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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回忆:杨虎城太太是共产党,她是带着任务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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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6-5-8 02:36: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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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回忆:杨虎城太太是共产党,她是带着任务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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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安事变谁是主角?谁是陪衬?



                  1956年12月,蒋介石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虎城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想读更多此类好文章请加微信:zyh7591”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第一次在1935年。当年10月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110师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崂山受到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部伏击,全军覆没,何立中等被击毙。同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10月9日,蒋、张命杨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向南发展。



                   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他向张学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并且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同年11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109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受到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攻,被俘5300人,缴枪3500余支。这两支部队先后被歼,编制也就失去,蒋介石并不从兵员、财政上给予补充。



                   张学良觉得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曾向杨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杨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过相当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对蒋介石也有怨气。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题名《活路》的小册子,提倡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杨虎城同意高的主张,便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当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对杨虎城的建议,张学良的最初反应是“愕然”,可见,此前他从未有过类似的念头。直到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一再碰钉子之后,才采纳杨议,“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称: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可见,杨虎城“造谋”的重大作用。张学良晚年之所以称杨为西安事变“主角”,当是基于这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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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杨虎城的“小家伙们”


                     “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杨虎城之口,但是,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出身草莽,不会懂得这一历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进一步补充说: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这是由于他有两种心情:一为保存实力,一为趋向时髦。我们两个人虽非故交,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在当时,他已竟(经)被共匪渗透,是利用他另作一个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写这篇文字,尽力的十分忠实,除非我记忆上小有差错。我准备任何人向我挑战……)现在我已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伪大使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



                    根据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张学良怕别人不明白,还特别加了一个括弧,说明“小家伙们”就是杨虎城的“智囊团”。这是张学良前此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谈到过的。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是哪些人呢?张学良只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亲原系杨部高级参谋,与杨私交极好。王在日本、欧洲求学,经费均由杨提供。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到西安,与杨商谈停战抗日问题。此后,王就住在杨的公馆里。



                  张学良在和张氏姐妹的谈话里,进一步谈到了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他说:



                     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实实在在,他的太太是共产党。我判断他的太太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当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时候在新城,共产党的几个都是女的。



                     王炳南实实在在的名义就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



                     张学良声称,杨虎城“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显然夸大了,但是,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确系共产党,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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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中山陵前合影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比张学良所知还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汉宸委托杨的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向杨传达中共的《八一宣言》。



                       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杨虎城会谈。1936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定。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张文彬等外,还有米暂沉、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他们都深得杨的信任,参与机密。杨虎城所称“我那些小家伙们”,显指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


                    三、张学良、杨虎城冲突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但是,《反省录》所记,仍觉语焉不详。关于此事,张学良《敬告世人》书有更详细的叙述。


                  张首述杨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态度及杨所受影响:



                  杨虎城的反对蒋委员长返京,那不是出诸他自己,而是出诸杨的幕中渗透分子煽动杨,说我出卖他。所以当时杨虎城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



                      张继述本人的“气怒”:



                   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杨、张之间的这一段对话,不见于其他记载,可补西安事变史乘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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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携眷赴欧。图为杨虎城、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摄于归国轮船上



                      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行政院等协议,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广播讲话。从张学良的上述回忆看,杨虎城最初是反对无条件放蒋的,二人的冲突即由此发生,并且迅速激化。


                 张、杨激烈冲突之际,周恩来在场。他劝张“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其后,经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放蒋。关于此,张学良回忆说:“他们的这一番争论,经周恩来一说之下,即为平息。”




                 米暂沉的《杨虎城将军传》称:“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上述资料证明,张杨冲突,并非只是“盛传”,而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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