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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苏战争系列，持续更新，点击可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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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时期，日寇及东北伪军。
东北，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一直是苏俄和日本的满蒙利益最重要、最悠关的地区。
所以，九一八事变爆发，最为关切、震惊的除却南京政府之外，必然就是苏俄。
中国处于南北军阀混战，国力孱弱。
苏俄在欧洲方向几乎和所有邻国签署了合约，国内“一五”计划即将完成，以掠夺、牺牲乌克兰等广袤国土的农村换来的工业崛起初现雏形。
同时，在1925年间，苏军完成了伏龙芝主导的军改。
虽然苏俄国内经济疲软、饥馑不断，但是，勒紧裤腰带换来的迅速重工业化的结果，催生了苏军海军、空军、坦克和炮兵、军事运输等现代化军种全面迅速发展。
当时，苏军已经初具军事列强雏形，并且，苏军陆军总军力五分之一，海军总军力的五分之二，以及近半的战机、火炮，都部署在环中国北方边境线上。
以往，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表述，通常疏忽了苏俄对中国东北的影响。
可是，在张作霖多次感慨的东北被苏俄、日本夹击态势上去看，苏俄国策和苏军远东驻军对东北局势巨大影响终究是显而易见的。
如此，适逢九一八国耻日，请各位随橡树闲聊，隔空漫步，再看从前。
苏俄一五计划期间的红场。
1924年，苏俄内战结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在欧洲方向几乎和所有邻国签署合约的同时，列宁和莫斯科也把注意力转移到沙俄传统的侵略方向远东。
随着《加拉罕宣言》的废弃，苏俄美妙词汇点缀的对华庄严承诺，也就成为一纸屁话，徒留不知情者为之涕泪俱下、百感交集了。
《加拉罕宣言》的废弃，苏俄重兵驻扎中苏边境，苏俄扶持蒙古分裂势力，这是北洋政府与苏俄关系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
与传统沙俄鲸吞蚕食中国满蒙大同小异，苏俄苏俄内战结束同年，即开始深度介入中国军政乱局。
到北伐战争爆发时，苏俄最早授勋的五个元帅，已有两个被派往中国。
布留赫尔元帅，即著名的加伦将军，此人在宁汉合流之前，即为北伐战争中国共北伐军队最重要的指挥者。不是之一。
与布留赫尔元帅相关的黄埔军校、南方革命、北伐战争等，这些故事不算陌生，在此不赘述。
此外，是叶戈罗夫元帅。
他与布留赫尔元帅同期抵达中国，以元帅军衔就任驻华武官，既负责莫斯科与北洋政府外教，也是中国北方“革命力量”的军事负责人。
叶戈罗夫元帅在中国与冯玉祥、李大钊等人合作，成就斐然。
当时，北中国最为活跃郭松龄在“革命”失败死去，剩下冯玉祥独领风骚。
在得到莫斯科源源不断的军事、资金援助后，不算起眼的冯系军队迅速崛起，成为与直奉北洋政府逐鹿北中国的头号对头。
1926年初，北伐战争开始，张作霖和吴佩孚达成妥协，直奉联合，既要向南作战，也要与冯系军队在北方作战。
就此，自满清终结后，中国陷入空前规模的漫延几乎全国的军阀混战。
同年春，奉系军阀控制平津，成立了安国军政府。
大局初定，张作霖不免为短短二、三年间，苏俄先后策动、援助郭松龄、冯玉祥为敌，对苏俄恨意加深。
苏军最初的五大元帅伏罗希洛夫（中）、布留赫尔（后右）、布琼尼（后左）、图哈切夫斯基（前左）和叶戈罗夫（前右）。其中，两人插手中国军阀混战。
于是，在函商外国领事团后，张作霖以《加拉罕宣言》苏俄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领事团认为苏俄使馆牵涉介入间谍活动，不受《辛丑条约》保护等理由，派出军警，搜查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并在苏军营房缉捕了多位中国人。
4月，北洋政府处决了这次行动中，在苏俄大使馆内抓获的20名国共人员。
奉系军阀与苏俄的矛盾由此更为激化。
在苏俄大使馆内搜查缉捕藏过程中，中国军警不仅查获匿大量藏军火，还获取大量苏俄及莫斯科国际插手中国的联系证据、指令。
为此，张作霖和京师警察厅整理编辑这些资料，不仅广发中外记者，还出版《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中外舆论为之哗然，苏俄的国际形象应声轰然倒塌。
事态继续发酵。
驻北京、广州、上海、汉口等地的苏俄外交机构纷纷遭到袭击，大量苏俄深涉染指中国军政资料被查获，苏俄难堪之极。
为挽回苏俄形象，莫斯科急电召回叶戈罗夫元帅，并要求布留赫尔等头目尽快销毁自己的档案，要求驻华机构尽快检查所存档案，销毁可能有损苏俄名誉的文件。
最后，苏俄干脆召回布留赫尔，并且要求苏俄各外交机构，应及时销毁所有往来档案，最多只保留本月的书信往来。
这一事件对中、苏、日三国的东北局势，却预埋着更大的影响。
苏俄数年布局中国的庞大、繁杂、缜密的地下情报网络，在一夜之间几乎全盘崩溃。
布留赫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元帅回国后，在后来被清肃枪毙，难说没有搞得中国情报网全盘崩溃的原因。
在苏俄、日本虎视眈眈中，奉系顾得上对付苏俄，却还是在对付日本上，出了漏洞。
一战之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日本在1918年修订国防策略时，在假想敌国的排序上，恢复把中国列为假想敌国。
中国排在了俄国、美国之后，成了日本排名第三的假想敌国。
于是，日本每年既要制定对华年度作战纲要，也制定相应的对华谍报计划。
日本和苏俄一样，大致也在1925年完成了以战机、战车、火炮、机枪装备陆军的军队现代化改革和国家总动员战争体制。
在宇垣一成主持下，日军关东军及朝鲜军率先并且全部完成军改，朝鲜军也由此担负起支援关东军的战略任务。
几乎同时，辅佐张作霖父子的奉系智囊杨宇霆，在主持东北现代化军工布局后不久，死于军阀最高权力博弈的内讧。
空有数十万大军、配套军工和仓库堆积如山的军火，张学良东北军急于入关占地盘，军队却没有任何由近代化向现代化进行军改的迹象。
918事变，日军不战而占领吉林东北军军械厂。这也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也就在张作霖忙于驱逐苏俄势力的同时，日军与东北奉军战力对比拉开了代差。
不仅是军力拉开了差距，日本在东北的谍报机构同样开始迅猛发展。
到九一八事变前夜，日本在东北拥有伪装成商贩、医生、学者、旅行者等的特工，往往数以千计。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满铁成立于1906年，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隐秘目的却是用尽办法搜集情报。最盛时期，满铁一家，便有情报人员4500人。
此外，日本人也往张作霖身边派遣顾问。大大小小的各种顾问，说到底，也是日本情报机构对东北渗透的特工。
虽然不如苏俄对中国采取明火执仗的干预，日本对东北的挤压同样鬼祟且咄咄逼人。
苏俄在1927年后，因为中国各地的抵制和世界舆论，不得不收敛、隐蔽其侵华国策。
此后，张学良推行“革命外交”，苏俄随之入侵东北，中东路战争爆发。
然而，苏俄虽然取得胜利，但是，苏俄与奉系张学良再次撕破连绵，再无调和余地。
苏俄顾忌国际影响，也不得不收缩势力在黑龙江之内，在中东路各种企业之内。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苏俄自然短暂失去了插手中国东北的机会。
在1931年前后，日苏之间，无论侵华野心和势力，都呈此长彼消态势。
日俄势力在东北基本失衡，无疑是日军敢于发起九一八事变的军事上的主因之一。
在这一阶段，奉系老张小张们都缺乏对这一局势的判读。
尤其张作霖不明不白身亡，东北乱局再无强人后，继承人张学良偏又爱国热情高涨。
中东路战争惨败后，张学良并没有在对苏俄推行“革命外交”失算中进行反思。反而，他更热衷入关夺利，当然也就无心斟酌、修正奉系军阀对日本的“革命外交”。
不出意外地，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也就不清不楚地接连发生了。
张学良的“革命外交”与日本的爱国愤青擦出的愚蠢的火花，掉在了中国东北的火药桶上。
在日军愤青看来，张学良反正都是软蛋。既然，苏军可以在中东路做初一，日军又何尝不可以在南满铁路做十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军一群低阶层愤青们发起的事变，让苏俄异常恼火。
不战而降，正被缴械的东北军一部。
本来，在集中化原则改造后，根据斯大林要求，莫斯科国际及其驻各国的组织、机构均服务于苏俄对外情报工作。十分高效。
然而，到1928年初，苏俄外交主要负责人李维诺夫受命通知莫斯科国际，要求其不得在苏联驻外使领馆从事情报活动。
随之，莫斯科国际和其他所有苏俄情报机关、小组在华的一切活动，受命紧急转入地下潜伏状态。
在得知日军挥刀切下自己在远东一直垂涎欲滴的大蛋糕时，苏俄和莫斯科国际的各位大佬虽然心急如焚，但是，他们对日本军队、事变经过、张学良及中国的应对等等情报一无所知。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斯大林远在黑海度假胜地索契别墅。
由于东北是苏俄在远东根本利益所在，苏俄及莫斯科国际大佬们连夜会议。
负责汇报东北态势的加拉罕满头大汗，会议只能以各国媒体报道进行事件分析，自然议而无果。
反之，事变爆发后，日军各路特工撒开脚丫子就往黑龙江乱窜，不断向苏俄散布关于关东军的虚假消息，以及日军准备由本土、朝鲜向东北调兵5个师团的虚假消息。
事件爆发时，中苏边境线上，苏俄远东特别军拥有第21、第35、第36步兵师、太平洋第1步兵师、阿穆尔第2步兵师、第5独立骑兵旅及第9独立骑兵旅等主力。
然而，日军间谍、特工们的这些乱纷纷的虚假消息，还是震慑着苏军近10万精锐裹足边界，不敢越雷池一步。
显然，张学良最初的不抵抗，其实多少都有借苏俄去以夷制夷的意思。可是，始料未及的是，苏俄眼睁睁看着规模很小的日军冲过中东路，并没有任何的动作。
小股日军大摇大摆向黑龙江苏俄传统利益地区开进。
被日伪军警搜捕抗日志士。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大言炎炎声称：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9月23日，斯大林指示莫斯科国际，要该国际号召各国党在宣传舆论上声讨日本挑起事端。
但是，斯大林又强调：
整个运动应与反对战争威胁集合起来，而不应沦为单纯的反日斗争。
总结这两段话，核心无非是：既要说糙话，更要飞眉眼。
苏俄及莫斯科国际应对九一八事变的基调就此确立。
正是在这一基调下，事变之后，苏俄外长李维诺夫急于表态不干涉、不援助的中立态度，企图以向日本输诚而达成《日苏友好条约》。
在中国九一八国难时期，苏俄多次提出希望与日本签署合约，本质上，无疑是苏俄对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肯定。于是，日军气焰更甚。
918事变中的日军。
日军那些“下克上”的冒险者们一旦判读了苏俄的企图，便索性开始了南下锦州、北上齐哈的更大冒险。
溃逃、龟缩在华北、京津的张学良东北军既畏敌怯战，又幻想日军不敢在九一八事变后再冒险北上南下。
张学良最大的企图，便是保住军队，待苏、美、英、法、意等国出面斡旋，靠类似中东路战争后丧地辱权的《伯力协定》，换回他的东北。
然而，美、英、法、意等国鞭长未及。唯一能够有军力扼制日军的苏俄，却又首鼠两端。
到1931年12月，随着日军南下锦州、北上齐哈既成事实，东北沦陷大势已定。
这时，日军冒险成功，自日本裕仁天皇到普通平民，日本人无不欣喜若狂。
愤青情绪泛滥全国，那些“下克上”的日军冒险者们急于“建功立业”，有鲸吞东北野心，当然也就不再满足靠谈判去寻求事变善后了。
到1932年初，九一八事件终于不可挽回地演化成当时中国的悲剧。
伪满洲国的执政（皇帝）溥仪等伪官及日本顾问等。
后来，在日军在狂躁的侵略步伐中迅速膨胀、崛起，苏俄也顺利地被“购买”了其远东命脉中东路，彻底被挤出了他们盘踞三十年的中国东北。
在日本的侵略，苏俄的绥靖，如是扼杀中国在军阀混战后和平发展希望的十字绞架。
绞架之后，谍影重重。至今再看，唯有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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