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本源政制的差异

Supervisor

中西本源政制的差异

[color=rgba(0, 0, 0, 0.3)]大道 荣升 榮昇社科       1周前

中西政制的本源性差异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看，中西方在政制上的差异都非常大。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值得深刻探讨。

从各自本源文化或政制理念去探讨，更能够发现各自的不同点。

人类文化，也即人类群体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与制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图腾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政制的统御下演化或演进的。

早在中国先秦时期，与欧洲古希腊政治思想文化的差异性，就已经非常明显。

在古希腊，自从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源以后”，整个古希腊的思想就激活了，各种想法都冒了出来，政治思想也是如此；说什么的都有，真正的百家争鸣。各种政治思想观点，除了自说自话外，还分出很多流派。

这跟中国先秦时代一样，各种学派兴起，各种学说出炉，包括政治态度及其理念。

以当时中国的主流学说，跟相应的古希腊政治思想进行比较，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思想理念或曰文化，主要是道、儒、法三家的理念，其他的如墨家、名家等学派学说的影响很有限。

（一）老子与赫拉克利特政制思想的比较。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道德经》不是像今天很多人理解那样，那么超脱、那么随性；而是如有关学者说的，实际上，道德经就是为帝王写的统治术的书。

老子首先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来阐述君主应该怎么统治国家。至于人应该怎么活着等问题，《道德经》其实并没有给大家多少启发，他只想给帝王提供管理国家的启发。而把“道”这个观点放在“人应该怎么活”这个问题上的是庄子。

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谓自然哲学，就是不管什么论点，都是从大自然里面找到的依据和启发。赫拉克利特说过一句名言：“人不能同时踏入两次河流”，来说明世界是运动的不是静止的。

他有很多观点跟老子的“道法自然”很相似。

具体来说，第一，两个人都以自然规律为第一法则。老子觉得自然规律是一切的法则，君王只有按照自然规律来治理国家，才能使国家发展壮大，人们才能安乐。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这个意思。

赫拉克利特也有这个意思，他把法律分成“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而他所谓“神的法律”实际上是指自然规律。他觉得“神的法律”即自然规律是一切政治行为的依据，治理城邦要按自然规律行事，才能达到理想的政治社会状态。

第二，他们两个也都看不起普通民众。老子说过“绝圣弃智”“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状态最好。

赫拉克利特则认为人民群众是愚昧的啥都不懂。所以他俩都觉得人民群众不应该享有很多权力。

第三，他俩的“理想国”都是阶级和谐，社会和谐，没有发展，没有烦恼。

不同点是，怎么构建这样的社会，他们提供的方案大不一样。

老子认为实现政治理想，统治者不要过多的干涉人民生活，要顺应自然而不妄为，人民应当少私寡欲、返朴归真，从而构建一个太平、安宁的国度。战争或武力的竞争，以暴制暴是没有止境的，趁早别干。

而赫拉克利特认为正义就是斗争，斗争到斗无可斗就和谐了。所以，他主张通过正义的战争来实现国家的安定。

也就是，老子主张“静”，别惹事就行；而赫拉克利特主张“动”，要弄出个是非曲直来。这些理念造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不同。

这也是在中国的大环境里，革命性或突破性的人物很难出现的原因。前些年乔布斯死的时候，人们说中国出不来乔布斯，也是这个道理。

（二）儒家与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比较。

在《礼记》里，儒家明确写着，其最终政治目标是“大同”社会，这个社会跟咱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差不多，区别是儒家的“大同”对物质要求不高，不像现在的人追求豪车豪宅好多钱和好多外遇。

在《孟子·梁惠王上》里面，孟子说的更具体，他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家一百亩地，好好耕作，好好养家禽，到五十岁的时候可以穿上丝帛，七十岁的时候能吃上肉就行（这目标跟现在的朝鲜差不多）。

儒家思想还有个关键点，在于要用道德来解决问题，要求人做个道德完人或学习道德完人。做道德完人，从理论上来说可行，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人能做到。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被历代统治者“公认”为“大圣人”。但是，孔子在鲁国当了大官即司寇以后，第一时间就是找理由把跟他观点不合的少正卯逮起来杀掉。这个所谓的圣人，就是用这样的行动来教化别人的。

在古代有一个罪，叫腹诽。腹就是腹部的腹，诽就是诽谤的诽。这个罪名是倡导“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一个叫张汤的法官发明的。

一次，刘彻下了一个诏令，跟张汤不和的颜异的门客觉得这诏令不好，就抱怨了几句。颜异也不大同意，但没说话，只是嘴唇蠕动了几下，做出了一些面部表情。

恰好这一幕被张汤碰见，立马汇报给刘彻，说颜异觉得您的诏令不好，嘴上虽没说，但心里早就开骂了，这“四舍五入”就是欺君了，必须杀。汉武帝也痛快的答应了。

——这就是腹诽的典故。

这个典故的意思是，要服从统治者，你不光要从行动上服从，在心里面也必须彻底服从；有意见不光不能说出来，连想一下都不可以。

儒家要用教育教化民众，而且要通过“腹诽”这样的行动，来消灭所谓的没有道德的民众；然后，社会上就只剩或都变成他们认为的“有品德”的人了。这样一来，社会就稳定、“大同”了。

在古希腊，描述政治思想目标最有代表性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他认为理想国是一个能够人尽其才、达到公平正义的国家。

他在里面没有过多地讨论物质保障这一类的问题，他纯粹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讨论这个理想国的样子。

柏拉图认为人性恶，但不同于荀子的“人性恶”，他认为既然人的本性就不好，那么就来一个万能的、什么都会的哲人王来统治，顺带颁布一些法律，再进行一些教育培训，通过这些措施来实现公平正义。

因为出发点不同，所以，在古希腊也就没有出现所谓“腹诽”这样的观点或罪名（或者说这种观点始终都没进入到西方文化中）。

柏拉图也提倡教育，但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人的品德，还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技能，一种发挥每个人长处的方式。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法家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

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和亚里士多德几乎同时提出了法制（法治）理论。

先来看中国。儒家主张国家要靠人治，只有圣人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要学古代那样，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多好。

法家说世道经常变，治理的方式也要随时变，古代已经回不去了。

儒家说尧舜禹是多么贤明。法家的人就说舜一即位，就把尧囚禁起来；禹是逼着舜把位置让给自己的，跟后来曹丕逼汉献帝退位一样。

所以回到古代一样黑暗。而且，人性就是自私自利丑陋阴暗的。法家认为得用法律来管理人民才行。

这是法家法哲学的根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上去与其相似，实际上区别很明显。

柏拉图认为，人们不可能制定出规范全部社会生活的法律，所以也不重视法律，有一个会各种技能和知识的全能哲人王就够了。

亚里士多德不这么想，认为法律是多数人的智慧，它胜于一人的智慧。他承认法律肯定不会周全，但一堆人想问题、解决问题总比一个人好得多。而且法律是没有感情的，不带偏见，能够实现公平正义。

等涉及到治理国家的方案，法家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走上了截然相反的路子。

法家认为，因为圣人靠不住、人性又丑陋，所以才要法律。有了法律以后，首先要干的就是惩罚丑陋的人性，让人们不敢做坏事。只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才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做这件事。

所以，法家的目的是推行君主专制统治。

中国有句话叫“外儒内法”，说明统治者既喜欢“法”，又喜欢“儒”。因而，中国古代所谓的法律就是皇帝的法律，或曰只是皇帝的想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堆人想问题比一个人好，因此不能施行君主专制，而要用民主制的共和政府才行，比如说议会来立法。

东西两种学说都主张要施行法制（法治），却因动机和目的不一样，结果是南辕北辙，渐行渐远。

在先秦法家看来，立法是很简单的事情。君主既然处于至尊地位，立法当然就是君主的权力，即“法自君出”。

而且法家还认为，只要严格按照君王的法律办事就叫做法制了。所以，千百年来中国人习惯地把法律叫做“王法”。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立法是法治的基础环节，只有服从制定得好的法律才是法治，而且最重要的是须由全体公民审议，而不能由个人意志决断。

通过比较，可以大致总结出中西政治理念根基公式：

中国政治理念根基=道家的静态和谐社会+儒家的心服口服哪都服+法家的君主专制。

西方政治理念根基=赫拉克利特斗争后的和谐社会+柏拉图的人尽其才、公平正义+亚里士多德的民主共和。

有人说，中国和西方是两大原创型文化，各自的政治哲学也是两种类型，即两种政治哲学理念，是有点道理的。

中国古人认为，政治是统治阶层的“专利”，老百姓是没有资格研究和涉足的，老百姓只管服从奉献就可以了，也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论语·泰伯篇》，意思是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多数老百姓也被教化养成了一个习惯，认为只管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政制是国家大事，是“上边”考虑和处理的事情；小百姓如果掺和政制，弄不好会遭遇危险。所以，很多人习惯表达“我不关心政治”的态度。

欧洲人则不同，他们认为政制是所有人的权利，人人有权参与。只有参与了才能争取到平等与自由；如果不参与，连平等、自由的影子都找不到。

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中西方人们的人生与政制态度依然迥异。

有网友讲了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他说，有个属于“天才”那种的朋友，曾在澳洲一所顶级大学研读国际政治，受到导师的赏识。

正当导师准备推举他到联合国工作的时候，他却毅然改读了更感兴趣的计算机科学。

导师气得半死，说：你怎么能把你的才华浪费在这些“猴子”都会干的事情上！（原话是这么说的，因导师实在太在意他了。如冒犯了理工生，见谅）

他导师表达的重点是，比起研究具体的科学和技术，这个世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和更高级的学问，也即政治学。

大概只有中国人才热衷于讨论理科生和文科生的区别，而且以“理科生”自居和自豪的人比比皆是。他们对法治、政治学一无所知，对世界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无所知；他们甚至对哲学、政治学或哲学史，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而只局限于他们所熟知的某个领域内的知识里。

他们以自己的智商和逻辑而骄傲，但对一些需要用心去理解的观念却天然屏蔽或绝缘。

他们不知道还有比物理意义上的新发现和新理论更高级的知识，那就是政治学。政治学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

在欧美的传统里，政治被视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生活标志。

人类怎样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仅仅活着，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经营自己唯一的人生，这就是政治和政治学。

而引发各种政治思考的，是各种观念、观点，这才是人类的高级学问。

就如约翰.亚当斯说的，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我的儿子们才（有机会）能学习数学和哲学、地理学（的自由和选择）。

（注：有关观点引用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