平洋战事的爆发，航运业停止运营，依赖于进出口贸易的上海经济遭遇致命打击，大部分公司倒闭破产，存活下来的也被日本接收（就像他们当年在哈尔滨做的那样）。来自美国的救济款项大大削减，犹太人共同分配委员会更是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后宣布彻底断绝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救济。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更可怕的灾难正接踵而来。
1942年，德国盖世太保梅辛格抵达上海，带来所谓“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该方案旨在灭绝在华犹太人：趁犹太新年节之时，在犹太教堂逮捕所有犹太人，然后要么将他们扒光衣服捆在船上，任其漂泊在海上饥渴致死，再凿沉船毁尸灭迹；要么发配去盐矿挖盐，用最低的营养量榨取其最高的劳动量；要么建立一座集中营，用犹太人做医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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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辛格眉飞色舞地介绍自己的方案时，在座有一个叫做柴田贡的日本外交官，此人属于良心未泯的日本人，梅辛格的方案让他毛骨悚然，决心即使冒着叛国的罪名也要及时通知犹太人。上海犹太人及时通知了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考夫曼，考夫曼通过安江仙弘和松冈洋右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最终东京未批准“最终解决方案”。
不过日本人并非善心大发，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的《河豚鱼计划》一书写道，他们对犹太人说：“你们如何活着是另一回事，我原先被派来取你们首级，现在至少得取一条胳膊。”
很快，日军在虹口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区，散居各处的犹太人全部被集中至此，受到严密监控。所谓犹太人区，实际就是一座两墙之间距离稍大的监狱罢了。
1943到1944年的冬天，上海的气温降至百年最低。煤和电的供应完全中断，犹太人卖掉了所有的厚衣物以换取食物，现在只能披着麻袋之类的东西御寒。沿街乞讨的人越来越多，卖淫妇女的数量显著增加，新生儿被迫送人，男人们无所事事——对于犹太人来说，靠施舍或者靠妻子养家，比杀了他还难受。最严重的是，即使是这样，大部分人还要靠捡烂菜皮来勉强糊口。整个犹太人区笼罩在烦躁和绝望的氛围中，自杀屡见不鲜。
就这样，这些长期担任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的可怜人，渐渐已变得完全麻木，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的世界只有犹太居住区那4000平方英尺的范围，他们的愿望也仅仅是每餐能填饱肚子。德国人杀戮驱逐他们，日本人打击折磨他们，连美国的犹太同胞也抛弃了他们，哈尔滨的同胞自身难保——现实种种，考夫曼也许后悔了，这一切与他当初和日本人合作时候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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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1945年又重新出现。战局早已对日本不利，日本人于是又重新提起“河豚鱼计划”，这次则完全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争取停战。日本政府特使和犹太医生卡尔·琼特曼交涉，希望他能说服美国犹太社团对罗斯福政府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停战和谈的目的，作为回报，上海的两万犹太难民将获准移民到“满洲”建立自己的“犹太国”。
面对生活在地域里一般的上海同胞，琼特曼没有半点犹豫，立刻写信给魏斯，魏斯的回答仍然斩钉截铁：“美国犹太人大会未得国务院认可不会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
犹太人在中国的建国梦彻底破灭了。作为犹太锡安复国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亚伯拉罕·考夫曼，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被押解回苏联，囚禁在戈罗捷格沃监狱，后转囚于阿赞卡集中营等数个监狱，历经16载，直到1961年，才获准移居以色列，回到了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灵魂之国。
看清以色列
一提到以色列感恩中国帮助的原因，自然就要谈起上海市民给犹太人“空投烧饼”的故事。说的是二战时，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有二万多犹太人被围困，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吃喝，命悬一线！是上海人每天从墙外扔烧饼、馒头、油条等食品才让这些人渡过此难。因此，以色列人对中国心存感恩。
但目前这一传说遭到了人们的质疑。
2万多人，一天至少要消耗上千吨的食物。那么，需要多少上海人每天坚持去扔烧饼油条？上海人个个都是活雷锋吗？战争期间，上海人自己都过的很艰苦，还能捎带着养活毫不相干的犹太人？以日本人的残忍性格，真要想灭绝犹太人的话，拉出去杀掉好了，何必搞围困这么费事？还有，大家都知道，犹太教徒只吃“清真”食品。其实犹太教徒在饮食上也有很多禁忌的。犹太人的食品要遵守“KOSHER ”标准，中文一般译作“可食”。上海人的大饼油条，犹太人是不会吃的。上海当时是日本人占领的，没日本人许可是不可能来的，日本人为什么容许它盟国想消灭的犹太人来，原因很简单，日本有个异想天开的家伙想在东北建立犹太国，来取悦全世界的犹太人，然后借钱以支持战争，其实主要拉拢对象是美国的犹太财团，日本这么想也不是没道理，日俄战争时就是因为犹太人的借款日本才有财力打胜的，所以上海的犹太难民其实就是日本人的人质而已，东北的犹太建国计划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夭折了，因为和美国的犹太财团翻脸了，这个建国计划才没下文了，要不中国就又多了个满洲国似地日本人刺刀下建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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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所谓的国际义人纪念碑，基本上每个以色列城市都有，全国有几万个。以色列有个“兹瓦特迪克”基金会，专门对二战期间所有冒险救助过犹太人的外国人，颁发“国际义人”奖。并且把他的名字刻在碑上纪念。截止到2000年，以色列共向世界各国10000多人颁授“义人”奖，其中只有一名中国人，是当年旅居乌克兰救助犹太儿童的潘均顺。2001年，中国学者发现：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给数千犹太难民发放签证，使他们逃离纳粹占领区。于是向“兹瓦特迪克”基金会举荐。但基金会认为何凤山是外交官有豁免权，不是“冒险”救人（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用签发签证的方式帮助1100多犹太人逃到上海，被犹太人誉为“日本辛德勒”）。直到中方人员又搜集了更多证明何凤山是冒了风险的资料，交到基金会，基金会核查都是事实后，才被授予“国际义人”。根据这些核实过的资料，有犹太学者认为何凤山很可能是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奇怪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被何凤山救过的犹太人主动向“兹瓦特迪克”基金会反映他救人的事迹。所有资料都是中方学者搜集整理的。以色列人这样是报恩？还是忘恩？日本侵华之后，犹太人继续支持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人为获得犹太人的大力支持，利用占据上海和伪满洲的优势，向欧洲犹太人大肆颁发护照，其中仅一个伪满洲国的外交官发放的护照就超过3万，成为二战期间援救犹太人最多的外交官，由于其特殊背景，以色列不敢承认犹太人不仅来中国避难，还专门与日本人合作，探讨在中国建立犹太国的工作，大肆抢占哈尔滨地区中国人的土地，实施臭名昭著的“河豚鱼计划”。后来因为多方的反对而作罢。否则，今天加沙的一幕可能发生的地点就在中国东北。
2001年12月18日，以色列正式宣布中止和中国签订的预警机合同。中国立刻召开记者招待会，新闻发言人章启月，铁青着脸出现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用记者们从未见过激烈言词，严厉谴责以色列的背信弃义，并声称以色列此举将严重影响到两国关系发展。预警机事件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以色列“预警机不包含美国技术，美国无权干涉”的保证还回荡在耳畔，毁约的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这就是以色列的信誉！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所有投票中，以色列从来没有支持过中国；
以色列先后向台湾提供了加伯列2反舰导弹，at3反坦克导弹等军事技术；
以色列至今仍向台湾提供间谍卫星照片；
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之际，以色列公然宣布向入侵我国领土的印度提供8000枚长钉反坦克导弹，专门对付中国用于高原作战的坦克。
这就是以色列，这就是对中国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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