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改方案的背后考量：3因素促使我军进行最彻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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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念、新思维、新设计、新高度、新路径，中央决策层对国防和军队改革进行了战略谋划和系统设计。
2015年11月末，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以此为标志，中国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国内外高度关注的军队改革方案尘埃落定，随着具体方案逐步实施，社会关注重点将由改革方案转向深度追问，即改革的目的意义与决策考量。
深化改革助推强军梦
这将是一场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改革，进行如此大力度的军队改革，原因有三：
第一，决策层与决策者的战略考量与路径设计。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以“踏石有印，抓铁有痕”的气魂，锐意进取、革弊鼎新，坚持不懈推进各领域改革，提振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军队改革，是中央决策层特别是习近平主席统盘考虑的结果，是整体改革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起点上，中央高层把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全面部署，一体推进，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这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也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
第二，世界军事变革与战争样式变化倒逼改革。
自上个世纪末期到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尤其是信息化战争新样式，以愈来愈快的步伐向我们走来。现代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编制的联合化、精干化，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精确化、隐形化和无人化，正在成为趋势。
然而，建立于机械化甚至骡马化战争样式基础上的中国军队体制编制，仍未实现重大变革。中国军队仍存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世界变化与我军装备大量更新，令体制编制滞后的弊端日益凸显，对改革提出了客观要求。
第三，中国军队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要求改革。
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仍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周边地区矛盾已到了集中暴发期，以“搁置争议”应对挑战已经不可能；二是，参与世界规则制订就必须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特别是承担安全责任。二者都涉及到国防力量和军队建设。
面对新的外部挑战和安全形势，能否建设起一支既能维护国家安全、有效应对外部挑战，又能走向世界、与大国军队竞技、能够随时在世界范围内应对共同安全威胁的军队，至关重要，这离不开体制机制的最大优化。
廓清改革重点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擘画军队改革新蓝图，到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再到此次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中央决策层科学判断和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点，对国防和军队改革进行了战略谋划和系统设计。
本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方案基本廓清了改革重点，总体上落实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设想。
一是，调整机构设置，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执行力来自领导力。回顾我军历史，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是否焕发强大的战斗力，都决定于党和最高统帅掌握军队的能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为了设计和塑造军队未来，为今后20年、30年国防和军队发展打下基础。
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提供坚强的力量保证。这包括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两个方面，前者体现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原则上，后者体现在体制编制和领导制度上。
这次改革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直接“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实现军委实体化，这有利于指挥权的高度统一。这种改革模式坚持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建军思想，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
二是，遵循建军治军规律，改善军队建设水平。
军队战斗力来自坚持科学性、遵循规律性。实现政令军令分开，是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吸收了发达国家军队建军治军的经验推出的重大举措之一。已经明确的理念和具体改革是“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着力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将政令军令分开，是一大历史突破，这把握了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这一指向，将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赢得军事竞争优势提供有力制度支撑。
三是，着眼时代特点和战争特点，调整军兵种建设重点和规模。
长期以来，中国军队陆军数量庞大，海空军为辅。同时，改革前，中央军委对陆军的领导，通过解放军四总部与分布在全国的七大军区施行。这不利于陆军部队的专业发展，也影响了联合作战的效能。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已必须调整军队建设重点和方向，形成陆海空各军兵种发展，以满足未来需要。
此次改革方案说明中强调：“调整改善军种比例，优化军种力量结构，根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推动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同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重新调整划设战区”。这是中国军队建设理念和目标的深刻转变。一定意义上，陆军由区域防御向积极应对转型，海军由浅蓝向深蓝推进，空军由高空向太空突破，等等。
更进一步分析，我军最初划定军区，除了作战方向的考量，很重要的是与投送能力有关，因缺乏远距离投送能力，只能加强战区建设，形成各自独立的区域防御体系。随着我军投送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我国硬实力的进一步加强，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划分和建设战区。可以说，战区重划，已可让人们深刻思考中国军队的跃升空间。
四是，提升监督效力，改善军队自我净化能力。
郭伯雄、徐才厚等一批高级军官贪腐案的出现，既因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也因监督的不到位。这次改革把重点之一放在完善监督体制上。包括“组建新的军委纪委”，“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调整军事司法体制”。
新设计抓住治权这个关键，着力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在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上具有突破性意义。方案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重点解决军队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以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推动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良好局面，是这轮改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五大“新”特点
此次改革方案，具有五大突出特点，值得重点关注：
新观念。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以更新观念推动创新，新改革方案中突出反映出观念更新的特点。即，坚守了自己的政治品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在保持军魂不变、性质宗旨不变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世界军队发展中取得的一切有益成果，一定意义上是一次世界军队建设经验的集成。比如，吸收了西方国家军队特别是美军指挥体制的建设经验，俄罗斯改革后的战区特点，等等。
新思维。作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习近平主席可以称之为军队改革的顶层设计师，是“主刀”或“操盘手”。他深刻把握了世界各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中国社会发展特点与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的得失，为防止利益博弈影响改革的内容和进程，在此次改革中采取了几大措施：
将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揽子设计，突出了党和国家意志，及军队改革的刚性和不可随意性；先完成顶层设计，再推进改革内容设计，例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设计中明确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基本内容，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明确精减员额30万，这些都属于顶层设计；跳出了部门利益设计改革蓝图，避免因利益攸关而扭曲改革。这些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的突破，引来新观念、新做法，孕育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改革方案。
新设计。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军队曾三次精减整编，尽管这三次精简兵员都包含着体制编制调整的改革意图，但从结果看，仍基本上停留在裁剪人头上。而此次改革，这是以体制编制调整而取得30万员额的精减。这一独特之处，可视为军队领域改革的一次飞跃。
1929年的古田会议实现了“政治建军”，这是革命军队较旧军队的一次质的飞跃；而这一次改革则是着眼大国军队，建设一支能够打赢现代化、信息化战争的军队的一次巨大努力。这个设计的新锐，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谋划中已现端倪。
新高度。站到时代的高度、世界的高度谋划改革，是本轮军队体制编制调整的鲜明特点。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军队最高统帅伊始，就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敢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百年梦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参与世界规则的制订，承担和发挥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则具有世界高度。因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整体设计中，囊括了国防和军队的全面改革，通过改革建设一支符合世界军事变革与中国自身发展任务的强大军队。一句话，中国梦包括强军梦，强军梦支撑中国梦。
新路径。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部署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独特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这和以往军队改革独立开展不同，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把军队改革作整体改革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之一，避免了不同领域改革的相互掣肘；二是把军队改革上升为国家意志，提升其刚性和执行力；三是把关门设计转变成开门设计。不仅如此，还以大力度先行启动军队系统反腐败和作风建设，为改革宏大设计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这是战略家的思维，是军队改革大幕顺利拉开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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