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古圣先贤”给老百姓“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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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古圣先贤”给老百姓“下套”

[color=rgba(0, 0, 0, 0.3)]大道 荣升     榮昇社科        1周前

很多“古圣先贤”给老百姓“下套”

（一）

古圣先贤一词出自曹雪芹《红楼梦》第一百十八回：“刚才二奶奶说的古圣先贤，我们也不懂。”

圣：指品德智慧极高者。贤：指有才能有道德者。

说他们有才能、智商高，名副其实；但若再说他们品德高，那纯粹是后世吹出来，骗老百姓的。

其实，一些所谓的“古圣先贤”竭尽全力只干一件事，就是给老百姓“下套”，收拾老百姓，巩固王权统治。

很多“古圣先贤”不仅品德差，而且专门给帝王们出主意干坏事（这些坏事都是在冠冕堂皇的招牌下做出的），专门研究“收拾老百姓”的技法；让老百姓有苦说不出，或有苦不能说。

那些在冠冕堂皇理由掩盖下，收拾底层百姓的做法带有很强的技巧性，而且极具隐蔽性和欺骗性，一般人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在干坏事。

举两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如他们“发明”了太监制度，对服侍帝王及其家人的男人进行惨无人道的阉割。阉割完了，还让太监们觉得是“蒙恩”，享受了帝王的雨露滋润。

再如，对女性从几岁开始实行裹脚，把古代女性的双脚用裹脚布缠着，直到变形，变成所谓的“三寸金莲”。目的是让女性的肢体残疾，弱不禁风，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

而且，古代的女性们差不多都不能上学读书识字，被灌输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不再裹足，可以读书识字，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才有的。

比较隐蔽的“坏事”还有很多，像“发明”了“三纲五常”、上下尊卑等礼制和等级制等，将人们划分为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人，区别对待，地位和待遇都不一样，美其名曰说这叫“尊卑有序”。

（二）

被人们称为古圣先贤的人很多。

有人排出了中国古代十大圣人的名次：

1.文圣：孔丘。2.史圣：司马迁。3.诗圣：杜甫。4.草圣（草书）：张旭。5.医圣：张仲景。6.武圣：关羽。7.书圣（书法）：王羲之。8.画圣：吴道子。9.茶圣：陆羽。10.酒圣：杜康。

还举出了可以称得上“先贤”的人：

1.大智者老子；2.永远的“至圣先师”孔子；3.积极而潇洒的退守者庄子；4.民本思想的先驱者孟子；5.不是“醇儒”的荀子；6.“大一统”的设计者董仲舒；7.“中央集权模式”的缔造者商鞅等。

另有研究者说，中国有五大圣人，他们是影响中国最深远的五位思想家，分别是：

1.道家创始人老子；2.儒家创始人孔子；3.兵家集大成者孙子；4.墨家创始人墨子；5.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

有人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说：

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循天道而无为、道法自然，提出无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等政治、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儒家，倡导社会“大同”，主张礼制、尊卑有序，教化大众，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也是封建专痔社会的根本理念。它担“天下教化之先声”，有“以一号百”的影响力。

兵家，是中国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是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的精华。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时的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孙膑、吴起、尉缭、赵奢、白起，汉初张良、韩信等。

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其与“名家”、“数术家”等并列为先秦诸子百家中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的学派。其创始人为墨翟（墨子）。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 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春秋、战国时亦称之为刑名、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战国末期，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

以上这些人物，一些人确实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而大部分不仅没有贡献，相反却是一辈子都在干着阻止社会进步的行为。

他们也并不是像统治者告诉老百姓的那样，是什么“贤人”“圣人”“道德楷模”。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三）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道德经》不是像今天很多人理解那样，那么超脱、那么随性；而是如有关学者说的，实际上，道德经就是为帝王写的统治术的书。

老子首先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来阐述君主应该怎么统治国家。至于人应该怎么活着等问题，《道德经》其实并没有给大家什么启发，他只想给帝王提供管理国家的启发。而把“道”这个观点放在“人应该怎么活”这个问题上的是庄子。

老子觉得自然规律是一切的法则，君王只有按照自然规律来治理国家，才能使国家发展壮大，人们才能安乐。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这个意思。

老子有个特点，跟其他的所谓“圣人先贤”一样，看不起普通民众，认为老百姓只能接受君王们的统治。

这跟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及后来的希特勒认为的“人民群众是愚昧的啥都不懂”的意思差不多。所以，老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群众不应该享有太多权力。

老子主张统治者要顺应自然而不妄为，“绝圣弃智”，所有人都变得少私寡欲、返朴归真，成为“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这种不发展的状态最好。

（四）

从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理论与儒学在华人思想领域一直处于“一家独大”的地位。

若谈儒家对华人的作用（无法谈贡献，它只对帝王有贡献），整体而言，它对华人的思维起到的是禁锢，而不是启智、启发或启迪作用。

儒家主张“复古”“开倒车”，如孔丘说的“克己复礼”；不仅不主张“向前看”，而且还不遗余力地阻止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礼记》里，儒家明确写着其政治目标是“大同”社会。

那么，什么是他们的“大同社会”呢？在《孟子·梁惠王上》里面，孟子说的很具体，他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家一百亩地，好好耕作，好好养家禽，到五十岁的时候可以穿上丝帛，七十岁的时候能吃上肉就行（这目标跟现在的朝鲜差不多）。这就是标准的小农思维+停止不前主张。

儒家为啥要这样？目的只有一个，便于驯化民众，便于帝王统治民众，享尽世代政制红利。

儒家学说有个关键点，就是要用道德来解决社会问题，要求人做个道德完人或学习道德完人。其实儒家所说的“道德”之意是指的“君王的道和德”；一个人如果遵从了“君王的道和德”就是有道德，不遵从就是没道德。

而操作中，他不直接言明，而是要求人们做道德完人；所谓道德完人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实际生活中没有人能做到。

要求人们“做道德完人或学习道德完人”，看上去很“高大上”，类似“看，我的主张多么正能量”，实际上只是个哄人的花招而已；目的是吸引人，搁现在就是人们说的“抢占道德制高点，对别人指手画脚”，同时赚足眼球、蹭足人气，然后实现其真正目的，即悄悄“贩卖”他们的“忠君思想”。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被历代统治者“公认”为“大圣人”。

然而，孔子在鲁国当了大官即司寇以后，第一时间就是找理由把跟他观点不合的少正卯逮起来杀掉。这个所谓的圣人，就是用这样的行动来教化别人的。

在古代有一个罪，叫腹诽。腹就是腹部的腹，诽就是诽谤的诽。这个罪名是进行思维牵制，大搞“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刘彻的一个主张严刑峻法的宠臣张汤发明的。

一向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刘彻，对另一个喜欢发表不同看法“挑毛病”，名字叫颜异的大臣，早就看不顺眼，心里一直在琢磨着找个机会整死他。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与张汤研议发行“白鹿皮币”，一张白鹿皮币，价值四十万钱，亲王贵族到长安朝觐皇帝时，都要购买。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勒索。

刘彻的这项诏令下达以后，颜异有一个门客，说这诏令不好，抱怨了几句。颜异也不赞成，之前已经跟刘彻表明了态度，但这次没说话，只是嘴唇蠕动了几下，做出了一些面部表情。

恰好这一幕被一向跟颜异不和的张汤碰见，张汤立马向刘彻“打小报告”，说颜异觉得您的诏令不好，嘴上虽没说，但心里早就开骂了，这“四舍五入”就是欺君了，必须杀。

刘彻心中大喜，趁机以腹诽罪，很痛快地杀了颜异。

——这就是腹诽的典故。

这个典故的意思是，要服从统治者，你不光要从行动上服从，在心里面也必须彻底服从；有意见不光不能说出来，连想一下都不可以。

儒家要用“道德”教育教化民众，而且要通过“腹诽”这样的行动，来消灭所谓的没有道德的人。然后，社会上就只剩或都变成他们认为的“有道德”的人了。这样一来，社会就稳定，社会就“大同”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论语·泰伯篇》，意思是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

（五）

公元前4世纪中叶，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提出了法制理论。

儒家主张国家要靠人治，只有圣人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要学古代那样，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多好。

法家说世道经常变，治理的方式也要随时变，古代已经回不去了。

儒家说尧舜禹是多么贤明。法家的人就说舜一即位，就把尧囚禁起来；禹是逼着舜把位置让给自己的（跟后来曹丕逼汉献帝退位的手法一样）。

所以回到古代一样黑暗。而且，人性就是自私自利丑陋阴暗的。法家认为得用法律来管理民众才行。

法家说，因为圣人靠不住、人性又丑陋，所以才要法律。有了法律以后，首先要干的就是惩罚丑陋的人性，让人们不敢做坏事。

而只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才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所以，法家的目的是推行君主专制统治。

中国有句话叫“外儒内法”，说的是统治者既喜欢“法”，又喜欢“儒”。因而，中国古代所谓的法律就是帝王的法律，或曰只是帝王的想法。

在先秦法家看来，立法是很简单的事情。君主既然处于至尊地位，立法当然就是君主的权力，即“法自君出”。

而且法家还认为，只要严格按照君王的法律办事就叫做法制了。所以，千百年来中国人习惯地把法律叫做“王法”。

韩非，又称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师承荀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

出身韩国宗室，跟孔丘、商鞅等人一样，都是贵族出身。

韩非是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还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他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法与法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言论著作。其学说一直是中国帝王们治国的思想基础。

韩非著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

《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其实也是吸引人们眼球的“花招”。

最重要的目的是，韩非主张施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这一主张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并不断发扬光大，其结果就是令华人在暗暗长夜里苦熬了上千年。

对于君主，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

商鞅，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某种程度上商鞅对后世的影响力更大；原因是他将法家思想和他自己在强国弱民等方面的“发明”，通过他制定的严刑峻法，强行贯彻于社会中，而且被历代帝王所采用，并视之为“帝王术”。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来，商鞅投靠魏国宰相公叔痤做了家臣，深得公叔痤器重。公叔痤死后，他跑到了秦国。

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的推荐，商鞅三次觐见，向秦孝公进言，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

秦孝公对商鞅提出的“霸道”之论最为赞许，感到商鞅是个人才。因此，孝公于公元前359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后来升为大良造，进行变法。

商鞅在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主要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

公元前340年，商鞅率秦军打败了第二母国魏国，魏被迫割让河西之地与秦，将民众迁居至大梁。商鞅因此被秦国君封赏于商地十五邑；这便是商君的来历。

（古时等级森严，按儒家礼制，有头脸的官人称为君子，普通百姓则被蔑称作“小人”；君子、小人，一开始并不是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如何，而是身份之别。商君，即指商鞅大官人也）

商鞅首设“连坐之法”，制定了严酷的刑罚，还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狠毒程度冠绝古今。

著名的“首级”二字就是商鞅的发明。人头古时称首，“首级”即按砍下敌首的数量进行奖励晋级的政策。

这大大激发了秦军兵将杀人晋级的欲望。从此，秦军每到战场，都像发疯的野兽一样，扑杀敌军兵士，即使对方投降了也要砍下他的脑袋，拿回去领赏。

商鞅此举改变了古代战场不杀俘虏的斯文惯例，后来白起等秦将动辄坑杀俘虏数十万，再后来的历代战争杀人如麻、尸骨如山的惨景，其祸根就源自商鞅。

（六）

《商君书》是商鞅与其学生总结的“治国之术”。商鞅主张的最大特点是“强国弱民”。

他认为朝廷的强势和民众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人们顺从国君的律法，养成老实忠诚习惯，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朝廷，这样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

《商君书》，这个不被世人所知，却被历代皇家奉为“帝王术”的禁书，其核心是“驭民五术”。

“驭民五术”即：“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

1.壹民：即统一想法，通过法令，持续炫扬，使全国民众变得像一个人似的，以便于统治。

2.弱民：即民弱国强，削弱民间力量且不使民间形成任何不利于朝廷的力量，也即“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3.疲民：即为民寻事，使之疲于奔命，不得消停，换来朝廷安稳；不停征战，不停给人们派遣徭役、杂役，服军役，使民众终生疲惫不堪，无暇顾及他事。

4.辱民：严刑峻法，实行连坐，唆使民众间相互监督揭发，令每个人生活在恐惧中，使之只得服从朝廷。

5.贫民：即除却生存必须，余皆上缴，剥夺余粮余财；人穷则志短，只得依赖朝廷苟活。

如果以上五者若不灵，杀之。

“驭民五术”在成为秦制内核之后，助秦灭了其他诸侯国，将爆政推行到整个华夏圈。

帝王们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囊括天下资财，然后按照“利出一孔”原理，谁效忠得起劲给谁多一点点赏赐，将大小臣子绑缚在皇家的裤腰带上，只能拥戴，不能有丝毫违逆。不然，要么以腹诽之罪惩处，要么以莫须有罪名赐死。

在这样的环境中，谁要是期望大臣小臣会为民做主或服务，就是白痴。再者，凭啥要别人为你做主？你是小孩还是智障，自己的事情做不了主，非要找个人管你，为你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