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120年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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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120年的回顾与反思

    120年前，1898，清朝光绪皇帝毅然下达《明定国是诏》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


于此，中国开启了撼动中外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举其荦荦大者，计有：

•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更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
•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创立报馆）
•举办京师大学堂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各省设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
•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
•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废八股文、
•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
•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允许私人开设军事工厂
…………

戊戌变法，旨在变中国为君主立宪国家，汇入世界文明主流。惜乎国运不济，功败垂成。103天维新之舟，骤然翻转，宪政遽行夭折，百日维新，永留历史之憾。

然而，也正是自该年起，戊戌之火种，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

120年来的戊戌主题及其变奏

今年，2018，又是戊戌年了。

两个甲子已经过去。中国的近代舞台上经历了多少轮回！以戊戌变法的视角透视120年来的中国政治史，人们发现其中充斥着戊戌事件的种种变奏。120年间的不少政治博弈，都可以找到与当年似曾相识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逻辑。而在每一轮回中，都依稀可见自己的慈禧，自己的光绪，自己的康梁。

可以说，有一个基本的戊戌主题贯穿着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这一主题幻化成各个变形的“戊戌事变”。

这点特别明显地呈现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格局中。不幸的是，在多次博弈回合，常常是“慈禧”战胜“光绪”、“康梁”，即“后党”战胜“帝党”。

人们可能还记得文革中那篇文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文章。那是射向刘少奇的致命炮弹，是文革主题的宣示。文中对光绪及其帝党的深恶痛绝跃然纸上，反衬出了浓重的慈禧后党心结。在他们的词典中，帝党亲西方开启国门而后党反西方封锁国门，是故帝党“卖国”而后党“爱国”（后来还加上了义和团）也。由是观之，除慈禧外，毛泽东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反戊戌维新的象征符号。他在文革前整肃彭德怀及文革中整肃刘邓、林彪、周恩来（批儒）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若隐若现，我们不难瞥见慈禧与光绪的身影，作为一代代“戊戌后人”，他们联袂演出了一幕幕“戊戌”活剧。

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闭关锁国，与西方主流世界为敌，内则以阶级斗争为纲，”国民经济几乎陷于崩溃，经历这三十年的“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终于想明白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先解决吃饱饭问题是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有了改革开放之举。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而启动的新洋务运动以及半吊子戊戌变法。虽是半吊子——“曲折往复，进二退一”——然而，毕竟非止于百日，而是十年之痒，挠得神州风生水起。

之后，八十年代晚期又是一典型的活生生的戊戌帝党和后党剧的重演。

中国近代这一系列“戊戌事件”的变奏，其幽暗的结局在心理上给了多数中国政客一个强烈暗示，即主张开国门睁眼看世界的“光绪”们多是悲剧性落幕；而闭关锁国的“慈禧”们却常常得手。对于后世政客而言，何去何从？结论不言而喻。

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曾说过，历史事变和人物，如果重复出场，那么，“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如今称之为“地缘政治大衰退的时代”。不确定性空前高涨，已临绝境的意识形态死灰复燃，宗教极端主义再度肆虐。人类如此迷茫失路，是二战结束后七十多年来所少见的。

这是一个正在复活冷战意涵、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国家主义重新强劲的历史阶段，亦是大混乱与大重组的过渡时期。过去天经地义的东西普遍受到嘲骂，二战之后确立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面临挑战，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尽皆彷徨无依，陷入迷魂阵中，不知出路，无所适从，把八十年代的“维新变法”和“洋务运动”的成果一一付诸东流。

十九大报告，坚持共产党意识形态，推出“两个一百年计划”，在中国要执政一百年，坚决拒绝二战以后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轴心的普世文明。使今日中国，宪政不仅未见踪影，竟然成为禁词。而皇权崇拜，居然粉墨登场，再上庙堂。

目前世局的混沌纷乱对于乐观天真的历史进步主义者，犹如醍醐灌顶。实际上，回溯过往，倒退、循环也是常见的历史状态，价值与时间并不总是相伴前行，有时历史并不总是选边站队与仁爱道德结盟。犹如此时此刻，正是一片迷茫，乃至黑云压顶。

然而，在纷纷扰扰的乱象下面，人的天性就已经麻木淡漠，一片死寂？当下的纷乱是否就是命定的终局呢？

就在换岁之际，就在全球自由民主衰退的喧嚣声中，从伊朗，这个身披黑袍面纱的反西方的政教合一堡垒，传来自由撼天动地的啸声。民间反抗从抗议鸡蛋的价格迅速升级为基本权利的呼吁和制度现的呐喊。千百万平日驯服的隐身的人们，如同魔术一样，倏忽之间冒出地面，洪流滚滚于全国。虽然暂时被镇压，然而，它揭示的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无论什么文化，什么宗教，什么地域，什么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死，人性依然。它仍在地下沉潜滚动，一逢机会，就将破土而出，冲天而起。从东倒西，从南至北，无远弗届。

误国的义和拳运动

世事如麻，但天道仍在。值此礼崩乐坏、是非感、价值观与方向感晦暗不明的历史时刻，在中国，必须重溯戊戌精神的历代谱系：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降，至胡适、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林昭、顾准、遇罗克、蒋经国、……从戊戌维新到民国初立；从五四的突破，到西南联大的集结；从《申报》、《大公报》与《观察》周刊的惨淡经营，直至1957年春，1976年“四五”、1979年西单墙、19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复兴等各次民间力量的涌动……

义和团的变异-文革运动

这是120年来来的戊戌之道，亦即120年前戊戌变法所开启的的中国自由精神之流。它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千变万化中的“本体”，是不绝的火鸟之声中的“恒音”。恰如有智者所言：自由可能迟到，但绝不缺席。

“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这是120年前的《明定国是诏》黄钟之声。

当年的国是，是戊戌变法维新，是加入世界文明主流。如今的国是，则是薪火传至当下的戊戌精神，是屡仆屡起的康梁、光绪们的真正“中国梦”，是开启国门，进入主流国际社会的宪政秩序之道。这才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因而，拆除所有的柏林墙——网络柏林墙，言论柏林墙，信仰柏林墙，思想柏林墙，制度柏林墙，这才是中国唯一的最后救赎之道。

值此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倘若我们还残存哪怕一丝一毫的自信，请请摒弃祸国殃民与世界为敌的慈禧绝路！

转自网络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