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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诗,诗有自注:“南方去京华绝远,冠冕不到,唯海路稍通。吴中商肆多榜云:此有语儿巾子。”
今天我们重读中唐大诗人元稹、白居易之间的这首唱和诗,一定会获得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史学研究者从诗中推断出广州唐代已有海上丝绸贸易,广告传媒人从注中得出结论中国招贴广告的历史可追溯到隋唐,而种种推断、结论都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语儿巾子。
唐代的语儿即今天的崇福,巾子便是丝帕。
根据自注中“冠冕不到”这句话推断,“巾”应该指的是“幘巾”,“头巾”,古代包扎发髻的丝巾。诗中“贡兼蛟女绢,俗重语儿巾”句,其中“蛟女绢”又称“鲛绡”,传说是鲛女所织的绢。蛟女绢非常珍稀,因此被列为贡品。相比较“语儿巾”就大众化得多了,人们对这种产自江南语儿的丝巾,喜爱它的色彩鲜艳,款式新颖。到唐代中期,语儿巾已享誉吴中,远销岭南。
崇福之所以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盛产语儿巾,是因为它有悠久的种桑、养蚕、缫丝、织造的历史。
明弘治《嘉兴府志》载:“崇德之城,旷然平夷,运河一线,界乎其中,桑林稼陇,四望无际。”
万历《崇德县志》记载犹为详实:“语溪无闲旷,上下地必植桑。富者等侯封,培壅茂美,不必以亩计。贫者数弓之地,小隙必栽,沃若连属。蚕月无不育之家”。
古代崇福植桑养蚕十分普遍,而且也很科学。值得一提的是桑基鱼塘,将养蚕、养鱼、养羊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极好例证。农民大量种桑,嫩桑叶养蚕、枯桑业喂羊,蚕屎和羊屎及农产品加工过的副产品如豆渣等,扫入池塘成为鱼的饲料;鱼粪落入塘底,使塘泥变肥,塘泥挖出后,放进桑田和稻田,又成为桑树和其他农作物的营养来源,形成一条完整的物质能量的循环模式,既实现了多样性的生产,又保持了土地肥沃。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对今天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蚕桑业的发展,民间丝织业已具相当规模。继唐代语儿巾之后,宋代崇德的绢与濮院的绸、嘉兴的锦闻名一时。崇德还出产克丝,“宋克丝始见咸淳《临安志》,有花素二种。淳祐《语溪志》亦云有之,《至元(嘉禾)志》有其名,然已久无能织者矣”。( 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物产)“崇德在南宋时仅以织造窄幅绢出名,到元代则添了不少品种,有绫罗、纱绸、水锦、缂丝和绮绣等等。
不过清代实行男子剃发,作为包扎发髻的帻巾也就无所需要,这或许正是语儿巾最终衰落和失传的原因。
而今,嘉兴地区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的重要传承社区和保护责任地。而列入丝织技艺保护圈的就有崇福的语儿巾、濮院的濮绸和洲泉的手工丝绵。
古代男子二十岁束发而冠,女子十五岁束发而笄,表示成年。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冠是贵族所戴的帽子,“士冠,庶人巾”(《释名·释首饰》),平民百姓只能,也只可以戴巾。巾为何物?《玉篇》载:“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后人著之于头”。由此看来,“庶人巾”大概是劳动时用来擦汗,也可以当作帽子裹在头上。古代庶民不能戴冠,只能带黑色或青色的巾,所以秦称百姓为黔首(黔,黑色),汉称仆隶为苍头(苍,青色)。
巾帽文化风行始于唐代,唐代流行软巾(后世称为唐巾)。巾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类是幞头,宋明后逐渐发展成官帽;另一类是巾,从幅巾开始,裹法随意,更容易展示审美特征。巾类或软或硬,不同的折叠方式,款式变化甚多,为大众各阶层所好,同时引领时尚潮流。
唐代语儿巾可谓因时而生,因时而盛。今天,巾裹在头上当作帽子的功能已大大削弱,尽管女子小巾束发,大巾裹头,或许还用得着,不过已被丝绸尼龙围巾所替代。至于巾的擦汗功能也早已被餐巾纸所取代。
语儿巾唯有开发成一种既保留千年唐韵又展现江南风情,面向大众又不失高雅的工艺丝织品,或者称之为具有崇福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与馈赠佳品,才有可能再次飘洋过海,享誉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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