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垮大明皇朝的那根稻草

想念主恩

压垮大明皇朝的那根稻草

     大道 荣升     榮昇社科

压垮大明皇朝的那根稻草

普遍认为，大明朝是被李自成的大顺军给灭掉的。

1644年，李自成率领他的大顺军攻入明朝都城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歪脖树上吊自杀，历时276年的朱姓皇朝就此覆灭。

有学者认为，促成李自成灭掉大明朝的，源自一项改革，即驿站制改革。

明朝末年，试图通过励精图治、重振山河的新皇帝朱由检，下令裁撤了全国原有的驿站系统。原本在陕西当驿卒的李自成从此失业，没有了生计的他，铤而走险，扯起反抗朝廷的大旗，最终推翻了大明王朝。

这个要命的驿站制改革，之前已至少经历过两次，嘉靖和万历俩皇帝都曾干过。前两位皇帝改出了余粮，而崇祯改出了个李自成。

资料说，明朝所谓的驿站，其实是一种豪华官方招待所。它的功能，除了邮政和军事情报传递用途外，还承担着很多其他职能。

按照当时的标准，大部分驿站都设在主要交通要道上，拥有二进甚至三进的院子。

标准的驿站还配备有10间供当官们居住的上房，加上20间供来往差役居住的耳房或者厢房。可同时接待几十名宾客入住。

同时，这些驿站还设有自己的驿丞宅和办公室。当然也有配套的厨房和马厩，还配有马夫、驴夫、步夫、馆夫、库夫、斗级、房夫、厨夫等管理和服务人员。还有供他们居住的大通铺房，有的甚至还有备用的仓库和临时监房，供各类官差使用。

打个比方，明朝时候的驿站，就如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散布在全国的交通路线上，为当时的“体制内人员”提供免费服务。它的服务项目，比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还全面一些。

明朝驿站的功能主要有三个：住宿服务；车马供应；旅费供应——这点恐怕是现代人最无法理解的服务项目。

来往官员们住驿站不但不花钱，还能反过来从驿站里拿钱。在当时，有不少官差到驿站住宿，走时都要以各种名义索要银子。如果不给，官员就可能抖起官威，指使手下人殴打驿卒甚至驿丞，“作”得有一拼。

要命的是，这些星罗棋布的驿站，不仅不是以市场化方式运营，也不是靠国家拨款周转的；而是靠地方官府直接向民间摊派，用当地人的额外贡赋来养活的。

也就是说，驿站的日常运营维持费用，是驿站官吏说了算。

举个例子，每个驿站都配备有马匹，而这些马匹吃的不是草料，而是粮食。

早在朱元璋时期，驿站的每匹马每年就需要当地供应80石粮食。到了150年后的明朝中后期，陕西华州驿站的一匹马每年居然需要422石粮食。

而陕西当时的一顷耕地（十五亩），只能出产7石粮食（一石约合50多公斤）。422石相当于42200市斤粮食，每养一匹驿马就需十多户农民全年的血汗所得。一个驿站大多有20多匹驿马。想一想这需要多少农户供养它们。

而这还仅仅是供养官府的马匹，供养官员和皇家人员又需要多少呢？

有人介绍说，驿站征收这么多粮食，不是全部给马吃的，驿马还是以吃草料为主，多余的粮食其实是被那些来往于驿站的官员和驿站的工作人员贪掉或吃掉了。

明朝中期以后，吏治崩坏的速度大大加快。凡是和体制有些关系的人，都可以开介绍信到驿站住宿和使用车马。

到驿站住宿和使用车马，不仅是免费，还可以反过来向驿站索要路费。于是，为了养活这些“吃拿卡要”的官员及官员的关系人，驿站的费用越来越大。

驿站系统的官吏自己又不种粮食，就伸手向民间摊派。至于摊派多少，完全看官员的个人良心。然而，“良心”是靠不住的；其中，有的驿丞（负责驿站的官吏）在孝敬来往的上官及其关系户以外，还能积攒起千两家财。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如果不裁撤驿站，最后被驿站逼得活不下去的村民迟早也会造反。

早在1558年，嘉靖皇帝在位时，朝廷就计划把全国驿站规模裁减掉30-50%，所节省的钱粮一半充做军费。

然而，在执行上还是出了问题。地方官府虽然减少了驿站，但驿站所“产出”的负担并未减少。来往官吏们，照样在驿站里大吃大喝，还要用车用马。

于是全国驿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闹罢工或者干脆弃职逃跑。由于驿站本身也承担着信息或军情传递职能，不能瘫痪了，不得已，那次裁撤改革在5年后流产。

到了1576年，能臣张居正大权独揽，也开始拿驿政动刀子。但他并未从节省开支的角度来强行规定裁减比例，而是从限制官员特权着手。

他主持颂布严格的条令，惩处了几十个违规官员，将多名官员降职或革职；其中还包括孔子后裔和皇亲国戚。

他还把这一改革纳入到各地省级一把手的考核内容。最后，成功地把全国驿政花费缩减了30%以上，节省了近百万两白银，为民众减少了一定经济负担。

但在张居正1582年病逝后，一切复归原样。

1629年，年少气盛的新皇帝崇祯也开始拿驿政开刀，不想最后自己反受其害。

崇祯这次改革与之前不同的是，只奔着这改革可增收的几十万两白银。所以，他默许官吏们对民间的摊派，要求官吏们把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上交用于军费。

此外，崇祯还是有名的悭吝鬼“铁公鸡”，为了尽快解决财政困难，聚敛财富，他搞的是“一刀切”，命令裁减全国驿站规模的60%。

这次改革使2万驿卒当即失业，这其中就有随后要他命的李自成。

皇帝热衷横征暴敛，聚敛财富，他的臣下和皇亲国戚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元璋是史上最冷酷的帝王，他对百姓、大臣、故交，甚至妻妾都残酷无情；唯一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

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得优渥，他绞尽脑汁，对皇族子孙大加封赏，特授其律法豁免权，任其恣意妄为、胡作非为。

开国不久，在没有赏赐功臣之前，朱元璋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包括他刚刚一岁的最小儿子。

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法律约束，不归官府管辖。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次于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

朱元璋给自己儿孙们制定了极高的俸禄标准：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

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朝廷特供。

同时，将地方最赚钱的行业，由皇族垄断。作为农耕社会最令人垂青的当属土地，由于朱元璋及其继任者极度偏袒朱姓皇族，致使天下最好的土地持续集中到皇族手中。

这样放纵他的子孙，便使其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侵占良田和财富。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皇族占有的土地面积却迅速扩大。

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其中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朱元璋子孙们的一生中只干两种事：除了抢夺掳掠，就是敞开欲望享受动物本能，吃喝淫乐，生孩子。

皇族的穷奢极欲和皇族人口的激增，意味着朝廷财政支出呈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

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粮食1万石（dàn，一石约等于50千克），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

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

湖广楚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

国家财富分配中，權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却被无情挤压掉。

以往黑暗历史中，这片土地上的亿万民众存活的真正意义，只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

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地方官吃惊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

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却达192万石。

以中华之地大物博，竟然形成了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

不仅如此，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的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很多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请准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

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区域的好地圈占完后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

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 “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许多地方的收税权也陆陆续续被划归给了各地王府。

比如：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

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便下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集聚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

陕西的秦王，也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

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1060所……

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

明中期以后，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民众身上。原本就不堪重负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俯拾皆是。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

据记载，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

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等等。

他们的贪婪残暴，他们的骄奢淫逸，越聚越多，以至于报应的到来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被义军当作捕杀对象。

由于旱灾和寒冷，陕北属于明朝北方人口最稀少的地区。

当时，陕西人口峰值约为615万人，超过7成集中在关中和陕西南部。仅仅西安府就集中了全省民户的60%，而陕北地区只有不到3成。人口密度可能低于每平方公里10人，和今天的青海西藏相似。

但即使如此，陕北的土地还是养不活人。因为旱灾频繁，造成粮食产出不稳定，还要承担边境地区过重的徭役和税收负担，流民问题在李自成之前就非常严重。（流民指因受灾而流亡外地、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在万历年间，延安府米脂县的农民就曾经逃亡大半。米脂县志曾经记载“十三里之民，在者仅余二里”。考虑到明朝以110户为1里，也就意味着逃亡人口占到民户的85%。长期存在的流民大军，为还未落草成寇的李自成，早早准备好了充足兵源。

此外，陕西长期都是朝廷的边防重地，驻军人数大致在20万左右。明朝中期后，军队逐步转为募兵制。于是所需的军饷对陕西民户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这样一来，陕西的驿站数量占比在全国偏高。大明朝全国有1/10的驿站都分布在陕西。到了明末，陕西全省有约4万名职业驿夫，他们完全靠驿站工资养活。一旦失去工作，没有土地的他们，除了落草为寇外，就只有死路一条。

1629年，崇祯的改革如狂飙般刮到陕西。一夜之间，超过2万人失业，李自成就在此时加入了失业大军。

他因还不起债，在杀了债主后，跑到边军中谋生。

此时，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在努尔哈赤的经营下迅速崛起，并与明朝廷交恶，战事不断。为应付东北战事，崇祯将大部分军饷都丢到了辽东地区，造成了西北边军欠饷之事屡屡发生。

善骑射，会舞刀弄棒的李自成，不会别的营生，已经杀过人，自觉活路不多，又遇上拿不到军饷，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军官哗变，落草为寇。

这些由驿卒或者边军变成的叛军骨干，不仅有组织和军事技能，还懂得朝廷和军队的运作情况。

于是很快和陕西当地原已存在的流民结合，很多人成为流民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明末的大起义从此掀起滔天巨浪。

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帝国心脏北京城眼看着指日可下，无计可施的崇祯帝朱由检特地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回吴三桂保卫京师。

吴襄提出，如果令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拨付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

一百万两银子，在“铁公鸡”朱由检的眼里，可是一笔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激动得快要跳起来了：怎么要这么多？

吴襄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算，朱由检无语了。

由于军情紧急，朱由检转而向户部要钱。户部官员回禀说：国库里仅有40万两存储银子了。

然而，大臣们知道，朱由检个人的财产丰厚无比。为此他们反复上疏恳请皇帝，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即指皇帝专属私房钱），以充军饷。

这无疑是比要崇祯的命还难，他撒谎说：内帑也已用尽。

左督御史李帮华是急性子，大声说：社稷危矣，陛下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干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然而，朱由检默然良久，竟潸然泪下：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

接下来的一幕又令人开眼了。朱由检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

然而，富甲天下的皇帝都不肯拿钱保卫自己家天下，又会有几个官吏愿意掏钱为他人作嫁衣裳呢？

当负责筹集捐款的官员，找到首富之一的国丈即朱由检的老岳父周奎要捐款时，周百般抵赖，就是不愿出钱。

最后朱由检亲自下旨令其带头，他却撺掇女儿周皇后替他捐了五千两；他还留下两千回扣，实际捐出只有三千两。

而首辅魏藻德也是个“铁公鸡”，含着泪拿出了五百两银子了事。

被一些人称为勤俭节约，励精图治的这届大明朝执政班底，就是这样在上演最后的闹剧。

然而，朱由检们真的像他们自己说的没钱吗？

李自成大顺军攻占北京城后，从崇祯宫中搜出白银达三千七百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另计。这个“铁公鸡”一辈子攻于心计，长于算计，最后还是没有算清楚，千万两银子与万里江山，保住哪个划算。

他更没有弄明白是，“财聚江山移，才散江山稳”的简单道理。

而他的老岳父周奎，后来被义军戴上夹棍，带到了军营，接着从他家里查抄出现银多达五十三万两。

就是这样，他们既守不住江山，又守不住财富，甚至连小命也守不住。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李自成部将刘宗敏军入城。

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进入，经承天门步入皇宫内殿。

稍早些，朱由检带着太监王承恩走上煤山，瞭望了一下，再返回乾清宫时，大臣们皆己逃散。最后，崇祯前往煤山自缢于一个歪脖树上，史称“甲申之变”。

普遍认为，李自成是压垮大明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有人认为是瘟疫，有人说是满清，还有人说是东林党挑起的党争，引起的乱局使然。

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根稻草”都是大明皇家人亲手“培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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