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贤亮：晚明嘉善绅士陈龙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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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晚明嘉善绅士陈龙正的人生

                                                                                                  

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嘉善人。

　　
　　家教与为政理念

　　作为万历时期陈家的杰出代表，陈于王读书精敏绝人。但嘉善县内素乏文献，独袁黄家藏书极丰，袁黄本人博学通识，成为陈于王在学习上交流与仿效的模范。陈于王在万历十四年（1586）与袁黄同科考中进士，但他的影响多在外乡宦地。

　　陈于王曾任魏县令，在任期间能拊循贫弱、耘鉏豪强；后补授句容知县，以官吏代办的方式解决48个“解役”问题，使中人之产的48户免于破家。至于一般的繁役，能裁汰的都予停息。其他平抑粮价、兴修堤防、劝课农桑、禁止淫佚等善政颇多。因此他在当地被颂为与前任句容县令的丁宾并称的杰出官员，有“前丁后陈”之说，百姓追思其恩德，都为他们建了生祠。于王性坦荡而无城府，见义必为，且为官不挑地方，在他后来所历任湖广按察副使、四川按察使、福建按察使等职的工作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品格，且“忧国如饥渴，加恻隐于细民”，殁后被称颂为万历年间的“循卓名臣”。

　　于王育有两子，长子山毓（1584~1621），好读书，善为文章。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浙江乡试第一，天启元年殁，年仅38岁。山毓育有六子，即舒、臯、临、庞及早殇的戭、坚。陈山毓虽不善言辞，但对地方民生世事，颇为热心。泰昌年间（1620）间江南米价高涨，他对当时的遏籴政策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既大胆地批评官府将本来不荒的年景弄成荒年景象，又强调在平抑物价时防止只让小民获利而损害富民阶层的做法。

　　于王的次子便是陈龙正，与长兄山毓时有“双璧”之誉。

　　生于万历十三年的陈龙正（1585~1645），原名陈龙致，字发蛟（也作发交），寄籍苏州府吴江县学，天启元年（1621）以吴江学籍的身份在顺天乡试中举后，改名龙正，字惕龙，号几亭，归复原籍嘉兴府嘉善县。

　　少时的陈龙正十分聪颖，深受袁黄赏识。袁黄曾对陈于王言：“公二子皆贤，然少者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

　　陈氏兄弟的成就，与陈家的教育与袁黄的影响，颇有关系。袁黄曾说：有子弟不能教诲，成何自修？被袁黄颂为“当世之伟人而理学之巨擘”的丁宾强调说，好人独为不成，须子弟僮仆同心学好。袁、丁两人的言说，对陈于王较有影响，陈龙正在其间也深受教育。

　　陈家余下的祖荫，对龙正的成长营造了良好的基础。在龙正努力举业的过程中，“抱世外烟霞之趣”的吴志远对龙正以后的政治生活颇有影响。三十七八岁时，吴志远与高攀龙同在京邸，与他们朝夕相晤后，龙正觉得向来自喜文章经济之意，“均属可耻”。这一点，主要得益于吴志远的提醒。后来龙正拜无锡的高攀龙为师，又常与归有光之子归子慕（1563~1606）交往于吴志远隐居的荻秋，为诗歌古文词，已有超然出尘之意味。

　　当然，龙正常常读书于岳父丁铉家（丁铉是丁宾之弟丁寅的儿子），与丁宾商略经史时，慨然有经纶天下之志。龙正为人讲求“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则必旁通乎古今事物之变”。在未进入仕途前，他就以匡济天下为己任，仰法圣贤，躬行实践。在高攀龙的门徒中，多特立独见之士，龙正堪称其中的“乔松孤鹤”，极其杰出。
　　陈家的城居与姻亲关系

　　在陈于王时代，陈家的城居生活相对素朴。于王本人更无衣裘舆马之饰、声色之好，居家时期惟以读书进学为目标。朴素的家风，利于维持家族长久的发展。

　　自嘉靖、万历时期开始，地方上显眼的权势家族，基本上是通过科考的成功跻身嘉善地方权势阶层的，而且相互之间多联结起明晰的姻亲关系，以巩固其地位。

　　陈龙正说：“余年十五，先公为订婚于丁氏，纳吉之仪，银盃盘各二，加四币耳。时先公官南铨，丁又吾邑甲族，其俭如此……俗观以为盛，有识以为衰，家风日趋于奢，其势难久。”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在陈于王离世前两年，终于看到龙正迎娶了当时嘉善最具权势的丁宾的侄孙女为妻。

　　在于王过世4年后，其次子陈龙正主持了城中陈家新居的建设工作，总体要求以朴素为主，不尚雕绘。所书的门联这样写道：“志气清明谓之真善事，门庭勤俭庶以答康年。”这个家居空间充分体现了陈龙正为人处世的基本理念。中堂题名“宝生”，书斋中留有伐檀之所，所挂的一副对联称“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应物一分静坐一分读书”；内室则题名“明发”，所设对联是“早起宴眠便是兴家粗本领，出言举步从来教子实工夫”。

　　天启五年（1625）四月十三日，龙正的同学、已经乡居的51岁的魏大中，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吏科都给事中，安排魏学濂迎娶龙正之兄陈山毓的女儿为妻。

　　陈家与盛名天下的袁黄，关系非同一般。袁黄的儿子袁俨，娶了陈于王的女儿为妻。

　　陈龙正的儿子除陈更早逝外，还有四子。长子陈揆孝友笃学，能继承父志，在清初编定龙正的遗作，二子陈修于书也是无所不窥，三子陈略颖敏好古，四子陈养敦气谊、重文章，为士林所称赏。龙正的孙辈昌、秉、哲、庸、喆、伦、谋、道等人，据说都卓荦有祖风。

　　陈修娶的是吴江人、东林派名士、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周宗建（1582~1627）的女儿，陈龙正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钱士升的次子钱棅（1619~1645），另一个女儿则嫁给了吴志远的儿子吴亮中（顺治九年进士）。陈氏兄弟还与崇祯元年（1628）进士、曾官翰林学士、礼部右侍郎的曹勳是中表亲。曹勳长子尔堪的儿子鉴平，娶的是陈龙正的孙女（陈略女儿）为妻。

　　血缘当然是身份社会的基础，上述这些紧密的姻亲网络，极大地抬升了陈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强化了当时嘉善地方最顶级的家族权势，陈龙正家族在其中颇具核心性。
　　
　　善行与忠义

　　陈龙正在50岁时，即崇祯七年（1634）考中进士，因处三甲之末，不能马上为官，需要有守部三年的见习期，他即告假返嘉善，对家乡利弊诸事，都是慨然而论。陈龙正认为：“居是乡，则筹是乡之利弊。留心于近而不能通天下者有矣，未有忽近而明远者也。”

　　对于地方行政的认识，陈龙正认为“治无大小，得人为急”，这应该是最基本的行政思想指导。

　　至于基层社会最有效的控制手段，在陈龙正看来，就是王阳明曾倡议的十家牌法，主要目的就在“固本地之人心，清外来之奸细”。

　　同时，陈龙正充分借助同善会组织，积极从思想教化与劝善积德的实践，推动社会和谐与秩序稳定，以期使基层社会达致“众志以孚、风俗以化、气运以移”这样的良好状态。

　　崇祯十年（1637）二月，陈龙正被选为中书舍人。在很长时期里，他跟嘉善地方官员过从甚密，书信往来也很频繁。崇祯十三年（1640），陈龙正奉命册封辉府，因假归乡。崇祯十五年（1642）又回到北京，应诏陈言，进《生财》《平寇》《御边》三疏，俱得优旨。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陈龙正被调任南京国子监丞。三月份，陈龙正回到家乡嘉善，上奏提出要求致仕。到五月初一日，他正式获知京师陷落的确信，“惊恸屡绝”，痛悼崇祯朝是“有君无臣，死党误国”。

　　北京陷落后，陈龙正仍在强调孝顺父母、毋作非为的祖训，置于同善会的日常活动工作中，他告诫地方百姓“自家性命还须自家保守”。可惜的是，正如礼部侍郎吴太冲所论的，陈龙正以“有体有用之学”，却“遭极难挽回之时”，可谓生不逢时。

　　明室结束了它在北方的统治地位后，一些宗室在南方的流离受到了明室遗民的拥戴，成立了几个政权。七月份在南京建都的是福王政权，史称弘光朝。龙正虽已闲居家乡嘉善县，仍被授官为礼部祠祭员外郎，但他没有前去就职。

　　李清（1602~1683）记载说，陈龙正当时还赋诗道“京华歌舞新南极，野哭汎澜旧帝星”，时人皆服其高，或许他与给事中姜应甲、御史李模一样，是看到时事日非而绝意仕途了。

　　顺治二年（1645）六月南京被清军攻陷。清兵南下，剃发令已经推行，陈龙正隐身胥五区的先祠，药粒俱废，绝食达七日之久，临终前还云“死如念翁（刘宗周），倒也干净”。在清兵占据嘉善前，他保持了对大明朝最后的忠心。

　　陈龙正在崇祯朝的最后几年内，给后人留下了相当丰富的言行录，主要见诸《几亭全书》与《几亭外书》。天启五年（1625）进士，曾任崇明知县、吴江知县及吏科给事中等职的熊开元，认为国家在多难殷忧之际，如陈龙正这般“留心当世之务，如指诸其掌上”，已十分难能可贵。因为在明末，知识阶层中存在着较多的道德沉沦感，像陈龙正于居官居乡时仍能秉持儒家的道德根本，以家国大义为重的毕竟还是少数。晚年的陈龙正讲求身心修养之学，认为关键在于“存诚”，推行则在于“爱人”，随处体认，多所会悟，称得上是有体有用之学。

　　后来，地方上将龙正奉入魏塘书院中的六贤祠，与著名乡宦丁宾、袁黄、魏大中、钱士升、曹勳并列，每年春、秋两季由官方组织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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