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为何热衷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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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为何热衷文字狱？

        天罡     2023-05-21 08:58      黑龙江
         今天我们可以在一些词典中看到关于“文字狱”的定义：“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而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于“文字狱”词条的定义则为“清朝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该词条释义可能也是源自于清初大兴“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尤为恶劣，而做的特定的释解。

          春秋战国时期文人言论的空间较为宽松，故几乎没有什么文祸。尔后，秦始皇当政，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直到清末，近三千年，文祸不断。文字狱”久已有之，且在历朝历代屡见不鲜。《汉书》中记载有司马迁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最终被宣帝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腰斩重刑。


          唐宋是中国文化发展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文祸的案子相对少些，处理也轻些，杀人较少。这与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相关。唐宋时期，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高峰，这也就造成了唐宋帝王的德政，仁厚、宽容，文化氛围比较宽松。尽管文人不大听话，时不时地冒犯君威，但杀头的不多，大多数也就贬谪放逐罢了。武则天看了骆宾王写的《讨武曌檄》，虽被骂得体无完肤，也只付之一笑，还夸其有宰相之才。

         宋以后，明清两朝，中央集权恶性发展，对文人控制严密，稍有冒犯，就构成大案，成群杀戮。文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帝王的手中，完全受帝王的素质、性格、心情等因素的影响。

         ”为凸显皇权威严，中国古代王朝的官方文书起草出现了避讳制度，唐开元颁行《公式令》中规定：“诸写经史群书及撰录旧事，其文有犯国讳者，皆为字不成。”《唐律疏议》中进而对此入刑：“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          到了明代，更进一步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太祖朱元璋因其出身，则十分忌讳诸如“光”“秃”“僧”等字眼，甚至于对读音相近的字亦十分反感，据《闲中今古录》中记载，杭州学者徐一夔在贺表中因为出现了“光”和“则”字，朱元璋认为其是讽刺自己做过和尚当过“贼”，将其一杀泄愤。僧人一初作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罗网一日遍东西”“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为自己惹来祸端，被认为抨击太祖刑罚太过严苛而被处斩。

        朱元璋也对善于舞文弄墨的儒士高度警惕，在他看来，文人性格轻佻，诡计多端，尤其“善于讥讽”，朱元璋时刻警醒，以免挨了骂还以为被赞美了。他总是带着最严苛的猜疑眼光，想从文人的文字后面找到诽谤皇权的把柄。因此，朱元璋文字狱的“精髓”，主要在于以下八个字：捕风捉影，望文生义。

         通过这一指导方针，朱元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无中生有的文字冤案，也由于出身低贱，朱元璋极度自卑，总是担心文人在言辞中对自己“肆行诽谤，欺君罔上”。在他的“法眼”中，也真的发现了很多“应合回避凶恶字样”，也从中“发现”了不少“逆谋”，大批文人因此惨遭灭门和处决之祸。

        比如，曾任杭州府教授的江南大儒徐一蘷循例上贺表，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这本是再平常不过的谀颂之词，但在朱元璋看来，却是十恶不赦的诽谤恶言，朱元璋如此批示：生者，僧也，以我当为僧人也；光，财发也；则字音近贼也。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辞，其结果自然是“遂斩之”。

          新淦（今江西新干县）诗人邓伯言经宋濂推荐入京应试，廷试《钟山晓寒》诗内有“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之联，朱元璋特别欣赏，他取过诗稿当廷吟诵，不自觉地手拍御案砰砰作响。跪在阶下候旨的邓伯言误以为皇上被这两句诗所激怒，吓得晕死过去，被人扶出东华门外才苏醒过来。虽有旨授翰林官，但他已成惊弓之鸟，无心食禄，以老病辞官还山。

           谈及“文字狱”，至清王朝算是“鼎盛”时期，清军入关后为巩固政权统治，尽力去除前朝遗风，实行了大规模的民族高压政策，全面销毁、删改对其王朝统治不利的书籍，对任何反抗统治的言行都加以严厉镇压惩处。顺治年间，即有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被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至沈阳。又出现因书籍中序文未书“顺治年号”，而被治罪的毛重倬坊刻制艺序案，并由此产生了言论检查官一职，专司文人言论出版审查事务。在康熙、雍正当朝时期，所兴“文字狱”次数各为二十余次，到乾隆朝则翻至一百三十余次，足见统治者钳制禁锢人民思想的极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监生徐怀祖为纪念先人业绩，刊刻《一柱楼诗集》，后被仇家蔡嘉树检举其中文字有辱骂清廷之嫌，于是酿成大祸，牵连甚广，乾隆帝示下：“《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致怀祖已逝多年的先人被开棺枭首示众，其孙虽已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被判处斩。连其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因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被认为是影射嘲笑清王朝剃发之制，最终以大逆罪处死。

          最有名的一首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写这首诗的文人叫徐骏，雍正八年，徐骏便被人告发有“谋反之心”。雍正皇帝听闻后，也认为这诗确实就是对朝廷的“大不敬之言”。于是，倒霉的徐骏便被朝廷处以“斩立决”。这个案有一个很恐怖的细节，徐骏当时只是在自己家中吟唱，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诗轻易泄露出去。那么问题来了，是谁把他的这首诗捅给朝廷的？或者说，当时清朝是在以什么严密的手段一直监视着这些文人的？真的细思极恐。

          在清圣祖康熙时期，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文字狱。

         一次是康熙幼冲时期的朱国祯遗书案，湖州富户庄允诚刊印朱国祯的《明书大事记》、《大政记》、《大训记》及未完成的《明书》一部，这些书中直呼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讳，且奉和清作战的南明为正统。此时清朝的实际掌权者是飞扬跋扈的鳌拜，为了立威，他从重从严的处理了此案，将庄允诚满门抄斩，妻女发配黑龙江为奴。整个案件中，共有220人被处决，堪称清朝杀人最多的一次文字狱。


          第二次是康熙亲自执政后发生的戴名世案。和朱国祯的遗作一样，戴名世也在自己的著作《南山集》中尊奉南明为正统，甚至直斥顺治为“僭越”。在刑部审判后，建议康熙诛杀300余人。但康熙慎之又慎，最后仅将戴名世处斩（刑部原拟凌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

           这中间也有一些良善的官员抱有同情心对待涉事文人。南京溧水知县袁枚曾处理过一件较为棘手的文字诉讼案件：易振公去世后，其子请程木生写一篇讣文，以示哀悼，程木生生性迂腐且喜咬文嚼字，讣文中对易振公极尽夸赞之词，其中为凸显易振公善举，特别强调荒年时，易振公曾赦免了困难佃户的地租。“赦免”一词在封建专制社会中为皇帝谕旨专用，程木生因此惹来祸端，宿怨仇家孙幼之借题发挥，将程、易两家告至官府。袁枚经手此案，认为虽“词涉悖逆”，应不属故意狂逆，袁枚客观分析，依法引律，以程木生“引书失检，妄用赦字，虽有僭越行为，别无悖逆之迹。势不能以一字之失检，而查抄家族，株累多人，以快冤家倾陷之私意。此风一开，人人自危，更非朝廷奖恤士类之至意。”又因律法中没有针对“僭越”设治罪条文，只有“违禁”的刑罚规定，故比照“违禁”罚规，给程木生打屁股一百板、服劳役三年的刑罚；易振公的儿子年幼无知，从宽训诫释放；印刷讣文的雕版予以销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字狱如何定罪？一般是定位十恶之二“谋大逆”。早在秦汉时期，谋反、不道、不敬、大逆，大逆不道等罪名已经出现。汉以后，历经变迁，至隋，始正式形成“十恶”。据《唐六典》，北齐“重罪十条”包括：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恶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义，十内乱。隋《开皇律》将“重罪十条”改为“十恶”，删除“四降”，增加“不睦”一条；又在前三条上分别加以“谋”字，为“谋反”、“谋大逆”、“谋叛”；在不敬条上加“大”字，成为“大不敬”。至此，谋大逆始告定型。其后，唐、宋、明、清诸朝法典皆沿袭不改。

            言辞犯罪从一种针对皇帝的个别行为演变成触犯整个社会的犯罪。唐律对于大不敬的处罚强调其是针对皇帝的侵害，而谋大逆则可扩充至对整个皇权及统治秩序的侵害。如此，不仅突出了犯罪的危害性，而且“把个别提炼成一般，把对象锻炼成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罪犯；同时也争取了群众，使忠顺的奴隶觉得这不只是冒犯了皇帝，其实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于是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义愤’，认为确是人人共诛、天下共讨的了。没有这一手，文字狱的意义就要大大降低，只是皇帝与罪人个人之见的纠纷、争论，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才是真正道出了统治者锻造文字狱的真实目的和高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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