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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价值总是在公共价值之前,公共秩序和公共价值,是个体价值的边际效应递增,是一种溢出收益。而个体价值的前端,是观念秩序的涌现。
只有在观念秩序的层面,人们才能对自己的人性论和知识论构成审判。
绝大多数人都困在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的纠缠之中无力走出来,所有的乌合之众都生活在这里。
少数人终于开始追问个体之人的意义所在,但是他们缺少一个认识人性认识自己的基准坐标与分析框架,他们试图用自己去认识自己,这使得人们再一次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之中。那些平庸的思想家、艺术家,就生活在这种困境之中。
只有极少数人穿过窄门,来到观念秩序的世界。
然而,一个人究竟应该把自己宝贵的观念秩序对接在一种什么传统之上,究竟应该用一种怎样的超验话语来激活我们的灵魂,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自由选择问题。有人信心满满,简单相信,向着标杆直跑,有人则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左顾右盼,无法作出一个简单而又决绝的选择。
对于每个心又梦想的人而言,这不是一个上下求索的行动,而是一个线性的涌现过程:
观念秩序——个体价值——公共价值。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三一模型:
——观念秩序 ——个体价值 ——公共价值
生活中充斥着相反的思维运动,大多数的学者都是从公共价值出发,去界定个体价值,然后再去界定观念秩序。
这不符合思想史的涌现秩序。如果这个反向的思维运动不改变,人们就无法理解奥派经济学体系为什么强调方法论主观主义,也理解不了康德为什么坚定地说人是目的。这里的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个体的人。张维迎教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类社会主要是由某几个人来推动的,我认为他在感性的层面说出了一个思想涌现的事实秩序:
人类终究是被观念秩序推动的,而每一次伟大的观念秩序的扩展,都是由少数几个伟大的思想家来完成。
多少人并不能接受这样的涌现秩序,比如这个时代火热的脑科学。
我想说的是,从一开始,脑科学的发展就不是对人的观念秩序的辨析,而是沿着意识的客观化去工作,将人的大脑活动物理化和数据化。只有这样,人工智能才能把人复制为软件。但我说了,人的意识是一个复杂的涌现现象,其复杂程度超过了人类的有限理性。而现在的行为经济学尤其是脑科学有某种试图超越有限理性的趋势,这是对人的观念秩序的基准秩序的破坏,呈现的是科学家无边界的傲慢,一定回带来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正在超光速的勇气逃离人类古老的观念秩序传统,对新事物不可节制的追求正在把人类社会变成疯子的乐园。
是的,个体主义的进路和公共主义的进路,从来都是泾渭分明。要说西方思想史的传统,如果只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个体价值。在终极观念的意义上,西方思想史上的个体概念,既是指一个人,也是指所有人,一个人的价值就是整个世界的价值,而不是相反。
所以优秀的思想家永远都是基于个体的范围在工作。这是个基础概念,这个概念如果没有建立起来,做学者不可能成为大学者,做政治家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在这个命题上,西方思想史的观念流变,与中国传统思想史的观念流变,是完全反过来的。不可不察。只有到了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类似于雅斯贝尔斯,亨廷顿,还有凯恩斯、罗尔斯这样的学者,才一窝蜂地在宏大叙事的层面思考。也正式立足于对这种现象的考察,人们有理由认为,号称文明的西方思想正在走向没落。
这是现代学者的无知和狂妄。当然,中国学者从来都是热衷于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在这样的趣味上,我们的确对宏大叙事是非常有主观偏好的。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中国学者不可能学有所成,永远只能在西方思想史的围观群众里打打酱油。这话很刻薄,但却是我们的命运。
西方的思想家在没落,中国的思想家在沉睡。这就是我所在的时代最明亮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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