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式告密不仅仅是时代之痛

濮洋乐

  “大义灭亲”式告密不仅仅是时代之痛     

                                                                                         

导语：近日，一则名为《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的新闻刺痛了诸多人心[详细]。但当隐隐作疼的人心再次不约而同地集体指向“文革”时，反思本身已不完整。

一、这类告密已不同于传统告密模式

《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呈现给世人的是一种丑陋的告密之恶。这类告密，已突破了传统告密模式“亲亲相隐”的底线，有完全不同的发生逻辑。

1、传统告密模式虽然残酷，但仍强调“亲亲相隐”

因当权者的需要和鼓励，中国告密传统源远流长。远者，如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出台“告缗令”，即是鼓励百姓举报一切相识者的资产。武帝为从民间捞钱，此前曾颁布过“算缗令”，对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征收“财产税”，但百姓有抵抗情绪，政府又缺乏统计手段，实施效果很差。武帝遂想出鼓励百姓互相举报资产这般损招。“告缗令”规定：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被奖励给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间告密之风大盛，司马迁总结其巨大的破坏作用时说：民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各郡国“得民财物以亿计”，“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终于发展到中产之家全部破产，百姓花光吃光不思储蓄的境地。

近者，如台湾50年代到80年代的“白色恐怖”。学人王鼎钧觉得自己身边当年遍布告密者：“那时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具电话，我接电话的时候，总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们让我看见‘竖起耳朵来听’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好像无所用心，低着头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滚动，耳轮的肌肉形状异乎寻常。如我会客，总有一个工友殷勤送茶换茶，垂着眼皮，竖着耳朵。……那时，工友是他们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组织’的一员。”那时候，台湾在蒋经国的主持下，有10万余名警察及5万余名各类特工，更不知发展了多少“工友”做眼线，台湾民众无一不在监视之中，无一不在被告密的恐惧之中。

无论古今，这些传统告密模式，或是群众运动，或是当局撒网，虽然残酷，但“亲亲相隐”总是最后的一道底线。即便是尊奉商鞅之学的秦国，《商君书》里虽有规定“民人不能相为隐”，否则必受株连，但云梦秦简里仍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的规定。张家山汉简里的规定更严厉：“子告父母，……勿听而弃告者市”。

2、阶级斗争新思维下，血缘感情须服从于阶级感情，大义灭亲式告密遂层出不穷

但在文革中，“大义灭亲”事迹——子女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哥哥检举弟弟者层出不穷，红卫兵告密“弑母”这类案例，亦非鲜见，“亲亲相隐”的底线已全线崩溃。何以会如此？阶级斗争新思维是个中关键。如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人性•党性•个性》一文，认为“任何种人性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东西，而是某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所以，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问题就是阶级性的问题”；再如1957年，针对社会上“不近人情”、“六亲不认”的批评，《学习》杂志刊文指出：“‘人情’是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六亲’也各有自己的阶级地位，都是有阶级性的。问题在于‘近’什么人的‘情’，‘认’什么人的‘亲’。其中有一个显明的界限，这就是阶级立场。”文章公开支持以“阶级立场”为标准“大义灭亲”：

“当一个良好的公民或革命的干部检举自己亲属中的反革命分子，或是提出与自己的反动阶级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时，右派分子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六亲不认’。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好公民、好干部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要成为反革命分子或反动阶级的俘虏。”

1958年第22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还刊登有姚文元的一篇对巴金小说《家》的批评文章，在文章中，姚毫不留情地批评巴金的小说“把血缘的感情放在阶级感情之上”，削弱了“青年‘大义灭亲’的斗争性”。文章说：

“（小说中的）高老太爷是这个黑暗王国的国王，所谓‘一家之主’。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人物，残酷毒辣，死硬地维护封建道德，杀人不见血。……到他临死的时候，作者不是用充满仇恨的笔调去引导读者无情地憎恨这条毒蛇的死亡，却用十分哀痛的笔调叫觉慧、觉民去扮演‘和解者’的角色，叫那个被有些人目为‘英雄’的觉慧‘把身子靠在祖父的膝前’，‘用悲惨的声音叫着爷爷’，好象过去做了多少对不起祖父的事，现在在这最后的—刹那加以挽回，要请他‘原谅’。这不是向地主阶级妥协，为地主阶级减轻罪恶，把血缘的感情放在阶级感情之上，又是什么呢？而那位高老太爷竟也的确‘原谅’了他们，小说中把他的临死的痛苦衰弱的形象写得那样令人同情：‘他的嘴唇又动了，瘦脸上的筋肉弛缓地动着，他好象要做一个笑容，可是两三滴眼泪开始落下来。他伸手在觉慧头上摩了一下，又把手拿开，然后低声说：‘……你回来了……冯家的亲事不提了……你们要好好读书……唉！’一声长叹，表现了高老太爷内心的忏悔，他在为觉民的婚事而难过。读者看到这里，不是会对他引起一种默然的同情和怜惜，觉得他‘也是为了儿孙好’吗？而这种和地主阶级妥协的感情，会严重地削弱青年‘大义灭亲’的斗争性。”（《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谈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

二、这类告密也不仅仅只是“文革”之恶

文革期间的“大义灭亲”式告密，既以“阶级情感”为准绳，自不可能仅仅发生在文革期间。“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大义灭亲”式告密的数量，绝不会比“文革”期间更少。所以，若仅仅局限在文革范畴内反思“大义灭亲”式告密，仅仅将其视作“文革之恶”，这样的反思就难免有失偏颇。

1、“大义灭亲”式告密不是“文革”特产，自50年代起即已泛滥

事实上，对“大义灭亲”式告密的鼓励和宣传，早在文革之前即已开始。以1952年“三反运动”中的《人民日报》为例，1月24日报道了《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桓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2月4日报道了《北京大学学生展开坦白检举运动不少学生检举了自己亲属的违法行为》；2月6日，报道了《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3月8日，又报道了《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

从这些报道里，不难看出当时的宣传，竭力有意突出“阶级情感”与“血缘情感”之间的斗争。譬如：“在运动开始时，（北京大学的）很多同学对检举贪污是有顾虑的。但随着运动的展开，同学们对这一次运动的认识渐渐提高，顾虑也逐渐打消。中文系二年级同学胡祥达在运动开始时，想起他的家里有两本账簿，其中一本是专门对付收税人员的假账。他想动员他的父亲坦白，但是怕他的父亲说他‘忘恩负义’，因此他把这事放在心里没有说。后来他记起‘中国青年’杂志上批评郑辉人包庇地主家庭一事时，立刻恍然大悟，就一方面向天津工商业联合会节约检查委员会检举他的父亲，另一方面动员他的父亲坦白。到一月二十日止，北京大学检举的案件达一百九十三件，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检举自己家属的。”“王世桓看出他父亲心中有病，就对他解说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赶快坦白。但他依旧不肯低头认罪。王世桓最后对他说：‘你不坦白，我要向学校方面检举你。’他父亲听了非常气愤地说：‘我把你养大，你却要检举我，你还有良心吗？我要是特务，你也要检举？’王世桓坚决地回答他：‘你要是特务，我更要检举你！’”

2、“文革”期间大量干部子弟被逼加入到“大义灭亲”式告密队伍，这是一个特殊之处

“文革”期间的“大义灭亲”式告密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此之前，“大义灭亲”式告密的主体，以“右派、“地主”等“阶级敌人家庭”为主；1965年毛泽东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1966年“文革”爆发后，干部家庭子女遂大规模加入到“大义灭亲”式告密的队伍中来。如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回忆：

“我被‘专政’了，他们还不放过那些比我小许多，正在上中学的小阿弟、小阿妹们。1968年2月，王少庸两次给时任徐汇区‘革委会’主任的黄克布置任务，要他把家住在徐汇区的华东局、市委负责干部的子女‘管一管’。于是，5月9日至6月中旬，由‘徐汇区红卫兵军区’主办的第一期‘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学习班’在上海县北桥公社黄二大队一座孤房子里开班，历时35天，有‘学员’46人。第二期班从7月初开始，历时45天，有‘学员’92人。这两期‘学习班’共集中‘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138名，全部是从14岁到20岁的初、高中学生。他们的117位父母全部是被关押、隔离、靠边审查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黄克等人对这些青少年学生用尽了威胁、恐吓、欺骗等手段：不许回家，不许与家里通信，搞‘一帮一’监督；大会套小会，个个要表态，搞人人过关；揭发父母亲的‘问题’，搞‘家庭斗争会’；要大义灭亲，与‘反动父母’划清界限……在两期‘学习班’中，他们先后11次组织‘学员’们参加对他们父母的批斗大会，逼迫42名‘学员’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揭发父母的所谓罪行。这种卑劣的‘学习班’，使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蛊惑和蒙骗，造成了家庭分裂。这些‘学员’中，先后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杀身亡，1人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这种大规模的干部子弟被逼入“大义灭亲”式告密队伍的情形，在“文革”之前未曾出现过。《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就现有资料看来，大概也属于干部子弟“大义灭亲”式告密——与儿子一起告发母亲的父亲，1940年参加新四军，屡立战功，文革前担任本县卫生局党总支书记，文革爆发后被打成本县卫生系统的的头号“走资派”，儿子曾写过大字报揭发父亲；在母亲说出支持刘少奇的言论后，父子二人先后前往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告密。

3、政治高压下，许多“大义灭亲”其实是“大利灭亲”

不可否认，建国后前30年发生的海量“大义灭亲”式告密当中，确有不少案例，是告密者真的相信阶级感情必须高于血缘感情，是很真诚地在告密。一如当时的宣传语境所言：“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儿子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这正是人民群众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十分可贵的”。但并不是所有人的“觉悟”，都能像方志敏（杀死亲五叔）那么“高”，多数“大义灭亲”，其实是“大利灭亲”。《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中，告发母亲的儿子面对媒体，即公开承认：“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如果注意到其父当日已被打成“走资派”，母亲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外祖父则在土改、镇反中被枪决，自不难理解其迫切想要“自保”的心态会有多么强烈；其父在告发妻子时的心态，大略也与儿子相似，作为一名现行“走资派”，其心态或许还会更为迫切。

李锐之女李南央在回忆母亲对父亲和自己的“大义灭亲”式告密时，也认为母亲告密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现实利益，“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李南央说：“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大跃进’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毛泽东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震慑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时她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够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

《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杨沫和他的丈夫马建民，在当年的政治高压下，也陷入了“大义灭亲”式告密，互相揭发，并且招招险狠，直取对方政治生命。对此，杨沫之子的理解是：“在那种高压之下，人首先要生存，为生存而奋斗。别的如夫妻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亲情等等全顾不上了。我父亲揭发母亲1936年没有入党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啥重要问题，只是一个入党手续不完备的问题。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为了表现自己听党的话，忠于革命路线，才把母亲的这个事情交代出来了。”“母亲也开始毫不留情地揭发父亲。父亲与武光的关系，父亲与邓拓的关系，这都是母亲可以回击的武器。”

结语：中国当代的“大义灭亲”式告密悲剧，是整整两代人不可回避的迷惘、恐惧与巨痛，但并不是“文革”的特有之物。对它的反思，须跳出“文革”，放置到更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这反思中，个体的忏悔固不可少，政策层面的教训也同样亟需总结。

延伸阅读

大义不可灭亲

文之革初起时，我尚未成年，故难作大恶，自然也难积大善。事后检点，整个文之革期间，我最觉心安的，是从未起意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一闪念都不曾有过。

1966年夏秋之交，父亲就被揪回他曾任职的工厂，接受革命群众批判。直到1968年底我离家下乡插队，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大多是在这家工厂的“牛棚”度日。这期间，经历过三番五次的深夜抄家，目睹过街头批判父亲的大标语、大字报，熟读过报纸整版点名批判的文章，亲眼见到父亲胸挂黑牌，跪在卡车雨棚上，全市巡游批斗的惊心场景。在学校教唱“语录歌”时，我还曾被小伙伴们以走资派子女无资格教唱为由，直接轰下台。凡此种种，曾带给我悲伤、苦闷和屈辱，但我内心从未对父亲产生过半点怨恨，更不用说仇恨。事实上，我曾不止一次趁夜色穿越铁丝网，潜入“牛棚”，给父亲送去衣物食品。

那时节，隔三岔五，会传来熟人“畏罪自杀”的消息。这对我们家是细思恐极的信息。大家心照不宣，都担心“牛棚”中的父亲扛不住，走上绝路。记得一个冬夜，造之反派又一次上门抄家，并勒令母亲对父亲的罪行表态，母亲只说到父亲“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不再多说。抄家人走后，母亲一任满屋狼藉，披衣倚在床头，对我讲述了父亲的身世和投身革命的经历，并针对造之反派的指控，作了澄清。许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到，母亲在那个寒夜为父亲辩白的良苦用心。那时节，很多蒙难者扛过了关押、批斗、酷刑，却扛不住亲情泯灭，配偶、子女的反戈一击，甚至一时冷漠，都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母亲是担心我们兄妹中有人一时糊涂作出些大义灭亲的忤逆之举，才刻意为父亲洗冤白谤。风雨飘摇之际，母亲是在细心呵护亲情。亲情在，则希望存；希望存，则阖家全。当时，脉脉亲情对父亲、对家庭的每一位成员，至关重要。

回想起来，文之革期间，我对父亲不失亲善的情感态度，无非是基于两点，一是一位懵懂少年对父亲的朴素亲情；二是平时的确没有发现父亲有所谓“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从而认定父亲未违大义，不是坏人。换言之，我当时面对的是，不是“亲情/大义”二选一的两难困境。如果没有母亲的寒夜辩白，如果我也以为铁证如山，认定父亲是货真价实的“三反分子”、“胡风死党”，面对“亲情/大义”，我会作何选择，还真不好说。毕竟，那些年身边上演过那么多大义灭亲的真人秀。更让人凉气倒吸、冷汗发背的是，当年那些个大义凛然、惊世骇俗之举，事后无一不成为当事人锥心泣血的惨痛记忆和终生难以愈合的心灵创面。虽然，其中不少人的初衷，只是为避免更多亲人，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受到株连，但事实证明，这种违心的“止损护亲”效果有限，对亲情的伤害却是至深至痛。

二

大义不可灭亲，政治正确不可成为亲人互为加害的理由。这首先是因为所谓“大义”，所谓“政治正确”，本身便不靠谱，因人因事因时因势而变，其中既有政客翻云覆雨的股掌操弄，也有事过势转的时间证伪。试看当年造之反派对父亲大加批判的所谓罪行，如“鼓吹建立政工、行政两个工作体系”、“学毛著应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宣传技术决定一切，资金决定一切”、“多给两元钱，比多说两句话管用”等，如今无不是务实之论，几可列为先进事迹、英模素材。而随着“胡风案”的平反昭雪，在众人眼里，“七月派诗人”也早已成了父亲头上的一道文学光环。文之革过后，父亲曾说过，当年他其实并末将自杀列为选项，因为他不愿意成为家族连续三代非正常死亡的长子。父亲这一拒绝死亡的理由，虽然无关政治正确，但很正当，很充分，还很温馨。如果当年我真为所谓“政治正确”与父亲决裂，如今才真叫情何以堪呢。

三

大义灭亲，人所不齿。凡灭亲，必无义。如果一种“正义”，需要以灭亲或虐亲来维系，则这款“正义”本身的正当性堪疑。比如，某些国家不时爆出兄弟为“家族荣誉”，亲手处决同胞姐妹的新闻，据此可证这些家族的荣辱观颠倒，而由政府对这种“荣誉处决”的纵容或容忍，可进一步推论出这些国家不乏恶法、恶政。又比如，前些年有报道称，有年近古稀的红歌队员为不辱“唱红”使命，置老母丧事于不顾，居丧不哀，披红戴彩进京“唱红”，可证这种唱红歌运动已走火入魔如跳大神。至于以控制、虐待当事人配偶、子女逼供取证 ，这样的打黑除恶，根本就是“黑打”，是比严刑逼供更黑暗、更兽性的恶行。总之，凡是鼓励、纵容大义灭亲的律条、主张、观点或谋略，都散发出一种居心叵测的邪恶气息，大可直接拉黑。

大义不可灭亲，灭亲必亡大义，验之以事则事应，证之以理则理达。如谓不服，且容我祭出“三担牛屎六箢箕”，道一声：“直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