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一见孙文误终身

以斯帖

宋庆龄：一见孙文误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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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真理报

来源：《政商观察参阅》

宋庆龄与孙中山

宋庆龄生得美，是我非常喜欢的长相。但是她的命运，如果单从女人的角度看去，着实是让人惋惜的。我不知道那么多年里让她甘之如饴的东西是什么，我一面为她心酸一面又对她肃然起敬。但到底，我仍然是喜欢她的，喜欢她当时的执着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有所爱，一定要敢于追。

我了解宋庆龄，从义务教育的课本开始。

课本里的宋庆龄，姿态端庄，举止得体。她永远梳着整齐不苟的发髻，露出光洁的额头，在人群中抿紧双唇，轻轻地笑。那种笑容，仿佛随时会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宋庆龄生得很美，她的这种美，不喧宾夺主，不张扬跋扈，也不小家碧玉扭扭捏捏，她的美，是清澈深潭的碧波微漾，初看时静然自若，然而内里深厚，隐而不露。她拥有一种持久的来自内心的力量，这力量支撑了她的大半生。

一见孙文误终身


她和孙中山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894年，那一年，孙中山二十八岁，她只有一岁。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孙中山的革命战友同时也是关系亲密的好友，宋庆龄自小就在家庭的浸润下接受独立民主自由的熏陶，而幼年便公费考入美国威斯里安学院的留学经历更是让她在国外自由的氛围里生长出一颗解放中国，民主共和的决心。当梅肯州的报纸发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消息时，她和妹妹宋美龄激动地扯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奋力地踩，妹妹美龄涨紫着脸捏着一双稚嫩的拳头高呼“打倒——龙！打倒皇帝！”，一旁的宋庆龄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原先龙旗的位置，宣誓般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

激动不已的宋庆龄又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名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发表在威斯里安学院的杂志上，她将这次革命称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这是她潜藏在娴静外表之下波涛澎湃的内心的展现，革命和自由平等的种子沉默坚定地在她的世界里生根发芽。

彼时的宋庆龄，沉浸在革命的喜悦中，对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的敬仰和钦佩已悄然萌生。这时的她，刚好18岁。

父亲源源不断寄来的书信和剪报资料，让宋庆龄的内心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在纷争的乱世之下，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大潮渐渐褪去，宋庆龄学成归国建设和改革祖国的抱负无从施展，正在此时，宋庆龄的大姐宋霭龄由于忙于婚事筹备，无暇兼顾孙中山的秘书一职，宋庆龄去日本继任了这份工作。她进入这份角色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所有人叹为观止。

命运这只无形的推手，将内心藏着崇敬之爱的宋庆龄推来孙中山的身旁，这让她彻底地下定决心，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为了心中坚定不移的梦想，为了眼前这个心系国家的男人，全然奉献自己。

埃德加·斯诺曾问过宋庆龄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她答道：“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得知1915年6月，孙中山已和原配在日本办理离婚手续的消息的宋庆龄，在内心信念的驱使之下，不顾家人反对，于10月在孙中山的秘书朱卓文及其女儿的陪同下奔向了爱人和战友的怀抱。

因为斯诺撰写的书《复始之旅》的原因，坊间大多流传版本为"宋庆龄的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去日本，把宋庆龄锁在屋子里，她在女佣的帮助下才从窗户里逃了出来。"但是这个描写后来被宋庆龄否认。宋庆龄反驳说“这又是他自己虚构的想象！我的父亲是最早的同盟会成员之一，在我们家建了一个印刷厂印刷革命小册子，同时印基督教作品做掩护。我的父母也不是那么愚昧、残酷！可怜的斯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制造这样的谎言，就为了给他的书制造轰动效应。我的父母不希望我去日本工作，是怕我可能会受到流言的伤害。但是他们从没有‘把我锁起来’！我离开家乘轮船，在一个同志和他女儿的陪同下去日本。那时是早晨6点我父母还没醒。那才是事实！”


当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得知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庄吉（梅屋庄吉，日本实业家，曾资助孙中山）女儿回忆，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叫："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孙中山走到门口台阶上对他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这位苦苦哀求的父亲，沉默着，磕了三个头离去。

宋庆龄全家在上海留影

我每每读到这里，都要落泪。一位父亲，在怎样的情境之下，才能由暴怒转为恳切的哀求，这要多浓厚的父爱，才能让他甘愿在抢走自己女儿的人面前，跪着，哀求对方。


宋嘉树回国之后，依旧为宋庆龄置办了丰厚的嫁妆，派人张扬地送到日本，以此回答社会上各种绘声绘色的流言蜚语，修补家庭成员之间的裂缝。


1915年10月25日上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当时孙中山49岁，宋庆龄22岁。

婚后，她继续充当孙中山贤内助的角色，她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在家里她是他的小小的妻子，照料他的一切日常生活，而在外时，她是伟大领袖的夫人，令人尊敬的国母。她陪同他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进行各种谈判，与他出生入死，生死与共。


他们本该有一个共同的稚嫩的孩子，长得像他或是她，可是当孙中山和宋庆龄共同期待着这个小生命的诞生时，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北伐而叛变革命，在叛军企图炮轰大元帅府及住所的危急关头，孙中山请宋庆龄先行撤离，而她却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让孙中山先安全撤离。后来，几经危难才死里逃生，次日于永丰舰（中山舰）会合。一路的奔波劳碌，使得宋庆龄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这次流产同时也让她丧失了生育能力。

她为了革命为了保全他的生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是自此之后她的事业与中国千千万万少儿联系在一起，她成为他们共同的母亲。她曾说：“我的一生是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

1925年1月，孙中山被诊断出肝癌晚期。

3月11日下午，孙中山叫来何香凝，千叮咛万嘱咐地交待：善待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舌头硬了，何香凝立即表示尽力保护夫人，他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在经历了命运的几次转折之后，她逐渐褪去少年时的稚嫩，新婚时的青涩和圆熟，她变得越发清冷朴素，宛若空谷幽兰。

在最后这张照片里，她的目光定定地看向前方，淡淡的说不出的表情，仿佛回想起了那些已逝去的过往，思索着看不清的未来。

这个从32岁便开始孀居生活的女人，遵从着自己当初的选择，默默地度过此后56年独居生活。

32岁，放在21世纪的现代女人身上，还可以只是青春期的开始，可是这时候的宋庆龄，失去爱人，亲情隔膜，永不能再有孩子。

一缕幽魂，终回故里

1915年的那个秋天，如若宋庆龄预知了今后的命运，她是否还会做出那个离家出走不辞而别的决定？在踏上远去日本的轮船踏板的那一刻，她的内心，有没有一丝犹豫和后悔？

已年过八十时，她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回忆自己22岁时在上海不告而别，投奔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并举行婚礼的样子：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宋庆龄晚年时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很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宋庆龄的这份愧疚陪伴了她一生，但是她与家族其他几位亲人政见不一，注定各处离散。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的母亲病逝于青岛，流寓柏林的宋庆龄立即启程回国。在火车上，当她听到一位亲戚讲述她母亲患病及去世的经过时，十分悲痛，“几乎哭泣了整整一夜”。

一旦做出了某种决定和选择，有些事物就永远地失去了。

1981年，宋庆龄逝于北京。正当许多人都在猜测她是否会和孙中山葬在一起时，在她遗体火化之后的第二天，宋庆龄的骨灰即专机送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

在人生最后一次自主选择的机会里，她终于选择了回家。

我无法明晰别人的内心，但是通过她这一生最后的一次选择，却似乎可以察觉出宋庆龄内心的某一些隐忍的疼痛。

在她这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里，她永远是一心为国为民，甘于奉献的国母，她很少能够真正成为她自己。年少时的梦想，促成了她炽烈却又孤独的大半生，而到了可以放下这一切的时候，她才成为她，那个情感上依赖父母却又愧疚父母的女儿。

是的，我不认为她的第一身份是一国之母或者伟人的妻子，我心目中的这个宋庆龄，她的内核，仍然只是父母的孩子，是一个怀有家国梦想的父母的女儿。

年少时，梦想大过所有，何况生逢乱世，人人都有一场英雄梦。

宋庆龄的梦想，是解放中国，迎来国家的新生。为此，她甘愿承受失去的痛苦：亲人、爱人、孩子、女人的细腻和柔软……每个人对于人生的定义不一样，我们无法评判另一个人的选择，同样的，没有人有资格占据道德制高点藐视别人。我们能够做的，是在做出自己人生的选择前，多斟酌多思索，而在选择之后，大胆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