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大学会成为世界一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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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大学会成为世界一流吗？

                                                                                                  

哈佛校园一角

1月8日，生物学家施一公请辞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将全职执掌筹建中的西湖大学，再次引发各界热议大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困境问题。

2017年12月7日，施一公曾在杭州的公开演讲中放出“豪言”：位于杭州云栖小镇的西湖大学校园建设工作已进入快车道，首期约30万平方米的校舍将于2020年底前完成。到2019年年底，西湖大学师资规模将超过拥有2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洛克菲勒大学，教师科研水平很可能成为中国之最；5年后，教师科研水平比肩东京大学、清华、北大等知名学府，成为亚洲一流；15年后，在各项指标上和加州理工大学媲美，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大学之一。


在中国高等教育及整个教育体系久受诟病的背景中，施一公此番高调言论，有赞之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又一次里程碑式的尝试”，有笑话为新时代的“赶英超美”。那么，西湖大学究竟是得失难料还是未来可期呢？

西湖大学获政府支持

施一公是国内“千人计划”中的招牌性人物。有评论称， 众多知名科学家及政府的支持，加上富甲一方的企业家的资金捐赠，构建了施一公放出“豪言”的底气。

2015年3月11日，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正式向国家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性大学的建议》，并获得政府支持。2016年12月10日，西湖大学的前身——西湖高等研究院正式成立，施一公任院长。2017年8月1日，在教育部支持下，西湖大学（筹）被浙江省政府正式批准成立。

西湖大学的办学思路是：“小而精、高起点和研究型、有限学科、聚焦科学技术”。其通过聘请顶级科学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及其他顶尖人才，组建了理学、前沿技术、基础医学和生物学四个研究所，分别由潘建伟、陈十一、饶毅、施一公领衔。与普通大学不同的是，西湖高研院以博士生培养为起点，先招博士，之后再招硕士生和本科生。

西湖高研院（西湖大学前身）尚无招生权与学位授予权，现与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学生入学后，分别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注册学籍，与西湖高研院联合培养，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要求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分别发给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博士毕业证书，授予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博士学位。其与复旦大学“跨学科联合培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项目首届19名录取学生已于2017年9月2日正式入学。其与浙江大学项目也将在今年启动。

西湖大学及高研院主要依托基金会筹措资金建校，2015年7月，杭州西湖教育基金会成立。张辉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湖大学的总资金投入“大概是10年200亿元”。有人指出，根据2017年教育部直属高校部门预算，仅清华大学一年预算就在233亿，西湖大学10年才200亿，够不够用？对此有分析认为，西湖大学走小而精路线，学生数量也少，首届仅19名博士生，200亿基本够了。

筹建之初，杭州市西湖区政府提供了约10万平方米（含2万平方米地面下空间）的科研、教学、行政办公、学生住宿及餐饮用房，杭州市政府还为西湖高研院提供了4亿人民币的科研经费，由四位科学家支配。

有观点认为，在中国大陆办好大学有五要素：“政策支持，跟党走，方法对，有大牛，钱够”。施一公领头的西湖大学，能跨越这些绕不过的考验吗？

朱清时南方科技大学的覆辙可资参考。

朱清时的南科一梦

2007年，深圳市政府决定全额投资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大学定位为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2009年6月，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院士朱清时被聘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众多媒体一致评价说，南科大是“中国高教改革试验田”， 朱清时是“教育改革路上的独舞者”。

2010年，南方科技大学在等待教育部招生许可证三年未果的情况下，决定放弃等待，先办大专或学院，待若干年评审合格后再升成大学。就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的大学两个最核心的自主权，即招生自主权和授学位自主权，朱清时提出“先行先试，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自颁文凭”。

朱清时南科梦想的核心：倡导“去行政化”、教授治校、书院制、改变“唯高考论”。

2012年4月24日，教育部向广东省政府发出通知，同意设立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部同时要求该校遵守《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依法办学，遵循国家基本教育制度。

2014年1月21日，政府宣布朱清时不再兼任中共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书记，该职由原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李铭接任。短短5年时间，以改革走入人们视野的南方科大在经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相继被收编后，三大口号的最后一个口号去行政化，也在这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宣告失败。2014年9 月，朱清时卸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有论者称，“南方科技大学创校5年，最终成为一所体制内的学校，不能说是朱清时一人的失败，而是整个环境困住了他的手脚，是我们现在整体的环境和社会的一个问题，是教育改革的失败。”

中国即不乏一流的学者、科学家、教育家，也不乏资金（在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发布的《2016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清华大学的年度科技经费高达50.79亿元，排名全国第一），而南方科大改革之失败，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不仅老民国大学之辉煌损失殆尽，新建大学之崛起空间亦遭封闭。

香港富豪李嘉诚曾捐巨款，欲将其参与创建之汕头大学办成一流大学，遭体制内之重重打击，满腔心血付之，竟成泡影。而晚于汕头大学建立之香港科技大学，二十年间竟成世界名校，两相比较，可谓霄壤之别。

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之道

香港科技大学历史不久（1991年成立）、规模不大（占地60公顷），在校生不足万人，却在多种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居前列，堪称世界一流。

其成功之道，外界甚多解读，例如准确的定位，强大的师资，高水平的学科建设，一流的管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香港的区位优势等等，不一而足。究其核心，窃以为，应为如下“二个从来没有”：

第一， “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把这么大的自由度，交在创校人员的手里。” 香港科技大学拥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科大在创建时期的自由度是空前的，政府干预几乎为零，科大获得了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香港政府在拨款时，没有附带任何条件、任何要求、任何框架和任何压力。

第二，政府给予资金上的绝对支持。“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庞大的一笔资金（近20亿美元），投用在创建一所大学上。”

而在中国教育史上，香港科技大学是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完全由海外华人留学生创办的大学。

大学自近代西方诞生起，“信仰自由”、“大学独立”、“教授治校”是其生命力所在。香港科技大学之成功，恰恰是行走在此大学之通途上。而大陆大学之变异与萎靡，则不难而知。

欲知西湖大学之命运，只须问两个细节

第一，当2017年10月坐在中共十九大现场，听到“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话时，施一公是否已准备好在西湖大学建立党委，以及妥善应对党委在西湖大学中之作用呢？

须知，201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关于巡视31所中管高校党委情况的专题报告》，毫不含糊地指出，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阵地，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

而中国高校“双一流”工程总体方案（所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强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把“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作为十项重点任务之一（第六项）。

第二，2016年5月30日，在中共召开的“三合一”（中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科技大会上，中科院院士当场呼吁当局对科研工作者不要搞网络封锁，会后更传出78名院士联名上书中央，要求解禁网络封锁，提升科研水平，共享国际科研成果。

据官媒《中国科学报》当日披露，在会上，一名头发花白的院士在会上发言道，他从来不在这种场合发言，但这次他“有一个疑问，也可以说是一个请求”。他说：“严格的网络监管，对我们搞科研的人来讲，损失是非常大的。其实通过国外的一些网站，我们可以了解很多科技先进国家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把科研成果转化到了什么地步。因此，是不是可以给搞科研的人一点特殊的方便？”

201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施一公，应在会场，他是否已经解决西湖大学的网络自由问题呢？

现在，中国在高教领域大搞“双一流”工程，前者一共42所，后者一共95所。《金融时报》中文网曾刊载署名文章评论说，先不论进入“双一流”工程的学校和学科的选择是否合理公正，该工程和政府之前搞的“211工程”和“985工程”一样，本质上是用做“两弹一星”的方法来推进一流大学的建设。然而，大学不是“两弹一星”，靠阉割大学精神的体制规划是建不成一流大学的。更有论者指，建设国际双一流大学是天大的笑话。

而施一公想为中国趟出一条新路，他说，美国私立大学对科技贡献更大，中国该有一流的非营利性民办大学来承担这一社会责任。

有论者提出，如果循例苏联允许莫斯科大学、印度允许印度理工学院享有其它大学所没有的自主权，中郭真正赋予国内少数几所具备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基本条件之大学科研教学方面的自主权，即不足以对现有高校管理体制构成实质性影响，而十年圆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则非空穴来风，此乐何不为也？

但是，形格势禁，政府即使再支持施一公创办西湖大学，也难做到网开一面。

转自网络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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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历史名人梅贻琦：清华大学校格的奠基者

清华大学，一所有着深厚的福音根基和悠久历史的大学，以自由、民主为其办学基调，追溯清华历史的话可以看到清华这种基调的奠基者是是第十七任校长梅贻琦。近日，共识网上刊登了一篇名为《探索近代中国改革之基督徒历史名人——清华校长梅贻琦》,讲述了他任清华校长期间，清华的斐然成绩、美好的口碑都深受他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

文章中提到，“梅贻琦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于赴美留学期间，受洗成为基督徒。归国后出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后又在清华大学长期担任校长。不论是教育理念、行事作风，还是道德品格、人生旨趣，他都深受基督教的影响。”

“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

1889年出生于天津的梅贻琦，因其卓越的成绩于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生，并于1909年抵达美国。他在美求学期间皈依基督教，成为基督徒，他和当时的几个留美同学一起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基督教会北美联合会组织，并经常参加青年会的活动。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相当社会化的组织，其立会宗旨“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一语，乃取自《圣经》太11：28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强调为社会、为人类服务。

1914年，梅贻琦获工学士学位。因家庭经济困难，他不得不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中国。是年10月，梅贻琦被聘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直到1915年9月回清华任教。

作为一位深受基督教青年会影响的近代教育家，“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贯穿于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的努力之中。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的背景是，一向追求民主、自由的清华学子们赶走了3位校长之后11个月的时间清华没有校长，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一向沉默寡言的梅贻琦担起了这个重担，学生们心目中的梅贻琦是永远的校长，他肯做事，终于所做的事。

这一时期的清华有着颇为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美籍教师自不待言，中国教师也多为基督徒，学生中虔诚信仰者亦不乏人。清华的校长、教务长，要能在清华待得长久，除了留美的条件（后期又加上是否为清华毕业的条件）之外，是否为基督徒也很重要。清华校内的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2年，当时会员约占全校学生的半数，归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直接领导。为了宣扬基督教教义和帮助学生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许多课外查经班，每班不超过十人，每周一两次，读英文版《圣经》，学生都是自愿参加，由中外教师担任指导。梅贻琦曾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因此也应邀指导一班。社会学家吴泽霖教授和潘光旦教授回忆说，他们都曾参加过梅贻琦所指导的查经班。
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完整人格

今年5月30日，上海纪实频道做了一期名为《梅贻琦：奠定清华校格的教育思想家》的节目，节目讲述了梅贻琦看似平平淡淡，却深刻的影响了一代人的一生。节目中回顾了就职清华校长后的梅贻琦发表的一个公开演讲，他说，“一个真正的大学不是要有多少大楼，而是要有大师。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完整人格”。他希望教授在教育和人格上对学生起到教育和引导的作用。对于“大学教育培养的是哪一种人才呢？大学教育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的提问，梅贻琦说，大学教育当中最主要的是要对学生进行全人格的教育，如果能够造就全人格的学生，将来不管他从事什么工作都会踏踏实实的做好。

他提倡有基督教精神的自由、民主，并将学术自由其作为办学的灵魂。当时的梅校长作出了一个让人费解的举动，他在行政上削弱自己作为校长的权利。但是就是一直甘于居于幕后扶持帮助教授们的校长梅贻琦却吸引了当时很多大师来到清华任教，使得清华在极短的时间内由一个专门培养留美预备生的学校一举跃为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

梅贻琦于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湾，他将自己近50年的人生默默的奉献给了清华。他说，人最大的勇气就是敢于做一个平凡的人。今天世人对他的评价是“他任校长期间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却真正完成了一个作为教授的使命，他没有被称为大师，却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清华大师团队，成就了清华的历史。”

转自基督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