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帝制绵延不绝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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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帝制绵延不绝的根源

                                                                                                   


千年帝制绵延不绝的根源

仅以有影响的专痣帝国计算，自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称“皇帝”始，到1912年最后一个封建皇帝溥仪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宣布退位止，中华大地经历了2132年的帝王时代。

有人做过统计，中国一共出现过408位皇帝；另外还有死后被追封为皇帝称号者73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称帝者251人，历代农民起义后建元称帝者约100人，封建割据称帝者约60人；如果再加上先秦“天子”夏商周的86个王，前后有帝王978位。

这些人把华夏大地当作人生大舞台，轮番粉墨登场，你方唱吧我登场，足足表演了两千年，出尽了风头。他们享尽人间奢华，糟蹋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害惨了亿万计的无辜生灵，使华夏族群千年停滞不前，对人类社会毫无建树可言。难怪有智者惊人一呼：帝王乃万恶之源。

广受诟病的帝制时代为何能够延续两千多年？这是很多学者非常感兴趣的课题，也是众多社会学家孜孜以求要找出的答案。

资料显示，在历代帝王中，只有少数几位活过80岁的，大多数帝王的寿命都低于一般百姓，据说他们的平均寿命不足38岁。寿短早夭，却阻止不了人们趋之若鹜。

还有一些尚在襁褓中的幼儿，刚刚出生几个月就被人抱上皇位；也有的在皇位仅仅坐了一两个月时间就被人赶下了台。

为啥刚出世几个月还在吃奶，连话都不会说的人会被扶上皇位？这就要谈到儒学鼻祖《周礼》的作用了。按《周礼》礼制和其后的儒家学说，当朝廷的头是要讲究名分血统的，老皇帝死了，要由他的儿子继承皇位，其他人不能继承，除非皇帝没有儿子，这叫“正统”。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些少不更事的小孩子被人抱上皇位的荒唐事。他一个正在吃奶，狗屁不通的小屁孩，能治国理政吗？这也是有些少年皇帝没干多久就被赶下台，或被设计杀掉抢了皇位的原因。《周礼》等儒学作为华夏第一学，它就是这样影响着华人政治，而且不停地制造无数个荒唐事与人间灾难。

因为抢夺皇位，成千上万，百万千万的人卷进了纷争和战争中而白白葬送了性命。其惨烈程度，可以从以下数字略见一斑[数字来自网络，供参考]。

秦国从诸侯国起，通过不停征伐杀戮，并吞六国晋升为大秦帝国，期间导致百姓死亡共计1200多万人。到秦二世时，经过秦末农民起义，楚汉争霸，全国人口从2900万，锐减至汉朝初年的750多万，足足少了2000万人。

汉武帝刘彻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在他统治的53年里，几度发动战争，造成“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于战争或被兵匪劫杀。

《后汉书》记载，王莽新朝到东汉的60年间，全国人口从5900万，减少至2100万。3000多万人死于战乱和屠杀，人口损失率高达65%。

又经过一百多年休养生息，到了汉朝末年，通过黄巾起义，魏蜀吴三国混战，人口从5000万，下降至767万。

从西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战争加上饥荒，出现了“人相食，流尸满河，白骨蔽野”的惨景。仅北齐的人口就从2000万下降至900万。

隋末至唐初，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个“强盗”称帝称王，全国人口从公元606年的4600万，减少到639年的1200多万，死亡率达73%。唐末黄巢屠城，失败时下令血洗长安城并放火焚毁，使当时世界第一大百万人口城市，一炬成灰。

而宋朝宣和三年即1122年，全国人口是9300万，到元朝初年的至元十一年即1274年，人口仅剩887万，被蒙古兵杀戮约8000万人，死亡率高达91%。

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人口从1亿左右，下降至1400多万，再次锐减8000多万。近现代因战乱等人口死亡数字略过......

如此同类相互残杀，在动物界是绝无仅有的；别的动物也不会这么干。所以，有历史学家禁不住长叹：这还是人类吗？

造成这些灾难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皇帝，有了皇帝为维护其邪恶统治而发明的一整套驭民愚民奴民之术。而这些邪术，却在很久以来被称为“智慧”“谋略”。

皇朝更替伴随着征战和杀戮，这种征战与杀戮是纯粹的动物界丛林行为；谁拳头硬谁当头，谁牙齿利谁称王。不论它使用什么华丽辞藻来加以掩饰，也是这个狰狞的本来面目。

而将这种丛林行为披上华丽外衣的“发明创造”，便是法家驭民术和儒家愚民术。

奴隶社会时期，社会形态简单，人们思维单一，还没有出现什么学说理论。那时的奴隶主要么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要么是某个家族的家长，他们凭借人多力量大，把别的族群的人抢夺过来，用锁链拴着，强迫其在田间劳动，平时只给他点粗茶淡饭，其他一概不管，甚至连衣服都不给奴隶们穿。

奴隶主统治奴隶的做法很粗放，限制奴隶行动自由，剥夺奴隶所有劳动成果，连婚配都不允许。这种非人待遇无疑会遭到奴隶们的竭力反抗。所以，一旦有机会，奴隶们就会唱“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

限于认知水平，奴隶主统治奴隶的做法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所以统治起来也很容易遭遇奴隶们的反抗。这使那些想世世代代当奴隶主的家伙们犯了愁：咋着想个法子，咱既可以当“奴隶主”，又可以让“奴隶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咱的统治呢？

经过奴隶主和大奴隶主即国王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即贵族一干人日积月累，苦思冥想，终于在春秋战国时期，“发明”出一系列整治老百姓的策略和方法。这些策略和方法就是法家思想和儒家、道家学说。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韩非，以及孔孟、老庄等。

有人说了，这些不都是在历史上为古代华人社会和古代文化发展做过“贡献”的人吗？是的，但你要看他的贡献究竟是为谁好，是为谁谋福利的。

以上这些人的主要学说和治国理政思路，目的只有一个，服务统治阶层，即服务那些取代了奴隶主，改称呼为帝王、“天子”的人，以及与帝王有利益关联的人，如皇帝身边人、皇帝的拥戴者、皇权制度的维护者。

这些“学者圣人”大部分本就出身于王室或贵族家庭，心中自然而然产生为自己阶层服务的念头，剩下的一小部分人也是士子出身[在古代有点文化的人都是帝王家族或豪门子弟]，日思夜想巴结上帝王家，为其效命，求得功名利禄。这些人殚精竭虑，穷其一生为正在“坐江山”的人出谋划策，如何能够使主子的统治更隐蔽更能令民众接受，且尽可能多地延长帝王的统治寿命。

他们有的献策调整土地政策；有的献计调整税赋制度；有的劝王上对民众更狠一点；有的劝王上给民众点甜头。表面上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出谋划策，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帝王统治，更有效更持久地剥夺民众劳动果实。

有的著书立说，以“礼义廉耻”“君臣父子”等说教，为帝王培养奴才，从思想上奴化民众，让民众心甘情愿接受奴役。可谓阴招使尽，要多损有多损。

这些理论和治国思路，主要以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韩非的《韩非子》和儒家代表人物孔孟的《论语》《中庸》等为主。《商君书》虽然也讲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但其核心是“驭民五术”中的“一民疲民弱民辱民贫民”，把民众当作没有思想、会说话的劳动工具、战争零件、淫乐用品，随意取夺杀罚。

而孔孟儒学的核心是忠君唯上的“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级说教，其目的是从思维上驯化民众接受奴役的自觉性、自愿性。道家的清静无为说，起了自我麻醉的作用。

法家是直接给帝王递刀子绳子对付老百姓，儒家道家则是给民众灌输点麻醉汤，做一下心灵按摩。他们著作中的精髓被历代专制帝王所采纳并运用于对民众实施的统治。随着时间推移，还被一些“权臣能吏”发扬光大，运用得炉火纯青。

有人说，华人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外儒内法”，其实不然，应该叫“儒法结合”更准确。法家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实施制度机制的法门与技巧，通俗说就是研究如何整治民众的方法和技巧。

儒家学说是，抛出一套理论，并通过官方进行灌输，奴化民众；从思维上驯化民众接受帝王的统治。它首先鼓吹帝王当权是上天的旨意，解决帝王政制的“合理性”，让百姓认为“人家命该当皇帝该享受，咱命里就是个小百姓该受苦”。其次是让老百姓在被奴役的时候不觉得是被人伤害了，反而心甘情愿接受这种伤害，并从这种伤害中体会出快感来。

有人说华夏大地帝制延续两千年，一是皇帝们统治有术，二是文化传承固步自封不进步的原因。其实说白了，帝制就是法家驭民统治术的强力运用，建立一套帝制规则和运行机制，其中包含官吏选拔、施政举措、奖罚制度，以及王法典章等，这些强制性的制度和运行规则。

然后，将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礼乐礼制”通过培训教育的形式，从思想上驯化全民。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符合儒学思想的人去做官。

古时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做官是民众唯一的上进机会，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就得做官。一旦做官便要啥有啥，地位、名誉、荣誉、金钱、美女都有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这些好处只有皇帝可以给他。所以，那时但凡有点家底的人家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读书当官，效命皇帝。

“利出一孔”说，是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商君书》中提出的；那意思就是“给予利禄赏赐只有一条途径”，他当时讲的是耕战，其实后来变成了“帝王的赏赐”；也就是，你想获得任何功名利禄，只有帝王赏赐这一条途径可以走得通。逼着你敬畏皇帝祈求皇帝，最后还必须效忠皇帝，否则你什么都别想得到。

这就将一个人整个的人生，特别是想出人头地者的人生，与效忠帝王绑在了一起。

当帝王的好处大无边，这是人人都想当皇帝的原因；而当皇帝只有两个途径，一是你爹是皇帝，二是你把皇帝赶下台自己上去。没有当上帝王的人，眼巴巴看着帝王享尽人间奢华，梦寐以求有朝一日也把这种奢华据为己有；更多的人知道当上皇帝并非易事，就想方设法做皇帝身边的帮手，就是当个太监也行。

当皇帝的人，就会利用法家驭民术统治国家，利用儒学愚化民众。这是维持帝王统治的不二法门，千年过去，屡试不爽。

历代帝王还一直遵守商鞅的重农抑商主张，将国民绑在一亩二分地上，限制商业的发展。因为商业繁荣需要物品交换，需要走出去，甚至漂洋过海去交易，就免不了要接触其他地方的人，接受别的新鲜事物。这是帝王们最害怕的事情，因为商业活动会使人接受新东西，使人变聪明，尤其是接受新思想，会威胁到帝王们的统治基础。

在“独尊儒术”，尝到了儒学教化民众有利统治的好处以后，历朝历代都不允许其他学说存在，一旦发现不同想法观点出现，就毫不留情地扑灭，这也是多个朝代搞“文字狱”的原因。没有了其他学说，华人的思维就被彻底固化，再也没有新思想萌芽发展的空间。所以，现代学说甚至现代文明便无法从华人中间产生。

从对思想学说的禁锢，杜绝了新思维的产生；没有了“异端邪说”，人们只能循规蹈矩地过日子。千年皇朝虽然不断更替，无数国人为此死于非命，但无人知道还有更好的政制，还可以用好政制来代替糟糕的帝制。直至近代满清后期。

一方面帝王们不允许有不同思想存在，不允许新型社会模式产生；另一方面民众被强力压制无法获得新学说、新知识，只能在长夜中昏睡。这便是千年帝制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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