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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 | 论教育对人的弱影响与信仰对人的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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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3 16:49: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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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 | 论教育对的弱影响与信仰对人的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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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苏小和,著名经济评论家
文章来源 | 香柏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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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香柏,认识生命,传递信仰,亲爱的香柏读者朋友们,非常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我是红娘。

“人间四月芳菲尽”,最近我到江南看柳间细芽,去湖北观神龙春绿,入英德踏明前茶园,看漫山花海,不知不觉竟然走了不少的地方,这是最美的季节,也是属于诗人的季节。今天走近我们的是一个江南才子,他中文毕业,却走上了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的道路,偶尔诗性发作,他就是苏小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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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读书人都有一个以全职自由的读书写作为生的梦想,苏老师最令读书人羡慕的就是他做到了。自由的身体与思想,加上信仰的引领,带来的必是如春天富有活力的文字。

他在《南方周末》 、《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书评和人物专栏。

他是《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发起者之一,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出版《我们怎样阅读中国》、《中国企业家黑皮书》、《我的自由选择》,《百年经济史笔记》,《小雅歌》等多部作品。

他试图沿着自由、权利、经济人和个体价值等维度,对中国人的个体命运进行一次有别于传统教材的另类阐释,将个体的命运从主流意识形态中脱离出来,置放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变迁中,呈现出中国人真实的人生状态,并由此还原中国个体生命的权利与尊严。

他是基督徒,立足于私密问题,致力于思想史的研究。今天他与我们开讲的题目是:论教育对人的弱影响与信仰对人的强影响。有请苏小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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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柏特邀嘉宾

苏小和

                                       著名评论家


真正的哲学家以认识真理为终极目标

主内弟兄姐妹晚上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今晚受香柏的邀请来讲一讲我最近研究的课题:论教育对人的弱影响与信仰对人的强影响。《马太福音》19:26节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能。”这是启示性的话语,我个人认为并不是特别好理解。我第一次接触这句话的时候,认为就是一句大白话,随着认知的不断反思与扩展,当我意识到人性面临着挥之不去的无知感和无力感之后,我才知道耶稣的这句话是一个真理的表述。我在阅读思想史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表述,比如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克伦理学》上面就说过:“知识对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微弱的”,这样的话放在这里也是不太好理解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了细分这个问题,就有意识地把人类的理性细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韦伯强调真正改变人类的是价值理性,知识是我们人类行为的一个工具,即工具理性。一个真正有认识张力的人,要警醒知识作为工具的一种自负,就是所谓的理性的自负、知识的自负。

我们立足于此,再回到一些日常的格言,比如“知识就是力量”,在我看来这句话就是不周密的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错误的。知识是中性的,所有的工具都是中性的,知识为正义所用的时候知识就是力量,当知识为邪恶所用的时候知识就是毁灭。所以“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缺少价值性的判断,熟悉《圣经》的朋友肯定能想到一句就是“主要用它”,也就是说“只有知识为主所用的时候知识才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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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类的认识论而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工具,什么是观念,什么是知识?”这一些问题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巨大的讨论空间,而且这个讨论从人类文明最初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并开始了。比如希腊古典哲学家柏拉图就讨论过,他把知识定义为“认识真理的过程”。知识有时候也会被另外一个单词所取代,例如“学术”或者“思想”,英文上知识是“knowledge”是从希腊文“episteme”演化过来的。但是希腊文的“知识”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把希腊哲学意义上的“知识”和现代意义上的“knowledge”稍微辨析一下。

立足于柏拉图的古典思想史,知识应该是一个卷入了知识论的过程,表述为“真理自行显现”,所以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真正的知识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属于上帝的启示。真正的知识,并不是人类自我发现的局部经验。真正理解知识定义的人,一定会致力于对知识的整体把握。所以,柏拉图的这种关于知识的解释框架就启发了后来一大批的哲学家。比如罗素说过一句话:“两千年的哲学思想都是在为柏拉图做脚注”,今天中国很多研究哲学的人也是经常把罗素的这句话当成口头禅。这句话说明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把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作为他们哲学思考的起点,他们的问题意识都是从柏拉图这里来的,所以仔细思考柏拉图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认识局面,就是现代哲学家以柏拉图的问题意识作为起点,但是柏拉图却以真理作为起点。

由此我们就想到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说的话“我爱我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所以如果理解了这两位著名哲学家的话,你就知道柏拉图的问题意识和我们的问题意识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也就能知道亚里士多德说的“我爱我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这句话的意图是什么。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把追求真理,认识真理作为他的终极目标;真正的哲学家,不应该把柏拉图作为他的终极目标或者认识的对象,不应该以给柏拉图作注脚为哲学家的使命。因为柏拉图也是一个人,柏拉图仰望的是真理,我们仰望的是柏拉图,这是有问题的。这跟中国的哲学思想有一点像。比如:孔子仰望的是天道,我们却跪拜孔子,把孔子作为我们终极的认识对象。但是,在欧洲很少能看到以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为对象的庙宇或者圣殿,就是欧洲人并没有把这三大哲学家作为敬拜的对象。

任何文化都需要来自上帝话语的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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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哲学传统秩序下所想象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我们中国哲学的传统意义上那样把真理想象成虚无的存在或一个混沌的秩序?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圣经》中有两个文献可以帮助我们把问题扩展出去。

  • 《约翰福音》第12章里面有一个故事: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12:20-23)。



通过几个希腊人跑去想要见耶稣的故事宣告了一个预言,就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耶稣对几个希腊人前来见他这样的细节非常地激动?经过了两千多年思想史的发展之后,我们回头再看整个欧洲,本来是希腊哲学的天下,今天的欧洲怎么就变成了基督教话语的世界了?今天欧洲文化主要是建立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之上的,并不是建立在希腊哲学的基础之上,所以“人子的荣耀”,是对今人的预言,从中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文明的线索,主耶稣升天以后,拣选了保罗,保罗就把基督福音带到了希腊和整个欧洲,这样就成了欧洲文明的一个前提。“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的时候,这是上帝的预言,也是上帝的计划,也是上帝的秩序,基督的福音诞生在以色列,越过地中海到了希腊,在欧洲全面的传播,欧洲因此成为人类社会最核心的福音集大成之地,并且由欧洲传到了北美,传递到全世界,今天也传递到了中国。所以耶稣所得的荣耀,在思想史的流变过程中得到了全面的彰显已经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希腊古典哲学和《圣经》的话语是怎么构成共鸣关系的呢?基督教神学思想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就是公元一千二百年,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叫托马斯阿奎那,他把希腊哲学和《圣经》话语进行一个完美的整合,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希腊哲学经由《圣经》话语的灌输构成了思想史的传统。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灌输”,托马斯阿奎那有一个著名的关于启示的神学界定--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灌输”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周密的解释,也就是任何人,任何文化传统,都对上帝的话语有所期待,称之为一般启示;但是经由旧约和新约这样伟大的建构,借由道成肉身基督的救赎,可以直接聆听上帝的话语,被称之为特殊启示。所以任何一个文化传统,不管是希腊传统还是儒家传统、道家传统、印度传统、印第安传统、非洲传统等等都要领受来自于上帝话语的灌输。所以希腊哲学经过《圣经》话语的灌输之后,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完成学术的整合之后,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欧洲思想史的局面和欧洲社会局面。在理性主义的逻辑下,希腊哲学史提出了思想史的基本问题,希伯来神学、《圣经》话语是提出了基本问题的解决方案,希腊哲学是经验主义的,《圣经》话语或者基督教的神学是唯理论启示主义的。当经验主义的希腊哲学和唯理论的基督神学启示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终于又诞生了伟大的欧洲文明的传统,从中世纪到苏格兰启蒙哲学到苏格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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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哲学对我们中国人到底有什么影响?在七八十年代中国的一些比较开放的学者“言必称希腊”,把希腊哲学史作为终极目标,像罗素的境界一样,凡事都要提到希腊哲学,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其中有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就是顾准,他就非常推崇希腊哲学。他有一本书叫《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就是强调回到希腊哲学。但是如果看《圣经》和阿奎那对启示的解释以后你会觉得顾准的解释框架是有问题的;而且顾准因为理解不了基督教的传统,理解不了《圣经》的话语,所以他在那本书里面对基督教是批评的,这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从五四时代的蔡元培、胡适,到文革时期的顾准(据说是唯一的思想家),他们对整个《圣经》的话语,对基督信仰,对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哲学的阿奎那的整合都完全不了解,他们都是要用希腊哲学解决中国问题,是典型的“西体中用”。

所以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处在顾准、胡适、蔡元培这样的状态,看似尊重科学,看似尊重经验,其实回避了很多形而上的问题,属于拿来主义。如果要展开深度思考,就必须要回到阿奎那关于希腊哲学、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与《圣经》话语整合的思想史的标杆事情上去。

所以,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我个人认为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欧洲人一方面就是继承了希腊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用基督教信仰的新观念对希腊哲学进行有效的灌输,通过阿奎那思想史的整合走到了一个开阔的地方,雅比斯有一个祷告就是“扩张我的境界”(《历代志上》4:10)。所以从思想史能看到当年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是一个思想勃发的时代,他们的思想真的得到了扩展。

真正熟悉思想史的流变,你就会发现,人类的知识系统形成深度的时代,是在中世纪完成了希腊哲学与《圣经》话语的解释性整合,然后进入到了近代苏格兰的启蒙哲学和欧洲的理性主义,这才是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开始的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我们才能看得见伟大的保守主义传统、古典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古典政治学的思想内容,才能看见今天我们人类社会的限制性是怎样出现的,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五月花号终于照亮了世界,给我们一种自由的想象。这样的解释框架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柏拉图的知识是对真理的认识,但是柏拉图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因为上帝的启示没有临到他;但是,欧洲人把上帝的启示——《圣经》——灌输给希腊哲学以后,希腊哲学就解决知识认识的终极对象的问题。

这时社会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思想深度的思想家康德,他提出了“对应的知识”。就是认识一个问题必须要找到认识的目标,认识的目标是稳定的、是唯一的、也是明确的。对基督徒来说很好理解,《圣经》里有一句话“向着标竿直跑”(《腓立比》3:14),标竿一定是非常清晰的、明确的、稳定的(我们向着主耶稣奔跑),也就意味着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是稳定的,只有目标稳定的认识论才是有意义的认识论,否则就是虚无、混沌。《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读《圣经》就是读上帝的话语,神学课上有一位老师说:“真正的传道人,真正的牧师,就是带领基督徒朗读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语大声的朗读,然后把它背下来,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牧师讲道的方式。”朗读上帝的话是非常有感染力,也是非常直接的讲道方式。保罗托付和劝勉提摩太的时候说:“你要以宣读......为念。"(《提摩太前书4:13)上帝的话构成了基督徒的生命存在,构成了欧洲人的观念秩序。就是说基督徒所有的观念都来自于《圣经》,所以《圣经》排在第一位,在观念秩序稳定以后我们才开始认识世界,认识我们自己。

观念在前对象在后,信仰在前知识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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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有一个革命性的认识论的新范式,就是观念在前对象在后,不是观念适应对象,而是对象适应观念。比如说我们应该是信仰在前人在后,或者说我们应该是认识上帝在前认识人在后。康德称他的这个发现是“最伟大的发现”。换句话说,就是真正影响欧洲文明的,是作为观念秩序的《圣经》话语,而希腊哲学传统是做为认识的对象而存在的。用韦伯的话来说,《圣经》话语对于欧洲人而言就是他们的价值理性,希腊哲学传统就是他们的工具理性。因为希拉哲学是在《圣经》话语的维度下,作为工具或知识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观念而存在的。所以,作为信仰的《圣经》话语构成对欧洲人的强影响,而作为教育手段的希腊哲学只是这构成对欧洲人的弱影响。

这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解释今天的欧美文明史,如果换成中国思想史的语境,应该是《圣经》话语在前,中国文化传统在后。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假定我们的中国文化传统和古希腊哲学传统是一个平行的文化传统的话,既然希腊哲学可以完成《圣经》话语对希腊哲学的灌输,那么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也必须接收《圣经》话语灌输,也必须建成一个《圣经》话语在前中国文化传统在后的认识论框架。不是《圣经》话语适应中国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必须适应《圣经》话语。所以,在观念在前对象在后的框架下,在希腊哲学与《圣经》话语整合传统思想史的流变下来看,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和《圣经》与论语的对读的学习方式都是错的,错误就在于违背了认识论的一般秩序,也违背了观念在前对象在后的认识论的逻辑。

这样就形成了认识的方法论:

  • 观念秩序在前,认识对象在后。
  • 观念来自于信仰,认识对象来自于知识。



人是观念的载体,神是灵,人也有灵魂,所以所有的观念都来自于信仰,所有的认识对象都来自于知识。

  • 必须要“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康德)”,就是必须把知识暂时搁置起来,为信仰留出空间,因为,当知识已经成为知识,就成为拓展我们信仰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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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三点我们会发现,生活中我们在认识的方面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路过来,从来不相信观念在前的事实,都是相信对象在观念之前,事实在观念之前,以至于我们彻底掉进了唯物主义的深渊,习惯用事实解释事实,不理解什么叫方法论、主观主义,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都是标准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就是用事实解释事实,不相信世上还有观念。

第二,就是不相信观念是来自于信仰,认我们的价值观主要是来自于文化的影响,来自于学校的教育,来自意识形态的教化,来自于老师、家长等的传授,从而导致我们高估教育的效用,高估知识的力量,高估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力。

第三,我们总是热衷于“悬置信仰”,康德说应该悬置知识为信留出空间,但是我们刚好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悬置的是信仰,我们认为信仰不重要,而是为知识留出了空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

信仰对人的强影响,教育对人的弱影响


真正的影响来自信仰对人的影响,是强影响,而教育或学习对人的影响对人的影响都是弱影响,这构成了人类思想史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秩序,用这样的解释框架,可以解释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上面我就是从思想史的角度、信仰的角度试图解释什么叫“教育对人的弱影响”,什么叫“信仰对人的强影响”。听到这里,大家肯定就意识到最近几年我为什么花了很大的精力在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说最近一二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最大的错误就是“非基”运动(敌基督运动),而且这样工作的不是由哪些“草包”完成的,而是由我们心目中的那种“高大上”的知识分子去完成的。例如蔡元培(中国最杰出的教育家)、胡适等。如果在观念的意义上我们没有意识到信仰对我们的影响才是真正的影响,教育对我们的影响是弱影响的话,我们是解释不了今天的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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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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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为什么能成为美国的总统。因为我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下长大的人,也是受到了过去三四十年美国左倾自由主义影响的人,就在宣布川普竞选总统的第一瞬间,我的直觉就是不看好川普,认为川普参选是一个笑话,甚至认为共和党没有人才了。但是当听完川普的第一场演讲以后,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就在所有的读书人都在嘲笑川普粗鄙、土包子、没文化、没品位的洪流中,我应该是在中国人里面很早就预见到川普一定会当选美国总统的人,而且我很早就认为他很有可能成为和八十年代的里根齐名的杰出的总统。为什么我会这么预见?就是因为我发现川普竞选的观念,他的观念秩序完完全全是对准美国人的民情秩序。(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提到的关键词,一个是“民情秩序”就是美国人的基督信仰;另一个是“乡镇精神”就是指美国自发的、自制的教会传统)换句话说就是川普的信仰宣告与美国以基督教立国的民情秩序产生的伟大的共鸣,所以,美国的选民们对这川普说“我们为你祷告”。来自于上帝的话语是最有力量的,“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6)。当美国的选民对川普说“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意味着川普的话语和行为获得来自于上帝的力量。今天的美国左派自由主义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且不说媒体,且不说所谓的美国一流大学里所有的知识分子全是左派、全是反川普的,就连共和党内部的建制派也是反川普的,应该说川普这样的人竞选美国总统是没有希望的,他是个政治素人,孤身一人没有任何政治资本,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拿到了总统的职位。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就完完全全符合我刚才所说的,基督信仰的观念秩序在前,竞选总统的事实在后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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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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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问题。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叫《百年经济史笔记》,直到今天我认为我的这本书的解释框架是站得住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遵循的是观念在前事实在后的认识原理。大概一两个月之前,我比较准确的解释了今天的中国经济会被美国人逼着继续开放的事实,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再次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无论什么样的力量都不可能把中国拽回去。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信心,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闭关锁国的时代,因为今天中国人的观念秩序已经接受了开放和发展的经济学的事实,因此,接下来对经济细节、经济技术的处理就必然要适应开放的价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过去两百年,一共经历三次开放:

第一次,从1820年到1840年,一共有二十年的开放时间,结果鸦片战争阻断了开放;

第二次,从1919年到1927年大概十年的时间,被称为黄金时代,后来被1927年国民党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阻断了;

第三次从1978年到今天(2018年)就一共是四十年的时间,是在中国过去两百年历史上没有过的,是开放时间最长的。从人的行为习惯来看,当一种行为能够延续三十年以上,行为习惯就会转化成为观念习惯,一旦一种观念习惯形成以后,就不大可能有另外一种力量阻断这种行为习惯和观念习惯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再回到一个完全闭关锁国的时代。

所以,在美国没有跟中国打贸易战之前我就预见了中国一定会被动的开放。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除了经济开放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中国人的话语空间在接下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会继续收紧,从而构成一个醒目的负相关,即出现话语收紧。原因是开放已经成为观念的习惯,而我们的“制度目标的给定”也是长期坚持的一种习惯,过去四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也构成了行为的习惯和观念的习惯,“太阳底下无新事”,今天的习惯是我们过去的习惯所带动的,习惯是我们的动力,习惯也是我们的困境。一个是经济开放的习惯,另一个是意识形态话语空间收紧的习惯,两个习惯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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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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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问题。亚当斯密写了两本书,一本是《道德情操》,一本是《国富论》。先写的《道德情操》而且一生修改了五次。亚当斯密最看中的也是《道德情操》而不是《国富论》,但是今天人类社会的知识分子更加喜欢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把《道德情操》束之高阁,没有几个人去读了。我们可以稍稍解释一下,“亚当斯密悖论”在经济学思想史上是一个很有名的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经济学思想史认为,当斯密以理性经济为交换秩序之后,就整合了人心的利己和利他的双向属性,在市场合作层面的古典经济学的框架,由此经济学思想学就认为人的自私是一种美德,立足于人对自私的德性认知,经济学家开始解释我们的经济自由交换,每个人基于自私目的,完成了利他的经济学的秩序,就是利己和利他在分工的意义上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但是经济学家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密要穷尽一生的时间去写《道德情操》,而且也非常看重这本书,胜过《国富论》。所以人们就只好用一个“悖论”加以考察。所以在我看来,《道德情操》和《国富论》是作为斯密的整体思想而存在的,在这个整体思想体系中,《道德情操》是作为观念秩序而存在的;《国富论》是作为认知的对象而存在的。《道德情操》在前《国富论》在后,所以一个真正要读懂《国富论》的人,首先必须要读懂《道德情操》,所有没有读懂《道德情操》就开始研究《国富论》的人,都不可能真正理解斯密的思想。因此,我们认为《国富论》仅仅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而存在的,《道德情操》作为市场经济的价值理性而存在的。所以按照斯密的整体思想框架来分析,一个缺乏基督信仰道德伦理秩序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可持续的,缺乏个人伦理秩序的自由交换不仅会给市场的自由交换带来不可估量的交易费用,而且失去基督信仰伦理秩序支撑的经济发展很有可能是一种经济上的诅咒。

这样的事实在我们今天比比皆是众所周知,所以现代经济学里有一些思想家就开始解释这样的问题。比如杨小凯提出了“后发劣势”,林毅夫基于中国的人口资源的优势和土地资源的优势提出“后发优势”。但是我认为林毅夫老师去掉了伦理学哲学经济发展的想象,短期范围的是有效的,长期范围一定失败;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如果从观念和事实的层面来看的话,他可能认为缺乏基督信仰作为伦理秩序的市场经济是不可持续的,所以称之为“后发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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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赵晓老师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但是目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经济学直觉的层面上,比较好的继承了斯密的传统。他把《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话来表述出来,形成斯密思想的整体的经济价值,“有教堂”就是《指道德情操》,“市场经济”就是指《国富论》,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过去四十年各种喧嚣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里面,赵晓这篇文章可能会具有长久的解释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篇文章的价值会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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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四

中国历史学与文学问题。通过观念在前事实在后或信仰在前认识对象在后,这一个认识论的解释框架,我比较合理的解释中国历史学的问题。中国历史学是中国文化的显学,是大学问,五千年来历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中国社会的预言家或先知,但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这个错从司马迁就开始了。历史学是对事实的再呈现,但是事实并不能影响事实,只有观念才能改变观念。所以哈耶克说过一句话,“只有观念才能打败观点”,历史学可能有能力还原历史的真相,但是历史学不能涌现出新的观念。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呈现历史的真相,而不是改变历史的方向。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影响是弱影响,真正有影响的是观念、是信仰,只有来自于信仰的新的观念秩序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我们所期待的历史性改变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学一直都是比较自负的,而且自负了几千年。

同样,中国文学也表现出一种困境,文学即人学,文学的使命在于呈现人存在的细节。文学并不能影响思想、改变、更新人性的幽暗性,文学不具有观念的影响力,文学是用细节呈现的方式试图让人们看见自己的事实处境,文学的使命就是表现人性的事实,而不是关于人性的变系。所以文学一直在世界的表面工作,所呈现的不过是人在世界上的种种的叹息和悲哀而已。所以文学传统越悠久的国家哲学、政治学、科学、经济学可能就越粗糙。所有的文学家都是哀歌的写作者,文学无法提供思想,文学无法提供方法论,文学不负责提供关于人性的更新的方法,真正的文学应该到文学为止。

往往文学的效用一直被我们放大,这种放大是双向放大,一方面,所谓的文学家都在放大自己的工作。每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每一个杰出的诗人,都是一个自我想象的小型的造物主,他们靠语言的力量试图创造人的存在,这种看上去非常伟大的工作使得所有的文学家都走向理性的自负,所以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文学家几乎都是左派;另一方面,我们也放大了文学对于现实的影响力,文学家如果成为政治家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试图以造物主的形象改造人性、改造社会,一定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政治家最好是由企业家、法学家去做,文学家做政治家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个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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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还有一个困境就是文学审美的困境。罗素说过“所有的哲学家都是在为柏拉图做注脚”,如果我们读懂《圣经》,如果我们理解神学思想史,我们会发现所有欧美的文学家都是在为《圣经》作注脚。同样,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文学,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直到今天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为儒释道的传统作注脚。什么意思呢?就是观念在前事实在后,所有的文学都是遵循之前已经形成的观念,西方欧美的文学家一定是从《圣经》观念开始写作的,中国的文学家一定都是从儒释道的传统观念开始写作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种文学现象就为我们的文学审美带来了困扰,导致我们的中文读者无法真正理解欧美的文学作品,这也是一个事实。

比如我们读雨果的《悲惨世界》,我们就会以为那是革命叙事或是街头政治,但是雨果真正要讲的是小偷冉阿让的生命升华和救赎。比如我们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在托尔斯泰的小说框架里面是做一种恶之花而存在的,而列文是作为一个善的思想而存在的。一个恶的秩序和一个善的秩序,构成一个伟大的小说的结构。《创世纪》里面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要吃,这是人类的第一命题,所以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非常有意义性的一个小说,他思考的是人类的第一命题,关于善恶的命题。所以,真正意义上伟大的文学家和小说家都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排在第一小说的位置上,就是因为托尔斯泰的构想非常的宏大,也非常的终极,非常的有意义。但是我们中国人很少去这读,都把它读成一个已婚妇女搞婚外恋,因为被她专制的丈夫所压抑,她要寻找自由,寻找个性解放,这样的一个解释框架,在我个人看来,这是完全的误读。为什么会误读?就因为他的观念没有介入托尔斯泰的《圣经》的观念秩序里面,因此导致他对小说严重误读。

所以,中国读者要真正地理解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品,无论是哲学的,还是政治学的,还是经济学的,还是文学的,还是音乐的,还是艺术的,如果没有建立起来源自于《圣经》的观念秩序,是不可能读懂他们的作品的。

不符合认识论的秩序会导致一种很特别的情况,就是我们把欧美的文学作品,强行塞进我们儒释道的观念里面,所以我们儒释道的观念秩序在前,欧美人的文学作品在后,导致引起的一种玩笑式、很荒唐的误读。事实上中国人阅读其他的欧美作品,包括哲学作品、伦理学作品、政治学作品、经济学作品都存在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大学那些搞哲学研究的、搞伦理学研究的、搞政治学研究的、搞经济学研究的,由于他们没有建立起由《圣经》而来的观念秩序,由于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基督信仰,所以他们对西方思想史的作品都是一种压缩式的误读,把那些作品压在自己的中国观念秩序之下,压在儒释道的观点秩序之下。所以,真正读西方作品应该首先花一定的时间去了解《圣经》,去研读《圣经》,而且一定要建立起基督信仰的生活方式,建立起来自《圣经》的观念秩序,然后我们再去读西方的作品就会非常的简单,很容易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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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农民起义的理解,中国历史是一部农民起义的反抗史(关键词:反抗),从陈胜吴广一直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此起彼伏,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所有的农民起义给中国历史带来的都是破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反抗并不意味着建设,反抗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因为当我们讨论建设的时候,需要一种新的观念介入,观念一定要更新,人性一定要更新。如果我们的观念没有更新,如果我们对人性一贯性的认识没有更新,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如果我们也不认识自己,那么我们所有的反抗都是重复历史的错误,我们都是在一个同样的错里面不断的穷折腾,不断的原地打转,这就是我要解释的中国农民的反抗史。

诸多例子证明了,观念的变系都不是教育的影响力,更不是知识和工具的影响力。除了基督信仰的观念秩序外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够让我们产生观念秩序伟大的更新,也就是“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这个意义上我理所当然地怀疑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所谓文化就是“以文化之”,即用文章来教化人就称为文化。所以“文化”背后的方法论就是“教育”,就是试图用文章来教化民众,启蒙民众,这是孔子开创的传统。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个传统中。由此我的思考、我的辨析,我的来自于《圣经》的观念秩序,理所当然的对中国当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会构成一个巨大的怀疑,这是我最近这些年要批评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准的原因。文化不能改变人,知识不能改变人,教育不能改变人。“启蒙”并不是知识分子对他人的教育,而是上帝话语对人的启示,“启蒙”的标准意义是上帝启蒙人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学习。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就没有上帝话语对人的启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启蒙”这个词的理解,一直以来都是错的。

中国往何处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问题的思考者,每个人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杨小凯当年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也在这个问题意识里面,我相信所有的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尤其是那些热爱自由的人都在这个问题里面。所以中国问题事关我们的人性论、认识论,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持续无法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不悔改,我们的知识分子不去读《圣经》,不领受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继续坚持理性的自负,我个人认为,即使再过一千年,我们依然还停留在我们固有的文化观念秩序里面,依然停留在我们所谓的知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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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说“要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而我们始终在做的是悬置信仰高估知识能力,所以依然无法直面我们现代性的问题。那么关于中国问题,我们就只能再次把自己封锁起来,完全回到我们儒释道的传统之中。最近几年很多知识分子正在这么做,路径的选择的确是很多知识分子思考多年的一个命题,虽然在历史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但是有些人似乎更愿意再重复一次同样的失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观念秩序没有扩展的缘故。

所以由此我再次想起雅比斯的祷告:

“愿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扩张我们的境界”,这是一句极其珍贵的祷告词,我作为一个读书人每天都重复这句祷告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愿意在这里说很多遍,求上帝扩张我的境界,领受上帝的话语,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更新我们的观念秩序,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荣神益人。要有能力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而不要再过去的历史困境里面原地打转,阿们!

主持人红娘:


谢谢 苏小和老师的分享,太博大精深了。

今天我们从人类的思想史的认知开始,探讨了知识、价值、工具等概念,真正的知识是天启的、整体的, 真正的哲学家他们仰望的目标是真理。 以希腊文明为模本的西方哲学家不像我们的国家成为是大家敬拜的目标,而是被希伯来的上帝话语所灌输。在中世纪理性哲学的影响下,经验主义的希腊神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启示交织在一起,诞生了伟大的欧洲文明。中国思想却故步自封,没有大的发展。

信仰给了我们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标杆。目标稳定的认识论是有意义的认识论。上帝的话语构成了基督徒的观念秩序。

先认识上帝再认识人 ,观念在前,对象在后。《圣经》话语构成了欧洲人的价值观,希腊哲学构成了欧洲人的工具理性。

观念来自于信仰,认识对象来自于知识。信仰对人是强影响,教育是弱影响。必须要悬置知识为信仰留下空间,事实之上还有观念,观念来自于信仰。

川普总统的当选,见证了信仰对人的强影响力。他当选总统是基督信仰的观念在前,成功的事实在后。

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会形成观念的习惯,中国不会走向闭关锁国,而是会越来越开放,虽然是被动的。中国的话语系统会收紧,但经济会愈加开放。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齐名的书籍。经济学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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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私是一种美德。基于自私的目的,完成利他的经济学秩序。《道德情操论》是观念在前,《国富论》里是事实在后。《道德情操论》是市场经济的价值,《国富论》是价值工具。失去基督信仰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是经济上的诅咒。

赵晓老师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 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继承,非常精到的连接与阐述,是一篇重要的文献。

历史学的影响是弱影响,只是呈现真相,文学的使命在于呈现人存在的细节,呈现在不同观念秩序下人的生存状态。要想读懂西方的文学作品必须得要在《圣经》观念的指导下阅读。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我们要意识到反抗并不等于是建设。 如果我们的观念没有更新,对人性幽暗的认识不能更新,我们不能认识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所有的反抗都是重复历史的错误。文化不能改变人,知识不能改变人,教育不能改变人,唯有信仰才能够改变人。愿耶和华神扩张我们的境界! 接受上帝话语的浇灌,更新我们的观念。

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香柏同工:文慧


非常感谢红娘老师主持,谢谢26个群读者聆听,谢谢苏小和老师精彩分享:从希腊哲学,圣经经文,文学,经济学、历史学方面详尽释义康德的名言:“为信仰留出空间”。我们心存盼望,坦然无惧来应对未知世界--唯独基督信仰,带着真理的光芒,照亮 一切黑暗。指引人类发展的终极方向!非常感恩每位同工辛勤付出,主恩常伴!再次谢谢苏小和老师的主讲、红娘老师的主持。愿神祝福每位家人,香柏同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祝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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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善战   尽程途   守主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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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编辑:ChengSun
初编:揽月
校对: Deborah
配图: Niuben
美编:Debo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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