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灵安话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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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灵安话沧桑

                                                                                                   



水乡小市灵安镇

　　 灵安镇位于桐乡市区之南，320国道旁，现归属凤鸣街道。灵安港横贯镇中，水域广阔，支流密布，北通大运河，南接长山河，是典型的水乡小市。



　　 灵安镇的得名由来是因为此地原有一座尼姑庵，名灵庵，后因“庵”、“安”音同，人们渐写作灵安。关于灵庵的建造年代，已不可考，但从民间流传的故事中可以得知大约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传说桐乡城里有一名美丽的贫家女子，被官府的恶少看中，百般纠缠，欲强迫成亲，女子誓死不从，趁夜深人静之时，孤身一人逃出，逃到现在灵安的地方被人发现，女子走投无路，便跳河自尽。后女子葬于此地，但阴魂不散，经常在月黑风高之夜出来显灵，哀鸣不已，周边村里的人很害怕，纷纷远避。乾隆皇帝南巡，经过桐乡，听说有这样的烈女子，深为惊叹，便赐建小庵一座，作为烈女灵魂寄托之所，名为 “灵庵”。果然，灵庵建后，再也听不到烈女深夜哀鸣之声了，附近村落又渐渐兴盛起来。后来，人越来越多，香火越来越盛，到嘉庆年间，便改庵为寺，建了灵庵寺。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经过此地，一把火将灵庵寺烧毁。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灵庵寺恢复重建，周边街市也重建起来，至光绪年间，已成小集镇。《光绪石门县志》载：“灵庵寺在千乘乡，已成小市”。虽然只有四字，但可以想见当时的状况。



　　 清末至民国初，是灵安镇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街市临河而建，自东至西长达一华里多，全为石板铺成，两旁店面粼次栉比，其中南侧店家全为石柱木梁的水阁，一半在水中，一半在岸上，其规模丝毫不亚于乌镇的东栅。一年四季，船舶来往不息，尤其是春末夏初的蚕罢时节，售茧售丝、卖菜籽打油的农船停满河埠头，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市声喧哗，早夜不息。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杭善公路（320国道的前身）建成，灵安成了当时崇德县除县城之外唯一通公路的集镇，从此物资运输不再单纯依赖水路，区位优势凸现，街市向公路靠近，新辟一条街道与公路实现衔接，这条街便是安弄，长约300米，两旁店铺林立。但是五年以后，1940年10月1日，驻守灵安的和平军首领孙英杰率部起义反正，将同样驻守灵安的日军22人全部杀死，次日，驻守桐乡的日军前来报复，一把火将灵安烧光。胜利后，灵安逐渐恢复，至新中国成立时，已重现旧时规模，并将街市扩展到灵安港之南，规模较大的店号、厂家有邬炳奎南货店、张记药店、灵安染坊、范记糖坊厂等等，成了附近方圆二十里之内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灵安一带在清朝时属千乘乡。入民国后，开始以灵安之名作为行政区名称，民国二十二年（1933），设灵南、灵北、蒋主、纪目四乡；抗战期间为灵安、纪目两乡；民国三十五年（1946）为灵安乡；1950年为灵安、惠桥、纪目三乡；1956年为灵安乡；1958年成立大公社，为灵安人民公社；1961年成立小公社，沿用灵安人民公社名称；1984年为灵安乡；1985年11月改称灵安镇。灵安集镇一直是当地政府所在地，直到2007年，灵安并入凤鸣街道才停止使用。灵安名称虽然在以后出版的地图上将不复出现，但是在老百姓中间，灵安之名已深入人心。
（作者：钟景才 颜剑明
来源/钱江晚报今日桐乡http://szb.txnews.com.cn/html/Txb/20150525/Txb61756.Html）


桐乡抗日除寇记
75年前，也就是1940年10月1日，崇德县灵安镇（今属桐乡市凤鸣街道）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中国的事件：汪精卫伪政权的“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某独立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孙英杰率19名士兵，杀死21名日军，然后宣布“反正”，重新回归抗日队伍。数日后，重庆的国民政府电台通过广播，向全国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将此誉为“浙西第一先声”，有力鼓舞了当时正在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
　　75年过去了，这一事件还在桐乡民间广为流传。然而，由于年代渐远，事件的真实面目逐渐模糊，说法颇多。今年，恰逢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纪念这一事件，本文通过孙英杰写于1985年12月22日的回忆文章《爱国主义教育激励我毅然“反正”》和1940年刊登在桐乡《塘南》半月刊上的《访问灵安“反正军”记》两文，结合桐乡地方史志资料以及近年走访所得，将这一事件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
　　孙英杰，1918年生，安徽省砀山县人，贫苦农民出身。1936年，他与同村多名青年一起投军，次年担任班长，参加了“八·一三”淞沪大会战。1937年11月，孙英杰在松江被俘，被关押在宝山俘虏收容所。1939年冬，他趁隙逃脱，在昆山投奔“罗堂阶游击队”。1940年9月初，罗部被汪伪政权收编，改称“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独立团”，孙英杰任连长，数日后，奉命调防浙江。为防孙英杰存异心，日军将其所部近百人分驻于桐乡、崇德和灵安三处，孙带两个班，共20人驻灵安，日军头目齐藤带一小队，共21人（包括翻译1人）早先驻扎于此。



灵安日军炮台遗址
  孙英杰驻灵安后，经常目睹日军毒打、关押、残杀百姓，激起了他的爱国之心。一日，日军扫荡南日（今属桐乡高桥镇）一带，抓到了海（宁）崇（德）桐（乡）抗日锄奸大队大队长商守先的小老婆潘阿五和儿子商汉江，将他们作为人质关在灵安炮台里（今仅存遗迹，见图），逼商叛变，但商不从。商的大义之举，使孙英杰感到无地自容，心头重新燃起了抗日之火。于是，1940年10月1日深夜，他偷偷召集手下19名士兵，简短动员后，作了分工。灵安据点内日军21人分住七处，其中小队长齐藤单住一室。孙英杰所部共20人只有13支枪，孙让带枪的士兵先分头去铲除外面岗哨的敌人，自己则带领7人，空手冲向敌人宿舍，先夺敌枪，趁他们慌乱之时，一齐开枪。结果，在极短时间内，他们将20名日军全部打死。日军小队长齐藤因独居一室，惊闻突变后跳楼逃跑，被击中数枪，倒在地上，后虽逃跑，仍死于逃向桐乡的途中。孙英杰等人缴获了轻机枪2挺、步枪20多枝、手枪3支及望远镜、信号枪等其他一些军用品，并释放了潘阿五和儿子商汉江，随即，由潘带路，向南日一带转移。天明之时，他们路遇国民军192师118团1连，险些接火，随后与商守先的抗日锄奸大队汇合。白天，桐乡据点的日军闻讯后前来报复，将灵安镇及附近村庄悉数焚毁。
　　孙英杰“反正”后，与抗日锄奸大队、正规军192师等抗日武装互相配合，在桐乡塘南一带（南日、百桃、屠甸等地）继续抗战，打死打伤日伪军30余人，俘虏日军1名，其中，曾袭击过斜桥火车站。
　　1944年，孙英杰奉上级“准备长期抗战”的指示，在崇德、桐乡农村招募贫苦农家子弟近百名，组建“儿童先锋队”。年底，孙英杰部被调往江苏，改编为保安队，儿童先锋队随往，驻扎苏州唯亭镇，培训少年军人，并留有一照（见上图二）。次年8月，抗战胜利，儿童先锋队解散，孙被调入浙江军官训练团培训，转业后分配进入国民政府浙江省民政厅。其间，他认识了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陈惕庐。1949年初，在陈的授意下，参与组建“青年救国团”。4月1日，“青年救国团”一支队在桐乡成立，孙英杰任队长。当月23日，孙将所部改称为“民族自卫军”，并于5月初开赴乌镇附近，向人民解放军27军80师投诚。
　　新中国建立后，孙英杰返回砀山原籍居住。改革开放后，任砀山县政协委员，改名孙善超。



中间着便衣者为孙英杰，摄于1944年12月11日

1982年，灵安镇政府启动《镇志》编纂，工作人员钟景才、曹雨江曾去安徽砀山、泗县采访。虽未遇孙英杰本人，但采访到孙英杰的一名同乡战友。说起当年的那次战斗，他说，除了小队长齐藤跳楼逃
跑死于半途外，其余全部被他们当场杀死；抗战期间，孙英杰在灵安、南日一带有三个朋友，分别是医生王花、灵安三青团负责人徐学林（毓麟）和保长周福堂。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时，桐乡县委统战部曾与孙英杰取得联系。12月22日，他回一信，叙述了1940年那次在灵安杀敌反正的经过，并写了一首《梦访桐乡塘南》诗：

　　梦访桐乡来塘南，百里森森大桑园。

　　村镇已非旧时物，男女亦脱古衣冠。

　　南日伴我十年整，而今我耄伊越艳。

　　更喜灵安灭敌处，繁华犹似小杭垣。

　　凭吊保九鏖战地，只见彩霞无血斑。

　　烈士雄魂知多少，开我成山泪不干。

　　幸存故交来相会，长久总是歪头看。

　　人人夸我古稀健，我说夕阳近黑天。

　　代谢本是人间事，往来方能古今变。

　　因孙英杰仅读三年书，只是略通文墨，诗中有几处地方颇为不通，如“保九”，似为人名，“开我成山”则令人费解。

　　孙英杰卒于2004年。

　


　

孙英杰手迹


(来源/嘉兴故事http://www.jiaxing.cc/Article/ji ... 22263320152633.html）

张憬： 民国才女的世纪传奇



        2009年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初二，北风卷起街道上的落叶，阳光不时懒洋洋地洒落下来。虽是隆冬时分，嘉兴市区电子小区一幢老式公寓内却暖意融融，将江南特有的阴冷关在了门外。1915年的这一天，在崇德县灵安镇（现桐乡市凤鸣街道）一户农家内，一个小女孩呱呱诞生。如今，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老人早已儿孙满堂。子女们从外地赶来为她庆生。当年这些在战火中嗷嗷待哺的孩子，也已满头华发。
    漫漫岁月，韶华已逝，故人不再，上海滩的租界和日本宪兵日渐模糊，唯有那20世纪40年代泛黄的杂志中留存的篇篇小说，记下了青春的影子。2008年8月，民国十几位女作家的小说集《太太集》的发表，让张憬在时隔六十余年之后，重新被人从遗忘的文学角落钩沉出来，走进人们的视线。然书中关于张憬“生平不详”的表述，不由让人感慨，时光的飞逝，差点让一颗“文学遗珠”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1927年，倔强的我，偷偷地拿了家里一些钱，自己把缠脚的裹脚布解了，离家出走到崇德县上小学。”——张憬《我的生平自述》
    “我不同意，这事你不用再和我说了，女孩子安心呆在家里，你看看，这里有谁家的囡儿上过学堂？就是你的两个哥哥，也没有上过学堂。我一个字都不认识，还不是创下这些家业！”1927年初夏季节，夏虫在夜色中欢叫，崇德县灵安镇的张家，气氛却不怎么和谐。张憬（原名张蕊英）低着头坐在八仙桌旁，父亲刚刚又为自己想要读书的事情发脾气了，她的左手使劲捏着自己的右手，她感觉父亲这一次说的话和前几次的口气有点不一样，不再带有商量的余地，这预示着自己想要读书的愿望彻底落空了。
    “五四”之后，虽然新思想的风也吹到了这个距离上海几百公里之遥的偏僻乡下，但是村子里大人们的旧思想仍然无法撼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张憬父亲的心里。难道自己的一生就要在这里度过，如村里其他人家的女孩一样，裹着小脚，做着家务，长到十几岁由父母做主找一户人家嫁人，然后相夫教子，操持耕织？
    几天之后，张憬偷偷从家里拿了一些钱，解开了脚上的裹脚布，孤身一人跑到了县城要求上小学。当时崇德县小学的校长是徐小淑，名蕴华，秋瑾的学生。徐小淑在了解了张憬的情况之后，也支持她的决定：“可是你这样做毕竟不是长久的办法，这样吧，我出面去劝说你的父母。”
    徐小淑陪着张憬回到了灵安。一开始，张父的态度依然很坚决，但在徐校长的耐心劝说下，张父看到女儿读书的愿望如此强烈，终于叹了口气：“我也是管不住你了，你去读书可以，但是你以后的嫁妆没有了，这笔钱就给你当学费。能学到什么程度，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张家的女儿去读书了！在当地，一时成了村头巷尾谈论的焦点。
    “女孩子家上什么学堂，读出来又没有用场。”
    “抛头露面，这个囡儿好的不学，去学一些坏的。”



“在朱老师的培养和影响下，我爱上了文学，也爱上了老师。”
    ——张憬《我的生平自述》
    进了学堂的张憬，仿佛笼中出来的鸟儿，一下子觉得天变得好蓝好高，她想到世界的尽头去看一看，她想飞到天空的顶上去摸一摸。她开始如饥似渴地看书。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
    张憬刻苦学习，成绩优异，连续跳级，不到三年就小学毕业了。1930年考上了杭州省立女子中学。在这里，她遇到了一生最大的良师——黄九如。黄九如出生在湖南一户大户人家，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个侄子完婚。但是她对这段封建婚姻极力反对，因此只身逃到杭州，当了一名老师。之后前往日本，呆了几年之后再回到上海，再次与张憬相聚。可最终她在抗战之后不知所踪，成了张憬心中永远的遗憾。
    1934年，张憬考入不收学费的杭州师范。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位爱人——海宁才子朱剑心。
    朱剑心是朱熹的后代，上课从不用教案，在课堂上，他侃侃而谈，引经据典，从四书五经到明清书画，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仿佛就装在他的脑海之中。他还擅长书法篆刻，人又长得英俊潇洒，很受学生们的喜爱，有不少女学生爱慕他。
    张憬在听了朱剑心的课之后，忽然发现，文学的世界原来如此多姿多彩，而朱老师本人，也是那么温文尔雅。这大概就是人文的熏陶吧。从此，她醉心于文学，也喜欢上了朱老师的国学课，遇到不懂的问题常常去请教。一来二去，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但是问题出来了，朱剑心早在几年前，就奉父母之命完婚，家中已有妻室儿女。同时这种打破传统的师生恋，受到了校方的非议，认为有损师道尊严。很快朱剑心就被学校解聘。张憬也于1935年转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就读，但不久因为怀孕而辍学。
    1936年，国共决定一致抗日。这一年，他们的大儿子张震出生了。战乱年代孩子的出生，让一家人的生活更加拮据，不得已他们只好回灵安暂住。



“从此，我白天教书，晚上开始创作小说，以稿酬贴补家用。我在经济上开始独立了，因而在家庭生活中，就有了较多的发言权。”
    ——张憬《我的生平自述》
    “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在商务印书馆函授部当编辑，我们一起去上海吧。”1936年秋，天气开始转凉了，在灵安住了几个月之后，朱剑心想着怎么也得找份工作。大上海的十里洋场让人向往，却也让人担心。
    “我们把孩子带上，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也要工作，这样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张憬虽然心里没有底，但她觉得，只要一个人有决心，有本事，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上海城市大，消费也高，虽然朱剑心工资也不低，但终究捉襟见肘。
    1939年，这个小家庭发生了两件大事。
    由于战局动荡，朱剑心跟随商务印书馆去了香港，此去一别将近一年。张憬一人在上海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艰辛。偶尔在昏暗的台灯下，朱剑心抚着一张全家福，也禁不住汹涌的思念之情，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词，字迹涂改多次，可见当时思绪之乱。这首《虞美人·词题照寄》写道：
    几枝疏瘦横斜影，
    花外澄波静。
    濛濛黄月照人寒，
    掩映亭台半在水云间。
    慈亲我共痴儿女，
    漫说天伦叙。
    一帧珍重寄君边，
    肠断天涯何日是归年。
    在战局的影响下，张憬不得不考虑其他的挣钱途径。这一年，她向父母借了500块大洋，和其他9位朋友一起在静安寺愚园路合伙办了“上海私立静园小学”，由于她是第二大股东，所以做了副校长。从这时开始，张憬在经济上独立了，在家庭中，也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第二年，朱剑心从香港回到了上海，却因为肺病咯血等原因，失业了。这一来，张憬就挑起了一家人的经济重担，可是教书的收入已经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第三个孩子也快要出生了，她不得不考虑利用其他办法赚一点钱。她开始利用晚上时间给一些学生补课。她的学生中，有一个人的父亲是作家胡山源，两家正好又是邻居。
    “张老师国学教得不错，有空写写小说吧，我可以帮你推荐。”胡山源知道张憬家经济遇到了困难，有心帮一把。
    “那就麻烦胡先生了，我这段时间就写一篇请你过目。”
    1941年2月28日，署名张憬的短篇小说《辞职》刊发在当天的《健康家庭》上，这是张憬的小说处女作。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她的小说会那么受欢迎。此后，她一发不可收，又在《万象》、《小说月报》等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蠢动》、《让我工作吧！》、《万松岭上》等多篇小说，很快在文坛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张憬的小说多取材于她熟悉的生活琐事，很真实地反映出旧中国小市民的生活困境，以及青年男女在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下所发生的辛酸故事，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共鸣。
    《万象》杂志1941年8月号这样评价：“……张女士的小说发现于刊物之上，还是最近的事，但已引起文坛绝大注意，她的文笔生动，在近年来的女作家群中可说是很少可以与她抗衡的……”
    1944年，文学史家谭正璧先生在《当代女作家小说选》中评价：“张憬的笔调非常沉滞，朴质，然而有劲，像在一个冬天在工厂终天不停手工作的人写出的……有了这两位作家做后殿（指书中收选的最后两名作者张憬和燕雪雯），才使本书有着无限的光荣，永远的生命。”
    在文坛初露头角，张憬很开心。她知道丈夫从不看小说，但每当自己的小说发表出来，她就拿去给他看，让他评价一下。这个时候，朱先生总是笑笑说：“挺好的。”有时她在写文章的时候，遇到生僻字写不出，就去向丈夫请教；有时她通宵熬夜写小说，丈夫也会叮嘱几句，要她注意身体。
    每当夜深人静时，上海滩上各种各样的人就浮现在张憬的眼前，他们有的是刚进城投靠丈夫的传统妇女，有的是学有所成的新潮女性，有的是为情感所累的优秀青年……她要把这些人都写下来，一个一个活灵活现地搬到纸上去，让他们演绎着各种思想的冲突，各种情感的交织。
    这段时间，是相对平静的一段岁月。虽然年初丈夫失业，但凭着教书和写稿的所得，一家人生活还过得去。有时周六的午后，张憬会去上海兆丰公园。这里也是上海女作家聚会的场所，大家谈创作，聊理想，评时局，有时遇到要好的朋友也说说家长里短。在一群女作家中，张爱玲总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时隔六十多年之后，张憬仍记得张爱玲的奇装异服：“张爱玲最出风头了。单就穿的裤子，一只裤脚红，一只裤脚白。”张爱玲那时红得发紫，很多人都围着她转，但张憬说她从心底不怎么喜欢张爱玲，她的骨子里，还是有不少传统的东西，她觉得，女人要有自己的世界，但不必靠外表来表现。所以她和张爱玲一直都只是“见面朋友”，遇到点个头就算打过招呼了。
    还是在那段时间，张憬遇到了久违的老师黄九如。当时黄老师刚从日本回来不久，借住在一个书商家中。张憬写好了小说，除了让胡山源看一下之外，有时也拿给黄九如指导。
    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学校被迫关门停课，家中失去了最大的经济来源。到1944年，终日为生计发愁的张憬再也没有心情写小说了，决定搁笔。

“我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走来，能活着看到今天的盛世，其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确实是感到非常快乐和幸福。”
    ——张憬《我的生平自述》
    虽然抗战胜利了，但是张憬和朱剑心两人的“抗战”却没能迎来一个圆满的结局。抗战胜利前夕，张憬的二哥被日本军杀害，父母积忿过世，她自己先后三次失业，不幸又患上肺病咯血，朱剑心的工资也仅能维持他老家妻儿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张憬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
    1947年，迫于生计，张憬决定与朱剑心分手，将两个女儿交给了他，并将三女儿送了人，自己带着儿子，随中学时的一位老师傅先生到了绍兴。傅先生帮张憬在绍兴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两人育有一女。
    1948年底，傅先生调任桐庐县县长，两人又迁居桐庐。
    1949年4月桐庐解放，两人来到杭州。
    1951年2月，傅先生因大哥和侄子的问题被老家政府镇压。此后张憬只好靠帮人缝补维持生活。
    1952年，在街道居委会的推荐下，张憬又开始执教，肺病也因享受公费医疗治愈。
    1953年，儿子考上大学。
    1954年，经工会介绍，与工人干部姚先生登记结婚，重组家庭。
    1958年，张憬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改造。
    1979年5月，张憬被平反，恢复原职原薪，补发工资并按退休待遇。此后开始了平静的闲居生活。
    有时候张憬也觉得，自己这一生，就好比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各种酸甜苦辣人间冷暖，几乎都经历过。她也几次想提笔，可是往往只开了一个头就写不下去了。
    儿子张震有时也问她：“妈，你为什么不写呢？”
    “写什么呢？就算写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老人感觉累了，倦了，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安静下来，她突然之间“都想开了”。她恍惚觉得，好像做了一场梦。“游戏人间优似梦，梦长梦短皆是空。君去柳枝初报青，如今已是绿成荫。”（张憬《偶感》）
    闲下来，老人会写写诗。按她自己的说法，自己读的书算起来不过7年，也没读过多少古文，不懂平仄，因此只是写一些抒发情思的“顺口溜”而已。她想的只是这些雪泥鸿爪，能留下些痕迹给儿女和孙辈们。
    2007年，张憬写下一首《随感》：“寒夜早眠常长夜，体弱身衰不待年。一事无成人将去，徒留人间几十年。”在老人心里，以前的种种，早已随风飘逝了。就是记起一些，也只是一些片段。
    如果没有2008年《太太集》的发表，也许张憬真的就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昙花一现的一颗“遗珠”，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陈学勇和王羽编的这本小说集收集了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的一些女作家，其中张憬的生平一栏中写的是“生平不详”。
    殊不知，老人至今仍然健在，很有可能是那个时代女作家中唯一在世的一位了。在兜兜转转大半辈子之后，张憬重新回到了家乡，和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生活在嘉兴市区。
    今年5月，王羽特地赶到嘉兴，与张憬老人相见。而老人的近况，收录进了今年出版的陈学勇所著《民国才女风景》一书。张震为母亲编的《张憬作品选》一书也在嘉兴图书馆与读者见面了。
    张震说：“母亲先后看到这两本书时，感到自己还有人记着，承认她在文坛上尚有一席之地，是无比激动和欣慰的，而作家的桂冠，更是自豪和无价的！”
附录：　已发现的张憬作品
    1.《辞职》 原载《健康家庭》第2年第1期1941年2月28日
    2.《晦鸣》 原载《健康家庭》第25期1941年4月30日
    3.《时代的教育》 原载《健康家庭》第26期1941年5月31日
    4.《让我工作吧！》 原载《万象》8月号第1年第2期1941年8月
    5.《兰兰》 原载《健康家庭》第30期1941年9月30日
    6.《原野的灵火》 原载《小说月报》第13期1941年10月1日
    7.《蠢动》 原载《万象》第1年第4期1941年10月1日
    8.《明晚的月光》 原载《小说月报》第19期1942年4月1日
    9.《万松岭上》 原载《生意经》1944年4月
    10.《居里夫人》 原载《中国妇女》第二卷第2期1940年
    11.《<简爱自传>读后感》 原载第二卷第3期1940年
    ■记者 朱梁峰 摄影 陈 慧
（来源/新华网浙江频道http://www.zj.xinhuanet.com/webs ... ontent_185341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