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光州事件：数千学生死伤 凶手全斗焕、卢泰愚终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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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光州事件：数千学生死伤 凶手全斗焕、卢泰愚终遭审判

                                                                                                   

               1980年5月18日 (农历四月初五)，南韩爆发“光州事件”。

               1950年6月25日（距今67年），朝鲜战争爆发。战后初期，韩国经济十分恶劣。其后，韩国在总统朴正熙的“经济发展”政策及美国的资助底下，经济高速发展，并首次超越了朝鲜的经济成长。但朴正熙总统却不容许任何有关民主化运动、或示威活动，并且经常逮捕和严刑拷打异见者。

               1979年 10月26日 朴正熙总统（朴槿惠总统的父亲）被刺杀，崔圭夏代理总统，12月12日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实行军事独裁统治。1980年4月，爆发了全国性质的工人学生运动，要求民主以及全斗焕下台。

                1980年5月初，全斗焕政府发布戒严令，取消汉城的一切政治活动，禁止集会游行；5月15日，10万名大学生在汉城集会，要求全斗焕下台；5月16日，在光州也有3万名市民集会游行；5月17日，全斗焕发布《紧急戒严令》，戒严范围扩大至整个韩国，关闭大学关闭国会，拘捕金大中、金泳三以及大量民运人士。

                扩大戒严的消息传到光州之后，18日清晨，200多名大学生齐集全南大学校门前展开示威抗争。由于空降特战部队的残暴镇压，导致数十名学生负伤。当全国主要都市都进驻了部队之后，敢于挑战当时新军部扩大戒严的不当性的，也只有光州的大学生了。而且，当时是在全国各地学运领袖都已被逮捕，呈现领导真空的情况之下，光州学生自动自发挺身抗争的。

                18日下午戒严军展开镇压之前，特战司令郑镐溶就在当天中午下令增派第11空降旅到光州。他的理由是光州的状况有恶化之虞，第七旅的两个大队兵力显然不够应付而会陷入苦战。但是第七旅的部队是在增派部队的三、四个小时之后，下午4点才开始镇压街头示威，显然增派第11旅是事先就刻意安排的。讽刺的是，特战部队这次光州作战的代号竟然是“豪华假期”。

                 5月20日下午，超过20万的光州市民组成示威队涌上市中心锦南路，并占领了光州市政府，群众示威有愈演愈烈的现象。市民与戒严军在街头的攻防战反覆上演。特战部队的镇压越蛮横，市民的抗暴就越激烈。

                晚上11点，驻守当地的第三空降旅因为群众开车企图冲过封锁线而对着群众开火，前面的群众纷纷中弹倒地，有两人当场死亡。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光州税务所与朝鲜大学前也传出枪声，这是戒严军在光州首次的开火。戒严军除了据守光州所有据点之外，也封锁了所有联外道路与通讯，要将光州完全孤立起来。

                 21日上午10点，戒严司令李喜性首度代表政府当局对光州事件发表谈话，指称光州事件是“激进分子与间谍的破坏、纵火与煽动所引发”，他强调戒严军拥有自卫权，并暗示已经下令可以开火。约在10点10分左右，道厅广场前的空降部队已经配发了实弹。

                下午1点，道厅屋顶上的扩音器突然响起国歌，这是特战部队开始攻击的暗号。军队开始对路上的群众开火射击。狙击手瞄准了示威队伍前带头的人，逐一开枪射杀。根据军方在1988年发表的文件，以及接受受害者申报的数据显示，当时至少有54人死亡，500多人受到轻重伤。究竟是谁下令军队集体开火？迄今仍真相不明。

                为了对抗戒严军的炮火攻击，被激怒的示威群众于是从下午2点半开始抢夺光州邻近城市警察局、派出所以及后备部队的军火库，以枪械弹药自我武装之后组成市民军，全面与戒严军抗战，原本的群众示威演变成为街头枪战。市民军从下午3点半对戒严军开枪还击，以道厅为中心展开零星的枪战。

                 光州市民自动组成战斗指挥部，并以十多人分成一组，听命于各组指挥官部署到市内主要的据点。由于武装市民军的步步进逼到市中心，逼使戒严军决定在下午5点半全部撤退到光州城外，市民军于是占领了道厅大楼。

                当时掌握政权的新军部势力，把光州的民主化运动定性为“激进分子与暴徒所主导的动乱”而采取强硬镇压对策。并将光州地区对外的通讯与交通完全断绝与隔离，要对光州采取“封锁孤岛”作战。

              撤退到光州外围的戒严军，于26日清晨5点在坦克的前导之下从农成洞大举挺近光州市内，准备展开全面的镇压杀戮作战。26日夜间，许多人听到戒严军进城的消息，而离开这个将遭攻击的目标。最后留下来与抗争指挥部一起作战的人，大约是150人。其中80多人是会操作枪枝的人，其他60多人是高中生或从无军训经验的年轻人，包括了十多名女学生。

                后来公开的军方资料显示，戒严军的忠贞作战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月17日之前，由警力来执行示威镇压作战；第二阶段是5月18日至21日，由戒严军来解散示威与镇压作战；第三阶段是5月22日至23日，是封锁道路与孤立光州作战；第四阶段是5月24日至26日，是宣导安抚工作与尚武忠贞作战准备；第五阶段是5月27日，是尚武忠贞作战的执行。

                 27日清晨4点一过，枪声开始响起。市民军以两、三人一组，分别部署在道厅正面与侧面的墙角，并且从一楼到三楼的窗边俯视广场的动静。第三空降旅的特攻队分成四组包围道厅，其中一组翻越过道厅后墙开始猛烈扫射，接着着来自四方的枪弹大作。开火到大约到清晨5点10分，几个主要据点已经被戒严军完全镇压控制了；道厅是最后一场战斗，死守奋战的市民军干部全部遭到格杀。前后一个半小时的扫荡作战结束，特攻队掌控道厅之后移交给第20师接管，这场历时十天的光州民众的民主化抗争终告落幕。

死伤人数的落差

                 5月27日上午5时15分，第一线作战指挥官苏俊烈向戒严司令李_性报告，“尚武忠贞作战成功完成！”

                 镇压作战结束后，戒严司令部发表谈话：“由于暴徒激进，情势无法逆转，只好投入军队镇压。有两人牺牲。”但后来又发表说，“有527人被逮捕，并发现15具尸体。”接着当局又修正死亡人数为17人。但是抗争指挥部说，在道厅就有150人死亡，尸体是被两辆卡车载走的。一场血腥杀戮作战，造成光州伤亡惨重，则是不争的事实。

                从5月27日到6月6日，戒严司令部展开死亡人数的调查与尸体的辨识作业。5月31日发布，死亡人数为民间人士144人，军人22人，警察4人，总计170人；而受伤者包括军警民一共有380人。一周之后，民间死亡人数再增加17人，死亡总数改为187人。

                反政府学运与社运势力以及家属团体则一贯声称，死亡人数在2,000多人。也就是说，官民之间的死亡数字是194比2,000。这是个极大的落差，官方坚持他们的数字是有所根据的，而民间两千人的说法，则不免失之于夸大，不过以讹传讹之后，已经成为定论了。

               而官方说法之所以不被采信的另一个原因是，5月27日戒严军再入城扫荡之前，一共有1,740人被逮捕，中间曾经在5月20日释放100多人，1,000多被逮捕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被刑求致死，然后暗中掩埋掉，已成为永远的谜。而且，忠贞作战展开之际，又逮捕了500多人，这些人与先前被逮捕的人数，也始终兜不拢。后来更启人疑窦的是，官方要求申报失踪人口，但是对于申报的状况却从未公开，所以这成为另一个无解的谜。

                卢泰愚上任之际就承诺要对光州事件疗伤止痛，在光州事件九年之后的1989年6月30日接受失踪者的申报结果，追加认定了32名失踪者，因此截至当时，官方对死亡总人数的说法是，原先发表的194人，受伤后死亡61人，以及追加的失踪者32人，所以总计287人。

                南韩权威的网路百科全书《Naver百科事典》的数字是166人死亡，47人失踪，2，800余人轻重伤。联合通信社出版的《联合年鉴2006年版》，死亡人数则为177人。光州市政府以及“‘5．18’纪念财团”的官方网站上的数字则是，154人死亡（包括12具无名尸），70人失踪，4,138人伤残，总伤亡人数为4,362人。“‘5．18’民主有功遗族会”在2004年的统计数字则是633人，包括当时死亡166人，受伤后死亡375人，失踪65人，军警死亡27人。这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数字。〔９〕而实际的财产损失，包括公共设施、建物毁损、武器与军备等，根据戒严司令部的估算一共为266亿韩元（当时约合4,000万美元）。

清算过去

                在血腥镇压光州事件后，尽管在高压肃杀的氛围下，死难者家属和受伤幸存者还是组成了几个不同的团体，包括：“收押者家族会”（1980组成）、“‘5．18’光州义举遗族会”（1980）、“‘5．18’负伤者同志会”（1982）等。这些团体在每年的5月18日都会试图举行追悼会；并在历次抗争中，逐渐形成“追究真相”、“惩处元凶”、“赔偿受害者”等共识。以下是80年代的一些抗争行动纪要：

                1981年2月18日全斗焕总统到光州视察时，受难者家属示威抗议。虽然政府不容许人民公开谈论光州事件以及举办追悼会，但是受难者团体却无惧于当局的迫害，如常在5月18日举行追悼会及示威抗争，这一年在光州有50多人被逮捕。

                光州民众抗争也让旅居海外的500万韩侨，产生新的凝聚力与祖国爱。尽管海外侨胞同样也受到威权权力的压迫，受到官方不断干涉与限制自由，但他们也发挥道德勇气来抵制全斗焕。例如，1982年全斗焕访美的时候，洛杉矶韩侨曾举行反全示威，并演出集体退出欢迎酒会的闹剧，让全斗焕在国外出尽洋相。〔11〕1984年的追悼会与示威，有80多人被捕；1985年成立“建立‘5．18’受难者纪念碑及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有5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及悼念弥撒。1986年有1,000多名受难者家属和大学生举行追悼会及示威。1980及1985年，两名工人要求追究真相而自焚身亡。

               以“社会良心”自居的大学生，直到80年代中一共占领三次美国文化中心，并纵火抗议美国默许对光州的屠杀。这些抗争行动都成为国际新闻，引起国际社会与韩国人民对光州屠杀的注意。

              光州的屠杀。这些抗争行动都成为国际新闻，引起国际社会与韩国人民对光州屠杀的注意。

金大中

                1987年在光州事件七周年时，天主教会首次出版了光州事件资料集与画册，并举行纪念活动。汉城的“天主教正义具现司祭团”更发表反政府声明，并放映德国与日本带回来的光州事件过程录影带。

               当年4月，全斗焕发表声明拒绝修宪，试图长期执政，引发学生与人民强烈抗争。年初发生的大学生朴钟哲被员警刑求致死的事件，被天主教揭发；6月又发生大学生李韩烈被镇暴警察的催泪弹击中死亡，引发全民公愤而引爆全国性的6月抗争。强力爆发的社会力量，已经为武夫独裁政权敲下丧钟。

                 国会调查追究真相

                 1987年6月南韩民众展现“人民的力量”，全面向军事独裁政权发动抗争。持续达一个月、烟硝弥漫全国都市街头的抗争，终于迫使卢泰愚向民意投降，发表总统直选、保障言论自由等一共八项的《“六．二九”民主化宣言》。

                  当年12月卢泰愚当选总统之后，对于前朝全斗焕一夥新军部势力所犯下的政变夺权与大屠杀的国家暴力罪愆，原本并不打算清算，因为一则他自己也是新军部势力的核心分子，参与了政变，再则因为他是全斗焕的接班人，继承了第五共和与民主正义党的遗产与使命。如果清算全斗焕，势必也会清算到自己，极可能因而“动摇国本”。

                不过由于他当选只获得三成六的支持率，少数政府自然使他领导的权威性不足。以致于1988年2月一上任，在野党与社运势力就强烈要求他清算过去。当时的社运团体把自己定位为“民众民主势力”或“变革运动阵营”，是以变革为导向，他们认为卢泰愚的“第六共和”是威权政权的延续，所以仍以“打倒卢泰愚政权”为策略。

                 不过，卢泰愚也基于《“六．二九”宣言》以及竞选政见，做了预防性措施。只是选择性地在“扩大新闻自由、保障政党活动、杜绝贪渎腐败”等几个议题，来从事改革与过去清算，以便于控制情势。1988年初成立的“民主和解促进委员会”（简称“民和委”，CommitteeforPromotingNationalReconciliation），就是他预防性机制的工具。

               “民和委”讨论的议案，只能以“建议案”的方式提报，但是不久就面临了局限。它的作为大体上有：（1）把“光州事件”的正式名称改为“民主化运动的一环”，政府并对过度镇压道歉；（2）尽速完成真相调查，并处罚主事者，以实现国民的和解；（3）建立“慰灵塔”，并将望月洞墓地公园化；（4）接受死伤者的申报与补偿。

                 1988年4月1日，卢泰愚根据“民和委”建议案，发表了《愈合光州事件之政府综合对策》的特别谈话。除了将光州事件正式更名为“光州民主化运动的一环”，赋予它的历史定位外，也决定对牺牲者与家属支付物质补偿。卢泰愚的过去清算构想，是以国家和谐与和解的名分，来稀释社运界提出的追究真相、处罚主事者的要求，并以实质补偿来尽速终结光州问题。卢泰愚是以政治算计，希望能做到事前防范对自己造成政治负担，并能与前朝做区隔，以强化自己政权的正当性。卢泰愚的藉口是，为了促进人民的和谐，不应行使“政治报复”，他因此坚持“不处罚”的原则。

全斗焕

                 但光州的民意与舆论，对卢泰愚这个第五共和共犯的作为，也嗤之以鼻。韩国盖洛普民调公司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3.8%的光州人对卢泰愚4月1日的谈话表示“不满”，也有64.6%表示卢泰愚政权不可能解决光州问题，高达74.8%的光州人根本不信任卢泰愚政府。当时有55%的光州人相信，发生光州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新军部的夺权谋略”。

                 导致卢泰愚预防性机制完全丧失作用的关键，是1988年4月26日的国会议员选举。由于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丧失多数议席，造成有史以来首次的“朝小野大”（125:174）的局面。于是，新国会开议之后，5月间立即成立“光州民主化运动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光州特委），以及“第五共和非理（贪渎）特别调查委员会”（五共特委），开始全面调查全斗焕政权的劣行败迹，朝野之间因而展开了更为炽烈的政治攻防战。

                 在野党主导下的国会，先后通过了《国政监查及调查法》、《国会证言及鉴定法》（可强制拘提）；6月，国会并引进了“听证会”制度。这些新作为，让卢泰愚早期解决光州事件的意图，完全遭到破灭。

                到跨年之后，国会的“五共特委”一共调查并听证了44项案件，包括：“日海基金会筹募不法资金”、“李顺子贪渎新世代育英会与心脏基金会”、“全斗焕家族贪渎及脱产弊案”、“挪用各类公款”、“明星集团事件”、“李哲熙、张玲子事件”、“第二民航许可事件”等等。

                “光州特委”则针对新军部势力在掌权过程中的叛乱嫌疑、强硬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追究下令开火的主事者等议题，进行了19次的国会听证。后来，检调单位组成“五共非理特别搜查部”，逮捕并起诉了前安全企画部长张世东等47人。虽然尚未追究到最高层级，但成果已相当可观。

               此外，国会听证会还揭露了其他的真相，大致如下：

               １、全斗焕主导的“一心会”新军部势力，是以“‘5．17’扩大戒严措施”来完成“双12政变”；而他一步一步窜夺权力，是韩国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以下克上”的叛变；

              ２、为了反制全民的抵抗，全军实施“忠贞训练”的暴动镇压特殊训练，以逐步完成阶段性政变，并对内外展现军方的实力，预告了新军部即将登场；

               ３、5月17日上午，先由全军决议扩大非常戒严令的实施之后，当晚8点再派出武装兵力包围临时国务会议（内阁会议）的会场，以高压手段迫使国务会议通过扩大戒严。新军部夺权的阴谋展露无遗。

                  ４、首度公开全韩人民完全不知的过度镇压的惨状，揭露了第七空降部队残杀和平示威群众的状况，以及增派第11空降旅前去镇压，导致更多人命的牺牲。过度镇压造成光州人民奋起抗暴，因而得到证实。

                ５、公开了戒严军集体开火屠杀良民的真相。5月21日下午1时，全南道厅前数万名示威群众，遭到集体开火攻击，当场有150多人死亡；5月24日空降部队与战教司部队发生误杀事件，造成20多名军人死亡，戒严军却恼羞成怒而对当地居民滥射报复，导致无辜人民死亡；以及第七空降部队对一辆巴士攻击，造成17名乘客中仅一人幸存。这些事实公开后，震惊了全韩国。

                 ６、揭露了美国在流血镇压过程中的角色。当时陆军作战参谋部长金在明少将与与美韩联军司令部作战参谋罗伯．塞内华德达成协议，决定了5月27日0时为最后镇压的“尚武忠贞作战”起始点。所以美国对血腥镇压光州，是事前就已经认知了。

                   为了斧底抽薪，尽早结束“听证会灾难”，并改变朝小野大的政治版图，卢泰愚政权暗中策动金泳三与金钟泌的两党变节投靠他的执政党，孤立以全罗道势力为主体的金大中的平民党。1990年1月，朝野三党合并成为“民主自由党”，被讥为世界政党史上仅见的“朝野大苟合”。朝小野大的局面打破以后，也意味第六共和清算过去的作业宣告结束。

                 尽管卢泰愚第六共和时代的国会听证，对于追究光州事件的真相发挥了极大的功能，不过也未尽完善，而留下了一些至今仍然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包括：5月21日下午1时，是谁下令集体开火的？尽管一般韩国人都判断是全斗焕、卢泰愚与郑镐溶这三人，但由于新军部核心人物相互做伪证与法庭上的狡辩，并且湮灭了许多文书与证据，迄今仍无法追出下令屠杀的元凶。其次是民间死亡的人数始终莫衷一是，由于许多传闻都指出曾有集体掩埋尸体的情事，使得历次官方发表的死亡数字都不一致，导致无法取信于民。至于美国政府的角色与责任，恐怕永远不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了。

订特别法审判元凶

                  金泳三总统一上任就挟着高人气（88.4%的民意支持度），大胆推动改革措施与制度性变化。但不能否认的是，他是为了巩固政权，而在政治算计之下而采取选择性的变革；他对过去的清算与政治改革措施，就是为了强化自己在执政联盟里的实力（金泳三的民主党，在合并后的民自党内，是属于少数派）。所以，他一直以第五、第六共和的军事威权领导人、特别是被指为“ＴＫ派”（大邱出身的将领）为削权的对象。而这些遭到整肃的人，后来也组成了反改革联盟，有组织地牵制金泳三，使他的改革施政遭到挫折。

                 金泳三政权为了减轻政治包袱，并使政权的正当性不受质疑，必须设法与双12政变与屠杀光州的首谋势力划清界限，因此，他对清算过去便抱持了“尽快了结”的态度。

                   他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作为，就是把军部纳入文人的掌控，而且是在没有遭到反弹，又没有发生重大摩擦的情况下达成的。他透过两种管道来进行，第一个是以“清澈上流水源”来整肃军部贪渎腐败的威权势力，开始施行公职人员公布财产后，导致ＴＫ派的军方高干被逮捕或脱党，或从政界引退。其次，他任命了非“一心会”成员的全宁海担任国防部长，让当时大权在握的陆军总司令金振永等一心会的成员除役，19位涉及政变与贪渎的将领则被免职；与军部威权势力有关系的将领都被排除升迁，杜绝了军方再介入政治的余地。

                  1993年5月13日金泳三发表谈话，把卢泰愚政权定位光州事件的暧昧用语：“民主化的一环”，改为更具明确性格的“‘5．18’光州民主化运动”。并且首次将全斗焕的双12政变和镇压光州定性为“内乱事件”，亦即认定全斗焕是企图执政掌权而引起光州事件。他明确定位自己的政府是“继承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精神而成立的民主政府”。

                  金泳三也提出具体的愈合与补偿措施，但是对于受害者家属与社运团体要求的追究真相与处罚主事者，他则表示，“交给历史来评鉴，并宽恕主事者以促成大和解”。对于清算过去，金泳三与卢泰愚政权的基本态度其实差异不大。但是，光州相关的社运团体对金泳三这样的消极态度，当然是不能接受了。他们继续坚持在卢泰愚政权时期就提出的五大原则，并要求落实以下15项：

　　１、以特别检察官制度来追究真相；

　　２、制订新的光州补偿特别法；

　　３、起诉告发加害者；

　　４、组成泛市民纪念事业会；

　　５、撤销“5．18”军事法庭的判决；

　　６、对光州补偿法提出违宪诉讼；

　　７、制订“‘5．18’抗争纪念日”；

　　８、望月洞墓园圣地化；

　　９、尚武台土地无偿让与；

　　10、将愈合对策制度化；

　　11、未申告者再申告；

　　12、让尹韩奉安全返国；

　　13、保存望月洞民主烈士墓园；

　　14、徐明源、李相浩复职；

　　15、由金泳三总统派遣代表团。

                社运团体对文人的金泳三政权的抗争诉求，不再象是要求“卢泰愚政权下台”，而是改以诉诸法律性与制度性的作为来追究真相、惩处主犯，而能够得到相当广泛的民意支持。

                   到了1994年春，全国主要的激进派与稳健派社运团体，包括学运、农运、统一运动、弱势、人权、律师、教授等团体，共同组成“追究‘5．18’真相暨传承光州抗争精神国民委员会”，要求对光州问题要以原则性与积极性态度来解决。当年5月，光州事件受害者郑东年等616人向法院提出告诉，指控全斗焕与卢泰愚等35名双12政变与光州屠杀的相关主事者；接着，1980年被控“金大中内乱阴谋事件”的相关涉案人也对全斗焕一帮人提出告诉。8月底，“‘5．18’纪念财团（基金会）”成立，做为发放补偿金给受难者并传承抗争精神的合法机构。到了1995年，由于政治局势的急遽变化，金泳三政权只好改变既定的消极立场。他指示研拟“光州特别法”的制订，要以“历史、法律、正义”的名分，给予光州事件历史评价与地位，并积极以司法处理五共问题。

                  当年6月地方选举的惨败，让金泳三声望跌到剩44%。为了挽救颓势，重新夺回国政主导权，采取策略性、震撼性的攻势来提振声望，成了金泳三唯一的选择。

                  其次，在野势力与社运团体一再向政府施压，要求以特别检察官制度与制订特别法来处理光州问题。尤其在检方裁决不具公诉权之后，引起大多数主要社运团体的强烈反弹，他们分别组成“‘5．18’屠杀者移送裁判共同对策委员会”、“制订特别法处罚‘5．18’屠杀者国民非常对策委员会”、“‘5．18’完全解决、实现正义与希望、清算过去国民委员会”等新团体，全面展开制订特别法的连署与请愿运动。

                 7月底，131位高丽大学教授发表声明要求检方展开真相调查之后，迅速扩散到全国，一共有6,700位教授连署时局宣言，完全掌握了舆论的主导力量。接着，政坛也受到影响，民主党与新政治国民会议提出了特别法的草案，政治圈里开始意识到司法处理光州问题已是势在必行。10月中旬，律师也走上街头抗争；10月19日，民主党议员朴启东爆料，卢泰愚前总统拥有3,000亿韩元的秘密资金，使得这个前军部势力的道德正当性，跟全斗焕一样，遭到全民的强烈质疑，为清算过去的社会运动大大加温。结果，11月16日卢泰愚被收押，全国民意强烈要求司法处理两位前总统以及光州事件的相关当事人。

                     11月30日检方成立“特别搜查本部”，经过深入调查之后，12月3日全斗焕也被收押。1996年2月，全斗焕及卢泰愚等16名新军部集团被起诉。半年后法庭认定他们的“军队叛乱和内乱罪”，以及“内乱目的杀人罪”，将卢泰愚以“从事叛乱、内乱重要任务”、“特定犯罪加重处罚”等八项罪名，全斗焕以军刑法的“叛乱、内乱首谋”、“内乱目的首谋”、“内乱目的杀人”等九项罪名起诉，一审判处全斗焕死刑卢泰愚22年6个月徒刑；1996年12月最高法院判处全斗焕无期徒刑、卢泰愚17年有期徒刑的有罪判决定谳。至此，光州事件在法律上获得了平反。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朱立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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