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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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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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面对人类不确定的行为，到底应该怎么办，一直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为了这个问题，人类长期以来陷入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观念纠缠之中，总是不得要领。思想家们一直苦苦思考，试图找到合宜的方法。这构成了一部人类的思想史。

即使完全不了解思想史的人们，也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困扰，并且习惯性地陷入在这个问题之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使用与之相关的概念和名词。

比如我们近似于本能的使用“辨证”这个词，完全意识不到，当我们使用“辩证”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已经抬高了人的判断能力，陷入了一种理性的自负困境。

反之，当我们使用“矛盾”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可能又忽略了作为认识论主体的人的判断能力，一旦我们用“矛盾”这个词来解释我们的行为，我们似乎苍白无力，一筹莫展了。

两方面的情况，都源自于人类不能明确地认识自己。

要扭转这个习惯思维，很难，因为我们的视野不够开阔，因为我们从来不曾拥有综合判断的能力，因为我们不明白一个人的目的和使命，因为我们不过是人。

或者干脆说，我们缺乏来自上帝的超验秩序的终极启示和引领。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应该怎么做？查考圣经，我们发现上帝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吃下分辨善恶之树的果实，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超验的事实，人的判断力无法做到完全准确的界定善与恶的基本问题。后来我们继续读圣经，发现上帝启示给约书亚的方法，并不是致力于善与恶的说明，而是要约书亚刚强壮胆，不要惧怕，遵行摩西律法，昼夜思想，不偏离左右。

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人的行为，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单向度的判断，合宜的方法应该是超越人的判断和人的行为，以摩西律法为最高标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有信仰。一个人必须首先上帝的话语启示，相信上帝颁布给摩西的律法书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如果没有明确的基督信仰，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这样的绝对命令，任何一个失去上帝绝对命令的人，都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论战之中创造一个由人的判断力来确定的判断基准，而这个由人来确定的判断基准，肯定不符合上帝颁布的绝对命令。由此，人类经过思想家们的苦苦探索，终于把人类的行为带向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主要就是由一群相信上帝话语的人和一群不相信上帝话语的人所组成，因此，人的价值观的基本模型，主要立足于这样的信仰事实，那些相信上帝话语的人们，展开了他们的价值观：

这是一个由上帝掌权的世界。人类仅仅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是职业经理人。

这是一个由保守主义的思想传统推动并建构的现代社会。保守主义和由保守主义发展出来的共和宪政制度，是人类社会最不坏的制度。

这是一个悲惨世界。天国不在地上，所有的乌托邦观念，所有的理想国思维，才是这个世界越来越悲惨的惟一原因。

——上帝掌权；

——保守主义；

——悲惨世界。

当这三种价值观组成一个“三一模型”，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摆脱了辩证法的困境，变成了一个简单相信上帝话语的人。当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启示，我们发现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一群遵行上帝话语，向着标杆直跑的人。

所有已经拥有基督信仰的人们，可以比照这个价值观的三一模型，对自己的观念秩序进行分析和纠错。

一直以来，我都不讨论别人的信仰到底如何，因为信仰是心灵秩序，我们看到的都是外在的表象。

康德在讨论伦理学的时候，曾经讨论过动机，并且认为惟有在动机的层面，才能识别一个人的伦理秩序是不是真正服从了绝对命令。但康德明确指出，关于动机的讨论，只能发生在一个个体的人性的范围之内，即一种自我动机的审视与追问。作为思想家，康德的价值就在于把问题的答案交给了上帝的绝对命令。

亚当斯密在讨论伦理学的时候，用尽所有深邃的思辨，把问题的最终答案指向了上帝这个“公正的旁观者”。之后在讨论经济学的时候，他又把问题的最终答案指向了上帝“看不见的手”。

克尔凯郭尔讨论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时候，使用了”沉默、恐惧、颤栗“这样的形容词，说明都是个体的感受，信仰穿过世界，抵达天国，完全是个人的内心体察，他人不可知。语言和知识在这里失去意义。作为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价值就在于提醒人类，人类必须超越自己的困境，经过一种人类自身无法理解的恐惧与颤栗之后，才能真正理解上帝的话语。

马克斯韦伯讨论资本主义的精神，并没有试图在一种多元化的思想资源中展开一种理性的综合与辨析，而是直接指向了新教伦理秩序。这是典范意义的基督信仰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伦理的思想资源，新教传统就来自上帝的话语启示，而不是人类思想家的自我想象。

优秀的思想家们事实上都学到了约书亚的智慧，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总是把摩西律法书放在自己的口里，超越人的行为的左右之分，指向上帝话语。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的话语，隐含着这样的智慧，对于不可言说的事物，我们必须遵行；对于可以言说的事物，我们必须追问。在思想的意义上，这样的表述，意味着我们终于意识到思想的边界在哪里。这个边界的界定极其重要，意味着一个人何时沉默，何时必须展开强大的追问。

所以，如果我能界定什么是信仰，那么我就能真实地理解我必须遵行的目标，与此同时我就能界定什么是我必须追问到底的事物。反之，如果我不能界定信仰，则我的生命方法可能在应该遵行的地方我使用了我的狭窄的判断力，而在我应该大声说话，追问到底的地方，我反而像下午阳光里的一条狗，蔫蔫的，麻木的，无知且无耻的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