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达尔文｜大英帝国的统治方式②：移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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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达尔文｜大英帝国的统治方式：移民政治

                                                                                                   

按：保守主义始终面临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英国这方面的成功是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津津乐道的。然而落到如何对待本土传统的问题上，则分歧甚大。“本土资源”论和“人类自由大传统”说分庭抗礼。若将英国传统比作富矿，则前者大体是将中国传统等同视之，后者则视其为贫矿甚至无矿。二者引申之义自不待言。那么到底应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在各派观点趋于极端的当下，选取一个外在的视角是有益的。那就是去看看英国人是如何对待各种域外传统的。在这方面，它有丰厚的历史经验，当年的大英帝国曾统治过无数古老的异域文明，从埃及到印度再到中国的香港威海。无论作何评价，其为政得失于我们都有启发意义。

本文摘自约翰·达尔文：《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冯宇、任思思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七章，第177-203页。）它概述了大英帝国的三种统治方式，分别针对三种殖民地，即移民殖民地、印度帝国和直辖殖民地。中国学界有时以“间接统治”和“善意的疏忽”概括大英帝国的统治方式，抓住了要点，但也有一概而论之嫌。英人也是在试错中摸索因地制宜之道。为帮助读者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公众号将分四次摘录达尔文对大英帝国统治方式的介绍。

前一篇请见：

约翰·达尔文｜大英帝国的统治方式：散落世界的广阔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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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治

在殖民地的所有民族中，白人移民最难统治，并且给伦敦造成了最多的麻烦。“所有人都赞同这样一个观点……英国政府对于殖民地事务的干涉只是在添乱，为了避免受到干涉可以采取各种让步和安排，这么做也不会……引起更大的麻烦……”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说道。他是一位强硬的知识产权律师，并于1836~1848年期间担任殖民部的高级官员。斯蒂芬的外号叫作“比大臣更大臣的斯蒂芬”，这个外号掩盖了他的洞察力，他坚持认为伦敦的干涉常常造成不愉快的结局：“我们几乎总是以失败告终。”他的这些看法主要是针对移民殖民地，而大英帝国的历史中有大量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

就像我们之前所见，那些自1607年后移居到美洲殖民地的人相信他们具有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一样的权利，包括成立代议政府。伦敦政府不仅完全没有否认此种诉求，更是在一系列的宪章中承认这种权利，于是代议机构开始在种植园里涌现。当然从理论上来说，行政权力仍然掌握在伦敦任命的总督以及咨议会里由总督亲手选定的咨议员的手中。而事实是，权力的天平并未向他们倾斜，因为民选议会控制了开支，总督得不到资助来回报他们的支持者。到17世纪90年代，英国本土的帝国政府对令人烦恼的殖民地采取了“有益的忽视”这一政策，任他们处理自己的政治。主要在美洲进行的七年战争（1756~1763）花销巨大，这导致了一种新局面。然而当伦敦敦促美洲民众分担帝国的支出（尤其是帝国庞大的战争债）并设法征收这笔钱时，却遭遇了暴风骤雨般的思想论战，对暴政的指控以及暴力抵抗。到18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守备部队驻扎的地方，帝国权威彻底崩塌。1781年10月，康华里的军队在约克镇投降之时，帝国的权威完全消失了。

失去北美13块殖民地的打击迫使英国反思。在英帝国在北美的残余部分，即今加拿大东部，伦敦设法通过两种方式支持总督。第一，政府通过授予土地来创造忠心的“贵族阶层”。第二，政府资助其精神盟友圣公会。到19世纪20年代，这种现象逐渐消失了。说英语的移民憎恶腐败的寡头政治，也厌恶对神职人员保留地的分配不公（圣公会信徒是少数）。在说法语和信奉天主教的下加拿大（今魁北克），宗教仇恨使得这些不平越发强烈。1837年，随着经济萧条日趋严重，两个殖民地都爆发了叛乱：说英语的移民所在地上加拿大爆发了短暂而激烈的起义；下加拿大的叛乱更加持久且惨烈。这是一次重大的危机。说法语的下加拿大省份控制了进出内陆的通道，镇压叛乱需要强大的军队力量。这次危机发生之时，恰逢地中海东部爆发危机，与俄罗斯爆发战争，以及关乎比利时未来的一场外交行动之时。英国担心下加拿大变成另一个爱尔兰（叛乱与天主教），因此，必须有一个紧急的解决方案。

对策的出台需要一些时间。1839年德拉姆（Durham）勋爵领导的委员会发布了报告。德拉姆说道，最佳方案是让英国人大规模移民以压倒恼人的法国人，并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他更著名的声明是谴责代议政府的形式是徒劳且不可行的。正如同行政机关不能控制议会，议会也不能替代行政机关，两者皆会导致政府的软弱。因为当选的议员从来不办公，他们几乎没有欲望展现自制力和判断力。他们不但不给选民提供一个实际的方案，反而成了不负责任的蛊惑民情的议员，对政治秩序造成破坏。应该利用这些人的力量使政府变得更加有秩序。德拉姆的结论是简单的：当选的议员应该组成政府部门（就像在英国本土一样），议会应该有权力开除他们。这是“自治政府”的萌芽，从那一刻起也成为所有英属移民社会的护身符，起到了类似宪法的作用。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移民议员很满意能够在地方事务上几乎获得完全自治。帝国政府只需掌控真正属于帝国的事务：对外事务、国防和宪法的制定。留给移民领导层最重要的事情是殖民地经济的迅速发展。

德拉姆的策略过了将近10年才得以实行。伦敦拒绝了权力的划分，德拉姆认为这是危险的做法。总督设法在本地获取支持并成为党派领导。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们面临了由“英语派”和“法语派”的议员组成的同盟，这些人决定夺取实际的行政权力。伦敦屈服了。此后，只有得到了议会支持的议员才能成为咨议会的一员，一旦失去议会支持，他就会被剔除。但是这种制度在加拿大的新省面临巨大危机之前几乎没有就位，这个新的省是由说英语的上加拿大和说法语的下加拿大组成的准联邦。总督手下的新部长提议，为那些在1837~1838年动乱期间遭受损失的人进行赔偿，甚至包括（有争议的部分）叛乱的支持者。一场暴风雨来临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者大怒，要求总督必须否决那些不忠的议案，接着便爆发了骚乱和纵火行为，媒体对此大肆报道。但是总督埃尔金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他否决了议案并告知伦敦政府，他手下的部长们就会辞职且谴责他处事不公。自治政府本想避免的危机又猛烈袭来。若总督想要维持与英国的关系——与帝国及国王的联系，这是超越政党的，总督就必须按照部长们的建议行事，因为他们是议会里的多数党。总督于1849年4月告知殖民部：“如果我不能恢复几个竞争党派之间的中立性——这是我通过不懈的努力想要维持的状态，那么我也许应该被撤职了……”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久之后，在1850~1852年期间，伦敦认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地也应该建立自治政府。

让人惊讶的也许是，来自英国的移民会如此坚持自治，而且为了实现自身的诉求会变得如此咄咄逼人。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极难控制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他们的这种特点也不是那么让人费解。移民社群很难被欺凌，他们往往比非移民社群更具组织性，并且能熟练使用从本土借鉴而来的机构——协会、政党以及最为重要的媒体。其次，在本地保留民兵的传统意味着许多移民拥有武器：伦敦从未享受过对武力的垄断。第三，即使他们这样做了，用处依旧不大。移民社会的标志是他们与本土有大范围的联系，他们在那里不仅有亲朋好友，还与本土有宗教和商业交流。因而，对移民社会采用暴力压制（比如1776~1783的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与之相反的观点是可以忽视移民中间的政治活跃分子，这就如同认为白厅的官员能处理英国扩张的事宜一般，是十分荒谬的。他们认为只有本地的移民才能了解英国在北美、澳大利亚或是在新西兰的利益以及如何推进这些利益。是移民体现了英国的真正美德，展现了真正的英国爱国主义，捍卫了英国的“天命”。移民对帝国的看法在本土慢慢发展，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广泛接纳。

但即使对于有移民社群的殖民地而言，自治政府的设立也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有太多的复杂因素可能导致这种做法很危险甚至不可行。这有可能是因为移民或种植园主人数太少，而他们却面对大量的原住民、奴隶或者自由的黑人。基于这类原因，伦敦在特立尼达岛、斯里兰卡和香港阻止了任何形式的代议政府的设立。这种糟糕情况来自一个有理有据的怀疑，一位总督这样说道：“高人一等的种族在农业和商业上的利益一定会和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产生冲突。”这意味着移民会将原住民的土地据为己有，把他们变成农奴，甚至设法消灭他们。撇开本土的人道主义者可能会为“奴隶劳工”呼吁的风险，移民压迫常常潜藏着大范围起义的危险，英国殖民军得像消防队一样迅速集结。第三个复杂因素出现在那些边界还没有确定的殖民地，以及混乱与暴力丛生的地方。如果规模大到本地的移民民兵无法对付，而且将英国殖民军也卷了进来，移民议员对内部安全问题的决定权就被剥夺了，以免他们浪费或滥用英国宝贵的军事力量资源。最后，移民驻地只是殖民权威管辖的一部分，后者管辖的范围还包括了原住民保护国或者间接统治的地区，允许移民实行自治可能会削弱总督在非移民聚居区的地位。

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白人移民者占少数的地方。在澳大利亚，原住居民与白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两者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隔阂。但是白人拥有的物质力量明显占优势，而且伦敦自身遵循“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的信条，所以原住民没有土地权。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殖民军撤回但并未限制白人对原住民土地的扩张和侵占。新西兰的情况则不同。在新西兰，毛利人拥有在怀唐伊签署的割让条约里保证的土地权。但毛利人依然全副武装，而且他们在某些地方面对的不仅是与少数移民的对抗。伦敦官方认为移民的存在是一件麻烦事，并且厌恶他们需要依靠伦敦的帮扶来扩张殖民地的做法。殖民部认为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将移民或白人（尤指祖先是欧洲人的新西兰人）限定在一系列圈起来的土地上，然后将新西兰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毛利人聚集的北岛）作为“原住民保护国”，通过地方行政官来统治，地方行政官仅听命于总督而不是移民中的政客。因此，自治政府被准许成立了，但是英国政府与毛利人的关系也因此受阻。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解决办法。白人迅速激增，许多毛利人的土地被出售。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野心勃勃且自信满满的总督乔治·格雷与毛利人展开了战争，以此来树立权威，他派遣了10 000名英国士兵参战，移民也兴高采烈地加入了战争。尽管毛利人最终保留了一部分权利，但白种人的胜利却确保了新西兰到1870年已经成了白人的国家，移民的权力不再被来自伦敦的监管所束缚。

最极端的例子非南非莫属。在南非，每一种复杂性都以极端的形式出现了。当英国人从荷兰人手里夺取了开普殖民地以保卫他们前往印度的航路，他们误打误撞地陷入了这片充满冲突的大陆。英国人向本地白人表示拒绝成立代议政府的决定，部分原因是本地白人是荷兰人（他们未必很忠诚），部分原因是对黑人劳工的待遇实施新规，以及废除奴隶制度受到了本地白人的强烈反对。英国人很快发现，将自治政府交给少数移民的做法使他们面临了更加强烈的反对。开普的东部边界是野蛮的战争地带，在那里，荷兰裔南非白人（布尔人）和科萨人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这些大规模冲突被白人称为“卡菲尔战争”。当英国殖民军受命保卫边界时（1812年在格雷厄姆斯敦建立了第一个主要的据点），毫无疑问，移民在殖民地与非洲邻居的关系中拥有绝对发言权。之后问题变得更严峻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臭名昭著的“大迁徙”过程中，心怀不满的布尔农民从侧翼包抄科萨人占有的土地，他们首先向东北方向前进到纳塔尔，当英国占领了纳塔尔后，布尔人又回到了郁郁葱葱的高地草原腹地。布尔人的组织结构是比较原始的（在布尔人派系的纷争中，两个独立的共和国出现了），但是他们的火力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骑在马背上的步枪手组成的“突击队”声称对高原草地拥有主权，他们把黑人赶到所谓的“定点位置”，然后征召劳工。结果将南非这片大陆变成了一片广袤且混乱的疆域，黑人在这里如同白人一样，被到处折磨，互相倾轧。英国总督遥望这片大陆的一角，首先被殖民者的无能惹怒了。有一件事情他们非常确定：将控制权交给白人——老资格的荷兰人或者（少数）新来的英国人，将会导致一场灾难。

19世纪中期后，静观其变不再是一种选择。在开普的白人要求建立自治政府，就像在其他的移民社群一样。1853年，他们被允许成立了议会，但是议会没有行政权力。伦敦采取了直截了当的策略。“如果殖民者不允许他们自身被统治……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统治的责任。”一位殖民大臣不耐烦地说道。一旦他们照做了，英国殖民军就可以回家了，保卫疆域的任务就落到了移民的肩上。事实上，这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做法。伦敦的真正目的是要让殖民地为监管非洲人聚居区（包括今西斯凯，特兰斯凯和莱索托）埋单。这些地区是被英国渐渐纳入帝国保护之下的，督拥在这些边界地区总有作为“高级专员”的特殊权威。当1867年发现钻石后，殖民地经济便开始复苏，英国政府设想了一个完美但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以开普殖民地为领导建立一个南部非洲联邦。对所有非洲民族而言，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而出台的和谐政策，目的是为了确保疆域的和平。对加拿大模式的借鉴让南非成为一个英属的进步的、可靠的和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但两个北方的布尔人共和国的反抗使得这个计划流产了，强硬的布尔勇士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为德兰士瓦省赢得了独立，之前此地于1877~1881年之间被英国人占领。19世纪80年代中期，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了黄金，新近富裕起来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看上去很安全：事实上它很快成了在南部非洲地区具有统治地位的国家，威胁到伦敦最为看重的到英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属地的海上通道。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后，英国移民长期以来对代议制政府的诉求摧毁了克鲁格的国家并且引起了一场战争。

这些“外侨”主要是英国人，他们蜂拥至金矿区，提供了约翰内斯堡急需的技能和商业知识。受到了塞西尔·罗兹和他的朋友们（渴望在非洲南部建立一个以开普殖民地为领导的英国殖民体系），以及新任开普殖民地英国高级专员艾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爵士的鼓舞，他们要求伦敦为其赢得政治权利，这些权利是被克鲁格以他们是外侨为由否定的。英国内阁发现自身已经陷入与布尔人建立的共和国之间的对抗，布尔人随后发动了战争，争取先发制人来对抗英国的军事压力。随后在1899年10月开始了三年的艰苦战争。由于双方都已精疲力竭，一个不稳定的协议达成了。布尔领导人放弃了他们想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的要求，转而支持成立一个由4个殖民地（开普殖民地、纳塔尔殖民地、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合并组成的南非联邦，联邦实施自治，并且以帝国内属于英国政府管辖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模板。他们的动机并不令人费解。英国人在南非的白人中间属于少数群体，但他们是举足轻重的，这是由他们在冲突（跟随英国殖民军）里的角色所造就的，最有才干的将军扬·史末资承认，这是白人之间的内战。设法强行建立布尔人共和国是有风险的，有可能会引起一场新的战争。也许在此过程中，白人在南非的统治会受到影响。布尔人的妥协塑造了南非接下来80年的历史。自治政府、政治联盟和自治领地位的确立为少数群体的白人移民、布尔人和英国人完全掌控了南非黑人的命运，黑人现在是英国的臣民。最残酷的讽刺就是，移民自治政府和其关于自由的话语开启了种族隔离之路。

英国是否仍旧统治着他们的殖民社会？一位爱开玩笑的殖民地总督也许会问：“什么是统治？”伦敦已经承认了自治政府，而且通过建立联邦，鼓励移民社群变得更加独立。使用武力来阻止他们离开帝国（比如“美国的出逃”）不是可靠的选择。相反，英国人通过三种不同的英国纽带来维持他们的依附。第一种便是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南非英国人中间的“英国”身份的存在感，让他们认为帝国是白种人的联邦。第二种便是相互间依赖关系意识的树立——无论是财政，商业、战略上都是如此，这就使真正的独立变得不再那么吸引人，甚至是危险的。第三种更加微妙。在所有的自治领里，特别是在南非，殖民地通过一系列宪法性规定剥夺了独立的合法性，而这些宪法性规定源于对遥远的英国政府的神秘效忠。通过成立共和国或者离开帝国来放弃这种忠心，会拆散政治团结的结构，从而引起分裂或更坏的结果。也许这就是最能被接受且能以不显眼的形式出现的统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