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做主”暗含奴民奴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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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做主”暗含奴民奴性思维

[color=rgba(0, 0, 0, 0.3)]大道 荣升     榮昇社科      昨天

“为民做主”暗含奴民奴性思维

一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成为无数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这句话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的唱词，它不仅唱出了中国历代“父母官”的心声，而且也代表了很多民众对官人的期盼；不仅是深植于华人心中“清官”情结的再现，而且也揭示了传统政制生态的真相。

在过去，“当官要为民做主”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无人质疑，而且广为传扬；尤其是作为民众对社会管理者的“清官”情结，时刻弥漫在空气中。

有人还专门总结出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录。比如：

东汉的董宣被光武帝加封为“强项令”（硬脖子、不低头的洛阳令），宋代的包拯（包青天），明朝的海瑞（再世包拯），清朝的于成龙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甚至还列出了林则徐，魏征，于谦，文天祥，等等一长串名单。

然而，硬脖子洛阳令杀了一个奴仆，无数个奴仆依然横行无忌；包拯铡了陈世美后，并没有禁绝忘恩负义之人；而酷吏海瑞为个人名利亲自逼死亲生女；于成龙之后贪官污吏如过江之鲫，前赴后继.....

在传统文化中，由于对思想的禁锢，人们没有思考质疑的习惯，而是盛行“只要上面说的都对”，质疑的声音被视为异端，没有人敢以身试法；人们习惯了不思考，不质疑。所以，清官情结经久不衰，奴性思维大行其道。

清官情结，“为民做主”思维，其实是属于奴民思维和奴性思维。它一方面是皇权拥有者有意培养的思维，另一方面也是民众被迫习惯了的思维方式。

所谓奴民思维，就是管控、奴役民众的思维；所谓奴性思维，就是丧失了人格的奴隶思维。说直白点，奴性思维，就是一种奴隶人格。

主要特征是，崇尚权位，谁权大谁说了算。民众普遍畏惧并屈服于权威；没有正常的人格和尊严追求；缺乏正义感，连认识和保护自身基本权利的想法和勇气都没有。

因为屈服和畏惧权贵，扭曲了人性，丧失了尊严，反过来又去奉承和依附权贵，助纣为虐，成为强权的拥戴者甚至帮凶。

奴性思维还有个特点，就是明明自己不是主子，却总是站在维护主子利益的角度去想问题；明明自己是被剥夺、被侮辱的对象，却还全力维护锦衣玉食者的既得利益。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讨得主子欢心，以期主子高兴多赏赐几块骨头。

奴性思维渴望救世主，期待明君和清官出现，为自己做主；认识不到美好生活来自自己的付出和创造，反而认为是皇恩浩荡、清官做主的结果。

所以，从内心中对权贵卑躬屈膝，以期换来自己想要的生活。

奴性思维，也是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注重私利、相信关系、否定公义，喜欢依附权威而存活，不懂得人与人是平等共生互助的关系。

具有奴性思维者的共性是：

一、缺失自我。对主子莫明其妙地膜拜。二、唯命是从。主子叫杀人就杀人，叫放火就放火，不分青红皂白。三、唯上是尊。不敬亲爹敬主子。四、主子屁香。对主子整日唯唯诺诺、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将主子奉若神明，连主子放个屁都认为是香的。五、狗仗权势。对下兇残无比，胜过犲狼。六、崇拜权威名家，骨子里浸透着等级观念。

一个渴望“为民做主”，奴性思维盛行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冲动就会大打折扣，各项发明创造就会遭遇明里暗里的阻碍，而且还会使黑恶势力横行，歪风邪气盛行，直至互相伤害，人人自危。

历史上有很多皇朝大力培育奴性思维，大搞文字狱，阻塞言路，使普通百姓，文人墨客噤若寒蝉，所有的奇思妙想被掐灭在萌芽中，各项社会事业裹步不前，甚至倒退。

奴性思维是如何产生的呢？

首先，是鞭子抽出来的。其二，是“利出一孔”赏赐出来的。其三，是独尊某术驯化出来的。

通过这些手段，使人慢慢变得，“一方面逆来顺受，自甘卑贱屈辱贫寒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一朝得势，便以贵凌贱以富凌贫，加倍压迫自己的同胞。中国只有两种人：主子和奴才。以奴性自处的人，得志时是主子骄横拔扈，表现出兽性的残忍；失意时是奴才，摇尾乞怜，惟主子之命是从，分取吃人的余羹，现出奴的卑微和无耻。”

缺乏独立思想、缺乏平等精神、顶礼膜拜权力，皇权治下缺乏平等是奴性思维产生的本源，并由此派生出权力崇拜、思维固化。具体讲，这种“土壤”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一、“三纲”拒绝了社会、家庭中的平等。

在孔子、孟子的时代，已然有了君臣、父子、夫妇三重伦常的叙述。自然，君、父、夫为主，臣、子、妇为辅。孔子最初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强调各尽职守、各安其位。

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将“三纲”升级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如此，家国一体，社会关系融入伦常；而且突出的是君为臣纲，再加上一整套“神权化育君权”、君权统御一切伦常的理论即君权神授。

由此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社会结构，形成以上御下、尊上卑下的社会等级，从而使皇权统治“合法化”。

自此，不平等成为朝廷信条，社会规则，人伦常理。

二、以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强化了不平等观念。

“三纲”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以“三纲”为基础，帝王奉行“利出一孔”原理，社会资源在各阶层绝对地不平等地分配。这些资源如此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乃至生命权。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武死战，文死谏”。特别是“文死谏”甚为荒唐，即使是社会“精英”如士大夫阶层，也没有一点生命权的平等概念。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则将财产不平等和身份不平等理念大肆宣扬，深入人心。

由三纲衍生的不平等自然会扩展到社会各阶层。

三、不平等激发的流血冲突和改朝换代，导致了新的不平等。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这个结论虽然有些偏颇，但就平等观的演进而言，确实是不刊之论。

特别是以平等、均权为口号的农民暴动，一旦成事，或夺得政权后，首先承继的就是等级制度，制造不平等；如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所作所为。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种看似反法统、反血统的平等口号，昭示着一个直白的观念——改朝换代不是为了推翻不平等，而是建立由我主导的不平等，是要在既定的不平等链条中居于顶端，做那“人上人”，享受那“甜中甜”。

至于民间弥漫的不平等观念，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不做奴隶，便做主人，从来没有平等待人和被平等对待的思维。

四、拒绝平等自然会崇拜权力，当然也就谈不上思维创新，只会令奴性思维风行。

拒绝平等，当然就要追求权力“既寿永昌”，长盛不衰。

无论帝王，还是朝臣、封疆大吏、及至僚胥，都不愿意做平民百姓，都要治人、牧民，“为民做主”，发号施令；到处弥漫着权力崇拜的空气，全社会完全没有了“公民社会和公民身份”、平等意识的展露机会。

“为民做主”者一旦手握权柄，就要把稳定权位作为其核心目标，加持固化其权力。

固化权力、加强权力往往会打着创新、改革的旗号，但一定会有不可突破的若干原则。

创新是组织内部对外在环境的自适应，是破立之举，乃至是格局重构。就此而言，创新与权力固化天然对立。

创新需要底蕴、激情，敢为人先的精神，而权力固化后的体系总是在配置因循守旧的土壤。因而，个体的创新受到了体系和个人素养双重制约。

如果不对体系机制进行刮骨疗毒，释放出个体或团体的创新思维，就无法突破“为民做主”，奴性思维的习惯性禁锢。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至上，人们遇到冤屈不公，诉诸法律打官司就可以找回公道；如果想发明创造，不需要看权威人物的眼色，尽情按照自己想法去做就行了。总之，不需要谁为你做主。

正常的人格健全的人，是不会有奴性思维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是未成年，不是弱智者，他是不需要别人为他做主的，而是遇到事他自己会为自己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