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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抗战大撤退态势略图
1937年，抗战爆发。
当时，日本在国力、军力上，对中国占据了巨大优势。所以，抗战开始，中国血战抵抗却无法在华北及京沪杭战区抵抗日本侵略。
在七七事变至淞沪会战前后阶段，日军在控制津浦线、平绥线、平汉线及陇海线后，步步紧逼，完全占据对华战略优势。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悍然跨越嘉兴一线的制令线，直接攻击南京。
中日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日本也明确了全面侵略、威压逼迫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
1938年，这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年头。
是年，日军在北方和苏俄达成妥协，收拾在台儿庄会战被重挫的士气，继续调集本土和关东军兵力投入中国战场。7月，日军调整侵略主要方向，为消化花园口决堤形成黄泛区天险影响，重新确定了自东向西长途奔袭武汉的战略。
日军把武汉作为速战决胜的侵华战略最后目标，认为：
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
武汉，是中国钢铁、机械、纺织等近代化工业重要基地，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扼控平汉、粤汉两线陆路和长江、汉水等水路，有九省通衢之称。
在1938年后，武汉已经是中国尚未沦陷的唯一的工业基地。
此外，抗战爆发后由京沪杭、豫、皖、苏、浙、鄂、湘等地匆忙撤出军工、钢铁、煤炭、服装等等工业设备、器材、原料等物资，当时都挤压在武汉，亟待转运川渝大后方。
与此同时，由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转移而来的中国工农兵学商等数以千万计人口，自平汉线、长江水道不断集中在武汉。
在家国意识萌芽的全面抗战时期，无数民众觉醒之后，以脚投票，表达着自己对日本暴虐侵略的反抗。
抗战历史上悲壮的人口迁徙运动，在1938年进入了高潮。
1932年，准备转移到南京的故宫博物馆藏品。抗战爆发，这些藏品基本得以转移大后方。
此刻，在中国以持久战全面抗战的大战略棋盘上，武汉无疑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战略要点。
仅有的可怜巴巴的工业设备、设施、资源，无疑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最后本钱。
而随着大片国土沦丧，人口损失，当时投身抗战人口迁徙运动的民众，无疑是正在觉醒的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最后血脉。
显而易见，如是中国在日军攻占武汉前无法转运这些人口与物资，那么，中国必定失去持久抗战的最后的根本。
日军集结陆、空、江现代化25万余重兵沿长江水道、大别山北麓向西分进，气势汹汹，企图抢在中国大迁徙、大撤退尚未完成之前，在战略上钳击、合围武汉。
是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
以武汉为核心，以长江中游水道为轴心，在鄂、湘、皖、赣、豫南广袤国土上，一场保卫中国国脉的抗战打响。
日本在武汉会战的战略目标非常明显。
那便是通过会战，快速摧毁中国抗战人口、经济基础，对中国实现最大限度经济掠夺。继而压迫中国无力再战，只能屈服。
1938年，中国面临生死关头。
武汉外围激战连绵，中国以近代化步兵为主体的军队寸土寸血抵御着日军陆、江、空现代化军队的攻击，掩护着武汉正在进行的中国空前的军民战略大撤退。
粤汉线大撤退的国民。
早在抗战前1935年10月，蒋介石在成都讲演认为：
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四川工商业相对沿海落后，仅有重庆一地，初具近代化工业规模。
然而，四川地势复杂，山川险隔，有蜀道难于上青天之说。同时，四川之内，以成都为核心，坐拥沃野千里，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农业极为发达。
彼时，随日本西侵，四川有中国最为重要的西南、西北两条国际交通线。其战略突兀、重要。
抗战爆发，在1937年11月，中国国防会议即以《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明确：
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
11月26日，南京会战前夜，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主要机关抵达重庆。他们入川，受到川渝大地政府、军队和民众的热烈欢迎。
12月1日，中国国民政府基本完成西迁，在重庆正式办公。
1937年，继七七事变、淞沪事变爆发，中国在华北以南口会战、保定会战、太原会战，在京沪杭和华东、华中，以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及徐州一带会战，以百万抗战军人正面抗战牺牲，苦苦阻挡、滞缓、延迟日本攻势。
淞沪会战期间，正在撤退的工厂设备、器材车队。
这些会战，在抵御外侮的战役、战术等军事价值之外，最大的战略价值有二：
其一，争取扭转日军自北而南的战略进攻轴线为自东向西轴线，粉碎日本速胜战略企图，实现己方持久抗战战略；
其二，为实现持久抗战，主动在正面作战，层层阻击日军攻势，掩护中国抗战大迁徙、大撤退。
抗战军兴，明知己方以近代化军队对抗现代化日军，战力对比极为悬殊，无数抗战军人以身许国，义无反顾走向了华北、华东、华中正面战场。
他们义无反顾向死血战，抵抗、消耗着日军的攻势，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牺牲。
正是这些会战血战、鏖战期间，为激励、保护中国有限的工业投入抗战，国民政府公布《迁徙须知》决定：
凡中国国民投资之工厂，均可一律迁徙。迁徙转移目的地为武汉。
政府给与相当津贴。
《迁徙须知》公示后，华北、京沪杭等地工厂纷纷报名登记，开始了抗战最早期的紧张的大迁徙、大撤退。
由宜昌逆江上游的民生公司轮船。
当时，上海除却上海炼钢厂之外，其他各家机械厂设备、设施、器材及产能都抵不过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分厂等企业，不是抗战撤退的重点项目。
淞沪会战期间，杜月笙、黄炎培等上海名流、企业家组成上海市抗战救援会，一方面写信抗议国民政府“歧视”。一方面自掏腰包加紧工厂搬迁。
前线付出惨重伤亡多坚守一天，京沪杭地区大撤退就多了一天时间。
国难当头，这些工厂在日军战机轰炸下，每一次成功搬迁，即为后来抗战保住了一分元气，也无疑浸染着前线后方抗战志士的生命与血。
平汉线向武汉迁徙、撤退的军民。
淞沪会战如此，其他会战同样如此。
也正是这些被很多人嘲笑、指责的官长无能，士兵懦弱，指挥无方，一溃千里的若干大会战，在客观上却掩护着无数的国民、工厂设备、设施等在1937年的战火中，一路颠沛流离，历经艰险，辗转撤退到达了武汉。
回望八年抗战，苦撑得胜的苦难岁月，如是系统、客观去分析这些1937年至1938年初期的若干大会战，自然又是另外一种结论。
1938年早春，武汉会战前夜。
云集蒋介石、周恩来等中国精英们制订的《抗战建国纲领》共32条在武汉发布。《纲领》涉及到抗战时期，军政机关、平民、文教、医药、物资、孤儿、工业、经济等等撤退、建设等等方面细则。
《纲领》公布之后，史诗般的中国抗战大迁徙、大撤退开始了。
也正是那时，我的曾祖父随抗战军委会前往桂林行营。留下祖父兄弟们在武汉，于战乱中等来了我的曾祖母等妇孺家人。
那时，和千万国民一样，他们的家已经毁于日军战火。
他们在武汉团聚仅仅一天，当天，我的祖父往桂林而去，次日，我的伯祖父随财政部机关前往重庆南泉。不久，我的叔祖父报考军校，也离开了武汉。
短暂相聚，他们在抗战乱世，留下一张至今让我至今贴身珍藏的照片。每次看着照片，我总会情不自禁感悟、回望着武汉会战，抗战大迁徙这些历史事件，如此真切，如此让我泪流满面。
1938年春，我的曾祖母（中坐者）、父亲（怀抱者）和祖父渠川长（右二）、祖母（左二）、伯祖父（右一）、伯祖母（左一）、叔祖父（右三）于战乱中，在武汉团聚。
据长辈们说，那个时代的武汉码头、车站，忙而不乱，秩序井然。
等待向大后方迁徙的人们或从容、或悲愤，萍水相逢却不乏伸出友爱、援助之手，少有加塞、抢座、纷乱。
那时，男人们离去后，在跟随曾祖父的数位河南籍勤务爷爷们照顾下，我的曾祖母和全家妇孺留在武汉。
他们在日军不时无差别轰炸武汉的恐怖、紧张气氛中，耐心等待，耐心期望。
数月之后，在武汉会战爆发后的盛夏，全家妇孺这才幸运、安全地迁徙到了重庆。
那时，数位河南籍勤务爷爷因为工作安排原因并没有上船同行。他们留在武汉码头，洒泪为我的曾祖母们送行。
后来，家父说起他们是在武汉会战最后阶段才离开武汉，然而，数位正值少壮的河南籍勤务爷爷却没有一人抵达重庆。
为此，在专门研读过武汉会战后期的大撤退，我知道了少有人知道的在日军冲进武汉后，最后撤离武汉码头的江兴轮往事。
1938年10月25日，载客3000多人的江兴轮成为武汉沦陷前最后一艘方舟。
超过一万名抵抗到最后，等待到最后的军民们在紧张气氛中登上了江兴轮。他们悲愤眺望武汉上空冲天的火光，于疲惫、期待中逆江西上。
可是，超载后缓慢行驶的江兴轮遭遇到日军战机袭击。
日军对武汉的大轰炸。
军人们涌上甲板用高射炮抵抗，击毁1架日机。然而，更多的日机涌来向江兴轮轮番投掷了爆炸、燃烧航弹。午后，江兴轮不及抢滩在长江中间航道沉没。
这是一次抗战历史上史诗般悲壮的江难。除却84人被抗日军人营救获生之外，超过一万军民不幸葬身滔滔长江。
少有人知晓，少有人凭吊。
有一年，看到吴宇森执导电影太平轮时，我立刻想起江兴轮往事，不禁潸然。文字传播毕竟有限，如谁会为此拍摄影视剧等意向，橡树必义务为之服务。
1938年盛夏，于抗战最危急关头，在武汉会战的中国军人们的掩护下，中国悲壮的抗战大迁徙、大撤退开始了。
感谢支持。关注橡树，关注后期写作的卢作孚、江兴轮、抗战孤儿，关注那些本该大众却很小众的抗战大迁徙、大撤退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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