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消费者权益，究竟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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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消费者权益，究竟靠什么？

                                                                                                   

有网友调侃说，春晚和3·15晚会的区别是：后者给钱就能不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假货一年比一年多却是真的。打假，到底应该靠什么？

每年的三月中旬，惊蛰稍过，3·15晚会就像冬眠蛰伏的动物一样出洞了。不同的是，动物很低调，但打假晚会则盛装出行，其声势声威，似乎能够消灭天下一切害人虫。

不可否认，3·15活动对一些伪劣品牌的曝光，的确为部分受害消费者捞回些损失。然而，毋庸置疑的事实确是，我们身边的假货越来越多。这种“集中式”曝光、“选择性”打假，除了能在当天给消费者带来一场所谓的“胜利者的狂欢”外，还能带来什么？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能改变吗？正规企业能否通过3·15消除不良对手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3·15作为国际性的消费者权益日，却只是在中国才被当成一个概念被高调提及：在日本无人提及3·15，但在日本，造假是一件比坐牢还严重的事情；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说，我们天天都是3·15；美国很少有人知道3·15，但美国却是世界第一个消费者协会的诞生地。

在美国想买到假货，正如在某些“假货集散地”的购物平台上买到真货一样，非常罕见。美国的实体店，比如Walmart, Target，Costco，Macy's等，其退货部门每天都有排队等候退换货的客人。退货柜台的人一般不问退货原因，有的甚至所有商品都不需要发票，专业人员查验一下便可退回，整个过程十几分钟。

还有人敢卖假货吗？为什么越不喊口号的国家，假货越少？

答案是：真正对假货构成雷霆之势的，是如上述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和拥有完善的制度和环境。

美国某商店退换货部门

打假，首先要有一个自由的市场环境，只有这样，原创型的企业才会越来越多的涌现。垄断企业会真心替消费者考虑吗？当然不会。经济越自由，优胜劣汰机制越会让劣马无处匿形、没有活路，好的企业和好的品牌才会越来越多，这是提高消费者权益的根本出路。

其次，有了自由市场，也就有了无处不在的竞争，这就需要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能堕于空谈。众所周知，国内很多企业都是山寨起家，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其实每天都在遭遇摧残，虽然目前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已经给予了维权依据，但正如一些法学专家所说，“山寨并非法律术语”，它并不直接等同于假冒伪劣，特别在个别行业，正常竞争和违法“山寨”之间的界限本来就很模糊。所以，很多案例中，企业维权之路充满艰难。

美国假货少，并不是美国人有多高尚，商人们多有公德心，主要是因为违法成本太高。消费者买到假货，只要投诉，商家轻则赔钱，重则坐牢，特别是食品药品类。所有的上架食品、药品都要经过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严格检查审批过程。如果吃到了不合格的食品或药品，你甚至可以告药物管理局失职。

因此，一方面，国内原创企业要树立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另一方面，政府要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其著作《市场与政府》中说，“市场经济之所以需要政府，一个原因在于企业家的经营活动需要政府的扶植和保护。企业家需要政府保护他们的产权，帮助建立一个维持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和环境。”

当然，要实现上述两点，绝非朝夕之功，尤其当各利益阶层死不撒手的今天，指望他们的自觉改变，难于上青天，一切仍然落在民众身上，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一个民族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形式和生命力”。打假的根本，在于民众对权益与规则进行成熟的思考。

中国最著名的打假人：王海

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到底有哪些权利？

1962年3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著名的消费者四项权利：安全消费权、消费时被告知基本事实的权利、选择权和呼吁权。这四项权利和后来国际消费者协会确定的另外四项权利：满足基本需求的权利、公正解决纠纷的权利、掌握消费基本知识的权利和在健康环境中生活工作的权利，成为全世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八条准则。

了解和掌握这些权利容易，难在实践。几千年来的传统，在多数国人心中养成了“以和为贵”“能忍则安”的思想，面对不平乃至恶势力，姑息、逃避，司空见惯。有多少人在维权受阻时甘愿“一条道走到黑”？不仅如此，很多坚定的维权人士甚至被视为“刁民”，不仅要面对商家和强势机构的打压，还要面对“吃瓜群众”的指指点点。

1997年7月24日，有位病人找到上海某医院医生陈晓兰说：“你能不能不给我打那个‘激光针’，我打了会哆嗦。”陈晓兰立刻跑去看，发现输液配套器械有问题，放射的不是激光，而是会对病人造成生命危险的紫外光。她当即向医院领导汇报，然而回话是：“谁反对，谁下岗”。陈晓兰逐个走访那些注射过“激光针”的病人，23位病人中已经有9位死亡！

她无法忍受良知的煎熬，毅然踏上了揭露伪劣医疗器械之路。她立刻被医院开除，但她豁了出去，为举报成功，甚至给自己打了四针“激光针”来获取证据，因为，“只有受害者才可以去投诉，我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该医院的职工，没资格投诉。”

十年，陈晓兰在京沪线上往返四十多次，为了省钱，她总是坐慢车。过去她衣着讲究、饮食精细，现在她靠啃黄瓜吃包子度日。有时，她连三块钱的澡都洗不起。她丢了自己的事业，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贴上了自己的健康，这些她都能忍受，然而对她打击最大的，是被很多人污为“精神病”。

但是，陈晓兰一直没有退缩，虽然她至今仍然走在维权的路上。这条路是如此艰险，就像北京大学民诉法专家刘哲玮所说，“当前消费者维权，主要面临时间长、程序繁、成本高、举证难四方面的问题。”更让普通消费者生畏的，是陈晓兰所遭到的一切不公正待遇，乃至来自暗处的黑拳。

还有其他那些勇敢的人，为中国消费者维权立下了光辉的榜样。比如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乳业市场掺假造假黑幕的蒋卫锁；比如王海，这个在公众面前已经戴了21年墨镜的男人。尽管他们的人身安全常常受到很大威胁---王海某次遇到一个棘手项目，带了九十个保镖。商家说他们敲诈，很多围观群众说他们是为了钱，强势机构则称他们为“刁民”，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的勇敢举措，正在一点一点增加造假者的造假成本，这，就是他们为中国维权事业所做的贡献。

这些打假英雄值得崇敬，但也值得我们深思。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环境中，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只能也只需仰仗于确定的、无差别的法律保障，而不是某种“职业化”经营。凭借某种强势操作才能成功维权，本身就说明消费维权仍缺乏普惠式的制度保障。王海的打假职业化，陈晓兰的心酸遭际，从两方面印证了普遍性的、可确定的日常式维权的式微。

事实上，王海本人对此也深有感触，他曾向媒体感叹：作为职业打假人这么多年，“没有变化的，是公民的组织资源依然匮乏，依然是在以个体对各种利益组织进行博弈。这种博弈显然是不对等的。”

因此，培育和提升民众的权利意识、规则意识，还仅仅是维权的开始。使每个维权个体能够通过一种组织的平台去争取权益，改变今天这种博弈格局，或许才是当下消费者权益保障所最应着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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