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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史上，彭德怀和刘伯承都是非常重要的近现代军事人物。他们同为军队高级将领、统帅，却因个性、军事观念等等区别，在合作中冲突，在冲突中合作，留下很多谜团。
最后，在军队反“教条主义”、“反党宗派集团”、到庐山会议，刘伯承和彭德怀终于黯然都走向了属于自己的悲剧。
多年以后，他们已成历史人物。我们再回望他们叱咤风云的时代，又可以看到些什么呢？可能看得到，也可能完全看不到。
英雄如烟，豪杰似云。天高云淡间，唯唏嘘而已。
1927年，刘伯承被武汉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
虽然当年因为国共频繁发生分歧，刘伯承并没有上任，但是，他也成为第一个在正规国军担任军长的党内大佬。
当时，国军第20军军长贺龙不是党员。
在同年的南昌暴动中，刘伯承出任前敌参谋长，辅佐贺龙、叶挺指挥军事。
南昌暴动失败后，当年11月，刘伯承、叶剑英等30余人赴苏联学习军事。刘伯承则先后入学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
伏龙芝军事学院云集了加米涅夫、特利安达菲洛夫、图哈切夫斯基等苏军精英。是时，刘伯承入学该学院“特别班”，学籍名字为鲍里斯·伊万诺维奇·阿法纳西耶夫。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对中国近代军史影响很大的军事学院。该学员培养了包括刘伯承在内的多位元帅、大将。
按照该学员入学军制，刘伯承被授大尉军衔。
伏龙芝军事学院
1929年，张学良在东北粗暴、简单推行“革命外交”意图拿回中东路路权。斯大林为此十分恼怒，于是，苏俄侵华的中东路战争爆发。
其时，刘伯承、叶剑英、左权等人被秘密派遣西伯利亚。据当时在苏军伯力远东司令部担任参谋的伍修权回忆，刘伯承担任苏军远东工人游击队司令。
战后，苏军对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刘伯承大尉评语为：以其丰富经验，可以被任命为高级指挥官。
1930年4月，中国红军快速发展，李立三在上海总部给莫斯科的周总致函，要求在向中国红军调派军事骨干。
就此，包括刘伯承在内的60来人的苏俄军校的中国军事学员在5月动身，于8月回到了上海。
早年，周、刘同为同盟会吴玉章门下革命弟子。
吴玉章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他办学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了包括周、邓和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人留学法国，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
在苏军学成回国的刘伯承留在上海后，正是在军委书记周总麾下，就任军委委员和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等职务。
与此同时，早年行伍出身，受训湖南陆军讲武堂的彭德怀，在1928年担任国军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职务上发起平江暴动。
平江暴动所部编为红5军，彭德怀出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1928年年底，彭德怀率红5军主力到井冈山，同朱毛红4军会师。
此后，红5军撤编，朱毛红军扩编，彭德怀任红4军副军长兼第30团团长。
1930年6月，重新组建的红5军扩编红3军团，彭德怀为该军团总指挥，一度指挥该部红军迂回奔袭，攻占了长沙，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
这是红军在第一次内战时期唯一一次攻入省会城市。政治影响很大，彭德怀军功同样也很显赫。
这一阶段，彭德怀在军事指挥之外，参与了解决“富田事变”，参加了红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行委的联席会议"罗坊会议"。
在两次政治事件中，彭德怀站位正确，深得朱毛信任，关系也更为密切。
1931年底，等到刘伯承随周总赶到江西时，彭德怀凭赫赫战功，除继续担任红3军团军团长之外，已是新组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和中革军委副主席了。
上海总部到达江西，但江西军队重要军职并无相应空缺。以刘伯承资历、学识，也只得就任红军军政学校校长、政委。
很快，他得到瑞金卫戍司令兼职。这一职务堪为红色首都的“九门提督”。这也意味着上海中央开始着手介入江西军事。
周总政委和红第一方面军主要将领。
1932年周总等人主持宁都会议召开，上海军委和江西中革军委进行调整、合并成立了新的中革军委。
新的中革军委主席依然是德高望重并且在军队拥有实权的朱德。执掌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执掌第一军团的林彪也分别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委员。
唯独江西武装割据的掌门红太阳，在继项英主持的赣南会议中，被免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又在宁都会议上被安排离开军队，就任地方政府主席。
这就是课本上说的王明路线排挤红太阳那段故事。
当然，课本并没有说明当时王明远在莫斯科，周总、项英、博古、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才是宁都会议的主角。
这次会议中，周总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第一方面军政委。
这些职务看得出来，相比挂名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书生博古，周总更看重实际影响。
所以，虽然红太阳远离了军队与党的中心，实际上江西既有博古、瞿秋白为主的负总责的临时中央，还有更务实的中革军委、苏区中央局。
一个苏区，一个军队，两套最高班子。自然难免磕磕碰碰。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后，博古对反围剿的惨胜表示不满，明确表示：
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
这次围剿最高指挥者时朱德、周总和刘伯承。想想，博古说这番话对周总还是明显有自己的态度。当然，这是闲话。
水涨，自然船高。
刘伯承升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成为协助总政委周总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直接指挥红军全军军事的实权将领。
显然，既有护国战争、南昌暴动、留苏学军事以及协助周总负责宏观军事的背景，出掌军权又正当盛年，刘伯承还是意气风发写了不少关于红军建军、作战的指导性文章。
这些文章在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和中央局机关刊物《战斗》等报刊上发表。
主题以批评“游击主义”和按照苏军条令建军、打仗的理论文章，把早期红军战术定位成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一种有害于反‘围剿’革命战争的右的倾向。
瑞金中革军委遗址。
想想，姑且不说离开军队的红太阳有何读后感。连执掌第一、三军团的林彪和彭德怀读完文章是何感想，想来也是心情复杂。
有些文史资料记载，彭德怀对刘伯承这些文章发表过深为不满的读后感：就他刘伯承行，那是口里说话牙齿不痛。
林彪亦然，他对刘伯承文章也深表不满：游击战有什么不好？红军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从井冈山打到中央苏区，我们就靠这个拿手好戏。
很快，刘伯承的若干批评“游击主义”和按照苏军条令建军、打仗的理论文章，迎来了实战检验。
1932年12月，南京政府调集近40万兵力，三路围打江西。
1933年1月底，蒋先生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三路人马"分进合击"，欲图挤压红军主力在黎川、建宁地区进行决战，一鼓作气歼灭红军。
两军数次激战，到2月上旬，红第一方面军主力约7万人，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总指挥下，运动到黎川地区。
显然，这时的态势非常有利于国军作战计划。
危机之下，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联合发布命令，要求红军在国军"围剿"主力尚未合围，实施战役逆袭，主力渡过赣江，沿南城、黎川、广昌线攻击前进，最后攻占南丰，打破国军合围。
这道命令，谁都清楚，在书生云集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也只有刘伯承才有策划这样规模军事动作的能力。
而要以苏区中央局下达这一命令，事先周总如不认可也是枉然。
先敌机动，长途奔袭，于国军南京军、粤军和闽军结合部撕开口子，占据主动再伺机反转从容寻找敌军破绽。
不得不说，刘伯承在第四次反围剿的这一策略确实很妙。
但是，刘伯承忽视了当时军队战术素养和装备、后勤。
长期忙乎着山地游击战的江西红军并没有大兵团运动和作战的经验，此外，连续作战中，红军弹药匮缺，无法保障持续作战。
当时红军武器、弹药主要依靠出口江西有色金属到广东、香港换取。第三次反围剿战后，红军出口业务困顿，弹药补充只能依靠藏在深山的作坊加工。
所谓红军靠缴获壮大，这其实不太符合历史。
总之，因为贸易受困，仅靠作坊加工，如要寻求大兵团机动作战，显然不太现实。所以，接到长途奔袭主攻南丰的作战命令，彭德怀大为震惊。
为催促彭德怀行动，周恩来和朱德先后亲自电话下达命令。彭德怀抱怨：
哪个出的鬼主意嘛？这南丰城易守难攻，我们才这么一点穷家底，打得下来么？
打吧，不把三军团打光他们是不甘心的！
2月12日傍晚，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林彪指挥红一军团向南丰城发起总攻击。
果不其然，南丰是国军实施围剿的重镇，不仅战前修筑坚固工事，陈诚更以第37路军第8师3个团死守南丰。
江西主力红军。
彭德怀和林彪两部各攻一面，打得惨烈时，师长、团长都亲自提起冲锋枪、手榴弹率队冲锋。
激战到拂晓前，红军猛烈攻击，伤亡上千，却并没有突破南丰外围工事。彭德怀部第3师师长彭鳌和两个团长在攻击中阵亡。
无效而惨烈的攻击一直延续到2月28日。每一次攻击失败和新一轮攻击之前，都有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向红一、三军团下达的严厉的命令。
在前敌指挥所的彭德怀怒骂：照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的老本都要打光了！
最后，周总、朱德和刘伯承亲自来到前敌，他们发现，红军若干次猛烈攻击，最好的战果也就是林彪部撕破了国军第一道防线的一个口子。
这时，红军弹药几乎耗尽，伤亡惨重，而国军防守的南丰主阵地尚未接战。
无奈之下，红军主力只好变攻击为佯攻，撤出战场。
——最让彭德怀恼火的是，刘伯承在总结南丰作战时，多次提到红三军团缺乏大兵团运动和作战经验，需要提高战术休养。
显然，刘伯承对彭德怀用兵也有看法。
经历南丰之战，彭德怀对刘伯承的苏军教材打法同样也是痛心疾首。坊传，这一时期两人均有互不满意的牢骚。
误会是误会，合作归合作。
彭德怀是天生打仗的人。而刘伯承也确实是非常有军事天赋的名将。经历若干江西的实战，刘伯承撰写的若干军事论文也逐步开始强调山地游击战。
尤其在1932年8月，刘伯承和左权等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首次在军队普及军语，这对红军走向现代化和正规化推动匪浅。
这一阶段，刘伯承以现代军事观点，撰写了多篇总结山地游击战和敌后游击战的论文，并对全军做了战术普及。
当时，红太阳离开军队到了地方。江西军队自然是以朱德威望最高。有着黄埔军校和南昌暴动领导者资格的周总，不仅是中央局大佬，而且对江西军队影响至深。
周、朱交情友好，刘伯承担任参谋长自然干得顺心。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中央局与江西军队在未来作战思路上慢慢达成的默契。而临时中央也迎来了自己的军神——李德。
原来，在当时的中革军委和苏区中央局之外，江西军政还存在一个名义上的最高机构，即博古、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人的临时中央。
他们都是来自莫斯科的书生，都没有军队阅历和军事经验。李德来得正是时候。
1931年底的中央局成员，右起王稼祥、红太阳、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红太阳之外，全部都是莫斯科回江西的大佬。
李德是刘伯承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同窗，行伍出身，文化底子薄且最高军职不过旅、团长。但是，他被莫斯科作为军事专家委派来华，是戴了光环的人物。何况，临时中央也非常需要自己的军事人才。
随着临时中央奉莫斯科命令对江西军事的深度干预，为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操作军事的刘伯承的参谋长职务被免去。以李德、博古、周总的三人军事决策圈也成为红军最高指挥团。
三人之中，唯有当过苏军团长的李德最具军事专业发言权。所以，当仁不让，红军打仗，李德说了算。
抛开其他的军事因素，单就指挥才能来看，靠一个战术指挥官统领十万红军，李德水平有限，确实是胆量超过体重。所以，红军被迫长征，这也是军事指挥上的必然。
随后，抗战爆发了。
这时，随着长征以来遵义会议、洛川会议等召开，红军时代在江西的军队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全部红军改编为国军第8路军，随后改编为第18集团军进入中国抗战军队序列。
这时，彭德怀和刘伯承在军职上正好调换位置。
彭德怀是军委委员，为第18集团军主要负责作战的唯一的副总司令。刘伯承则为第18集团军下辖三个主力师之一的第129师师长。
抗战初期的朱德和彭德怀。
在太原会战之后，朱德、彭德怀、左权率第18集团军总部进入太行山地区指挥敌后抗战。而在太行山地区实施敌后抗战的主力，则是刘伯承的第129师。
不久，朱德回归延安，留在太行山指挥敌后抗战的彭德怀和刘伯承也就迎来了又一次军事上的误会。
写得手软，暂时歇笔。彭、刘后事，请关注明天更新。另外，问一声，可有青海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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