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里根｜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演说

传达者

  

罗纳德·里根｜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演说

                                                                                                  

按：1988年5月31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向苏联学子发表过一篇演讲，即《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演说》（Moscow State University Address），主旨是缓和美苏关系，督促苏联深化改革，倡导自由以及自由市场。本文由 宋宗澳 译，Ivan 校，译文约6800字，本文为摘录版约4500字。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

强调信息革命

此时此刻，站在这幅描述你们革命斗争的壁画前，我想同你们谈谈当前正在发生的一场非同寻常的革命，它正悄无声息地席卷全球，没有流血，也没有冲突。它的影响是和平的，但是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世界，打破陈旧的观念，重塑我们的生活。人们很容易低估这场革命，因为它并没有伴随任何旗帜或口号。它被称作是技术革命或信息革命。人们或许会用那种大小不超过一枚指纹的微型芯片作为其象征。一个芯片所拥有的计算能力，已经超过了那种体积占满整个房间的老式计算机。

我们的经济发展历程如同一场蝶变，从工业革命——一种受制于地球上有限自然资源的经济形式——转变为“头脑经济”（这也是一位经济学家的的书名），其中，人类想象力没有极限，自由创新成为最宝贵的天赋资源。看看那微型的计算机芯片，其价值并不在于制作它的沙粒里，而在于由聪明的人类头脑所设计的微观结构中。

论自由以及批评政府计划者

但是，进步并不是注定的。关键在于自由——思想自由、信息自由、传播自由。

现代的探险家当属企业家们。他们高瞻远瞩，勇于冒险，拥有探索未知领域的坚定信念。这些企业家以及他们的那些小企业，正是几乎一切美国经济增长的奥秘。他们是技术革命的原动力。事实上，美国最大的个人电脑公司之一，就是由两个同你们年龄相仿的大学生在自家车库里创立的。有些人——甚至在我国——看到自由市场试验的混乱，眼中只看到浪费。所有遭遇失败的企业家又怎样呢？其实，许多企业家都曾遭遇失败，尤其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往往多次失败。假如你问他们成功的秘诀，他们会告诉你，那不过就是他们在摸爬滚打中学到的东西——是他们从失败中尝到的东西。正如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或追求真理的学者一般，经验是最伟大的导师。

这也正说明，为什么那些政府的计划者们——无论他们多么精明——也难以取代那些成千上万日夜工作以实现他们梦想的个体。事实就是，在世界各地，官僚体制都是一个问题。有这么一个古老的故事：从前在一个小镇——它可以是任何地方的小镇，有一位人称“废物”的官僚，一直把持着权力。有一天，在镇的居民大会上，一位老妇人站起来对他说，“在我们那里，有一个民间传说，据说每当一个婴儿出生时，天使就会从天堂降临，亲吻婴儿身体的某个部位。如果天使亲吻他的手，他将成为一个工匠。如果天使亲吻他的额头，他将会很聪明。可我一直在努力思索，那个天使究竟吻了你哪里，竟使你占据这个位置这么久却无所事事。”（笑声）

我们美国人毫不掩饰自己对自由的信仰。事实上，那是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活动。每隔四年，美国人民就会选举一名新总统，1988年刚好就是大选年。两大政党一度拥有13个候选人，这还不算其他包括信奉社会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候选人——他们都试图获得我的岗位。大约1,000个地方电视台、8,500个广播电台以及1,700家日报——每个都是独立的私人企业，完全独立于政府——都会报道这些候选人，在采访时令他们，并让他们面对面辩论。最终，选民进行投票，以此来决定谁将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但是，自由并不是以选举开始或结束。

譬如，你们可以去美国任何一个城镇，都会看到许多教堂，代表着很多不同的信仰——在很多地方，还有犹太教会堂和清真寺。你们将会看到来自各种你们能想得到的民族的家庭在一起参加礼拜活动。走进任何一个教室，你们将会看到孩子们在学习《独立宣言》：人们被造物主赋予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理由拒绝美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自由。你们可以走进任何一个法庭，那里由独立的法官主持，不屈从于任何政府的权力。每名被告都有权利经由其同辈所组成的陪审团——通常包括12名普通公民——进行审判；只有他们能够权衡证据并决定有罪或无罪。在法庭上，被告直到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警察或官员的陈词并不比被告的陈词具有更高的法律地位。

你们可以走进任何一个大学校园。在那里，你们会发现一种开放的、有时激烈的讨论，大家讨论美国的社会问题以及应采取何种措施解决问题。打开电视机，你们将会看到立法机关就在摄像机前处理政府的事务，对法案进行辩论和表决将决定其成为美国的法律。还有许多集会示威游行活动，人民的集会权利在宪法中得以保障，并受到警察的保护。你们可以走进任何一个工会大厅，那里的工会成员都知道他们的罢工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事实上，我在担任总统以前就曾做过美国演员工会（the Screen Actors Guild）的主席。我领导我们的工会进行罢工，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取得了胜利。

但是，自由远不止这些。自由意味着人们有权质疑并改变既有的行事方式。自由是一场持续的市场革命；自由就是允许我们指出自身的缺陷，并寻找解决方案；自由就是人们有权提出见解，这种见解被专家奚落，但却在人民中大受欢迎。自由是一种去梦想的权利，是即使只身一人处在质疑者们的重重包围之中，仍能追随梦想。自由就是要认识到，不但没有任何个人、权威或政府能够垄断真理，而且每个个体的生命都极其宝贵，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出于某种理由，也都将有所贡献。

据说，自由使人们变得自私和拜物，但是，美国人却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因为他们相信——并愿与世人共享——自由就像生命本身，并非后天得来，而是上帝赐予。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讲到，“理性与经验都不允许我们抱有这样的期待，一国的道德可以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保持繁盛。”此话千真万确，美德或道德是民治政府必要的原动力。民主不过就是一种维持有限政府、防止政府侵犯人民的机制，这种约束权力的机制使政治和政府从属于生活中的重要事务，唯有在家庭和信仰中才能找到价值的真正源泉。

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我谈论这些事情并不是要颂扬我们美国道德高尚，而是要与你们这片土地上真正伟大的心灵对话。毕竟，谁敢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祖国讲追求真理，对康定斯基和斯克里亚宾的故乡谈想象力，对拥有乌兹别克学者阿利舍尔·纳沃伊的那种丰富高尚文化讲美与心灵？贵国辽阔土地所孕育的伟大文化热情洋溢地向全人类发出呼声。请允许我引述一段当代作家对人类自由最有说服力的论述。它不是引自于美国文学作品，而是出自贵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他曾写道：“我认为，倘若隐藏在一个人体内的兽性能够用威胁——任何一种威胁，无论是监禁还是死后的报应——加以压制，那么人性的最高表征就是马戏团里手执皮鞭的驯兽师，而不是牺牲自我的先知。但是，这恰恰是重点所在：千百年来使人类高于禽兽的不是棍棒，而是一种内在的呼唤——那种赤手空拳的真理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督促苏联深化改革

那种赤手空拳的真理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今天，整个世界都殷切期盼着苏联改变的迹象，迈向更大的自由。我们都关注并希望，看到苏联出现积极的改变。我知道，在贵国，有一些人害怕改变只会带来混乱和断裂；他们害怕拥抱充满希望的未来——改革有时候需要信仰。

但是，改变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去。就像一棵茁壮成长多年的树——扎根于大地并从太阳汲取能量，所以，积极的改变也是这样，必然要根植于传统价值——土地、文化以及家庭和社群；它必须从永恒、从一切生命的来源——也就是信仰——之中获得生命力。这些改变将带来新的理解、新的机会，并走向一个更广阔的未来——传统并未被取代，而是全面绽放。未来正在向你们这一代招手。

同时，我们应该记得，未经制度化的改革往往是不稳固的。这种自由将永远只能在肩膀上眺望。一个栓着绳子的鸟儿，无论绳子有多长，都总会被拉回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会面中，谈到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保障改革成果——的重要性。我们一直在谈论一个标志着世界分裂的可悲指示物：柏林墙。现在是时候拆除那些造成人民分离的障碍了。

就在数年前，没有人会想象到我们两国共同取得的进步。去年12月，我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华盛顿签署了《中导条约》；明天，我们将交换各自的批准文件。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真正的核武器裁减条约，呼吁美国和苏联削减各自整个级别的核导弹数量。16天前，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对抗很快就要终结了，善后工作将要开始，那个充满苦难的国家可以获得独立、统一以及来之不易的和平。

主张化敌为友

我听说，贵国有一首流行歌曲——你们或许都知道，这首歌曲富有感召力的歌词提出了一个问题，“俄罗斯人想打仗吗”？歌词回答说：“去问那战场上的桦树和白杨，死寂的沉默徘徊在上空，阵亡的士兵倒在树下。去问我的母亲，去问我的妻子，然后你再也不会问，‘俄罗斯人想打仗吗？’” 但是，你们曾经的盟友又怎么想呢——那些曾经在易北河上拥抱你们的盟友？假如去问太平洋或欧洲战场上阴冷的墓穴呢——那里埋葬着远离家乡的美国士兵。假如去问他们的母亲、姐妹以及子女，美国人想打仗吗，他们会怎么想呢？同样的问题问我们美国人，你们也将得到相同的答案。人们并不想打仗，而只有政府想。任何一位母亲都不想为了领土扩张、经济优势或意识形态而牺牲自己的儿子。能够自由选择的人民总是会选择和平。

美国总是试图化敌为友。同英国进行了一场独立革命后，我们数代人已经巩固了两国之间的血缘关系。经历了一场南北战争后，我们修复了伤痕，真正统一为一个国家。在我所经历的岁月中，我们同德国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同日本打了一场。但是，现在联邦德国和日本都成为我们最密切的盟友。

有些人会指出，我们之间的贸易争端是关系紧张的标志，但就像所有家庭都会出现的摩擦，由自由国家构成的家庭是一个充满活力、时常争吵的大家庭。我可以告诉你们，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令我欣慰：在我有生之年，看到苏联趋向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看到两国外交官在美国和一个增长的、充满活力的、外向的苏联之间解决贸易问题。

官方安排的民间交流是重要的，而同样重要的，是这类安排不再是必要。没有什么比以下这种情况更能令我欣慰：东西方之间的旅行变得稀松平常，苏联的大学生可以在暑假花上一个月——就像西方现在的大学生一样——背着行囊到欧洲诸国自由旅行，过境几乎不需要出示护照；有一天，比如说英国的一名音乐策划人，打电话给一个苏联的摇滚乐队，无须任何政府机构批准，就可以邀请他们次日晚上到利物浦演出。这难道仅仅是一场梦吗？或许是的，但这是一个我们有责任将其变成现实的梦。

你们这一代人所处的，是苏联历史上最激动人心、充满希望的时代之一。在这个时代，自由最初的气息在空气中流动，人心随着希望不断加快的节奏跳动；在这个时代，在漫长的沉寂中积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喷薄欲出。我想起果戈理《死魂灵》将近结尾处有段著名的文字，果戈理把他的祖国比作奔驰的三套车，并追问它的目的地在何方。然而，他写道，“除了传来美妙的铃声，没有任何回答”。

我们不知道本次首脑会议将会达成什么决议，但我们希望改革的承诺将被履行。就在1988年5月，在这个春天的莫斯科，我们或许可以希望，自由——宛如托尔斯泰坟墓上嫩绿的树苗——最终绽放在孕育着你们人民和文化的这片富饶土地上。我们或许可以期待，崭新的、开放格局的美妙铃声将响彻云霄，将我们引向一个充满和谐、友谊及和平的新世界。

非常感谢，上帝保佑你们。

附：对《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演说》译文全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上方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知识星球”。详情请参考：《保守主义评论》正式开通“知识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