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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希拉里讨厌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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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8 00:53: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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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欢希拉里讨厌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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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说过一句话:“有两件事我最厌恶: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和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很多爱抄写名人名言的人总是把这句话拿出来背诵,并以此来排斥信仰。

事实上,爱默生是个信仰上帝的知识人,也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和演说家,他的言论的语境就是基于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基督信仰的民情秩序,讨论信仰与知识的关系。国内出版的中英文企鹅丛书中有一本小册子,《论自然》,就是爱默生的。仔细读进去,就会发现一个事实,爱默生一直鼓励基督徒兴起强大的知识追问。

思想史上有很多思想家围绕着“信仰和知识的关系”命题争论不休。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知识的本源性问题,因为圣经明明白白写着: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所以,如果一个读者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在观念秩序的层面首先介入美国以基督信仰为传统的民情秩序,显然是不能体会爱默生的问题意识和批评对象的,只能把爱默生的这些观点理解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和一个科学主义者的问题意识。

反过来,一个对知识的兴起缺乏兴趣的基督徒也不能理解爱默生的观点,并且有可能认为爱默生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传统的基督信仰秩序。

保守主义的基督徒们对爱默生的批评有没有道理呢,非常有道理,事实上爱默生由于否定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观念前提,导致他作为一个人失去了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介,但同时他又无条件相信上帝的超验的存在(超验论),因此爱默生就只能走进一种仰望上帝而不得的忧伤之中。

这种形而上的忧伤,并非一件新生事物。对于一个对上帝存有敬畏之心的人而言,当他否定了耶稣作为救赎的中介力量的存在,他的本能的观念反应是把对上帝的敬畏置换为对自然秩序的敬畏。

在爱默生之前的斯宾诺莎就处在这个进路之中,和爱默生为好朋友的梭罗,就是那个写出了《瓦尔登湖》的梭罗,也处在这个进路之中。

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人的知识论是一个普遍的事实,那么我们可能会理解,类似于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庄子,都处在这种把对上帝(天道)的敬畏置换成对自然秩序的敬畏的知识状态。

太阳底下无新事,当一个人把上帝的存在理解为一种没有“位格”的存在,上帝在人们的理解范围之内,就不再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再是道成肉身的上帝,那么人们对上帝的理解就会产生异化。

在普罗大众的精神世界里,上帝就会被人们理解为一种宿命的力量,或者是一些可见的物质偶像;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上帝就会被人们理解为自然规律,或者理解为自然之道,所以,那些聪明的知识人终于想出了一些漂亮的名字,比如天道,比如罗各斯,等等。

爱默生的问题在于,他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这意味着他否定了上帝作为圣灵的位格。任何一个否定圣灵位格的人,都会在自己的经验范围之内陷入一种知识的僭妄,一种理性的自负。这的确是知识分子的通病,知识分子试图以一种独立思考的姿态,把知识的兴起的终极原因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上,仿佛知识分子才是知识的创造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知识分子会对所有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表现方式保持一种强大的批评精神。

事实上,按照爱默生的辨析,信仰和知识的关系应该还有两种状态:没有信仰的愚蠢无知,有信仰的博学多才。

所以排列起来应该是这样的:

——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
——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
——没有信仰的愚蠢无知
——有信仰的博学多才

四种状态,在爱默生的分析框架里,只有一种状态是合宜的:有信仰的博学多才,其他三个状态都是错误的。如果这四个维度的细分秩序是合理的,如果我们认为只有“有信仰的博学多才”才是合宜的知识论状态,那么我们就有一万个理由追问,我们信仰什么?

而一旦我们追问我们信仰什么,则我们的问题意识就回到了对传统信仰的辨析。有人愿意回到圣经,有人愿意回到混沌,有人愿意回到虚无,每个人都必须回到自己的起点。爱默生愿意回到哪里呢。

到这里,我们对爱默生的问题就清楚了,他是博学多才的,然而他的信仰不稳定。

在知识的思辨的意义上,爱默生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想象力。他的一生在各地演讲,说过很多让人们能够记住的格言:

如果你要获得成功,就应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顾问,以小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守护者。

人类一切赚钱的职业与生意中都有罪恶的踪迹。

家庭是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

习惯是一个人思想与行为的领导者。

真正持久的胜利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两个人交谈,一个人可以洗耳恭听。但是,三个人则无法互谈这人世最严肃而应深究的事。

仔细辨析这些话,我们能够发现爱默生有时候表现出深沉的洞察力,有时候也表现为乌托邦的倾向。他的身上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人类现代病症”。

是的,在现代意义上,爱默生是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以爱默生思想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是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被称为“美国文艺复兴”。他一直努力陈述的超验主义,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

而美国传统的民情秩序则认为,人在人性论的意义上始终处于绝对有罪的状态,人在知识论的意义上始终处于绝对无知的状态。

所以,爱默生的思想和美国传统的民情秩序存在着醒目的冲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终于能够理解,美国思想史上的一些大思想家,比如大名鼎鼎的潘恩,比如爱默生,还比如梭罗,在我们这些中国书生的精神世界里拥有比较高的地位,但是在美国的传统民情秩序的思想框架里,他们的思想地位并不高,某种意义上,美国传统社会对于他们的思想甚至是排斥的。

如果我们能理解这样的思想史流变,我们就能理解美国保守党和民主党的价值谱系的差异,也能理解美国政治的版图。类似于潘恩、爱默生和梭罗这样的思想家,都属于美国民主党人的精神谱系。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这些中国的知识人在理解美国价值谱系的时候,几乎都是对美国民主党人的价值谱系的理解,而不是对美国保守党人的价值谱系的理解。

说得更直接一点,在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倾心于奥巴马、希拉里的精神世界,对于里根、川普的精神世界,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比较肤浅,有时候可能排斥。

导致这种错误理解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仅仅是因为我们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无法切入到传统的基督信仰观念秩序当中。正是基于这一点,一名中国的知识人如何在有生之年有效进入基督信仰的价值谱系,首先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这比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成为一名时代的批评者要重要得多,重要到几乎决定了我们的思想的成败,也决定了我们的人生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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