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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太平天国”是一场腐败的乌托邦试验[含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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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6-8-28 23:49: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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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颐:“太平天国”是一场腐败的乌托邦试验                  







                                                         

    “太平天国”是一场腐败的乌托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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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太平天国的理想不能说不真诚,但实践的结果却不能不与自己的理想恰相反对。按照一种人工设计的社会模式来建构社会是危险的,设计得越细,危险性越大——《天朝田亩制度》明文规定每户只能养 5 只母鸡、两头母猪。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确实罕见,或许,这便是大平天国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作者丨雷颐

    转自丨《观察家》

    “太平天国”是中国、可能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造反起义,在短短几年内就席卷大江南北,定都“天京”,强烈震撼了大清王朝,几乎将其推翻。但如此浩大轰烈的运动,最终仍然失败,当然原因多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其自身迅速、严重的腐败。  

    内讧

    从 1850 年“金田起义”起,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清军,不久就攻占武汉三镇,随后沿江挥师东下,在1853年3月攻克向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南京,并在此定都,改称“天京”。

    定都天京之后,虽然太平军的北伐失利,但其他军事行动却胜仗连连,尤其是 1856 年春夏,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在江西,太平军控制了全省 52 个州府 ;在湖北,西征将士保卫武汉,打退清军一次次围攻 ; 更重要的是在天京外围,太平军先后击溃长期直接威胁天京的敌“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天京终于解围。

    但就在这时,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权力之争终于爆发,发展到血洗天京的地步。“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成为它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洪杨矛盾由来已久,与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体制有极大关系。洪秀全早年自视极高、抱负极大,但偏偏屡试不中,在失意、仿徨、痛苦和憎恨中在 1843 年与冯云山等创立“拜上帝会”。洪秀全从一些基督教小册子中得到启示,认为只有创造万物、主宰一切的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他一切人们所崇拜的对象都是“邪魔”,必须斩尽杀绝。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之弟,受上帝之命下凡“斩邪留正”。不久,他与冯云山来到偏僻的广西山区传教,信者甚众,准备发动起义。

    但就在紧张准备起义之时,冯云山却在1848 年初被捕,洪秀全急忙奔走营救。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会众发生混乱,面临分裂瓦解。这时,以烧炭为业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利用当地流行的代鬼传话习俗,忽然口哑耳聋,不吃不睡,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怒责动摇分子,要广大会众遵守天父之命跟“万国之主”洪秀全斩妖杀魔。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以天威神力稳定了众心,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洪秀全营救冯云山归来后,肯定了杨秀清在关键时刻挽救拜上帝会的功绩,承认他“代天父传言”的合法性,承认他受天父特差下凡的地位。这样,太平天国就出现了“一朝二主”的现象。在政治上,洪秀全是天王,是一国之主,位极人臣,称“万岁”;杨秀清是东王,位于洪下,称“九千岁”,洪、杨是君臣关系。但在宗教神权上,洪只是皇上帝次子,而杨却是皇上帝(天父)的代言人,在神权上杨秀清的地位反高于洪秀全,实际剥夺了洪秀全是上帝在人间唯一代表的资格。由于太平天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所以这实际上成为对洪秀全在现世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潜在挑战。因此,这种政治上的君(洪)臣(杨)关系和宗教上的父(杨)子(洪)间的矛盾,使洪、杨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伏笔。

    1856 年 8 月,天京外围敌人威胁解除不久,实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只得答应。

    这样,潜伏已久的洪杨矛盾不能不迅速激化。面对杨的步步紧逼,洪秀全急忙密诏正在江西作战的北王韦昌辉、在丹阳作战的顶天侯秦日纲立即率部回京诛杀杨秀清。9 月 1 日深夜,韦昌辉率精兵3000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冲入卧室,将熟睡中的杨秀清杀死。而后血洗东王府,天京城内一片恐怖。

    正在湖北战场的冀王石达开听说天京内讧急忙赶回,想要制止韦、秦滥杀。但此时韦昌辉已杀红了眼,不但不听规劝,反而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慌忙逃出天京,结果,韦昌辉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属满门抄斩。逃出天京后,石达开从湖北调回所部4万精兵攻入天京,斩杀韦昌辉、秦日纲。

    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成为众望所归、辅佐朝政的理想人物。但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之后,洪秀全对人更加猜忌,只重用洪氏兄弟,处处防备、排挤、打击、限制石达开。石达开忍无可忍,最后率大批精锐部队出走,6年后终在大渡河被清军围歼。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而且,“天父”“天兄”自相残杀,神话开始受到质疑,信念开始破灭,太平天国的基础开始动摇,预示着以后的失败。

    腐败

    “龙廷”还未坐稳,“自家兄弟”就如此互相屠戮,当非偶然,而是腐败空前所致。在封建社会,反抗统治者压迫的农民战争当然是正义的,但最终却不可能建立一个超越封建专制的特殊政权。太平天国也不例外,早在 1851 年 3 月,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就登基称天王,年末在永安下诏分封五王。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幼学诗》充满“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的帝王思想。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皇权专制、等级制度更是恶性发展。

    到了后期,洪秀全不顾汹汹群情,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结果,后来总共封了270多“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太平天国的封建等级之森严,也是史所罕见。早在永安建制时就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舆马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要受到严惩。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天王出行乘六十四人抬大轿,东王乘四十八人抬大轿,连基层小官两司马也乘四人抬轿。诸王出行有盛大的仪仗队,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严惩。

    自天王以下,王与各级官员的生活也非常腐化,刚刚入城一个月,敌人威胁还未解除,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天王府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向外扩展 10 里,每天征用万余民工,拆毁民房万余间。宫中金碧辉煌,重殿叠宇,象征九重天庭。金龙殿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光彩夺目。宫中珍宝无数,在外征战的太平军将领一直源源不断将各种奇珍异宝运到天王府。天王所用王冠、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东王府也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竟超过了天王府。直到后期,大兴土木之风一直未息,如忠王李秀成驻在苏州,一直与敌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之豪华也令人叹止,据说仅次于天王府。直到苏州城破前夕仍一直动工,连后来进占苏州的李鸿章都惊叹“真如神仙窟”、“平生所未见之境也”。其他各王都纷纷修造白己的王府,驻在外地诸王在天京都另建有王府,如李秀成、陈玉成都在天京建有王府。

    封建帝王的后妃制度也为太平天国所继承,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就有 36 个“王娘”,到天京后有 8 个“王娘”,经常挑选民间秀女入宫,连 9 岁的幼主洪天贵也分了 4 个“幼娘娘”,诸王过生日都要选送美女。与高官的淫欲无度、耽于女色相反,太平天国对下层和百姓实行的却是严格的禁欲政策,家庭被解散,夫妻分住男行女行,只有经过允许,才能过“夫妻生活”,否则要受到严惩。

    “军事共产主义”

    与领导人的严重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太平天国在所占地区实行的却是一种近于严酷的统治管理,其特点是把军事化组织管理模式推广到民间、社会,其社会结构是以军事组织为核心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一元化。

    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武职官员,在县以下的地方,其基层组织单位是“两”,每 25 家为一“两”,由“两司马”管理。两司马之上设有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等官职,总制管一郡,相当于清朝统治时期的府。一个县约分五军,一军 13156 家,每家出一人为伍卒,组成一军,寓兵于农,“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 ; 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由于土地归公,所以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留口粮外,一切都要上缴,由两司马支配,甚至农民的生活也要受两司马的监督和支配。这种政策遭到农民强烈抵制,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在所控城市,太平天国更是强令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家庭。如进入武昌后,就把居民按性别年龄分馆居住,开始以 10 人为一馆,后来以 25 人为一馆,有专人管理。定都天京后,完全废除私有制,按性别把居民分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妻不得同居,居民原来的财物全部没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60 岁以上老人和 16 岁以下儿童入“牌尾馆”,男性青壮年则住“牌面馆”,其任务除参加战斗外还从事体力劳动,有手工业技能者进入诸营与百工衙,天茶衙、豆腐衙、酱人衙……在监管之下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产品不经过市场交换直接入圣库分配,生产者除按定额分配的吃、穿外也别无报酬。按照“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一切私营商业资本全被没收,个体小商贩也不例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经商所获利润全部上缴圣库,商业实际被完全废除。女馆则不分年龄,在监管之下参加各种诸如抬砖运瓦、收割拾柴一类的劳动,善女红者则编入锦秀营。丈夫到女馆探妻只能在离门数步之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洪亮,让大家都听见,以防说“私房话”。

    这种把社会变成“大兵营”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遭到各式各样的抵抗,生产受到破坏,物质极度匿乏,粮荒日益严重。为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实行,执政者只能用重典施严刑,把苛刑重罚作为治国基本手段,结果是滥施刑罚,人人自危。

    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主有所运用”,“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承认要有一个至高无上、公正无私、洞察一切的“上主”来“分配”,这种公正、平等,实际却是更不公正更不平等,因为“主权者”不受任何监督制约,有权任意“运用”圣库的公共财产,这必然要走向腐败。在那种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兵营”式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用品都完全依赖权力者分配,因此没有任何自由,社会没有活力,更没有创造性,而且,军事化社会的等级更加鲜明、森严。

    太平天国的理想不能说不真诚,但实践的结果却不能不与自己的理想恰相反对。按照一种人工设计的社会模式来建构社会是危险的,设计得越细,危险性越大——《天朝田亩制度》明文规定每户只能养 5 只母鸡、两头母猪。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确实罕见,或许,这便是大平天国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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