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中卞福汝的爱是“滥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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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中卞福汝的爱是“滥爱”吗？

作者：赵晓

              学员问：赵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我总感觉耶稣的爱里本来就包含着“爱和公义”。但这个爱和公义，和其他人的爱又有区别。我脑子里突然闪现雨果《悲惨世界》里的牧师对待主人翁冉·阿让的例子，他的爱拯救了冉·阿让的灵魂，您这里是怎么看的呢？牧师是带公义的爱吗？还是滥爱？多谢赵老师！

             赵晓答：

             这个问题的提出，应该是因为我的几篇关于爱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神是爱，但爱不是神。可惜的是，“爱的偶像”已然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偶像。然而，人的爱，若不在神的爱里面，很可能是出自罪性的爱，是一种滥爱。这正是当今“白左”的问题所在：用爱的偶像抵挡真爱的神。

            雨果的《悲惨世界》是经典名著，要回答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的牧师对待主人翁冉·阿让（Jean Valjean）的爱是不是“滥爱”的问题，需要回到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去，理解其时代背景以及雨果对小说人物的设定和塑造。因为没有读到这方面的文章，所以只能写篇长文来回应。

《悲惨世界》的时代背景及卞福汝主教的人物设定

            1861年6月30日上午八时半，流亡在大西洋盖纳西岛上的维克多·雨果，法兰西一代文豪，完成了他最经典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这是一轴辉煌的画卷。画幅的卷首可上溯到卞福汝主教经历的1793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卷末一直延伸到马吕斯所参加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整整将近半个世纪法国历史中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都一一展现了出来。”

             法国这个国家，是一个老旧的天主教国家，新教的“胡格诺派”被残酷镇压。英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伴随着福音化、基督化，因而和平地从传统社会转型进入现代社会。而法国，因为只有工业化、城市化，没有福音化、基督化，最终出现的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暴力革命。

               雨果在小说的序里就指出了他所在的“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作者要绘制的就是那个时代中穷人悲惨 生活的画卷——“那些可怜的活生生的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无所凭借，无人指导，无处栖身，只得随着机缘东飘西荡，谁还能知道呢？或者是人各一方，渐渐陷入苦命人的那种丧身亡命的凄凉的迷雾里，一经进入人类的悲惨行列，他们便和那些不幸的黔首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面对悲惨世界，出路何在？许多人想到的是“革命”。雨果不赞成革命，他在《悲惨世界》中借“革命家”的嘴说出了对革命无法改变人的灵魂与恶习的批判——“我们在实际事物中摧毁了旧的制度，在思想领域中却没能把它完全铲除掉。消灭恶习是不够的，还必须转移风气。风车已经不存在了，风却还存在。”但雨果也不完全否定革命，他对革命抱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

                雨果是文学家，不是像英国的柏克那样思路清晰、思想通透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但他无疑是一个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者。相对于暴力革命，基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才是雨果认同的救赎与希望之路。雨果后来在《九三年》一书里将自己观点经典地表述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因此，雨果《悲惨世界》一书中引出救赎之路的核心人物卞福汝主教绝对不是一个“老好人”，甚至不是一般的牧师，他完美得简直就是“耶稣的化身”，他当然也是雨果心中的让悲惨世界不再悲惨的超越之光。正是从他开始，才有了冉·阿让的救赎。

               为了这部书，雨果前后构思了40年，到晚年才完成。他自称这是“一部宗教作品”。在主角冉·阿让登台之前，雨果用了整整一卷，多个章节来浓墨重彩地勾画卞福汝主教这个代表光明与希望的人物。

               “牧师”，正确的叫法是“神父”，准确地叫是“卞福汝主教”。其实，他的本名是米里哀（Bishop Myriel），只因为他太受百姓欢迎，才被人称为“卞福汝（Bienvenu，意为欢迎）主教”。

              卞福汝主教饱含耶稣基督的慈爱与悲悯。雨果写道：“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主教叫到病人和临死之人的床边。他深深知道他最大的职责和最大的任务是在那些地方。寡妇和孤女的家，不用请，他自己就会去的。”

             “他一路走过，就一路在散布温暖和光明。孩子和老人都为主教而走到大门口来，犹如迎接阳光。他祝福大家，大家也为他祝福。人们总把他的住所指给任何有所需求的人们看。”

               这一切并非天生，而是耶稣基督里一点点地改变。雨果写道：“据传说，卞福汝主教从前在青年时期，甚至在壮年时期，都曾是一个热情的人，也许还是一个粗暴的人。他后来的那种普及一切的仁慈，与其说是天赋的本性，不如说是他在生活过程中一步步逐渐达到大彻大悟的结果，因为，人心和岩石一样，也可以有被水滴穿的孔。那些空隙是不会消失的，那些成绩是毁灭不了的。”

               雨果用妙笔为卞福汝的生命画像：

              他原是个回头的浪子，他也常笑嘻嘻地那样形容自己。他丝毫不唱严格主义的高调；他大力宣传一种教义，但绝不像那些粗暴的卫道者那样横眉怒目，他那教义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人有肉体，这肉体同时就是人的负担和诱惑。人拖着它并受它的支配。人应当监视它，约束它，抑制它，必须是到了最后才服从它。在那样的服从里，也还可以有过失；但那样犯下的过失是可蒙赦宥的。那是一种堕落，但只落在膝头上，在祈祷中还可以自赎。”

             “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正轨。你们尽管在歧路徘徊，失足，犯错误，但总应当做个正直的人。”

              “尽量少犯错误，这是人的准则；不犯错误，那是天使的梦想。尘世的一切都免不了犯错误。错误就像一种地心吸力。”

              “‘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他说如果能这样，便一切具足了，不必再求其他，这便是他的全部教义。”

             “卞福汝主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只从表面涉猎那些幽渺的问题，他不深究，也不推波助澜，免得自己的精神受到骚扰，但是在他的心灵中，对于幽冥，却怀着一种深厚的敬畏。”

            看得出来，卞福汝主教不是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也不是少不更事的“白左”，而是有过生命的流浪也因此对生命充满悲悯的人，所以他对犯错的人，既有警醒又有悲悯。

          上帝有很多个名字，但在卞福汝的眼中，最美的名字是“慈悲”。

          “呵！存在着的你！”

            “《传道书》称你为全能，马加比人称你为创造主，《以弗所书》称你为自由，巴录称你为广大，《诗篇》称你为智慧与真理，约翰称你为光明，《列王纪》称你为天主，《出埃及记》呼你为主宰，《利未记》呼你为神圣，以斯拉呼你为公正，《创世记》称你为上帝，人称你为天父，但是所罗门称你为慈悲，这才是你名称中最美的一个。”

            当卞福汝看见大家吵闹并且轻易动怒时，他常笑嘻嘻地说：“看来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犯的严重罪行呢。现在只因为假面具被揭穿急于申明和掩饰罢了。”

           卞福汝曾经去给强盗传神福音。他说出的一番话深深感动了我，那是只有耶稣和门徒才能说出的话：

            “永远不要害怕盗贼和杀人犯。那是身外的危险。我们应当害怕自己。偏见便是盗贼，恶习便是杀人犯。重大的危险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危害我们脑袋和钱袋的人何足介意呢？我们只须想到危害灵魂的东西就得了。”

            “教士永远不可提防他的邻人。邻人做的事，总是上帝允许的。我们在危险临头时，只应祷告上帝。祈求他，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不要让我们的兄弟因我们而犯罪。”

               卞福汝不仅真善，而且爱美。

              清洁，那是主教所许可的唯一的奢华。他说：“这并不损害穷人的利益。”

              “一次，马格洛大娘和蔼地打趣他说：‘您处处都盘算，这儿却有一块方地没有用上。种上些生菜，不比花好吗？’‘马格洛大娘，’主教回答说，‘您弄错了。美和实用是一样有用的。’停了一会，他又加上一句：‘也许更有用些。’”

            因此，在雨果的笔下，卞福汝主教正直仁慈，乐善好施，人格堪称完美，“无论对什么事，他从来总是正直、诚实、公平、聪明、谦虚、持重的，好行善事，关心别人”。

            从人的角度，特别是从今天的人们的角度，卞福汝主教的爱心也许显得过分。雨果指出，“主教在他的信心之外（不妨这样说）和这信心之上，还存在着一种过分的仁爱。”

           然而，雨果马上为卞福汝辩解：“他那种过分的仁爱是什么？是一种冷静的对人关切的心，他关心众人，正如我们指出过的已经无微不至，有时还关心到其他的生物。他一生不曾有过奚落人的心。他对上帝的创造从不苛求。”“他为了不肯踏死一只蚂蚁，竟扭伤了筋骨。”“那当然是一种稚气，但是这种绝妙的稚气也正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和马可·奥里略有过的。”

          教会历史上，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最有爱心的代表人物。今天的人可能只知道德蕾莎修女，但圣方济各却是德蕾莎修女所崇尚的圣人，也是其学习的榜样。

          卞福汝并非一个光讲“爱能发电”的爱心泛滥的人，而是关心社会公平正义的人。因此，卞福汝一方面鼓励富人施舍穷人，另一方面不乏对社会不公的批评。例如，他在讲道中谴责当时的“门窗税”逼得穷人建房子不装门窗，“上帝把空气给人，法律却拿空气做买卖。我并不诋毁法律，但是我颂扬上帝”。

         卞福汝还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他在没有充分了解周围环境时从不粗率地判断一件事。” 他常说：“让我们先研究研究发生这错误的经过吧。”

           这在“不谈政治”，对世界缺乏深刻认识的当今基督徒中，是极为罕见和难得的能力！基督徒不“论断”，但需要明辨是非。使徒约翰就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一4：1）

          卞福汝主教对于人类社会所压迫的妇女和穷人总是宽厚的，因为他看到了社会的问题。他说：“凡是妇女、孩子、仆役、没有力量的、贫困的和没有知识的人的过失，都是丈夫、父亲、主人、豪强者、有钱的和有学问的人的过失。”

          他为此批评社会黑暗：“对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尽你们所能的多多地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卞福汝不只看到“人的罪”，还看到了“社会的罪”，进而严厉谴责“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这对今天的某些基督徒来说，简直是不可企及的高度！

           卞福汝住的房子没有一扇门是上锁的，餐室的门，开出去便是天主堂前面的广场。这是因为他认为“医生的门，永不应关，教士的门，应常开着”。他还写道：“对向你求宿的人，不可问名问姓，不便把自己姓名告人的人也往往是最需要找地方住的人。”

          卞福汝还是位真正勇敢的基督徒。他常爱说：“教士有教士的勇敢，正如龙骑队长有龙骑队长的勇敢。”不过，他又加上一句：“我们的勇敢应当是宁静的。”

          卞福汝这么做的理由就是耶稣基督。雨果在书中说，“看得出，他有一种奇特和独有的批判事物的态度。我怀疑他是从福音书中得到这一切的。”“他绝不想使他的祭服具有以利亚的法衣的皱褶，他对这黑暗世界中人事的兴衰起伏，不怀任何希冀；他不希望能使一事一物的微光集成烈火，他丝毫没有那些先知和方士们的臭味。他那颗质朴的心只知道爱，如是而已。”

          早在卞福汝遇见冉·阿让之前，他就去过监狱帮助死囚犯。雨果描述，“他为那囚犯的灵魂向上帝祈祷，也祈求那囚犯拯救他自己的灵魂。”“第二天，他和他一同上囚车，一同上断头台。那个受刑的人，昨天是那样愁惨，那样垂头丧气，现在却舒展兴奋起来了。他觉得他的灵魂得了救，他期待着上帝。主教拥抱了他，当刀子将要落下时，他说：‘人所杀的人，上帝使他复活；弟兄们所驱逐的人得重见天父。祈祷，信仰，到生命里去。天父就在前面。’”

           对于这次断头台的经历，卞福汝主教有如下反思：“我从前还不知道是那么可怕。只专心注意上帝的法则而不关心人的法律，那是错误的”。

           卞福汝主教也曾和某位革命家对话，结果他同意了这位革命家所说的“基督……那条电光四射的鞭子简直是真理的一个无所顾忌的代言人”的说法。

             他自己则强调慈悲也要有公义：“法官说话为法律，神甫说话为慈悲，慈悲也不过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法律而已”。

               当卞福汝质问革命家：“您对马拉朝着断头台鼓掌有怎样一种看法？”他的意思是，法国大革命怎么能如此暴力、残酷，居然向断头台鼓掌。革命家反问：“您对博须埃在残害新教徒时高唱圣诗，又是怎样想的呢？”博须埃（Bossuet，1627-1704），法国天主教的护卫者，是最有声望的主教之一，然而他杀害新教徒，还在杀人时高唱圣诗，这又算哪一出呢？雨果写道：“主教为之一惊，他绝想不出一句回驳的话。”

               法国大革命的根源之一便是教会与专制王权勾结来对新教的镇压，这是雨果借《悲惨世界》的一个揭示，也是我读《悲惨世界》时一个惊人的发现。

              因为参加过法国的主教大会，雨果在小说中甚至直称卞福汝“是个政治中人”， 卞福汝主教也偶尔有过他的政见、他的苦闷、他的隐情。当年爱憎的暗影也曾穿过他那颗温和宽厚、追求永恒事物的心。雨果写道：“我们尽管承认上帝之所以创造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为了一种政治作用，也仍然可以了解和钦佩他为人权和自由所提出的抗议，也就是他对那位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抱的高傲的对立态度和公正而危险的抗拒行为。”

             由此可见，卞福汝主教从来不是一个躲在教会、拒绝社会与公义关怀的人，而是一位关爱苍生、关怀社会，具有批判思维与明辨意识的成熟基督徒。

             但卞福汝主教当然不是“社会福音派”，更不是政治家和革命家。他对于自己，只是努力从上帝公义、圣洁与真理的爱去爱人，“他知道信仰能护人心身。他总设法去慰藉失望的人，使他们能退一步着想，使俯视墓穴的悲痛转为仰望星光的悲痛”； 他对于社会，则相信“进步应当信仰上帝。善不能由背弃宗教的人来体现，无神论者是人类的恶劣的带路人。”

            卞福汝管他的主导工作叫“种地”，因为“精神是一种园地。”

            的确，他就是这样耕种了冉·阿让的精神园地，并把他带回基督之家。

卞福汝对冉·阿让的灵魂转化

              冉·阿让因为只有一张刑满释放的黄色护照，因此到处被人歧视，没有人愿意收留他、接待他。只有卞福汝接待了他并尊重他，“不

用‘你’字，‘滚！狗东西！’”卞福汝给他好吃好住，还从卧室壁炉上拿了两个银烛台，点好放在桌上，如同款待贵宾。

             由此，有了他们的第一次对话：

            “神甫先生，”那人说，“您真好。您并不瞧不起我。您让我住在您的家里，您为我点起蜡烛。我并没有瞒您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没有瞒您我是一个倒霉蛋。”

           主教坐在他身旁，轻轻按着他的手。

             “您不用向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但是要问他是否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除非是需要住处的人，谁也不是在自己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

                那个人睁圆了眼，有些莫名其妙。

               “真的吗？您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吗？”

               “对，”主教回答说，“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真怪，神甫先生，”那人叫着说，“我进来时肚子是真饿，但是您这么好，我已经不知道饿了，我已经不饿了。”

              主教望着他，向他说：

              “您很吃过一些苦吧？”

              “穿红衣，脚上拖铁球，睡觉只有一块木板，受热，受冷，做苦工，编到苦囚队里，挨棍子！没有一点事也得拖上夹链条，说错一个字就关黑屋子，病在床上也得拖着链子，狗，狗还快乐些呢！十九年！我已经四十六岁了。现在还得带张黄护照，就这样。”

              “是呀，”主教说，“您是从苦地方出来的。您听吧。一个流着泪忏悔的罪人在天上所得的快乐，比一百个穿白衣的善人还更能获得上天的喜爱呢。您从那个苦地方出来，如果还有愤怒憎恨别人的心，那您真是值得可怜的；如果您怀着善心、仁爱、和平的思想，那您就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还高贵些。”

             从上面的对话可见，卞福汝不是施以滥爱，而是用基督的爱教诲、唤回浪子的心。正是在这场对话后，冉·阿让开始称卞福汝“慈悲上帝的神甫先生”。

           但浪子的心不是那么容易唤回的。在冉·阿让的心中，他早已审判了社会，并且凭心中的愤怒判了它的罪。更可惜的是，他在审判了造成他的不幸的社会以后，他接着又审判创造社会的上帝。他也定了上帝的罪。雨果写道：“冉·阿让并不是一个生性恶劣的人，初进监牢时他还是个好人，他在监牢里判了社会的罪后觉得自己的心狠起来了，在判了上帝的罪后他觉得自己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

           雨果以“叙述者”的身份让大家一起思考：“人由上帝创造，生而性善，能通过人力使他性恶吗？灵魂能不能由于恶劣命运的影响而彻底转成恶劣的呢？人心难道也能像矮屋下的背脊一样，因痛苦压迫过甚而蜷曲萎缩变为畸形丑态，造成各种不可救药的残废吗？在每个人的心里，特别是在冉·阿让的心里，难道没有一点原始的火星，一种来自上帝的素质，在人间不朽，在天上不灭，可以因善而发扬、鼓舞、光大、昌炽，发为奇观异彩，并且永远也不会完全被恶扑灭吗？”

              更可怕的是，当冉·阿让偷卞福汝的银餐具并要逃跑时，他甚至对主教起过杀心，“他仿佛已准备要击碎那头颅或吻那只手”。所幸的是，“尽管他用怎样可怕的目光望着主教，但主教仍安然酣睡”，“月光依稀照着壁炉上的那个耶稣受难像，他仿佛把两只手同时伸向他们两个人，为一个降福，为另一个赦宥”。

              当卞福汝睁开眼、打开门时，冉·阿让已经被警察抓了。这个时候，有了他们的第二场对话。雨果这么写道：

            门开了，一群狠巴巴的陌生人出现在门边。三个人拿着另一个人的衣领。那三个人是警察，另一个就是冉·阿让。

           一个警察队长，仿佛是率领那群人的，起先立在门边。他进来，行了个军礼，向主教走去。

            “我的主教……”他说。

            冉·阿让先头好像是垂头丧气的，听了这称呼，忽然抬起头来，露出大吃一惊的神气。

            “我的主教，”他低声说，“那么，他不是本堂神甫了……”

           “不准开口！”一个警察说，“这是主教先生。”

            但是卞福汝主教尽他的高年所允许的速度迎上去。

            “呀！您来了！”他望着冉·阿让大声说，“我真高兴看见您。怎么！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

           冉·阿让睁圆了眼睛，瞧着那位年高可敬的主教。他的面色，绝没有一种人类文字可以表达得出来。

          “我的主教，”警察队长说，“难道这人说的话是真的吗？我们碰到了他，他走路的样子好像是个想逃跑的人，我们就把他拦下来看看，他拿着这些银器……”

          “他还向你们说过，”主教笑容可掬地岔着说，“这些银器是一个神甫老头儿给他的，他还在他家里宿了一夜。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又把他带回到此地。对吗？你们误会了。”

          “既是这样，”队长说，“我们可以把他放走吗？”

           “当然。”主教回答说。

           警察释放了冉·阿让，他向后退了几步。

           “你们真让我走吗？”他说，仿佛是在梦中，字音也几乎没有吐清楚。

            “是的，我们让你走，你耳朵聋了吗？”一个警察说。

           “我的朋友，”主教又说，“您在走之先，不妨把您的那对烛台拿去。”

           他走到壁炉边，拿了那两个银烛台，送给冉·阿让。那两个妇人没有说一个字、做一个手势或露一点神气去阻挠主教，她们瞧着他行动。

冉·阿让全身发抖。他机械地接了那两个烛台，不知道怎样才好。

                 “现在，”主教说，“您可以放心走了。呀！还有一件事，我的朋友，您再来时，不必走园里。您随时都可以由街上的那扇门进出。白天和夜里，它都只上一个活闩。”

                他转过去朝着那些警察：

                “先生们，你们可以回去了。”

                那些警察走了。

               这时冉·阿让像是个要昏倒的人。

               主教走到他身边，低声向他说：

              “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冉·阿让绝对回忆不起他曾允诺过什么话，他呆着不能开口。主教说那些话是一字一字叮嘱的，他又郑重地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看得出来吧，卞福汝主教的话犹如一道光，照进了冉·阿让漆黑的心里。他居然称呼这个被世人所唾弃的人为“弟兄”，并明确告诉冉·阿让要“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弃恶从善，这就犹如耶稣饶恕了妓女但叮嘱她不要再犯罪一样。

                《悲惨世界》的电影演绎这一段也十分精彩。卞福汝以基督十字架的爱与宝血劝勉激励他出黑暗入光明（By the Passion and the Blood , God has raised you out of darkness），最后还一语双关地说：“我替上帝买下你的灵魂！（I have bought your soul for God!）”

                 正是因为卞福汝主教的爱和浇灌，圣灵在冉·阿让生命中做工了。离开之后的冉·阿让不得不思考：真正的自由在哪里？从监狱出来，我以为我自由了，可世人鄙视和排斥的眼光让我如深陷牢笼；如今，带着这些财宝，我以为我发达了，可仍旧有什么在我里面捆绑束缚。那个主教的话给了我自由，这自由不仅是让我肉身脱离沙威看管的牢狱的自由，他在给我的灵魂指出一条光明释放的自由之路。

                  冉·阿让，因为上帝借卞福汝主教的爱的善工，又因为圣灵在他心中亲自的工作，最终幡然悔悟，他心中的罪恶关进了笼子里，他的灵魂归向了耶稣基督。自此，悲惨世界才有了救赎，才不再悲惨！

              雨果曾经向他的意大利出版人解释自己的雄心抱负：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读到这部书，但是，我写这部书确实是为了所有的人。……社会问题不分国界。人类社会的深度溃疡遍布全球，对此，两个半球地图上的蓝色或红色的国界线并不是障碍。凡是男人愚昧无知，陷于绝望的地方，凡是女人为了一块面包而卖身，以及儿童因为没有学习的书籍和取暖的火炉而痛苦的地方，我的《悲惨世界》都会来敲门，说道：‘开门，我来找你们了！’”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过程，也正处于两极分化、社会撕裂的痛苦中，锁链女、鞋带子、天门山等一桩桩事件像警钟般不断敲响。我们的世界难道不是悲惨世界？我们需要的救赎之路究竟是什么？

             答案没有不同，唯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约翰福音|14：6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