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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黑门 | 编辑：砾子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曾在南开大学求学、执教的著名作家曹禺和老舍，如此自信十足地评价过自己的母校。
2019年10月17日，这座肇始于1904年，正式成立于1919的中国顶尖名校，迎来了她100岁的生日。
朋友圈里，甚至几个长年不发动态的南大好友，也激动得怒刷了一波屏......
漆黑的夜色中，南大的标志性建筑主楼流光满溢，以“春华秋实”为主题的3D灯光秀演绎着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重温着一段筚路蓝缕的厚重历史。
“己未伊始，历经百载，镜箴自鉴，怀紫白。愈挫愈勇，难而益开，巍巍精神，今犹在……” 在校庆晚会上，这样歌唱着南开精神。
除了本校绚烂的灯光秀、纪念晚会外，一场“百年南开，点亮全球”的活动也纷纷点亮了全球各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纽约纳斯达克、广州小蛮腰、新加坡滨海湾、西藏布达拉宫广场……目之所及的大屏幕，都写满了对她的爱。
广州
上海
纽约
南开的此番高调表白，也令一众网友大呼：
一向低调的南开，这次居然也高调了一把！
不得不说，这是一所带着上帝恩典印迹的大学。在南开百年校庆之际，若要讲起南开的历史，不管从那个角度切入，终究是绕不过一个人 —— 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基督徒张伯苓先生！
01 甲午战争“国帜三易”后 作为军官的他，愤然辞武从文
南开大学，诞生于百年前风雨飘摇、乱世沉浮的北洋政府时期。
但在刚建校不久后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便已蜕变成长为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国内顶尖高校！
这所当时便已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是笃信基督的张伯苓先生，在祷告中亲手建立的。 而他的信仰，也深印在了南开大学巍然的校风中！
正如张伯苓曾回忆说：
“自己一生事业主要得力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我的夫人，另一个则是对耶稣的信仰。”
而现今人们对张伯苓先生的研究，却总是有意无意忽略他信仰的因素，我想这无论从严谨性还是完整性来考虑，都是不合宜的。 张伯苓生于1876年，那正是中国衰落、动荡的时期，可谓是“生于忧患”，由于在张家排第五，因而他在家还有 “五先生”之称。
1891年秋，15岁的张伯苓，入学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舰船驾驶。成了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的学生。
严复，是被鲁迅称为“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
他疾呼变法图存，直指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在于“教育”，系统提出“体用一致”的教育思想并付诸实践。
而老师严复的这些教育理念，对未来的张伯苓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通济轮”的练习舰做见习军官的张伯苓
4年后，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并在不久之后去了一艘名叫“通济轮”的练习舰做见习军官。
1898年，甲午战争后，英国从日本手里拿到了威海卫，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
当年的7月，威海卫港两天经历了“国帜三易”：日旗先落，清旗升起又降下，再升英旗。
在“通济轮”上的张伯苓，目睹了这屈辱的一幕，大受刺激的他，由此判定：
海军武力救不了中国，自强根源，在于教育！
于是那年，他毅然卸下了军装，就去做了个教书匠。
02 “实觉今是而昨非， 愿将一己之身心， 全付之上帝而始妥。”
1898年，张伯苓弃武从教后，便回到故乡天津，任教于“严修家馆”。
当时的张伯苓，正忍受着甲午惨败、戊戌变法失败和庚子事变所带给整个中国社会的愤怒和无力。
在严馆教书
他在思考国家的出路的同时，也在竭力寻求建立一种新的精神支柱，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整个中国……
黑暗中胡乱摸索的他，在此时接触到了一群特别的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干事和牧师。
张伯苓他身高超过190公分，体育更是他的心头之好。所以去YMCA打球，便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旧址
又由于当时社会、教学等活动的频繁开展，他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饶伯森和格林二位干事越走越近。
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几位牧师便会找机会和他讲解耶稣与《圣经》的信息。
张伯苓起初虽不以为然，觉得《圣经》“浅薄无味”。
有所抗拒的他，还会抛出儒家和道佛思想加以激烈辩论。
后排左一为饶伯森
可于此同时，张伯苓又对这群远道而来的洋人“乐善不倦”的行为大加赞赏，就问他们，行善事的目的是为何？
几位干事和牧师纷纷答曰：
“为求上帝之喜悦”。
1904年，在严修等好友建议下，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
回国后，便将“严修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许多学生闻风而来，跟着张伯苓学“新学。
1907年，学堂迁至城西南“南开洼”，并新建了校舍，因地名改成“私立南开中学堂”。
南开中学旧址
经过长时间与干事们的相处，加上他们有时还来学校代课，张伯苓注意到，这些宣教士们不仅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其展现出来的无私和爱也令他折服。
1908年7月，暑假前的某一天，格林在街上遇到了张伯苓，问他道：
“张先生，您已与基督教接触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是否该是你决定接受耶稣及其教义的时候了呢？”
张伯苓一时被问倒了，便只好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您和饶伯森今年夏天在北戴河呆两周，到那时我再作决定。”
回到家后，他以祷告的形式，认真地跟上帝进行了一次“谈判”，他默祷说：
“上帝如能使我明道，必信服，且愿传遍中国，劝人尽知有上帝！”
没想到的是，祷告完后，竟觉内心颇有感动，后来他写下： “实觉今是而昨非，愿将一己之身心，全付之上帝而始妥。”
1908年7月24日晚，那天正下着大雨，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们虽时常为张伯苓迫切代祷，但张伯苓迟迟不肯接受福音，也令几人甚觉失落。
当时格林几人正在家里走廊上闲聊，突然看到一人穿着布鞋，冒着大雨，便冲上了台阶。
众人显然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张伯苓，便忙问他何至于此？身上已被淋湿多处的他，坚定地对格林说道：“我已经作出了决定！”
经过简短的询问后，他们围成一圈跪下祷告，随着最后一句祷词念完，众人要起身时，张伯苓说自己还有一句话没说完，便又开口说：
“主，我在心智上明白了，但请让我在精神上也明白它吧。”
1909年9月15日，张伯苓在天津西沽基督教公理会教堂正式接受洗礼，归信基督。 受洗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变，据说在当时，此事更是震动了整个天津！
之后，他当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会长，更是在1920年，出任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会长。
03 一是对上帝之观念 一是对国家之观念
1911年，38岁的张伯苓已教书13年。
同年，他参与建立中国第一个，不属任何教派的独立教会。
在严修帮助下和随着南开中学的声名远播，此时的张伯苓，已在天津崭露头角，成为了当地颇有声望的“名师”。
可他却始终认为：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在哥伦比亚留学期间
于是在1917年，41岁的张伯苓，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协助下，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
在赴美考察了大学制度后，学成归来的他，便将“办大学”的想法提上日程。
可要办大学，首先经费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为了筹款，严修和张伯苓跑了保定、太原、南京多地，为此甚至还先后见了徐世昌、黎元洪、阎锡山、曹锟等军阀。
后来在社会捐助、学生缴费、北洋政府拨款、地产租金、军阀政要……各方势力的协助下，共筹得学校开办费8.5万余银元。
中间为严修，右一为张伯苓
至于张伯苓低声下气筹款的举动，南开学子们一度颇有微词，张伯苓则答道：
“美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培育出来的。”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南开学校大学部，即“南开大学”成立，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学校设文、理、商三科。
南开大学开学纪念合影，后排左一为周恩来
首届招收的96名学生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周恩来总理，而他当时的学号为62。
南开大学建立之初，他聘请了格林、饶伯森等，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核心同工，来校兼任英文、体育和理科课程。
连南开的校歌也是由张伯苓亲自作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赫西，根据一首教会赞美诗改编而成！
南开大学校貌
张伯苓对基督信仰的认知是极富洞见的，基督信仰也给了他坚持办学、改良社会的思想动力。
他时常对同学们说：
“诸君无论选择什么事业，都须有两种观念， 一是对上帝之观念，一是对国家之观念，有此二种观念，方能期其事之有成。”
南开大学图书馆
于他而言，信基督，就是以兴办教育、改造国家、造福人民的方式来见证信仰和荣耀上帝的。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这由张伯苓亲自拟定南开校训，受到了基督教青年会会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影响，也是张伯苓一生教育理念和信仰实践的高度凝练。
在张伯苓看来：
“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大公则直指最终的公平和公义；
而“允能”则是南开的教育目的，为社会输送优秀的服务者与改造者，医治民族贫弱之病，培养为“公”服务之能力。
张伯苓半个世纪醉心于教育，他所创办的南开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政治家周恩来、教育家梅贻琦、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吴大猷、气象学家叶笃正、剧作家曹禺……
而张伯苓的这些教育理念和赤诚信仰又经由他人，比如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基督徒梅贻琦先生所传承，带给了更多的青年人……
一百年很长，长到足够经历沧桑；一百年也很短，时光流转依旧是青春模样。
回首百年前，风云变幻，国弱不堪列强蚕，教育救国张伯苓，今已百年。
那些年，先生在祷告中建立的学府，在磐石上立定的根基，在恩典中开拓的道路，如今还有多少南开学子铭记？
这些平凡又冷静的追述，却让我流泪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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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1月11日 上午6点15，张秀荣牧师分享主题【在爱中重建新的生命】](data/attachment/block/16/1675e90b8b66f72d783358bd022e990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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