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浙江的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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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浙江的海盗

                                                                                                

一个人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必须与不同圈子的人们发生多种联系。身处边缘的群体为了维系自身的存在，更需要依赖与外部群体的关系网络来改善自身的不利处境。史实表明，清代中叶的海盗在这方面表现得游刃有余。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扩大自身与海上其他社群的关系网络，并在相生相克的利益争夺中维系和扩张自己的势力。

　　

海盗问题既是一个政治史的课题，也涉及社会史、海洋史的相关问题。以往的研究囿于政治史的范畴，多侧重于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的探析。但对于海盗群体本身的经历则较少关注。

　　

本文以浙江海盗为例，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海盗滋生的原因，侧重地域文化因素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海盗发展、鼎盛及消亡历程的描述，并将这一过程放置于水上世界社群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从而，最终对海盗滋生及维系自身存在的问题做出解释。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海洋大国。在传统中国社会，海洋往往被中央政府所忽视。然而，大小规模不等的海盗活动一直是中国海上生活的常态。当海盗活动对沿海社会构成威胁时，政府不得不倾力清剿，一旦剿灭大股，其注意力又回到陆地，这种状况周而复始，一直到西方人从海上打开国门。

　　

所谓海盗，是指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活动(尤其是渔业生产)、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勒赎收取保险费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海上武装集团。以往学者关注清中叶的中国海盗，主要是福建的蔡牵、朱濆，以及广东的郑七、郑一、郑一嫂、张保仔和郭婆带，他们不但规模大(都曾发展到一万到数万人的规模)，而且有比较明确的政治意识(蔡牵等人曾经称王，郑七等人曾是越南海军)。地处中国沿海中心位置的浙江，岛屿众多，港汊纷歧，海盗活动由来已久。清中叶，福建的蔡牵、朱濆形成洋盗大帮，活跃于闽浙沿海，但人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福建与台湾，很少关注他们在浙江的活动。至于浙江的“土盗”，更是为人们所忽略。

　　

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叛乱，浙江水师奉调入台平叛，浙江海防空虚，土盗、洋盗乘时而起，越南“夷盗”也乘机闯入，三股势力相互纠结、兴衰更替，与清军水师相持二十余年。虽然同期闽粤沿海海盗更为猖獗，但考虑到相关研究较多，而浙江海盗是这一时期海盗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即以此为视角，揭示这一时期浙江海盗的兴衰。

一、浙江海盗生成的社会背景

　　

以往史学界总是把盗匪、农民叛乱视为阶级矛盾的产物，这种观点在学术研究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看来，很是偏颇。实际上，某些信仰可以使叛乱随时发生，比如明清时期的白莲教往往成为暴力的载体；某些特定的地理和生态区域更容易发生动乱，农民叛乱是对糟糕的地理生态威胁的合理反应；此外，领袖的魅力总是导致动乱、叛乱发生的最重要因素。

　　

清中叶的浙江海域，包括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六府。自杭州湾向南，浙江海岸线绵延2000多公里。浙江海岸支离破碎，港汊纷歧，岛屿众多。据统计，浙江沿海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达3000多个，占中国海岛总数的40%。浙江海洋生物资源异常丰富，舟山渔场闻名遐迩。不仅浙江本地渔民为数众多，外地渔船来往浙江渔场者也十分频繁。

　　

渔盐相依，水产品的储运离不开食盐的供给。浙盐以嘉兴产盐最多，黄岩次之。由于清廷长期实行食盐专卖政策，导致私盐泛滥，私盐贩子往往与渔船、海盗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

　　

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渔盐之利推动了浙江造船业的蓬勃发展。唐宋以来，宁波、温州就是全国闻名的造船中心。清代开放海禁之后，宁波船在对日贸易中迅速取代福船，成为对日贸易的主角。

　　

造船业的兴盛，又推动了对内、对外贸易的发展。明清时期，宁波船在国内就发展出北至辽东、南至海南的贸易路线；在国外，已经发展出浙江——东南亚——日本一线的三角贸易。对外贸易的繁荣，使得宁波成为一个著名的区域经济中心，乍浦港则成为对日贸易的第一大港。

　　

从上面的描绘来看，浙江沿海是一幅不错的升平图画。但是，以下几个因素使得浙江成为一个随时令朝廷头痛的地区。一是满汉矛盾。清初浙江是郑成功抗清的前哨阵地。江浙士人与朝廷颇有隔阂，清前期的文字狱很多都与浙江有关。影响所及，浙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朱天菩萨信仰，实际就是怀念明故帝崇祯。另外，陆上会党势力往往以“反清复明”为目标，海盗势力受其影响，往往称王称侯，打出“光明”、“天运”年号。二是官民矛盾。江浙素为天下财富之区，朝廷依赖甚重，而压榨亦深，至于清中叶，浙江贪官污吏层出叠见，民不堪命，被迫为盗；相应地，官员腐败，导致军队的战斗能力下降。三是民间矛盾。浙江民间好勇斗狠、械斗之风很盛。温州、台州山地居多，宗族势力较大，每因口角婚姻、山产祖墓、赌博赛会等发生械斗，官府查拿，被追捕者往往遁入山林湖泽为匪。

　　

南来北往的商艘货船，令心怀不轨者艳羡。支离破碎的海岸线、路线纷歧的港湾与星罗棋布的海岛，为海盗的神出鬼没提供了合适的地理条件。陷于困境的渔民、农民等，成为海盗队伍取之不竭的后备军。清廷水师的腐败无能，客观上推动了海盗势力的壮大。

　　

乾隆末年，由于东南沿海经济日益困窘，社会矛盾日渐突出，浙江海盗活动出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浙江海盗的成分相当复杂，以渔民、水手等从事海上职业的人居多，也包括其他生活于陆地的人群，“有冤抑难伸，忿而流于寇者；有货殖失计，困而营于寇者；有功名沦落，傲而放于寇者；有佣赁作息，贫而食于寇者；有知识风水，能而诱于寇者”。在广东，“海盗非别有种类，即商渔船。是商渔非盗也，而盗在其中，我有备则欲为海盗者，不得不勉为商渔；我无备则勉为商渔者，难保不阳为商渔而阴为海盗”。渔民、水手的生活极不稳定，稍遇灾害变故，生活就会陷入困顿，有些人就铤而走险当海盗。清人曾镛指出，海盗多为“海滨失业无赖之徒，或托捕鱼，或称水手，或隐为耳目，在岸侦探。地方不察，遂至成群聚党，旁午各出”。一旦成为海盗，他们往往逼迫虏获者加入其队伍。故而，海盗开始时的规模甚小，一旦得势，便会迅速发展。一些远离官方有效控制的地区，特别是沿海岛屿，从事海盗活动几乎成为当地人主要的谋生手段。浙江沿海的岱山、洋山、勒渔山、小乍浦山等岛屿居民，“或数千人或数百人不等，其中有甘心为盗者，有胁逼为盗者”。

　　

从嘉庆十年初浙江巡抚阮元审理的一批海盗案件中，我们不难看出海盗们的真实身份：“李阿虎约同渔伴七人坐船出洋采捕。……李阿虎起意为盗，过船行劫一次。又陈阿陇系临海县人，因在海山砍柴，起意同先获正法之吴阿品在九龙江外洋过船行劫一次。又郑洪鼎系宁海县人，听从在逃之卢加堂约至现获已故之杨万生船内入伙，同在孝顺、牛头等洋过船，迭劫二次。又张清标(等9人)并闻拿投首之李子忠，各被李阿虎、陈阿陇、卢加堂并土匪陆统及黄奎帮盗伙潘美舵先后邀约，拉劫上船，胁逼入伙，各在船接赃一次。又谢阿汤先因带匪觅取淡水，与黄奎帮盗认识，后代渔户向盗买取免劫票照，得受谢银。又许兆先买有食物济匪，得过洋银。周大兴(等18人)并自行投首之吴清松……均被盗邀约，掳劫上船，逼做拉篷、起椗、洗衣、炊爨、服役等事。又庄长、林拂二名，被胁鸡奸。又李文受等九名，均属难民。”

　　

除了邀集同伙之外，海盗还要获得作案工具，最主要的无外乎船只和兵器。海盗船只除了直接用渔船作案外，主要依靠抢劫渔船商艘，后来海盗大帮形成，实力强盛，则委托造船商专门打造大船。

　　

小帮海盗的兵器相对简陋，多以容易获取的刀棍、鱼叉为主，也有少量适合远距离攻击的鸟枪。大帮海盗的兵器来源较为多样，有的自己打造，有的系抢夺商艘兵船所得，甚至有从水兵手中高价买卖所得。海盗获取其他日用品的渠道更为多样，尤以高价买进日用品闻名。嘉庆帝曾指出，“闻蔡牵等不惜重价，向内地民人私买米石，是以奸民趋之若鹜”，“至奸徒通盗济匪，最为可恨，其中有实系匪徒，同恶相济，亦有沿海居住，畏其焚杀，又不能远徙，致为胁从，凡沿海地方多不能免”。

　　

为了避免水师围剿，大帮海盗甚至在沿海僻静地方或是海中孤岛建立物质保障基地，例如，“竿塘本是外洋禁山，人迹罕到，是以蔡逆遣伙大目金在芹角地方，私搭寮厂，赴各处购买硝磺，偷运赴彼，合造火药，并零星收买米石囤积，及制办篷索。匪船若有需用，即赴该处搬运”。

　　

高风险的谋生方式与脆弱的社会结构，为海盗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力量。渠道多样的物资供给，使得纠集一支海盗武装变得相对容易。沿海的采捕渔船、商贩舢板都是海盗抢劫的主要对象。当然，这个时候，“间有蜑渔什伍，纠结伺掠商贾，然无联舢拒敌官军者”(18)。后来，海盗大帮在浙闽粤沿海兴起，零星的海上抢劫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帮行劫，各帮联合，定期收取保护费、兜售护航令旗等方式。海盗与水师相遇，也从避战为主转为武力对抗。

二、浙江海盗大帮兴起的契机

　　

乾嘉之交，清朝中衰。人口压力、自然灾害、民众反叛相继出现，浙江水上世界同样孕育着极大的危机。台湾林爽文叛乱与漳泉水灾接踵而至，闽浙海防空虚与数量激增的福建洋盗相互交织，洋盗引导着越南海盗侵入浙江海域，浙江本地海盗乘势而起。一时间，浙江土盗、福建洋盗与越南夷盗三股势力相互交织，造成了自平定郑氏以来最为严重的海上危机。

　　

魏源在《嘉庆东南靖海记》中曾说：

　　

及嘉庆初年而有艇盗之扰。艇盗者，始于安南。阮光平父子窃国后，师老财匮，乃招濒海亡命，资以兵船，诱以官爵，令劫内洋商舶以济兵饷。夏至秋归，踪迹飘忽，大为患粤地。继而内地土盗凤尾帮、水澳帮亦附之，遂深入闽、浙。土盗倚夷艇为声势，而夷艇恃土盗为向导，三省洋面各数千里，我北则彼南，我南则彼北；我当艇则土盗肆其劫，我当土盗则艇为之援。且夷艇高大多炮，即遇亦未必能胜。土盗狡，又有内应，每暂遁而旋聚。而是时川、陕教匪方炽，朝廷方注意西征，未遑远筹岛屿，以故贼氛益恶。

　　

这段话描绘了清中叶浙闽粤洋面海盗大兴的基本情况。那么，除了“艇盗者，始于安南”这一外部原因之外，还有内部的原因吗？

　　

乾隆五十一年(1786)发生的林爽文起义是清代中叶震动全台、影响波及全国的一次反清斗争。十一月，林爽文攻破淡水、诸罗等地，台湾南部的庄大田等人也起兵攻占凤山县。一时间，叛军声势大振，台湾形势岌岌可危。

　　

林爽文起义从一开始就将邻近省份牵涉其中，协防闽台海域的浙江首当其冲。叛乱伊始，清廷即下令浙江由提督镇标、温州镇、黄岩镇内抽调3000人，赶赴闽浙交界海域驻扎待命。随着台湾形势的恶化，各路援兵齐集闽浙沿海，浙江水陆兵丁则被大量抽调入台。

　　

频繁的兵员抽调和军事调度，打乱了闽浙沿海的海防部署，闽浙交界的海防兵力先行入台平乱，原有汛地由他镇接防。因事出仓促，继任者防务生疏，难免顾此失彼，闽台海域的海盗乘乱兴起，并进入浙江海域。闽浙海防枢纽平阳烽火门即因守将调任台湾，“代者不娴于防，闽贼始识径路而窥浙”。

　　

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清廷查拿天地会十余年，闽粤沿海骚动。乾隆五十九年(1794)八月，福建漳泉等地连日暴雨，米价腾贵，饥民流离失所，加上闽浙总督伍拉纳等官员贪污腐败，饥民被迫下海为盗者数量激增，“闽省近来洋盗充斥，兼漳泉被水后，失业贫民，不无出洋为匪”。福建洋盗蜂起，乘机窜入浙江。据称：“闽省盗船每多驶入浙洋，自因浙省土盗为之勾引。”当然，闽盗入浙，更多的是由于水师的追捕。嘉庆八年(1803)三月，福建海坛镇水师追击蔡牵帮，拿获林秋秋等110余名，蔡牵即往北洋逃走，海坛镇总兵孙大刚等连日尾追，于二十七日辰刻赶至俞山外洋，遇见匪船20余只，随督率兵船分为左、右两队追捕，击沉盗船一只。此时，又有盗船4只从屏风洋面赶来接应。孙大刚令右队兵船截捕，其余兵船仍向前追剿。未刻追至七星洋面，以火攻法击沉盗船一只。追至七星澳内，又驶出盗船6只，东台洋面亦有盗船5只赶来拒敌。孙大刚仍令右队兵船抵敌各盗船，“盗匪中伤落海身死者不计其数，盗船且战且走。戌刻追至浙江南麂外洋，拿获盗船一只，生捦盗犯林免等三十五名，大小铁炮七门、器械五十九件、火药二十四斤”。

　　

浙江海防空虚与福建洋盗激增的态势，为越南海盗(“夷盗”)的进入创造了条件。越南海盗侵扰东南沿海，肇源于越南的西山农民战争。18世纪70年代，越南黎朝衰微，阮氏兄弟为首的西山农民起义爆发，西山军很快推翻黎朝统治，建立新阮政权，而法国支持南方的“农耐王”阮福映，双方陷入十余年的战争。西山政权因兵员、资金不足，乃招募中国东南海盗，“崇其官爵、资以兵粮，使劫掠充饷。夷艇数百，直犯粤、闽、江、浙，……于是土盗诱夷艇以深入，夷艇倚土盗为声援，几蔓延不可制”。

　　

嘉庆元年(1796)，越南夷盗借道福建，在洋盗李发枝(又作林发枝)的引导下进入浙江海域。浙江土盗意识到，越南夷盗拥有巨大的船只和精良的装备，与越南海盗联合对抗清军水师、开展活动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越南夷盗也亟须浙江土盗为其提供航道引导、物资供给、泊船取水等方面的协助。双方很快达成和解，互为依赖。自此，浙江的海盗活动步入了浙江土盗、福建洋盗与越南夷盗三足鼎立的全盛时期。

　　

三、浙江海盗大帮的活跃与“神风荡寇”

　　

越南夷盗进入之前，浙江海盗组织比较松散，且以季节性海盗活动为主。各帮海盗船只不足十条，人数不过百人，各自为战，互不统属。越南夷盗的进入，极大地改变了浙江水上世界的力量态势。

　　

越南夷盗为浙江土盗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和借鉴。在长期的海战中，越南夷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协同组织的技巧，具备一定的纪律性，并懂得如何在海上使用大型武器和建立据点。一位被海盗绑票的西方人断言，有了严格纪律的约束，“会造就一股攻则勇猛、防则顽强，即使处于劣势也会拼死到底”的海盗武装。一位清朝官员这样评论夷盗：“船大而高，炮多而壮。匪特商船不敢抗衡，即官兵战船，形势限于仰攻，枪炮窘于逆击，较治土盗稍觉其难。”越南夷盗与闽粤洋盗在与清军水师交锋中的强势地位，为本地海盗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越来越多的海上群体卷入了海盗活动，季节性、偶然性的海盗逐渐演变为长期性的职业匪帮。

　　

浙江土盗迅速发展，出现了实力雄厚的海盗大帮。其中实力最强的是林彩、庄有美为首的凤尾帮，鼎盛时期拥有海盗船70多只。就连海盗王蔡牵等人都曾一度依附于凤尾帮。江文武为首的箬黄帮次之，该帮主要活动在太平县狗洞门至松门一带，拥有海盗船近20只。活跃于闽浙海域的水澳帮、蔡牵帮、林发枝帮、张表帮、纪培帮等洋盗帮派也时常进入浙江行劫作案。

　　

在三股海盗势力的侵扰下，浙江水师攻则难以取胜，守又无险可据，虽连年追捕，却收效甚微，乾隆帝甚至忧虑“似此肆行无忌，日聚日多，且恃有岛屿藏身，岂不又至酿成前明倭寇？关系非小”。

　　

水师与海盗实力的变化，使得两者的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海盗俨然以海上秩序的维护者自居，公然进入港口收取保护费，向商渔船只兜售出海令旗。水师不敢出海缉盗，如果遇见海盗活动，有的水师船只甚至袖手旁观。嘉庆初年，一名官员途经浙江洋面，见商船与海盗船“鏖战移时，互有胜负。转战益远，不知所之。而沿海水师亦登桅望，叹不能驾一船相助也”。

　　

对官军来说，转机出现在嘉庆五年(1800)六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改变了浙江海上力量的对比。越南夷艇、风尾帮、水澳帮等海盗大帮遭遇飓风带来的灭顶之灾。

　　

当时，一支越南夷盗船队进入浙江海域，为首的是越南“善艚队大统兵进禄侯”伦贵利。伦贵利，原姓王，广东海澄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应募参加越南西山军船队，跟随保德侯陈添保与农耐作战，因战功封侯。嘉庆初年，连年战争使西山政权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为补给军需，阮氏委派陈添保等人，以“巡海”为名，劫掠中国东南沿海。伦贵利带领后支28艘夷艇进入浙江海域。

　　

当时，浙江水师在名将李长庚和巡抚阮元的整顿下，渐有起色。土盗在水师的连续攻击下，被迫向闽浙交界海域游弋。当越南夷艇在台州三盘洋抛锚下碇之后，浙江土盗和福建洋盗很快在附近集结，水澳、凤尾、蔡牵三帮各六七十只相继加入。水澳帮停靠在玉环岛周边岛岙，凤尾帮和其他小帮散布在大陈山、石塘一带，蔡牵帮踪迹不定，在温、台洋面来回游弋。一时间，集结在台州附近的海盗船达200多条，人数近万，而浙江三镇水师仅有三四千人。一场实力悬殊的恶战一触即发。浙江巡抚阮元一面紧急调派大小船只70余只，与海盗对峙；一面奏请调动闽粤水师北上会剿。接到调令的福建海坛镇水师却一直未曾露面，形势异常危急。

　　

六月二十一日，海盗联军进据台州松门山下，准备次日抢滩登陆。当天夜里，一场谁也未曾预料的飓风降临(官方文献称之为“神风”)。一时间，风雨大作，巨浪滔天，“贼船撞破，覆溺殆尽，仅余一二艇漂出外海。其泅岸及附败舟者，皆为水陆官兵所俘，获安南伪侯伦贵利等四总兵，磔之。以敕印掷还其国”。另据记载，当时“大风暴雨，黑浪山立，漂全股盗船于台州松门杳冥间，若有神人追逐。沿海守兵，乘风威下击，如屠豕羊、捕蝗蝻然”。

　　

这场飓风使越南夷盗遭到灭顶之灾，水澳帮和凤尾帮也损失惨重，一蹶不振。不久，凤尾帮头目庄有美因家人被福建官府收监入狱，被迫带领帮众向官军水师投诚。凤尾帮在浙江土盗中实力最强，鼎盛时拥有70多条船，横行于温州、台州洋面，偶尔南下福建劫掠，箬黄帮、蔡牵帮曾一度依附于凤尾帮。

　　

林亚孙为首的水澳帮与凤尾帮实力相当，长期活跃于闽浙交界。那场飓风来临之前，浙江巡抚阮元设计离间林亚孙与蔡牵的关系，林亚孙遂与蔡牵帮展开一场恶斗后离去。不料，水澳帮同样在台湾海峡遭遇了飓风，损失惨重。九月，返回浙江的林亚孙在东臼洋遭到水师围攻，失败身亡。

　　

凤尾、水澳两大帮的相继覆灭，引发了浙江、福建海盗新一轮的权力争斗。侯齐添原为凤尾帮小头目，后与蔡牵连帮行劫。飓风后，侯齐添收拾凤尾帮、水澳帮残余30多条船，自为一帮。蔡牵帮自侥幸逃离松门之后，修整夷艇装备，吞并凤尾帮余众，一举成为闽浙沿海实力最强的海盗匪帮。在浙江洋面游弋的还有小臭帮、小猫帮、卖油帮、补网帮等小帮。

　　

嘉庆六年(1801)十月，蔡牵夫妇在台州石塘洋谋杀侯齐添。侯死后，张阿治被推举为总盗首，统领30条船，改称“穷嘴帮”，下分三个小帮，每帮十多条船，分别由陈角、郭潭、纪江均担任小头目。不久，郭、纪两人先后在福建被歼灭，陈角转投蔡牵同伙曾茂。曾茂投诚后，陈不知去向。嘉庆十三年(1808)，因蔡牵败绩、朱濆被毙，张阿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被官府抓捕，张阿治率500人、炮80余前往福建投诚。

　　

黄葵帮又称再兴帮、新兴帮，头目陈黄葵，原为凤尾帮的一支，那场“神风”之后，依附于侯齐添。侯死后，陈黄葵自立一帮。嘉庆十年(1805)，黄葵帮遭到黄岩、定海两镇官军围剿，损失惨重，复被训导叶机率领乡勇击败。三月，陈黄葵率余部500多人赴玉环向浙江水师投诚。

　　

其他小帮海盗也相继败灭。嘉庆六年(1801)五月，小猫帮张阿恺90人分别向玉环、太平、黄岩水师营投诚，余部徐亚六等24人被象山乡勇擒获于玉环冲担屿，小猫帮灭。六月，温州镇水师擒补网帮丁亚歪48人于东臼洋，补网帮灭。次年(1802)八月，卖油帮盗首杨课率其党115人赴玉环营投诚，卖油帮灭。小臭帮则于嘉庆十四年(1809)投诚。小臭帮头目张然，长期与蔡牵不和，投诚后被编入浙江水师，协助官军追剿蔡牵帮。这年四月，骆卢仔为首的小差帮遭遇温州、定海两路水师夹击，损失殆尽，只剩下三四条船。七月，小差帮遭遇飓风，骆卢仔溺水身亡，余二船44人，被平阳知县周镐擒获，“浙洋土盗尽平”。

　　

值得注意的是，嘉庆五年以后，浙江海盗各帮的式微，并未使浙江海面安静，相反，由于福建洋盗大帮的闯入，浙江海面更为动荡。

　　

福建洋盗长期活跃于闽浙沿海。福建山多地少，渔业、航海业发达，洋盗(也叫洋匪)相伴而生，“其为之若儿戏，然三五成群，片语投合，夺取小舟，驾出易大，习为固然也”。早在明末，福建洋盗就盘踞在浙江大陈山一带，“伪立头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为输银之多寡，或五十两，或三十、二十两不等”。乾隆末年至嘉庆五年之前，福建洋盗中，水澳帮实力最强，蔡牵、张表、林发枝、纪培等帮实力稍次。

　　

嘉庆五年的“神风”之后，闽浙洋面各帮海盗相继败灭，蔡牵帮却收拾各帮残余，一跃成为闽浙海域实力最强的洋盗大帮。此后十年间，蔡牵一直是闽浙沿海最为著名的海盗头目。

　　

蔡牵，福建同安人，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流落至霞浦水澳村，补网为生，稍长，佣工自食，一说以弹棉花为业，乾隆末年因躲避官司下海为盗，不久即成为首领。蔡牵崇尚义气，“善捭阖，能使其众”，手下称他为“大老板”或“大出海”。其妻吕氏，人称蔡牵妈，足智多谋，统帅着一支女海盗武装。

　　

闽浙海盗遭遇嘉庆五年的“神风”扫荡之后，各帮纷纷瓦解，蔡牵乘机吞并各帮残余势力，迅速壮大实力，控制了自厦门港以北直到山东的广阔海域。每年春夏之际，蔡牵帮乘南风北上行劫浙江、江苏等地。秋冬时节，扬帆南下，进入闽台海域。蔡牵规定，凡出洋商船须纳通行税，谓之“出洋税”，交税者可得“免劫票”(出洋商船交税“番银四百圆，回船倍之”)，不纳税的商船则予以扣留，勒取赎银。蔡牵还多次联合厦门以南的朱濆帮入浙劫掠。嘉庆十年(1805)冬，蔡牵“聚百余艘复犯台湾，沉舟鹿耳门，以塞官兵；又结土匪万余攻府城，自号‘镇海王’”。

　　

四、阮元之策、蔡牵之死与浙江海盗的中场谢幕

　　

浙闽粤海盗活动的不断升级，促使清廷采取措施遏制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嘉庆四年(1799)是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大权在握的嘉庆帝把眼光转向了东南海上。经过与廷臣的一番讨论，嘉庆帝主张采取强硬的海战政策，重新确立清廷对海洋的有效掌控。

　　

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去世，时任浙江学政的阮元奉旨进京帮办丧葬事宜，署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在京期间，阮元参与了嘉庆帝组织的海防讨论，并力主对海盗采取强硬的海战政策。同年年底，嘉庆帝任命阮元出任浙江巡抚，全权负责剿灭浙江海盗事宜。

　　

嘉庆五年(1800)年初，阮元抵达杭州府城。当时，越南夷艇盘踞在台州大陈山及温州三盘岙一带，浙江土盗与福建洋盗“恃艇贼之强”，在舟山、黄岩附近游弋，三股海盗呈掎角之势。浙江提督仓保计划对海盗展开一次火攻，不料消息走漏，海盗实施报复，在清军进攻前一天的晚上，海盗冲破海岸防守，上岸大肆抢劫，临走之前还放了一把大火。定海镇总兵李长庚闻讯赶来，率领师船一直追到闽粤交界海面。五月，阮元在巡抚衙门召集浙江文武官员及地方名流，商讨剿灭海盗的对策，众人议论的焦点集中在严立保甲和振兴水师两个方面，其中尤以严格保甲制度、切断海盗陆路供给为重。随后，阮元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是严格沿海保甲制度。凡沿海村庄，不论土著客籍、畸零单丁，全部按姓名、年龄、职业编入保甲册，“十丁立一甲，十甲立一总甲；一村立一总保；一山一岙立一岙长。给以费，使之互纠通贼者，获之有赏”。甲内没有家属者，不准下海采捕；有家属在甲内者，由邻里出具保结，方可离岸下海；甲内没有家属但受雇为水手船工者，由船主出具保结担保。为保证保甲得到有效执行，阮元一面起用地方教谕等文职官员，到沿海各地进行巡查；一面侦察、攻破海盗窝藏据点。

　　

其次是整编渔甲，防止渔户与海盗相互勾连。渔户泊船海上，飘移不定，“小者割网偷鱼，大者劫财掠货”，是编排保甲的重点人群和最大障碍。阮元规定，出海渔船须在停靠码头编为保甲。十船一甲，派渔总一人，按号稽查各船。商船由口岸会馆担保稽查。商船进港前，由船主所在会馆先行查验，确认无误后出具保单，再由守汛官兵验看之后，方可入港。海上有盗，严禁商船出海。遇到官军水师与海盗交战，渔户还要听从调遣，跟随出战。

　　

第三，发展地方团练，充分发挥保甲的军事职能。阮元一方面鼓励沿海村庄发展团练武装，挑选卓有声望的人担任团练首领；另一方面任命各级官府的杂佐官员出任乡村团练的帮办，加强官方对民间武装的有效控制。为加强乡村团练武装之间的协作，阮元令各村遇盗以鸣锣为号，他村听到锣声，必须火速救援。一时间，“沿海之旗连续如云，有警鸣锣相召，在田业农者闻声并集，故贼不敢近岸”。各地还因地而宜，设置堡垒、深堑、炮台等防御工事。

　　

在嘉庆帝的严令之下，这些措施在福建方面也开始推广开来，并逐渐见效。在嘉庆十二年(1807)初，据被捕的海盗供称：“蔡逆帮船原有三十余只，因沿海官兵杜绝接济，各贼船内食米、火药俱已缺乏，并兵船四路查拿，有私自驾船逃散的，此时仅存船二十五只，势甚穷蹙。各船内俱以地瓜丝度日，欲投朱濆合帮，又恐朱濆擒拿献功，心疑不决。”

　　

至于振兴水师，阮元也颇多筹划。

　　

康熙年间，清廷收复台湾之后，闭关自守，以致清军战船年久失修，水师战斗能力日渐低下。乾隆年间，浙江水师遇到缉捕海盗，多雇佣轻便坚固的同安梭船协捕，但是，若遇商船稀少，往往雇募不及。乾隆末年，浙江地方官奏请仿照同安船打造战船60只，分派定海、温州、黄岩三镇使用。乾隆六十年(1795)，新式战船改造完成。同年底，越南夷盗进入浙江海域。与船高炮巨的夷艇相比，同安梭船明显过于矮小，战船改造的提议再起，但因当时朝廷忙于镇压内地川楚等省的白莲教起义、国库紧张而未果。阮元到任伊始，定海教谕王鸣珂提出御艇之计，备大船，配精兵，利器械，择善将。阮元深表赞同，随即实施浙江水师的振兴计划。

　　

第一，打造新式战船，铸造巨炮。为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阮元带头捐献俸银，地方官员与浙江绅商踊跃参与，前后共筹捐十余万金，阮元遂委托闽籍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在福建承办。同时，阮元在杭州、温州铸大炮400余门。嘉庆六年(1801)四月，30艘新式“霆船”造成，“最坚壮，加以大炮，兵威大震”。而浙江土盗却因失去越南夷盗的庇护而陷于孤立。船坚炮利的水师迅速剿灭凤尾帮、水澳帮残余和其他小帮。

　　

之后，浙江水师迅速将矛头指向宿敌蔡牵。嘉庆七年(1802)，李长庚先后在霍头洋、东臼洋大败蔡牵帮。次年(1803)正月十五日，蔡牵前往普陀山进香，随行船只不多。李长庚获信，迅速领兵围攻，装备精良的浙江水师大败蔡牵，蔡牵力竭乞降。闽浙总督玉德贪功好利，檄令浙江水师停止追击，但蔡牵修整船只后扬帆逃遁。经此一战，蔡牵“畏霆船甚，厚赂闽商更造大于霆船之船，先后载货出洋，伪报被劫。牵连得大海舶，遂能渡横洋、渡台湾”。

　　

第二，任命水师总统，整合闽浙两省水师力量。浙江海盗难以肃清的重要原因是福建方面的不合作态度。嘉庆五年(1800)，越南夷艇、福建洋盗与浙江土盗三股势力进犯台州之际，阮元几次行文海坛水师请求援助，后者不应。浙江定海镇总兵李长庚与前后继任的玉德、阿林保等闽浙总督矛盾颇深。浙江巡抚清安泰力保李长庚，继任的阮元于嘉庆五年(1800)保举李长庚统领浙江三镇(定海、温州、黄岩)，以期号令统一。

　　

李长庚，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后外放浙江衢州营都司，迁乐清协副将，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升任福建海坛镇总兵，“邻海有盗，误指所辖界，坐褫职。罄家财，募乡勇捕获巨盗。起用，补海坛游击，迁铜山参将”。李长庚作战勇猛，海盗极为忌惮，盛传“不畏千万兵，但畏李长庚”。后积功升至定海总兵。嘉庆九年(1804)六月，蔡牵劫台湾米数千石及大横洋台湾船，此时朱濆断粮，蔡牵分米与朱濆，两帮联合，闯入闽海。福建海坛镇总兵孙大刚、副将张世熊等追击蔡牵，驻足不敢进攻。浙江温州镇总兵胡振声护送木料船到福建，受命出战，直冲蔡牵船队，而福建水师未能跟进，胡振声战死。嘉庆帝闻讯震怒，逮金门镇总兵吴奇贵、副将张世熊等，治以不援之罪。阮元奏请李长庚为闽浙水师总统，统一号令。嘉庆帝旨准，谕令李长庚统带浙省兵船20只，浙江温州镇、福建海坛镇为左右两翼，各配船20只，共船60只，专捕蔡牵，各驻防将领随时策应。八月，李长庚率三镇水师在定海北洋大破蔡牵、朱濆联合船队。蔡牵责怪朱濆“不用命”，朱濆愤而离去。

　　

嘉庆十年(1805)三月，在闽浙水师的攻击下，浙江土盗大帮黄葵帮500多人赴玉环乞降。其余海盗小帮补网帮、卖油帮、七都帮、红梅帮等也先后被剿灭。浙江土盗只剩下张阿治、小肥饼、邱獭等数帮。当年夏天，随着浙江巡抚阮元的离任，闽浙水师联盟出现危机，李长庚再次遭遇福建方面的牵制。蔡牵横行海上，李长庚疲于奔袭，劳而无功，多次受到嘉庆帝严旨申饬。嘉庆十二年(1807)十二月，李长庚与福建方面的张见升联合追击蔡牵，至黑水洋，当时蔡牵“仅存三艘，皆百战之寇，以死拒。长庚自以火攻船挂其艇尾，欲跃登，忽炮中喉，移时而殒。时战舰数十倍于贼，见升庸懦，远见总统船乱，遽退。牵乃遁入安南外洋”。

　　

李长庚死后，嘉庆帝再次调整闽浙海防部署，调阮元复任浙江巡抚，以李长庚部将邱良功、王得禄分任浙江、福建提督，合力追剿蔡牵。浙江剿灭海盗的形势再次好转。

　　

嘉庆十三年(1808)初，从安南返回的蔡牵获得朱濆的给养资助，再次与朱濆合帮，带100多条船进犯浙江，土盗张阿治也乘机滋扰。为瓦解蔡朱联盟，阮元一面派出线民散布蔡牵企图吞并朱濆的谣言，一面采取分段截击的战术。朱濆帮疑惧不定，游弋在韭山洋一带。浙江副将项统出兵迎击，朱濆惊惧，向南逃窜，进入福建海域时与福建总兵许松年遭遇，中炮身亡。蔡牵见势不妙，迅速逃往福建外洋。浙江水师趁机一举击溃张阿治的穷嘴帮。

　　

嘉庆十四年(1809)，浙江黄岩、温州两镇水师联船重创穷嘴帮残余亚卢帮。七月，再次返回浙江的亚卢帮在台州外洋遭遇飓风，匪首溺水身亡，余众两船44人，被平阳知县周镐擒获。至此，浙江土盗覆亡。不久，浙江水师提督邱良功在松门击退企图进犯的蔡牵帮。

　　

八月，闽浙水师合兵进袭蔡牵帮，获胜，蔡牵由衢港逃往外洋。不久，官军侦察到蔡牵在黄岩渔山洋一带出没，浙江水师提督邱良功率兵迅速南下，十八日早上发现蔡牵帮踪迹，邱良功指挥官兵展开猛攻，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也率军加入战斗，“得禄舟进附牵舟，诸敌兵隔不得援。牵铅丸尽，以番银代。得禄头腕皆伤，掷火焚牵舟尾楼，复冲断其柁。牵知不免，举炮自裂其舟，沉于海”。蔡牵之死，标志着浙江海盗大帮时代的终结，其余各股残余势力也在此后相继投诚或是被剿灭。

　　

蔡牵帮覆灭以后，闽浙沿海的海盗活动趋于缓和。次年(1810)，广东洋面的张保仔、郑一嫂等海盗向清廷投诚。至此，大规模的海盗匪帮逐渐退出东南海上，清廷对于水上世界的关注也随之转移。随着阮元等人的离去，稍见起色的水师和海防体系迅速瓦解，小打小闹的海盗抢劫再次成为水上世界的生活常态。到鸦片战争期间，伴随着西方列强在东南沿海的扩张和鸦片贸易，海上贸易形态发生巨大改变，西方军事行动加速了清廷海洋控制能力的衰微，水上世界出现了权力真空，海盗活动再次兴起，并一直持续到民国初期。

　　

在新中国的史学界，民众反抗一般被冠以农民起义的名号，“海盗”曾一度被称为渔民起义。现在看来，仅仅从政治、阶级矛盾来解说海盗问题，显然是不可取的。

　　

清中叶浙江海盗的勃兴，固然有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原因，但生态环境和经济因素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海盗首领的魅力不容低估。当然，一般的海盗活动并不总是会发展成威胁王朝统治的海患，渔民、商船、海盗、水师等海上群体在日常情况下会保持某种生态平衡，如果出现特殊的内部或外部的原因，这种平衡就会被打乱。

　　

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清廷为应对危机，抽调闽浙沿海的海防力量增援台湾，由此引发福建洋盗向浙江海域的转移，而稍后越南夷盗的进入则彻底打破了海上相对均衡的态势，海盗实力大增，浙江土盗大帮相继出现。浙江海域出现了越南夷盗、福建洋盗与本地土盗三足鼎立、各有消长的局面。海盗实力的扩张，已威胁到清王朝对沿海社会的有效控制。为平定海盗，清廷不断调整海防政策。浙江巡抚阮元采取积极的陆防、海战政策，切断海盗大帮的关系网络，打击、分化海盗各帮。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终结了越南夷盗和早期海盗大帮。后在官军的努力下，浙江土盗和蔡牵匪帮相继平定。

　　

然而，清廷无意探究海盗滋生的深层原因，也对调整海上群体的关系没有兴趣。时隔不久，随着西方人的进入，国运衰微，海盗再次兴起，并伴随着清王朝的终结。

原题：嘉庆时期的浙江海盗与政府对策；原载：《社会科学》(沪)2013年第4期 第150-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