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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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始末

1966年5月，清华附中学生也围绕《海瑞罢官》问题展开讨论，高中生卜大华所在班的班长向校方寫了一份思想汇报，卜大华与另一位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的大讨论。学校领导对他們这种无限上纲的作法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校方意见，并当心1957年反右派的教训。然而, 卜大华等同学坚持己见，与校方发生争执，矛盾越演越烈，他们深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会得到中央的支持。

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很快发展为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学校的政治课、墙报都逐渐换上了这些“大批判”。高二学生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张承志，在批判《三家村》的时候，就和同组的一个同学写了一份大字报，署名是“红卫兵”，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衛兵”。这个名称令卜大华觉得“十分贴切”，他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在确定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大多数人赞同“紅卫兵”。5月29日由此被视为“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

据清华附中当时的工作组長回忆，这是红卫兵们从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上一篇并不太引人注意的短文《汉弗莱的哀叹》中，找到了一段黑体字，即毛主席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誕辰60周年大会上的一段讲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8月1日，毛泽东给他们回信，认为他们的大字报写得对，“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红卫兵”即成为最有光彩的称号，名目繁多的组织纷纷放弃原来的名称，统统归之于“红卫兵” 這个名称。

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骆小海、宋伯林、韩平是最先见到毛泽东的。当毛泽东坐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时候，他们走近毛泽東大声地说：“毛主席好！”北京四中学生孔丹、李克津等人在和毛主席握手时，激動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林彪在讲话中对红卫兵们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

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什么这些十余岁的中学生们可以让“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进而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名义的红五类，实际上是红三类，工人农民子弟在早期红卫兵里的数量是少之又少。红卫兵的头头则是清一色的革军革干子弟，其中不乏父母在北京城里也堪称高级干部的高干子弟。对于老红衛兵来说，高贵的“红色貴族”血统使他们有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有了当年他们的前辈斗地主、资本家时的革命干劲；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把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及子女作为革命对象。

1962年起，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毛泽东越来越多地谈论阶级斗争。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阶级斗争”，继而开始了社教和四清运动。我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64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可以说‘阶级斗争’的观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们的头脑。

无产阶级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权势毛泽东撑腰，当然要把一切非他们意的“子弟”，思想、行为都打翻在地。这种以改革为目标的行动其实搞了才几天，抄家游行就开始了。毫无疑义，这些“战果”是红卫兵在中央文革鼓动下对人民的非法掠夺。“破四旧”当时在红卫兵心里是建立一个纯清社会的努力, 而非法掠夺却使红卫兵的面目开始变得狰狞起来。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斗争了学校的5位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成群的学生涌来,聚集在台下。红卫兵们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一路上乱棍如雨。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但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

8月25日，三十一所中学红卫兵头头在北师大女附中召开会议，成立了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成为了第一个跨单位的社会性红卫兵组织。本来老红卫兵是动乱之根源，让老红卫兵去稳定社会秩序，不啻于让狼去看护羊群。这些老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把矛头指向了“黑五类”及普通干部、群众，不断制造流血事件。据1966年9月5日的中央文革《简报》中“红卫兵战果累累”一文披露，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当红卫兵在做着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事的时候, 首都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立了。鉴于许多群众组织采用了红卫兵三个字作为他们组织名称的一个部分，原先的红卫兵把自己称为老红卫兵。这时所谓江河日下, 他们再没有能力组织大型集会，标语、传单贴了出去也没有任何反响。

这时候, 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时有所见, 甚至批评林彪、毛泽东的大字报和讲话也出现了，贴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些老红卫兵并不是要造“走资派”的反，反而成为了“走资派”（他们的父母）的工具。进入1967年，上面的态度发生了逆转，1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联动”定为反动组织，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联动也从此结束了活动。

“联动”结束活动不久，无论是“奉旨造反”、“越旨造反”还是“趁机造反”，各种派别的红卫兵们一律被镇压清算，什么反都不能再造了。毛主席一挥手，不论是失势的高干子弟、“黑五类”子弟、还是平民子弟，都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离开了被砸烂的校园，远远地去了“广阔天地”。

以高干子女为中坚力量的“老红卫兵”，沿着“红卫兵”→“三纠”（西纠、东纠、海淀纠察队）→“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轨迹发展和消亡，其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表演和造势的时间不过半年。但由于他们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真正发起者，受到“最高领袖”的首肯和支持，千千万万学生起来效仿，进而在现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他们，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这恐怕是这批年轻狂热的中学生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正如卜大华所说——“我决想不到这三个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那样复杂纷纭的活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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