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怎样变成“大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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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日本”怎样变成“大日本”的

                                                                                                  


“小日本”怎样变成“大日本”的

1868年，在明治天皇的支持下，日本革新派推行了“明治维新”。通过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恢复天皇政权，实行宪法政治和内阁制，发展自由市场经济，使日本迅速走上富民强国和对外扩张的道路。

在明治维新的众多元勋当中，担任最重要角色的是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三人，他们对维新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史称“维新三杰”。

可与“维新三杰”比肩的是，有“明治宪法之父”之称的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日本长州（今山口县西北部）人，生于1841年10月16日，是日本近代政治家、明治九元老之一；他还是日本第一个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明治宪法缔造者，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

伊藤博文出身德川幕府末期的长州藩[类似战国时代的诸侯国]。嘉永六年（1853年），伊藤博文寄宿于寺院，后入松下村塾，受教于改革派下级武士的领导人吉田松阴门下，深受吉田器重。

明治维新之后，伊藤博文曾经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任内发动了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海战（对马海峡海战）获胜后，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第一任韩国统监，并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迫使大韩帝国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将大韩帝国从大清附属国变为日本的附属国；从而使日本登上东亚头号强国的位置。

伊藤博文对日本的最大贡献是，主持建立了一个极富生命力的立宪制度，使日本人能够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上的和平颜变，从而避免大规模内乱所造成的国人自相残杀和国力的极度损耗；使民众能够获得日益扩大的参政机会，彻底激活了社会各阶层的创造力；使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从而具备了挑战大清和对外扩张的能力。

伊藤博文制宪之后，日本国内再无战乱，社会整体持续稳定发展，直到二战末期。

伊藤博文曾在1898年9月亲临大清，面见光绪和康有为，支持“戊戌变法”，还提出了改革措施以供参考。戊戌政变后，他参与了救援被捕的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黄遵宪，并协助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在哈尔滨与俄罗斯财政大臣科科夫切夫举行简短会谈后，在检阅俄军仪仗队时，被大韩义士安重根刺杀而亡，终年68岁。伊藤虽死，但宪制不倒，日本在富民强国的路上越走越好。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马关条约》签订前，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博文因日本欲侵略韩国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博文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大清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这段对话俨然可为李鸿章所蒙受的“冤屈”开脱——甲午之败，非李鸿章之罪也，而是“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导致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人解决不了的。

另据传闻，当时伊藤博文还对李鸿章说了这样的话：贵国不乏经天纬地的英才俊杰，但贵国是专制封闭之所，朝廷腐败，任何天才地才到了那里俱成奴才蠢材。把李鸿章噎个半死。

日本是个岛国，地处太平洋，西邻东亚大陆，资源贫乏，自然灾害不断[如地震海啸等]。由此，生存于多灾多难中的日本人，忧患意识特别强。由于忧患意识强，而奋发努力，躬身自省，寻找自强之路的自觉性很强。所以，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整体上一向谦和，从不妄自尊大，从不固步自封，从不坐井观天，而是善于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如果研究过日本，你就会发现，日本历史就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历史，是个学习更新、发展强盛的历史。他们先向唐人学习，接着向西人学习，后来还向占领者学习[即二战后被美国占领并接受麦克阿瑟将军主导的宪政改造]。它似乎不太尊重自己的“老祖宗”，也不知道“祖宗之法不可改”的狗屁宏论，更没有停留在“幕府文化、天皇文化”面前不越雷池一步，而是将过时的东西弃之如敝履，从善如流，自我蜕变。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唐朝时期，日本人有“遣唐使”专门到唐朝学习。从630到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不断派人到大唐学习。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多达百人以上，有时多至五百余人。大唐的许多律令制度、文化艺术、民间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治四年（1871年）11月，伊藤博文曾以副使身份，参加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的使节团。历时近两年，访问欧美十多个国家，参观考察了政制、金融、商业、军工、重工和轻纺以及文化教育设施等。访问中，伊藤博文深切感到，必须学习利用西方先进的政制和科学技术，推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良。

明治维新开始后，伊藤博文便积极主张把“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习尚、教育、生产”的“开明风气”移入日本，使日本进入“开明诸国之行列”。

与伊藤博文同时期的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

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社会文明，对日本的启发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日本近代文明的缔造者之一。

他一方面介绍先进国家的特点和做法，以促进“文明开化”；另一方面又鼓励日本人发扬独立精神，以保持在列强环伺下的日本国独立。著名的口号“脱亚入欧”，即是福泽谕吉率先喊出 。

福泽谕吉在其26—34岁的八年中，三次出访欧洲和美国，并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写成《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等书。这三本书轰动一时，影响甚大。

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代表现代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大清在内的东方国家帝制皇权政治的腐败暗弱与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

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满清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国家。

19世纪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满清朝廷也曾派人去欧美考察宪政和经济发展情况。通过1900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慈禧等人再也不敢小觑“蛮邦”，意识到了西方的厉害，自己的差距。1901年1月，慈禧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华之短”，实行变法新政。

为了挽救危局，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清政府接受改良派“立宪”的呼声，扯起“预备立宪”旗号，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欧美日本等各国考察学习宪法政治。

五大臣出洋考察回来后总结道：宪政对国对民都有利，唯对官不利。所以咱不能效仿，“权力还是要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放心”，也可以做做样子，糊弄一下草民得了。

于是，清廷草草搞出了个“皇族内阁”，重用“八旗子弟”，把袁世凯等汉族能人挤出权力中心。

这样搞的后果是，“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相继爆发，愚腐顽固、抱残守缺的满清爱新觉罗氏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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