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达尔文｜大英帝国的统治方式①：散落世界的广阔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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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达尔文｜大英帝国的统治方式：散落世界的广阔帝国

                                                                                                   

按：保守主义始终面临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英国这方面的成功是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津津乐道的。然而落到如何对待本土传统的问题上，则分歧甚大。“本土资源”论和“人类自由大传统”说分庭抗礼。若将英国传统比作富矿，则前者大体是将中国传统等同视之，后者则视其为贫矿甚至无矿。二者引申之义自不待言。那么到底应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在各派观点趋于极端的当下，选取一个外在的视角是有益的。那就是去看看英国人是如何对待各种域外传统的。在这方面，它有丰厚的历史经验，当年的大英帝国曾统治过无数古老的异域文明，从埃及到印度再到中国的香港威海。无论作何评价，其为政得失于我们都有启发意义。

本文摘自约翰·达尔文：《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冯宇、任思思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七章，第177-203页。）它概述了大英帝国的三种统治方式，分别针对三种殖民地，即移民殖民地、印度帝国和直辖殖民地。中国学界有时以“间接统治”和“善意的疏忽”概况大英帝国的统治方式，抓住了要点，但也有一概而论之嫌。英人也是在试错中摸索因地制宜之道。为帮助读者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公众号将分三次摘录达尔文对大英帝国统治方式的介绍。

散落世界的广阔帝国

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弗里德里克·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在其于1915年出版的战时宣传册《中欧》里评论了（嫉妒地提及）“英帝国主义的非系统性特征”。他写道：“英国的‘海上帝国和殖民帝国’散乱地分布在全球各地，缺少系统性的组织方式，如同英属世界每一个部分的历史和它们被占领的过程一样……英国人的灵活性就存在于这其中：我们称之为原则，英帝国把其当作操作方式，其领导者具有天生的冷静和适应能力，以及不可动摇的自信……”

这是一个恭维却又深刻的描述。相反，帝国统治的常见形象，就像留着大胡须，穿着短裤的巨人借由意志将自身的权威强加于愤慨的人民，这其实是一种合意的（或者不合意的）虚构，但我们仍不难发现这常常被标榜为所谓的“历史”，真是令人唏嘘。这样一来，一个标准化了的权力机构的假象形成了，它由伦敦作为中枢展开指挥和控制。而事实绝不是如此。首当其冲的破绽便是大英帝国属地惊人的规模和多样性。到1913年止，100多个独立的政治单位效忠于英国政府（这还是在把600个左右的印度土邦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历经了几个世纪，这些国家最终成了大英帝国麾下的疆土。它们几乎展现了人类社会的每一种多样性，与此同时，其内部的多样性有时甚至是达到了极致。沙漠居民和游牧民，山区居民和部落，矿工、森林居民和渔民团体（比如在纽芬兰），被禁锢于水稻栽培的桎梏中的农民（正如在缅甸三角洲地区）和在温带的自治领的自耕农，奴隶主和奴隶（19世纪30年代以前），种植园经济中的工人和雇主，工业社会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有这些或者更复杂的多样性都能在这个包括了世界许多最大城市以及一些穷乡僻壤的帝国中体现出来。如果说帝国的统治（也许是“施加影响”）目标是达到最低水平的凝聚力和秩序，其践行者不需要审视统治规则，只需要掌握像马基维利所宣扬的统治佛罗伦萨所需的政治手段即可。

而这并不是全部。因为英国在每一个声称对其有某种权威的社会里都面临着它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深藏于宗教信仰的伪装之下，有时则公开进行激烈的抗争活动。“传统”规定了在地方精英眼中何种形式的权力是合法的，好的统治标准是什么样的以及对私人和宗教事务干涉的限度。有意或无意地打破这些规则都有可能是在冒险，甚至导致更糟的结果。在某些情形下，这意味着给予那些宗教领袖和神职人员很大的自主权，而这些人通常都声称自己拥有独立的统治权。又或者，这意味着将移民和定居者的权利赋予代议政府或使用英国法律而非当地法律来管理这些人。再者，这样做要求对割让条约或征服中规定的权利进行认真的遵守——这也是在魁北克或前荷属圭亚那的模式。

如果英国政府试图更进一步将单一的统治模式强加给这些地区就有可能面临激烈的抵抗。若没有征服的计划来彻底重塑这些地区的政治格局，这几乎不可能成功。英国人并不反对大规模的高压政治，但他们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不能从当地资源（就像在印度一样）得到支持，他们就会对其系统性的开发应用表现得漠不关心。事实上（就如我们所见），纵观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更倾向于通过领土割让条约进行扩张，通常借由一些强制手段或移民的迁徙进行攫取。这两者的逻辑都是基于权力的下放。在第一种情形下，他们最终会和当地的权力经纪人妥协以维护他们的权威并且尽快降低军费。在第二种情形下，他们被逼迫着尽快赋予殖民社群内部自治，殖民社群认为自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粗暴的镇压（尤其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阴影下）令这些宣布了对“与英国的关系”保持忠诚的殖民社群感到匪夷所思。

如果说只要小心谨慎和耍政治手腕就能确保成功，那么统治一个帝国再容易不过，并且帝国的寿命也会长得多。可就像大多数涉及范围极广的行动一样，帝国的统治往往没那么简单。一个经过一致同意的、条理分明的和有明确目标的帝国政策常常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部分原因是没有一个唯一的舵手来驾驶帝国这艘大船。相反，因为统治依靠许多代理人和盟友，太多人互相角力想要掌舵，结果是使得帝国这艘大船看起来左右摇摆呈之字形甚至是U形。另一部分原因是，追求帝国权威的行动常常是相冲突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举例来说，很明显一个有效的统治体系需要强大的收入基础，这也是所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要素。但是从18世纪60年代末美国殖民地的印花税事件到19世纪90年代末塞拉利昂的小屋税务战，英国一再认识到增加新税种会迅速激起反抗。为了维持权力就必须收敛野心：殖民国家不得做过多出格的事情以防其彻底崩塌。同样的抑制因素限制了其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推进。一种观点认为，很明显，如果殖民经济对于英国是有利的，或者能抵偿统治产生的管理花费，那么就应该让它更具活力。不论英国人走到哪里，他们都默默地促进自由贸易并培养符合资本家需要的习惯。在各个地方（正如在缅甸和肯尼亚），他们向移入的商人和农民发放执照以鼓励其种植经济作物。但是创造“现代”经济的做法，比如西方产权观念的灌输、自由市场的实施或不限制外国人定居者、种植园主和商人自由发展被英国当局一再地拒绝。因为他们害怕激怒自身所依仗的地方精英。他们对于冒犯当地宗教信仰或广泛支持基督教的传教都感到顾虑重重，尽管他们怀疑，理性地说，伊斯兰教（举个例子）是站不住脚的，印度教是迷信与无知的产物。

因此虽然英国的“政策”走向主要是在伦敦形成的，但并非不考虑地方局势的变化，也留给殖民地官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来对殖民地事务实施有效监管，那么任何其他行动都很难展开。这部分是由于“蜗牛般的通信速度”。1774年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道：“在命令与实施之间，大海翻滚，时光飞逝。”那个时期前往美国殖民地的航行需要13个星期，最少也要4个星期。“在如此大的帝国里，”他告诫同胞们，“在远离中心的地区，权力的运行效率一定差得多……这是永恒不变的状态，也是这个幅员辽阔而又互不相连的帝国的永恒法则。”在汽船问世以前，发送指令和收到回复之间，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运送邮件的汽船（和铁路）的出现逐渐将时间降低至数星期（到1911年止，到加尔各答需要19天、开普敦20天、新加坡23天、悉尼34天、惠灵顿47天），当电报普及后，这一时间甚至缩短至几小时（尽管由于费用的原因这一方式并不被提倡）。另一个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来管辖帝国事务。从19世纪中期开始，伦敦对帝国的监管被分成了6个部门。大多数殖民地（不是所有）归殖民部监管。19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非洲保护国以及埃及（1882年起成为英国殖民地）、苏丹以及在中国通商口岸里的租界（不是香港）起初受外交部管辖。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拥有专门的印度事务部，印度总督受其管辖。总督（有自己的外事办公室）要管理英国在波斯湾、伊朗南部、阿富汗和西藏的利益，与此同时还要治理亚丁和缅甸，帝国在东方的大部分事务也属于其职责范围。其他部门也染指帝国事务这块大馅饼。海军部负责外部防御，这让陆军部格外眼红。陆军部拥有少量的英国步兵营，这是帝国权力重要的储备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在白厅虎视眈眈之下。到19世纪中期，减少公债的不懈努力将维多利亚时期的财政部推到了顶点。“财政部的爵士们”认为海外开支是下一个需要钳制的项目。他们毫不掩饰对恳求者的公开藐视，寄往陆军部的公文有时只有几个字：其含义不言而喻。就像英国在尼日利亚北部统治的前几年一样，地方财政申请补贴以补足行政管理的开支，为了表示不满，财政部对其实行报复性的“财政控制”：每一项花销，精确到一便士都需要英国政府的批准，且审批过程相当之久，这使得那些不幸的英国官员看到数据后在帐篷里汗流不止，甚至被其逼至崩溃或借酒浇愁。

在这些条件下，伦敦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不是不可能，但的确是极其困难的。不同部门之间重叠的管理范围使得合作变得十分必要。当合作不能达成的时候，争端就得交给内阁来处理，而内阁在夏天也许有几星期的时间都不会召开会议。对于涉及的有关部门，最坏的结果也许就是一个殖民地的事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当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每一个殖民地都有一些既得利益者在英国生活，它们常常由商人、传教士、人道主义者、前任官员（印度熟手）和移民社群的代表组成。他们常常激昂地四处游说，但收效甚微。这些人在英国不大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其争吵和不满是遥不可及且晦涩难懂的。不过有两点会使他们的抱怨变得更加危险。倘若他们足够团结到高呼殖民地处于危险当中，又或者他们能发现牵动着维多利亚道德底线的那根弦——奴隶制度，强制劳动，金融违规或公娼，他们就可能引发一场骚乱。媒体会变得活跃起来，对议会的盘问会随之而来，某位内阁大臣很可能会被要求对此做出解释。更糟的情况是殖民地爆发动乱或起义，或军事冲突。之后媒体的纠缠可能会持续数星期，而内阁只能空口无凭地承诺已经采取及时的行动控制住了局面。这对于被牵涉的殖民官员来说是面临最大危险的时刻。如果他的失误让某位大臣难堪，其前途就岌岌可危了。他也许会在公开急件中被告知，这位大人物已经对自己失去信心（这样的谴责足以对其事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将其名字从晋升名单中剔除——尼日利亚北部一位杰出官员就曾经亲身遭遇过这样的经历。又或者他可能会被免职。

殖民部所管辖的帝国包括移民殖民地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动荡的南非，旧西印度殖民地、新近吞并的热带非洲地区（1880年以后）、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锡兰（今斯里兰卡）、马来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以及一长串较小的属地。这就是殖民部之所以更倾向于被动反应而不是积极行动的原因。殖民部人力资源稀少：到1914年止，高级官员只有30多人。随着19世纪30年代奴隶制度的废除，其最辉煌的时刻转瞬即逝——废除奴隶制是其面对不满的移民和种植园主强行推行的一项重大政策。随着自由贸易的开始，帝国放弃了控制殖民地经济的任何尝试。帝国主要忙于为其形形色色的附属领地选定总督，草拟指示（避免其过分活跃）并对其进行密切监视以防不测。如果总督越权或（举个例子）容忍奴隶交易和奴隶制度，就会被申饬甚至免职。总督对新法律出台、经费增加、建立新军队或疆域扩张的要求有可能得到同意但更有可能被拒绝。若一个总督背后有靠山，或在媒体里有眼线，或知道利用中枢官员对其所提供情报的依赖，那么他就很难被控制且更别说失去官职。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英国掌控了一个东拼西凑的帝国，帝国里充满了矛盾和奇事，英国的统治时好时坏。帝国的发展虽不稳定但十分迅速。但到19世纪中期，三种不同模式的统治（广义上来说）在三个不同的帝国运作：移民殖民帝国，印度帝国和直辖殖民地帝国（大多数殖民地归属于此大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