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孝顺的孩子深知父母的人性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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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孝顺的孩子深知父母的人性弱点

                                                                                                   

论如何怀疑我们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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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习惯性观念之一，是不能怀疑父母，不能批评父母。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国文化传统对人性命题的辨析。

也就是说，只有当所有的人都认定，在人性的意义上，父母高于一般意义上的人，传统观念对父母的绝对尊重，才具有人性论上的稳定意义。

但这样的观念表述，显然存在漏洞：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父母，所以问题就变成了，每个人都拥有不能怀疑和批评的特殊权利。

所以，在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上，人们有理由认为，在一个关于人性的基本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界定的前提下，中国人无论秉持什么主义，都不太可能建立一种现代性意义上的家庭制度。

要点在于，把每个父母还原成人，每个人都要学会怀疑父母，所谓孝顺父母，应该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一个孝顺父母的孩子，应该是一个最了解父母的人性弱点的孩子。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思想史工程。应该有人去做。

论才子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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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价值观如果不是足够靠谱，但他却表现出早慧的天赋，这种局面能够支持他在36岁之前一路上升，但36岁之后，他必然一无所成，只能靠之前的名声和作品混吃等死，像一个丢了灵魂的活人，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的人，如果聪明一些，就彻底淡出，让别人偶尔怀想。如果选择再次回到人群之中，必然成为一个笑话。实话实说，中国文化语境中绝大多数的才子型人物，都是这个气象。

如果你有空，可以用你身边的那些看上去才气横溢天生骄傲的人分析分析，36岁前他们都像抖骚的公鸡，人见人爱，马见马操，36岁以后迅速变成一泡营养不良的大便。即使把身体搓成胡萝卜的颜色，也不能憋出一小段锦绣文章。

所以这种人的余生就剩下三件事：吹牛，混饭局，算命。

至于传说中的佳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佳人也是人。再好看的女人，也不过是人。是人就拥有人性的幽暗性。都说他人是地狱，这句话用在美丽女人身上，完全适用。

论历史学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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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中国人都是历史学家，因此每个中国人思考公共问题，都会试图通过对历史的思索，找到现实解决方案。所以有书生摇头晃脑说，当我们看不见未来的时候，让我们看看历史。

得指出一个事实：中国的历史学从司马迁开始，就表现为两个重要的方法论错谬，一是抬高历史学家对历史真相的再现能力，属于理性自负，这意味着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参与了历史谎言的制造。二是历史学缺少模型分析，导致历史学文本都止步于挖材料，讲段子，这意味着中国的历史学不是科学思维。

人并不是由历史推动的，人是由他的价值观推动的。人的价值观的基本模型，主要有三个维度构成：这是一个由上帝掌权的世界。人类仅仅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是职业经理人。这是一个由保守主义的思想传统推动并建构的现代社会。保守主义和由保守主义发展出来的共和宪政制度，是人类社会最不坏的制度。这是一个悲惨世界。天国不在地上，所有的乌托邦观念，所有的理想国思维，才是这个世界越来越悲惨的惟一原因。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比照这个价值观模型，对自己的观念秩序进行关照，辨析和纠错。当我们这么去做了，我们可能会跳出历史主义的窠臼，变得比以前开阔一些。

论别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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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讨论别人的信仰到底如何，我从来不会讨论别人是不是基督徒，或者指责别人的信仰不够好。因为信仰是心灵秩序，我们看到的都是外在的表象。别人的内心秩序，我看不见。

康德在讨论伦理学的时候，曾经讨论过动机，并且认为惟有在动机的层面，才能识别一个人的伦理秩序是不是真正服从了绝对命令。但康德明确指出，关于动机的讨论，只能发生在一个个体的人性的范围之内，即一种自我动机的审视与追问。克尔凯郭尔讨论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时候，使用了”沉默、恐惧、颤栗“这样的形容词，说明都是个体的感受，信仰穿过世界，抵达天国，完全是个人的内心体察，他人不可知。语言和知识在这里失去意义。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的话语，隐含着另一半的意义，对于可以言说的事物，我们必须追问。

在思想的意义上，这样的表述，意味着我们终于意识到思想的边界在哪里。这个边界的界定极其重要，意味着一个人何时沉默，何时必须展开强大的追问。

所以，如果我能界定什么是信仰，那么我就能界定什么是我必须追问到底的事物。反之，如果我不能界定信仰，则我的生命方法可能在应该沉默的地方我使用了我全部的言说和全部的力量，而在我应该大声说话，追问到底的地方，我反而像下午阳光里的一条狗，蔫蔫的，麻木的，无知且无耻的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