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流离:侵华日军究竟劫掠了多少文物?

濮洋乐

国宝流离:侵华日军究竟劫掠了多少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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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时事史事（ID：bushishi)

            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役,日军飞机和炮火猛烈轰炸上海博物馆,许许多多价值连城的瑰宝被无情的炮火炸毁。

           1937年11月,日军占据江苏无锡后大肆放火,烧毁祠堂、名胜建筑2105间,“名胜古迹场所所保留的文物都毁于大火,其数难以统计”。

             同时,无锡县立博物馆所藏金石、雕刻、书画等2000余件文物被日本占领者抢劫一空。此外,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河南省立博物馆等,多次遭到日军抢劫,馆内文物几乎荡然无存。

             南京大屠杀期间，仅图书、文物方面,日本当局先后指使330多名日本专家,动用日本士兵360余人,中国劳工830余人,卡车310辆次,进行大肆抢劫。

             1938年6月,日军当局打开存放于南京的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575箱,清点所得8096件。

             1939年5月19日至6月18日,日本占领军对存放于南京的故宫文物进行“清理”,参加人员有日军司令部人员、招聘专业人员和办事员等120多人,日军士兵405人,对2,272箱文物进行“清点、整理”,内中包括玉牒、红档、实录541箱、普通档案1271箱、图书类475箱、地图类15箱,其它25箱。其中重要者有清实录、圣训、玉牒300件,御笔、书画34件,玉、象牙、珊瑚、砚墨、陶瓷器、铜器317件,玉座、御案、御玺等11件,以及颐和园部分文物99件,计761件,其他如档案、器具、兵器、图书、绸缎、首饰等不计其数。

             1939年6月23日，日军连续两日轰炸湖南湘阴县城,“千年历史古镇,被炸成了瓦砾场”，众多文物葬身火海。

             1941年2月9日,日军闯入内蒙古召庙王爱召,疯狂搜索珍贵文物，经日军三天洗劫，召庙内嵌有宝石的释迦牟尼银质佛像、珍贵的经卷、银质镀金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挂、地毯等被抢劫一空。同年10月18日，日军大肆焚烧浙江慈溪县阳觉殿，该殿大部被毁，内中文物荡然无存。

           1942年5月4日,日机先后两批轰炸云南保山县城，“保岫公园的中山礼堂、图书馆、阅报亭均被炸毁,嵌于壁间和展列于入口处的历代石碑无一完整”，太保山麓元代建筑法明寺内所保存的文物毁坏严重。

           1942年8月至1944年2月，贪婪的日本侵略者仅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内搜刮金缸金屑和铁器等，就劫得220余吨,故宫内铜缸66口、铜炮1尊、铜灯亭97件亦遭日军抢夺。

            此外，如北平研究院收藏的陕西宝鸡斗鸡台文物300多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于北平的宋清瓷器、绣花屏风等88件、南齐石刻佛1尊、山西赵城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笾豆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星镜、蟠螭镜、菱花镜、宋镜、青铜剑、青铜戈等50余件文物先后被日本占领军劫夺。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3月，经过四个多月的全国文物损失调查登记，初步统计出战时我国公私文物损失，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

            在日军侵华时期，国人们目睹了日军对中国文物的掠夺。时任国民党军营长的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痒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古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

           当时日军官兵、记者的日记，也确证了日军对南京文物的洗劫。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在1937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南京城内有学术价值的贵重物品，被愚昧的士兵们搜寻掠夺，一件件地被毁坏。”侵华日军老兵山田仁曾回忆道：“去过难民区……盯上了城里的石狮子，偷来后捆包起来送往日本，是送给哪个大人物的。”

          《读卖新闻》的特派记者小俣行男还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了日军将唐玄奘顶骨舍利盗回日本一事：1941年11月，日军在南京中华门外修建神社时发现了唐玄奘的佛骨，谎称要将佛骨全部移交给汪伪政权，并举行了移交奉迎仪式，但事实上暗中将部分佛骨盗往日本。

            日本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

           1945年8月31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掠夺来的中国文物的公私机关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纳白鹤美术馆、东京细川侯爵府、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室、东京大仓集古馆、关东厅博物馆、伊势征古馆等63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文物有战国式铜壶、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关石刻等501类。

▲商代·猛虎食人卣（京都泉屋博物馆）

              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也是日本藏中国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两件之一（另一件为永青文库的狩猎纹铜镜），通高35.7厘米，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它和许多出土于湖南的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一样，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怪异的思想。这件作品究竟是要表现老虎吃人的凶猛，还是人兽和谐的天人合一，历来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商代青铜器中很少有比这件更奇异复杂的了。

▲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东京国立博物馆）

             公认的南宋院体花鸟画的最高水平之作，一幅为红芙蓉，一幅为白芙蓉，线描有五代黄筌一派画风的精神，红芙蓉相对画的更好一些。两幅画都在画面的左上部题款：“庆元丁巳岁李迪画”，可知是北宋末南宋初期的画家李迪的作品。这两幅画原来是圆明园的秘藏，后来流落海外，先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隋代·观音菩萨立像（东京国立博物馆）

                高达2.5m有余的大型菩萨像。菩萨像身体扁平，以浅浮雕形式表现出衣物及装饰。菩萨像底座有铭文，所记如下内容：隋代开皇5年（585年），崇光寺内所造的大佛及二尊菩萨像经长年累月产生了裂纹，故于唐上元元年（674年）颁布诏书，复兴崇光寺，于垂拱元年（685年）进行了修缮。也就是说，本像为三尊像中的左右侍从之一。以观音为左右侍从的是阿弥陀如来，但事实上其中的中尊像为英国大英博物馆所收藏。中尊像高近6m，与本像相同，也为白大理石制，作品风格亦同。根据中尊像的铭文，可知三尊像由“韩”姓一族为主的100多名发愿者结缘而造，且源自河北省的一个名为“韩崔村”的村庄。

▲清代·粉彩梅树纹盘（东京国立博物馆）

              据推断此作品描绘了盛开着红白花的梅树图。余白部分记有如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行书题句，印章亦采用粉彩颜料绘制。作品画风极尽精巧细致，格调高雅非凡，宛如欣赏一幅画作。本作品可以说是图绘瓷器的巅峰之作。其内侧外周均涂饰黄莺羽毛色的发暗灰黄绿颜料，瓷器底部内侧以蓝色的粉彩颜料于双方框内写有“雍正年制”的楷书铭。

              掠夺暴行下的未解之谜

            而在日军侵华时期被掠夺、被毁灭的中国文物中，最令人扼腕也最具有神秘色彩的，非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莫属。

           1929年，中国青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周口店遗址发掘出来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一直保存在由美国人掌管的北京协和医院B楼解剖室的保险箱内。

20世纪30年代初聚集在周口店的中外地质学者，左一为裴文中

            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夕，日美关系日趋紧张。为避免这些珍贵的化石落入日本人之手，院方决定将化石运往美国暂时保管。

            据当事人回忆，这些化石被装在两个箱子内，大箱中装有7盒标本，有北京猿人头骨、上颌骨、锁骨、鼻骨、牙齿、脊椎骨等数十件；另一个小箱中装有北京猿人头骨、山顶洞人女性头骨、山顶洞人脊椎骨、盆骨、肩胛骨等数十件化石。每块化石都用擦显微镜的纸包好，裹上药棉，外边捆上细纱布、棉花，装入箱中。箱外还贴上了“高级机密”的标签。

            12月5日清晨，装有化石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离北平，向秦皇岛驶去。按计划，它们将在秦皇岛被装上“哈里逊总统号”邮轮驶往美国。但是，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截获，“哈里逊总统号”也没有如期抵达，北京猿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

            对于北京猿人化石的去向，一直是当今考古学家们力图去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

           有人认为在“哈里逊总统”号上，有人认为在“阿波丸”号上，甚至有人说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大树下，众说纷纭，而其中两种说法比较大众。

          一是认为北京猿人化石已经遭到毁灭。有学者认为，化石当时应该放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保险库，日军突然发动战争并占领医院，而化石根本没来得及运走，日军就在地下室将其毁掉了。

          二是认为化石流失于日本民间。首先，运输化石的火车是在天津被日军劫掠。其次，日军占领北京后，曾对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协和医院进行严密搜查。化石被带到日本后，最有可能的是流失到了民间。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已经被毁？如果没有，那它们究竟在哪里？至今，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