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嘉兴的城镇体系与市场层级——以1930年代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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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嘉兴的城镇体系与市场层级——以1930年代为中心

明清以来城镇史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研究对象之重“两头”而略“中间”：首都、商业大都会及近代通商口岸向来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工商业市镇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掀起研究热潮，而对于广大中低级行政治所城市的了解，迄今为止堪称薄弱。另一方面，施坚雅有关中国农村市场结构及城镇体系层级的理论，虽然在国内外影响深远，在具体研究中，围绕其概念方法作宏观论述者固不乏其人，但将施氏提出的研究原则运用到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作微观个案研究者，仍属少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对数量众多的中低级治所缺乏了解，自然也就无法按照施坚雅的方法，将城市和市镇融入“地方体系层级”的整体中来加以讨论。

文献资料的缺乏当然是相关研究进展有限的重要原因，对于近代以前，这可能也是无法突破的一个障碍，但近代史料却更为丰富且具有细节。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嘉兴县为例，尝试对地方城镇体系和市场层级展开微观分析，并对中低级治所城市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展开观察。

一、嘉兴城镇体系的成长

明初嘉兴县隶属嘉兴府，宣德五年分为嘉兴、秀水、嘉善三县，延续至清季不改。民国废府存县，合并嘉兴、秀水两县为嘉兴县。本文所称“嘉兴县”，指民国时期的政区疆域。嘉兴县城明清时期为嘉兴府城，宣德五年之后同时为嘉兴、秀水两附郭县县城，长期为地方行政中心。
明清时期嘉兴、秀水两县市镇体系发展的状况，仅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可说是“缓慢”乃至“停滞”，与同期市镇数量增长迅速的地区如苏州、松江等府形成鲜明对比。据弘治年间的记载，嘉兴县有钟带、朱村、新丰、新行、王店五个市镇，秀水县有陶庄、新城、濮院、王江泾、彰陵五市镇。至晚明，嘉兴县有王店、新丰、钟带、新行四镇，秀水县有王江泾、新城、濮院、陡门四镇。百年间衰落两处，仅兴起一处(陶庄割隶嘉善)。此后直到光绪初年，地方志关于市镇的记载变化极少，光绪《嘉兴府志》的记载比之晚明仅增加了秀水县塘汇一镇。当然，这些市镇的规模与经济影响力之巨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早在晚明时，据载新城、濮院、王江泾三镇的人口规模就分别达到7000～10000户之多。乍一看，似乎近代以前嘉兴的市镇发展模式与苏州、松江等地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然而，这种差别极可能只是文献记载漏略的结果。从光绪末年开始，地方志以及社会经济调查资料记载的市镇数量骤然增多，总计从清末到1930年代初期，嘉兴县(含秀水县)全境曾经列为市镇的地名共有45处。正如包伟民指出的，从光绪府志到民国新志，“三四十年间(嘉兴县)市镇增加近10倍，不可理喻，说明光绪志只是记载了当时的中间市场而已”。实际上，各县仅记载四五处重要市镇，似乎是明清嘉兴、湖州一带地方志编纂者长期遵循的惯例。时间长了，编纂者自己也产生错觉，如光绪《嘉兴县志》的编者认为：“案嘉兴县市镇……司志以《大清一统志》所载四镇列于篇。百余年来，民物丰阜，余贤埭、石佛寺、凤喈桥、竹林庙、曹王庙、兴禅寺、庄丝里、吕家埭各有市。咸丰间避乱侨寓，曹庄、徐婆寺、幽港大桥各有小市。”似乎当地市镇由4处发展到15处仅仅是嘉庆以后“百余年来”的事情。事实上，嘉庆县志已坦承：“自明初至国朝，四百余年间，民物滋丰，工商辐辏，即如新行则市而为镇矣。今以《大清一统志》所载之四镇列于篇。”由此可知，编纂者明知“四百余年间”当地市镇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已有很大发展，但仍满足于抄录旧文献。

从零星的文献记载中，不难发现一些市镇在光绪以前早已兴起的迹象，如竹林庙市，虽然到1930年代很可能已经衰废，在晚明却已是商业聚落：“环庙而居者无虑数千百家，桑麻烟火实殷轸焉。庙既当都邑聚落之交，游人士女商贾行旅经是者必憩息其下……”同时期的曹王庙也有“郡之士女，岁时祝拜，数不可记”的盛况，可能至少已是一个季节性的庙会市场。

《嘉兴新志》关于一些中小市镇历史沿革的简要记载如下：

三店镇：其地始于明代开辟。

马厍汇：至清乾嘉间，抅大厦于汇上，居民四附，生齿渐繁。然当时市集，犹在镇北半里许之东张兜。洪杨乱后，镇始有店，浸成市集……

南汇：向住鱼虾小集，明末清初时始行开辟，近年新筑廛屋不少……

陶泾：清同光间始有店肆，逐渐增多，遂成市集。

塘汇：旧名涨沙村，元隐士盛子樵避乱居是……一时相就者十余家，其后编氓相望，市廛鳞次，成为巨镇。洪杨之乱，粤匪据城，以此为买卖场所……

新社：镇之原始或即(兴善寺)山门附近所设香烛店数家。洪杨以后，市廛渐多，近年进步益速，俨为一小市集。

凤喈桥：宋赵子固及明孝廉巢鸣盛居此，道光以来，教育渐兴。

这些记载当然是相当零星而含糊的，但仍足以说明：嘉兴地区市镇体系的发展过程，与早经揭示清楚的苏州、松江等地相似，都是明代初期甚至早至宋代以来地方市场和商业网络长期扩展的结果。在这一长期历史进程中，当地市镇数量逐步增加，层级体系渐趋完整，至民国时代，以传统社会经济背景而论，已臻于成熟。

二、城镇人口与商业规模

在分析19世纪中国城镇的经济层级时，施坚雅最为重视的三方面指标是邮政地位、商业和税收规模、“增值商品和服务项目”。所谓“增值商品和服务”，可据克里斯塔勒的表述加以解释：较高级的中心地提供较高级的中心商品和服务，较低级的中心地只能提供较低级的中心商品和服务。这里的“商品和服务”不仅是经济性的，“还应包括非经济性的、文化、卫生以及政治方面的”。广义地说，邮政也属于“较高级的服务”之一种，可与其他“增值项目”一并考察。本节首先考察人口及工商业规模。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要弄清楚特定城镇人口的确切数字也绝非易事。陈晓燕对近代嘉兴的城镇人口做过简单估算，其结论是：20世纪30年代嘉兴人口数超过1500的市镇达到15个，可视为中间市镇层级，其中新塍、王店、新丰、濮院镇区人口超过5000，可视为“特大市镇”。总计市镇人口与县城人口，嘉兴的城市化比率可达到28.2％，除去规模较小的基层市镇人口，也可达到24.4％。陈氏主要依赖《嘉兴新志》及《中国经济志》提供的有关城镇商店数量的数据，按照26∶1的“人口—商店比”推算，其可靠性需要进一步检验。有关嘉兴城镇的人口、商业数据的若干记载见表1：

表1显示，城镇人口与商店数量之间并不具有规则的比例性，陈晓燕26∶1的推算标准缺乏依据。按照这一标准计算，表中凤喈桥、新丰、新塍等地的人口都被夸大了约一倍。《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记载的吴兴、平湖等县市镇人口和商店的数量，其比例关系同样不具有陈晓燕所寻求的趋同性。当然，陈关于嘉兴城市化比例的估计，及据此对饶济凡、施坚雅估计过低的城市人口比例所作批评，仍有其合理性。根据《中国经济志》嘉兴“职业人口”的记载，民国20年该县党、政、警、军、工、商占全部职业人口的21.4％，其中绝大多数是工商业人口。

相对而言，有关嘉兴市镇的商店数及其营业规模，《中国经济志》的记载颇为完整，整理成表2、表3：

表中数据清楚地显示出嘉兴县城商业在全县的中心地位。县城商店数量占全县近三成，“年均营业额”(未必是认真调查的结果，但当能反映大致情况)更占全县总额的一半以上。而且，东栅口、南堰和塘汇三市镇密迩县城，与其说是独立的市镇，不如说是县城商业的延伸，《中国实业志》即另称三地为“附郭市集”，《嘉兴新志》也将南堰列入县城“市街”。将三镇与县城视为一体，作为全县商业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

根据施坚雅的数字，1893年中国各区域“核心地带”城镇的平均人口：基层市镇为210人，中间市镇为690人，中心市镇为2330人，地方城市为7800人，较大城市为25500人。嘉兴位于长江下游核心地带，在分析其地较晚时期的市场体系时，将上述数字用作人口下限也许是合适的。据表1的数字，嘉兴县城已达到较大城市规模，王店、新塍达到地方城市规模，新丰达到中心市镇规模，而南堰、凤喈桥、余贤埭三市都是繁盛的中间市镇。

表2根据商店数量对市镇作了进一步的层级划分。施坚雅对其划分标准只有部分说明：核心地带的地方城市，有280～900个商户，较大城市有900～2700个商户。同样的，适用于1930年代嘉兴的分级标准应比施氏的标准提高。在这里，当一个“市镇”拥有的店铺数不及15家时，其经济地位被视为初步或低度发展的“村市”，类似于施坚雅在四川观察到的“幺店”；基层市镇拥有15～50家店铺，中间市镇拥有50～150家店铺，中心市镇拥有150～450家店铺，地方城市拥有450～1200家店铺，较大城市的商业容量超过1200家。这样的划分标准也许有随意之嫌，从营业额数据来看，表3的列举也显示，即使将近城的南堰除外，中间市镇的差异性仍显得太大，而平均而言，中间市镇与中心市镇之间的差异却并非足够显著。无疑地，依据任何一个单一指标都不足以对城镇层级作出整齐的划分，最终结论尚依赖于对“增值商品和服务项目”的认真检验。

三、中心商品与中心服务的层级

有关“增值商品和服务项目”，一方面，“高级中心地供应较为专门化的商品，因而有着更为广阔的最大腹地”，这些专门化的商品也只有在较高级的中心地才能买到；另一方面，当地产品和外来消费品通过整个市场体系的集散功能来输入输出，因此，越是高级的中心地，与这些集散功能有关的批发、堆栈、运输、中介、金融机构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嘉兴新志》的不完全记载，为分析嘉兴城镇的“增值商品和服务项目”提供了可能。从这些记载中看，“村市”的商业大体上局限于最简单的日常消费，其中在近代江南乡村迅速发展的茶馆非常引人注目，在蚕桑区，多有近代缫丝厂收购蚕茧的网点，如十八里桥：小店6家，茶馆3，肉店、药店、杂货各1；九里汇：茶馆7家，酒店2家，杂货3家，永昌、共和二茧厂于此收买蚕茧。

基层市镇除了日用消费品商业的规模较村市扩张、种类增多之外，南货、京杂货、腌腊、茶叶等商店的出现意味着外地商品的进入。同时，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作坊和服务业如理发、竹木作、铁店、棺材、染坊、豆腐店普遍出现，使得这些市镇与村市比较起来，市场中心功能趋于完善。如马厍汇：商店35家，计茶店(当为茶馆)7，南货店4，药材店、京杂货店各3，鲜肉店、酒店、豆腐店、竹匠店、理发店各2，染坊、木作、茶叶店、铁店、馄饨店、米店、石灰行、面店各1，茧厂1所；栖凰埭：商店34家，茶馆7，酒店5，南货4，姜行4，理发、鱼行、药材、豆腐各2，米行、棺材、茶叶、腌肉、染店、小木作各1。

中间市镇以上，情况更加复杂。表4列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增值商品和服务”(从未或极少出现在基层市镇)，大体显示出中心商品或服务的层级特点。例如，典当业普遍分布在中间市镇(表中未列入的王江泾和南汇也有“代步当”)，此外洋广货、服装业、米行、糖食店也是中间市镇普遍拥有的商业类型，纱布庄、牲畜行、酱园、水果店的分布也较广；绸布庄、煤炭、点心店看来是典型的中心市镇商业，如果将东栅口、塘汇视为县城的商业附郭而非独立的中间市镇，则首饰、堆栈、铜锡作、纸、伞、砖瓦石灰、酒行等业也是如此；牙医、照相、磁器窑货等业看来只在新塍这一级别的商业中心出现；钱庄和旅馆业大概也只在一些最重要的中心市镇及以上级别的中心地中存在，银行则只有县城才有。大体而言，表4的资料与表2的层级划分仍能契合，但由于《嘉兴新志》记载钟埭的商店规模达到268家，因此表4钟埭的“增值商品和服务项目”类型近于中心市镇。相反，新丰的商业类型近于中间市镇。此外，濮院镇地跨嘉兴、桐乡两县，嘉兴方面的记载显然不全面。众所周知，该镇是著名的绸业市镇，虽然近代以后绸业衰败，但从其地1920年代后期拥有钱庄、旅馆来看，至少仍具有中心市镇的地位。

      

同类商品经营规模的差异是中心地集散功能的另一方面反映。就表中各市镇普遍拥有的上述行业来说，县城的典当业数量最多。由于县城的资料不全，服装、米行、酱园、水果等业均以新塍镇为最多，糖食店则由新塍和王店平分秋色。就江南市镇最为常见的茶馆业而言，新塍多达80家，王店为65家，新篁35家，钟埭26家，濮院15家，东栅口10家，塘汇9家，体现出较为清楚的层级性。而且，越是高级中心地，以“行”、“号”命名的商业机构数量越多，这些“行”、“号”自身的经营规模固然较大，更重要的是，它们中的相当部分充当着本镇及周边低级中心地小商店的上级供应商。如新塍镇有米行20家，同时有小米店7家，新篁镇有猪羊行2家，同时有猪肉店5家、羊肉店1家，东栅口有糖粞行1家，同时有糖食店3家。因为“一个中间集镇的作用不仅是这个较大的中间市场体系的中心，而且也是一个较小的基层市场体系的中心”(对更高级的中心地而言同样适用)，新塍米业的结构也许说明：米行对应的乃是较高级的中心地职能，其规模和数量较大，小米店对应着较低级(中间或基层市镇)的中心地职能，因此其规模和数量较小。

1930年代，嘉兴的现代机器工业已有一定发展，其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各市场中心的层级地位：县城及南堰、塘汇、东栅等近城市镇成为缫丝厂、棉布染织厂、造纸厂、烛皂厂、纽扣厂、干电池厂的集聚地，发电厂和机器碾米业普遍存在于县城和一些主要市镇，县城和王店还有十家袜厂。当然，机器工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嘉兴的传统工业布局，如缫丝、棉纺织等原来分散在农村的手工业日益被集中在城镇尤其是县城，被机器工业取代。传统手工产品的生产趋于衰落，如丝织业原以王江泾、濮院、县城为主要中心，王江泾一带仅剩机户千余家，著名的濮绸只剩300台织机，县城“兴纱”更仅剩下6家，织机13台。王店、新篁为棉纺织业中心，存有“小布厂”9家，多数为传统的放料式的账房组织。县城还有铁厂3家、铜锡器作坊3家，后者尚有一定的生产规模。新篁、新塍、钟埭共有4家硝皮坊。

机器碾米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由分散在乡村转而集中到城市和市镇。反映了近代化进程中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化，但据李伯重研究，明清时代江南的碾米业已经“以大城市的近郊和交通要道上的城镇为最集中”，而且专业化的碾米业早有一个日益向城镇集中的趋势。因此，机器碾米业的分布及其规模也许仍能反映传统粮食加工业的地域分布状况，1930年代嘉兴的机器碾米业，分散于各主要市镇，尤以县城和近城各市镇以及新塍为中心：

表6为1933年嘉兴境内的邮政机构及其业务类型：

      

邮政代办所以下，城区邮柜有11处，包括南堰、东栅口、塘汇三地，村镇邮柜15处：兴善寺、徐婆寺、大桥、石佛寺、曹庄、陶家笕、十八里桥、庄史、栖凰埭、马厍汇、双桥、栖真寺、上睦港、七星桥、池湾。因此，多数基层市镇及少数村市设有邮政设施。而中间市镇中，除了东栅口、塘汇、南堰附城，栖真寺、徐婆寺、(幽港)大桥仅设邮柜以外，其余均设邮政代办所。从业务种类上看，县城邮局最为复杂，三个三等局中，濮院、王店比新塍更为复杂，代办所的业务存在两个等级，新丰和王江泾的地位高于其他诸所。这再度印证濮院应具有比表2和表3所示更高的市场地位。而且，在丝织业衰败之前，其商业规模和层级甚至可能高于新塍及王店，因此也具有较高的邮政等级。至1930年代尽管其商业规模很可能已不及新塍和王店，邮政业务的级别却未及时调整，王江泾的情形与之或亦类似。

基层行政的驻地大体上都是较高级的经济中心地。1930年代嘉兴县第一至第七区区公所的驻地分别为县城、塘汇、王江泾、新塍、王店、余贤埭、新丰，除了余贤埭和塘汇，其余地方的经济层级均在中心市镇以上。公安分局多数设置在区公所驻地，但第七区设在新篁。1936年，第六区公安分局与“乡镇联合办事处”已由余贤埭迁入凤喈桥，余贤埭仅保留区公所，在当地人看来，凤喈桥遂成“本区的政治中心地”。此外，濮院由桐乡县分驻有区公所及警察分所，桐乡县统捐局亦设于此，桐乡县城反而仅设统捐分局。

文教、卫生、民间团体等资料的完整性存疑，但大体上仍与各中心地的经济层级吻合。如全县图书馆2座：县图书馆位于县城，区立通俗图书馆位于新塍。县城有西式医院5座，其余记录有西式医院开办的市镇仅塘汇、新塍、新篁，规模均极小。县商会自晚清成立以来即设于嘉兴府城，1930年代设有镇商会的市镇一说1处，一说3处，但新塍镇商会设置较早则无疑问。此外全县有同业公会34个，多数应在县城。

四、嘉兴的市场层级及其区域网络

关于“增值商品和服务项目”的检讨，虽然显示了地方城镇职能的复杂性，但总体而言，与表2、表3根据商业规模所作层级划分仍能契合。主要的差异在于：1.钟埭镇的商业类型较为复杂，也许可以定位为中心市镇，但其商业以外的中心地职能却近于中间市镇；2.嘉兴方面关于濮院的记载有较大缺漏，1930年代濮院镇至少具有中心市镇的地位。

据《中国实业志》，1930年代浙江省“主要都市有三：一为杭州，二为宁波，三为永嘉，嘉兴、吴兴、绍兴、兰溪则居其次”。全省可划分为四大经济区：1.杭州经济区；2.宁波经济区；3.永嘉经济区；4.嘉湖经济区，又分为嘉兴和吴兴两个子区域。显然，嘉湖经济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具有单一的高级中心地，嘉兴、吴兴两县城具有大体平行的中心地功能，或可称之为“复式中心地”。对此施坚雅并没有作过讨论，但克里斯塔勒曾指出，“中心职能常常由两个在一起的中心地所分享。……它们往往有共同的补充区域，因而可以称之为姊妹城市。”至少对较高等级的中心地来说，这造成“其中心重要性在两个相邻中心地分解，意味着其整体重要性的降低”。也就是说，尽管同属“省级”中心城市，嘉兴、吴兴的中心重要性却不及宁波、永嘉。这从《’中国实业志》所载宁波、永嘉等地人口、工商业规模的数据也可得到充分证明。根据这些数据，并参考表2的商业层级，杭州当定位为地区都会，宁波与永嘉为地区城市。

图1对以嘉兴为中心的城镇市场层级作了尝试性描绘，县城及其三个“附郭市集”在这里被理解为另一类型的“复式中心地”：县城主要承担中心市镇以上的功能，三个附郭市集则主要承担中间市场及基层市场功能。这当然不能绝对化，毕竟作为重要“高级”中心职能的机器工业，主要还是分布在南堰、东栅口以及连接县城与东栅口的甪里街。

      

图1 嘉兴的城镇体系与市场层级

类似的“复式中心地”还出现在以下几处，由于这些“姊妹”中心地的层级相对较低，它们的地理距离更为接近：

1.油车港—天凝庄：油车港在表3中被定位为中间市镇，镇东与嘉善县天凝庄镇几乎紧靠在一起。据嘉善地方文献的记载，抗战前夕，天凝庄镇有戏院1座，医院、诊所4家，典当、客栈、米行、槽坊、作坊等各类商店160余家，具有中心市镇规模。

2.池湾—栖真寺：两市地理上相距仅1公里，民国时期的记载称，池湾“从前市面”“较栖真寺为盛，今则相埒”，而栖真寺又名西市，可能即相对于在东的池湾而言。1930年代，两市共有104家商店，年营业额约12.3万元，与余贤埭等级相近。

3.凤喈桥—石佛寺：两市镇相去数里，凤喈桥镇规模比石佛寺大得多，二者关系类似于县城与近城三镇。

作为一个较大城市，嘉兴县城的最大市场腹地边界在图1中并未绘出，但标注了其辐射范围内的四个地方城市。除了新塍以外，吴江县盛泽镇从晚明以来就是太湖流域最重要的丝织业和丝绸贸易中心之一，1934年全镇人口计有5490户，25796口，商店数达1136家。作为全镇商业中枢的丝绸，据称清末民初有丝行百余家，1920年代初有绸行69家，绸领投185家。抗战前重要商业还有绸布店11家，五金电料店5家，钟表店2家，西药店12家，煤炭店20家，1920年代有旅舍11家，自民国初年起陆续有4家照相馆开业。无论从人口、商业规模，还是“增值商品和服务项目”来看，都较新塍繁盛，仅略亚于嘉兴县城。

嘉善县城魏塘镇发展较早，历明清两代均为商业中心。民国26年全镇39保，389甲，即接近4000户人口规模。嘉善县另一市场中心为西塘镇，民国时有“商业以西塘为最大，县城次之”的说法，但据地方志记载，解放前夕，魏塘镇商业有83业，大小1139家，而西塘镇仅有商店470余家，手工作坊170多家。魏塘镇还是全县金融中心，1930年代初有钱庄8家。考虑到沪杭铁路通车对西塘的不利影响，“商业以西塘为最大”的说法也许反映了近代以前的商业层级，而民国时期的嘉善商业当以县城为中心。

1930年代平湖县城在全县经济体系中居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城区人口约3000户，近2万人，各业大小商店1023家，营业额679.5万元。另据记载，开业于平湖的钱庄多达14家，其中尚有1家投资于嘉善设立分庄。平湖县境内3个较大的市镇：乍浦、新埭、新仓，均为商业规模接近新丰、新篁、钟埭的中心市镇，这6个市镇与平湖县城组成了一个标准的地方城市市场体系。

图1所示以嘉兴县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当然与克里斯塔勒及施坚雅的理想模型差异甚大。市场腹地边界的不规则是可以预见的，尽管位于平原地区，中心地的地理分布即使在粗略意义上也绝不均匀，且层级缺失的现象突出。人口密度的差异可以给出部分解释，根据表7的测算，县城所在的第一区人口密度最高，北部王江泾、塘汇所在的两区次之，而东南部、西南部、西部的各区人口密度相对均匀。也许正因此，北部中心地相对密集，且两个中心市镇和两个中间市镇相去均不远，与地方城市盛泽的距离也很近。

   

然而，新丰、余贤埭与新塍、王店地区的差异却与人口密度无关。县城、新塍、王店之间，市场分布稀疏，仅有濮院一个中心市镇及另外三个规模较小的基层市镇(陶家笕、泰石桥和蚂蝗塘桥)，以及几个村市(九里汇和未在图中绘出的陡门、莫家笕)，没有任何中间市镇。但县城、新塍和王店却是全县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三个商业中心，濮院的实际经济规模也可能相当可观，它们还是全县仅有的四个邮局(非代办所)所在地。与之相比，东南部的市场体系是比较接近标准模型的，这一带的市镇分布密集，层次分明，但中心市镇的规模却都不太大。

人口密度最高的县城附近，中心地的分布也颇为稀疏。因此，以嘉兴为中心的中间市场圈显著地大于以凤喈桥—石佛寺及新丰为中心的中间市场圈，县城周边的基层市镇和村市与县城的距离，显著地大于凤喈桥、新丰与周边基层市镇和村市之间的距离。而根据施坚雅的假设，我们本应期待看到“各级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是核心地区小于边缘地区”，“从核心向边缘移动，贸易体系的平均面积就逐渐扩大”。

这些情况似乎显示，高级市场中心的发展对低级市场中心具有某种抑制作用。图1中，按照标准理论，在县城和新塍、濮院，以及县城和濮院、王店这两个三角地带中部，本应出现两个中间市镇，以及与之形成中间市场圈的9～10个基层市镇，都未能发展起来。因此图中以嘉兴为中心的中间市场体系和中心市场体系，其边界只能粗略地从陶家笕和蚂蝗塘桥划过，它们所在位置，正是标准理论所预言的中间市镇的位置。施坚雅也曾指出，在长江下游地区，高运输效率(促使市场体系面积扩大)可以抵消高需求密度(促使市场体系面积缩小)的影响，因此中心地密度及市场圈面积确实未必与所处中心或边缘的地理位置相关。但克里斯塔勒讨论过的另一种可能性也许更具有说服力，即“较高一级的中心地可以直接从较低级的中心地将消费者争取过去”。也就是说，高级中心地(如地方城市)在其低级市场功能(中心、中间乃至基层市场)的辐射范围方面，比低级中心地更广、更强。因此，“距离其相邻中心地较远的中心地具有较大的意义或重要性”，“较大城镇范围内极少有较低级中心地”。

这样一种现象或可称为高级中心地的“抑制效应”(就周边低级中心地而言)，或“集聚效应”(就高级中心地本身的发展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它与前述“复式中心地”的影响机制恰恰相反，后者体现的乃是中心职能的分散。例如，新丰、新篁两镇，凤喈桥、余贤埭两镇多少都具有“复式中心地”的性质，而嘉兴、新塍、王店三镇对周边低级中心地的“抑制效应”则最为典型。但是这种解释并不是在任何区域内都那样清晰，如北部王江泾一带的中心地分布，既可解释为“复式中心地”(就各镇地理距离的接近及相对较小的规模而言)，也可以解释为高级中心地的“集聚效应”(就周边基层市镇的稀疏分布而言)，解释的角度对于理解这一区域中心地的发展及城镇化的模式而言，无疑是重要的。如何阐明这两类经济地理机制，及其在传统中国城镇体系层级理论中的地位，仍需更多个案的研究。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