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如何化解“朱、毛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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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如何化解“朱、毛分歧”

来源 /《百年潮》 2002年07期

作者 / 黄少群

毛泽东（中），周恩来（左）与朱德（右）

"朱毛分歧"的产生

             "朱毛分歧"的引爆点是１９２９年上半年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发展途中关于取消还是恢复红四军军党委问题的争论。毛泽东主张取消临时军党委并暂时不恢复正式军委；朱德则主张立即恢复按中央指示成立的军党委。两人一时未能采取正确的方法，即通过交换意见和党内会议?穴前委会议?雪来讨论解决，只是单纯就要不要恢复军委组织的问题争论不休，并且交由下级去自由讨论。于是，很快引起党内、军内形成以朱、毛各为一方的局面：---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指名批评并且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新任临时军党委书记兼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则拥护朱德的主张，攻击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指示。分歧愈演愈烈，并使红四军党内军内原来就存在的各种错误也随之滋长和公开暴露出来。许多人跟着林、刘公开地对毛泽东、朱德评头论足，任意批评。这就不仅影响了党内和军内的团结，而且影响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威信，削弱了军内的战斗力，并且隐伏了一种分裂的危机。

          代替刘安恭重任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试图解决"朱毛分歧"。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对朱、毛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又引起毛泽东对陈毅的不满。最后导致，毛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未能当选前委书记，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军去闽西帮助地方工作并且"养病"；陈毅按中央指示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朱德一人独力领导红四军，遭受了"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的一些损失。

          以上就是"朱毛分歧"的由来和大致过程。

　　

周恩来关注红四军的内部分歧

　　

          中共中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朱毛红军一向比较重视。他在集中精力关注和指导各地红军的武装斗争中，几次代表中共中央给朱毛红四军发出指示信，认真地指导并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

          １９２９年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于１月中旬撤出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作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目标，调朱德、毛泽东出来的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指示信，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发出?穴史称"二月来信"?雪。３月，周恩来代中央起草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专门向他们介绍了朱毛红军中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经验，以备他们将来在部队建党时参考。４月７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的一封指示信作了修改后发出。这封信中关于朱毛出来的问题"写得活一些"，说：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毛泽东于４月５日代表红四军前委就中央"二月来信"给中央写了复信史称"四五复信"。送到中央后，周恩来照例先看到。在６月１２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这封信，并谈了看法。毛泽东在"四五复信"中批评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分散红军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并提出如需改换朱毛工作，中央需"派得力人来"等。周恩来说：红四军前委批评中央对形势估计悲观"是不十分正确的，因为站在全国来分析不能如此"；同时表示，中央信对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现在是全国长期混战的局面，这于红军的发展有很大的便利；红军应采取集中游击的策略，集中更容易发动群众，分散甚至会被地主武装消灭。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他在会上宣布：常委已决定召集一个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各地红军问题，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并建议征调一部分军事人才派往红四军。

            此时"朱毛分歧"正愈演愈烈。红四军"七大"后６月底，毛泽东便离开了部队。闹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中共中央却因交通阻隔，通信困难，未能及时得知具体情况。直到８月间，中央才收到陈毅关于这方面的报告。原来７月上旬，陈毅奉命赴沪前，将红四军"七大"上的争论问题、会议决议以及毛泽东?穴给林彪?雪、刘安恭的信件和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等情况，写成报告，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来中央，并报告自己即将来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当然是周恩来先看到这些材料。在他的建议下，８月１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举行会议，讨论红四军内部发生分歧一事。周恩来首先介绍了这些文件，他的思考是深刻的。他说：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红四军前委内部发生分歧一事，这是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有大的爆发，他们的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他们的大会对每个问题都有简单的回答，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现在红四军的情况不完全清楚，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作整个的回答。目前应去一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力和敌人作斗争，已解决的问题不要再争论，同时要批评他们不应有的消极观念。并提议刘安恭调回中央。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决定：红四军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

           ８月２０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并发出了《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八月指示"）。指示信对红四军七大提出批评，认为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指示信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同时扩大和暂不设红四军军委是正确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使命"；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提出"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政治生命"。还指出，刘安恭应"调来中央"。

             "八月指示"已经初步给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及争论，作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党建军主张，支持朱德、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并对一些主要的错误思想（如"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提出了批评。可惜的是，也因交通问题，这一指示信未能及时送达红四军前委，因而未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但随后却成了周恩来代表中央主持起草"九月来信"的重要基础。

　　

委托陈毅起草"九月来信"

　　

            大约７月中旬，陈毅从闽西出发，经上杭、龙岩到厦门，然后绕道香港转乘英国轮船，于８月下旬始抵上海。

             陈毅先和李立三接上头，向他作了大致的报告。李立三向中央政治局扼要汇报了与陈毅谈话的内容。根据周恩来的建议，８月２９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德、毛泽东之间争论的详细汇报。陈毅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忠实的汇报，并特别说明：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后，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然后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此后，周恩来一面主持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一面与李立三经常抽空到陈毅的秘密住处来开会。陈毅在向中央作了口头详细汇报后，一面参加中央军事会议，一面日夜加班赶写出了五个书面材料，即：《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工农运动及党的发展的情况报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这样，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就加深了对红四军情况的全面了解、加深了对毛泽东所创立的党的建设和红军建设的原则制度的认识，这促使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他多次找陈毅交谈，耐心而详细地阐明他对红四军及朱、毛争论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最后，他代表中央郑重地委托陈毅根据他们三人委员会和这次中央军事会议的讨论精神，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导致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因此军阀混战必将继续发展。而中国红军存在于这种形势下和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加上中国地势辽阔的条件，必将能坚持和发展。周恩来并由此提出一个对中国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关于朱、毛争论的有关问题，"九月来信"中专门提出了批评和明确的处理意见。

            第一，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朱、毛分歧问题的不当之处提出了四点批评：１?熏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力主要应是在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能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倾向，前委自己应对这个错误负责；２?熏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使同志不能得着一个政治指导来判别谁是谁非；３?熏前委扩大会议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领导，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４?熏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第二，对朱德、毛泽东二人都作了恰当的批评，指出：朱、毛两同志在工作方法上都有错误，如两同志常常采取对立的方式去互相争论，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不公正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的严重错误。

             第三，提出了对上述错误纠正的方法，主要是要求前委立即主动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１．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２．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３．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４．朱、毛两同志在经过前委会议诚意接受指示后，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抗战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与朱德

嘱咐陈毅：把毛泽东请回来　

           "九月来信"起草完毕后，交周恩来审阅。他看后认为：中央的和他的意思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对陈毅说：很好，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字也不改。９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同意交由陈毅带回红四军。在和陈毅面谈中，周恩来又谆谆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周恩来进一步叮咛：红四军内部要加强团结，大敌当前，内部不团结，就有被敌人打败的危险；红四军全体同志要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团结一致，努力向敌人作斗争。

            周恩来在解决"朱、毛分歧"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了他的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修养。他在处理"朱、毛分歧"时，不是改组，也不是改换领导人，而是一再强调要加强前委的领导，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威信；同时，对毛泽东、朱德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错误也作了恰当的批评。一场眼看不好收拾的分歧（红四军党的"八大"也未开好，红四军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遭受损失，红四军究竟如何发展正处在彷徨中等），被周恩来"妙手"克服了。

            朱德听了陈毅的传达和看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也受到很大感染。原来在红四军出击闽中不利、回师闽西，于９月间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时，朱德就已经感到红四军的工作不能离开毛泽东，同意和支持许多支部的同志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但那时朱德还不能承认自已有错误，同时毛泽东又拒绝回来，事情没有结果。这次见到中央来信，朱德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他和陈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正式表达了他的诚意。

            特别是毛泽东，综观他的一生，在党内分歧中少有服人的事实。而这一次，他完全服了周恩来。"九月来信"，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对问题的处理，使毛泽东佩服而感动。他在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顿时消释了前嫌，于１１月２６日，心情舒畅地从蛟洋坐担架到达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泽东一病数月，此时尚未全好，见了朱德和陈毅，老战友重新见面，十分高兴。他向朱德和陈毅表示：诚恳接受中央批评，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并特地向朱、陈歉意地说明：红四军"八大"时身体不好，情绪欠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朱德、陈毅也都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承认过去做法上的错误。１１月２８日，毛泽东提笔给中央写报告，欣然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不仅如此，毛、朱、陈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及时举行了红四军党的"九大"，作出了"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在他亲笔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古田会议"站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之上"，"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这个决议，不仅澄清了红四军党内的思想，统一了红四军党内的认识，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又成了全党和全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保证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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