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谜】藏南九万平方公里是怎么丢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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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谜】藏南九万平方公里是怎么丢的？（下）

原创 2017-08-13 十一郎 不见

——【拨开迷雾·认知西藏】编外篇11

十一郎

通过近十几年对西藏和周边区域历史的研读、以及在高原的工作生活体悟，我有个心得：研究或研读西藏的历史，视野不能仅仅局限在高原，而应以欧亚大陆、甚至全球作为参照系，这样才能真正看清历史的脉络和成因。

因为涉及的知识点必然比较多，关于藏南的传言和误区也比较多，所以我还是决定踏踏实实写完“上、中、下”之后，再来一篇口语化、无需过多细节出处的单篇文章。

本期重点章节在。敬请耐心阅读！

《藏南九万平方公里是怎么丢的？》（下）

上一期的“中篇”（点击页面左下角的“阅读原文”查阅），我们通过一个重要历史事件——1914年流产的“西姆拉会议”——论述了《西拉姆草约》为何无效，以及英藏私签的《西拉姆条约》、英藏秘密换文的文件为何均为无效，叙述了“麦克马洪线”的由来、“藏南”争议区的根源。

本期“下篇”，涉及民国时期的西藏、二战前后英国势力对藏南的侵入、中印两个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及期间的国际形势，从还原历史的角度，继续探究“藏南九万平方公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再补充

前文叙述了1914年流产的“西姆拉会议”的前因后果，中国中央政府一方未予批准和承认，作为一次两国三方会议来说，所谓的《西姆拉草约》并未生效。而英印一方与西藏地方签署的所谓《西姆拉条约》，也因西藏地方不具备缔约资格、英印代表麦克马洪没有正式得到授权（实际上还被上级命令禁止了），而并不具备合法效力。

至于西藏地方为了让英印帮助自己、达到目的，而私下“行贿”给英印的“藏南”，也由于两个原因使其不具备效力：首先，西藏作为地方政府，无权割让国土；其次，退一万步，就算西藏有权割让国土，由于西藏地方设置的“行贿前提”没有成立——英印并没能通过“西姆拉会议”让西藏地方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独立、汉族官兵撤离康区”这个大目标，所以这次秘密换文也没有效力。

按道理，西藏地方政府应在会后正式通知英印政府：你们答应帮我们争取的东西没有达到，所以私下许诺的东西，不能给你。就算普通人之间打交道，也应如此。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当时西藏方面没有就此正式行文表态。也是一件憾事。

现在这位十四世达赖喇嘛对外宣称“承认当年割让藏南给印度”。这么做的逻辑线索是：把会议期间英藏私下秘密换文的“印藏边境条约”说成合法，以此证明“当时的西藏噶厦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从而为自己主张的“拥有西藏最高统治权”找到历史依据。

国土属于公共利益，不论这个公共利益的主体是西藏、还是中国，用现代政治的标准来看，有没有“卖国”嫌疑呢？

“西姆拉会议”各方合影［来自wikipedia］

七、关于格鲁派的政教合一

1751年，清中央下旨，废除了在西藏由“西藏郡王”掌管政权、达赖喇嘛统领教权的旧有模式，并授权确定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政教合一”统治模式。

“格鲁派政教合一”模式在比较成熟之后，架构图大致如下——

西藏“格鲁派政教合一”模式架构图［十一郎 绘］

其中，前一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新的灵童尚未成年之前，由摄政掌权。重大事宜（外交、军事、与其他地区关系、高级官员任命等），达赖或摄政必须征得驻藏大臣同意、联名上报中央，达赖、班禅等高级活佛灵童的掣签、坐床，一般由驻藏大臣主持。

“司伦”的职位，有时是个虚职。

“噶厦”是政府办事机构，一般由四名“噶伦”（三俗一僧）主理。官员中，主要来自贵族家庭的俗官占大多数，僧官占少数。

“三大寺”等代表寺院集团的利益，经常在重大事务上，与噶厦或者达赖/摄政做内部协调。

“僧俗大会”（也有人叫做“民众大会”的）是中后期出现的，由噶厦高级官员、三大寺代表、其他著名活佛、贵族代表等构成，类似于“罗马元老院”的议事机构。

班禅喇嘛等相对独立，不在这个架构里。班禅驻锡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不仅扎寺有自己的庄园，下面有十个宗也属于班禅。这个小型的政教合一体系，被称为“班禅堪厅”。官员任命、税收、军队等一切内部事务自理。

在这个架构中的核心势力，是寺院集团和官贵集团。

寺院集团，是旧西藏最核心的统治阶层。“藏传密教”的僧侣组织，不仅仅是出家人那么简单。以格鲁派三大寺为首的寺院集团，掌握着西藏超过三分之一的庄园、土地和生产工具，以及同等比例的农奴。另外，以哲蚌寺为主，三大寺还有大约3000名“浪荡僧”——无需学经修法，是寺庙的“武装力量”。在寺院集团看来，噶厦地方政府存在的唯一宗旨就是：“为了佛法的兴盛”，换句话说就是：服务于宗教组织的利益。寺院集团在统治层面，不仅有三大寺堪布、著名活佛，还有噶厦内的“僧官”。

代表世俗势力的官贵集团，主要是贵族和俗官。除了龙厦这种凤毛麟角的开明派，官贵集团也普遍保守。

八、达赖喇嘛的“权威”

在“格鲁派政教合一”的208年历史中，历世达赖喇嘛的统治权威，并不是那么“神圣”。原因在于这一模式本身。

当某一世达赖圆寂之后，要寻访下一世的转世灵童，经确认后、培养到成年才能执掌政教权力。这期间由“摄政”代理。

一般情况下，摄政主要出自格鲁派内部，比如班禅、热振、第穆等；其次，摄政一般也是达赖灵童的寻访者；然后，摄政还可能是灵童的上师。于情于理，达赖与前任摄政之间，应该是彼此和睦的吧？但却未必。

达赖转世系统建立于三世达赖，之后四世达赖、五世达赖的岁寿，都比较正常。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因为涉入“桑结嘉措联合准噶尔蒙古试图谋反”事件，才被康熙下旨废除，并在解押进京途中、于青海湖畔圆寂，终年23岁［后台发送“格鲁派”查阅］。

1751年，确立“政教合一制度”之后的七世达赖活了50岁、八世达赖活了46岁，都算正常。

1793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高级活佛转世必须遵守“金瓶掣签”制度，结束了之前灵童容易被某些势力垄断的局面。结果，连着四辈达赖喇嘛都是短命：九世10岁、十世21岁、十一世17岁、十二世19岁。这里面有多少争权夺利的明枪暗箭？“政教合一”带来的“绝对权力”这剂迷药，药性相当恐怖。

实际上，在十三世达赖之前，连续长达90年的时间里，西藏地方的政教权力，从未掌握在任何一位达赖喇嘛手中。

十三世达赖1895年20岁时亲政，就与才卸任的摄政、格鲁派著名的第穆活佛，发生严重矛盾。1899年，因发现第穆对达赖下咒，达赖喇嘛下令处死第穆——“浸泡在一只巨大的铜水桶里活活淹死”，并没收第穆寺庙的财产、禁止其转世。［活佛之间的权力斗争，也不轻松啊］

九、十三世达赖的现代化尝试：1915-1925

十三世达赖两次因“兵临城下”而出走、并在民国初年的纷争中由于英印的军事支持在驱赶川军和川藏战争中尝到甜头，他主导了一场以提升军力为目的的“现代化尝试”。这种史无前例的方式，也使他与传统社会的上层（寺庙、贵族）产生矛盾，并最终蹊跷死去。

十三世达赖的“现代化尝试”的主要措施就是“创建新式军队”、“增加军费来源”：

9-1、军事现代化：

过去的西藏军队。藏兵不仅基本上是冷兵器、军械自备，平时拖家带口、耕地放牧，基本没有训练，有点儿像“府兵制”。时间一长，就变成了“职业老百姓，业余去打仗”。藏军的指挥官，往往由文官临时出任担任，不懂军事。

十三世达赖向英印方面购买了大量英式武器装备，委托英印培养军官、训练士兵，并建立兵工厂。同时，任命自己亲信的擦绒担任藏军司令、兵工厂负责人。擦绒还身兼噶伦和造币厂负责人。随后，又组建了西藏第一支现代化警察队伍。

年轻的军官群体，很快成为了拉萨市一道亮丽的风景：剪辫子、穿制服、打网球、喝咖啡…对当时尚处于保守封闭环境中的拉萨“观众”而言，大概有点儿西藏人被英国人附体的既视感吧？

军官集团的迅速崛起，很快与寺院集团、官贵集团发生矛盾。

1917年与四川的战事，让达赖喇嘛看到了新式藏军对扩张地盘的作用。1921年平息哲蚌寺“朗色林扎仓”反抗事件，体现了藏军对“桀骜不驯的喇嘛们”的震慑作用。1924年擦绒擅自处死士兵事件，军官集团的自成体系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事后擦绒躲去了英属印度。

这个时候一些年轻军官，开始私下议论为了西藏的强大、解除达赖的政权、只保留其教权的可能性，甚至讨论在西藏建立共和体制。达赖喇嘛则不断得到各种有关英国人可能支持少壮军官们夺权的传言，虽无实据，但深感威胁，达赖喇嘛对军官集团的态度彻底改变。

1925年春，十三世达赖“以不相干和微不足道的理由为借口”，将军官集团一个个贬职或革除。擦绒在从印度回拉萨的途中被解除藏军总司令职务。瓦解了军官集团之后，军警力量直接归属噶厦管理。

西藏的军事现代化到此结束，十三世达赖的亲英态度也开始转变。

藏军军官的英式服装［来自《喇嘛王国的覆灭》］

9-2、财税现代化：

财税现代化，是“军事现代化”的辅助。

那时，噶厦政府的所有收入，并不用于行政开支，而是用于宗教仪式——这方面没法节流。［噶厦的薪酬很低。作为主体的俗官大多是贵族，另有自己的收入。此外，弄权也是官员们的主要财源］

于是，开源就成为了唯一选择。噶厦开源有两个方向：贸易关税和内部税收。由于英印方面坚决反对征收关税，噶厦只能从内部税收下手。

为此，达赖设立了一个新的军费筹措机构。这项重要工作，由刚刚从欧洲回到西藏的龙厦负责。

龙厦是贵族出身，1913年，达赖委派他带领4名贵族青年去英国接受教育。龙厦借机游历了英、法、德、意等国。

龙厦增加收税的对象，还是那些世袭贵族和寺院领主。这些贵族和寺院，都有历代噶厦授予的文件，确定了租税数额，所以非常不情愿。

龙厦经过调查计算，发现很多庄园主自己都是一笔糊涂账。按照龙厦的方法，在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庄园主即使多交几倍的租税，自己留下的也比过去多出很多——我的理解，以前恐怕是这些老爷们手下的管家等人，在中间弄了大量好处。另，西藏缺少数字化概念，似乎一直是个传统。

龙厦的创收工作卓有成效，1925年擦绒失势之后，他很快成为达赖喇嘛的第一红人。当然，他也得罪了一大批贵族和寺院上层。

1929年，龙厦担任孜本兼藏军顾问（其时已取消总司令职位），达到个人事业的巅峰。但由于他在恢复藏军士气方面的努力，使达赖又开始担心他成为第二个擦绒，1931年解除了龙厦在藏军的职务。

十三世达赖的“现代化尝试”，还包括开办造币厂、建设水力发电厂［请文青环保爱好者们留意，以后对高原水力发电的事，别只骂一头］、请英人架设电报线、同意英人在江孜开办英语学校等措施。

围绕扩充军力、巩固地位，达赖喇嘛在“权、枪、钱”三个方面都抓得不错，但带来一个重大的“副产品”：达赖、班禅彻底交恶。

龙厦和他带着去英国的四名贵族孩子［来自《喇嘛王国的覆灭》］

9-3、“现代化尝试”简评：

十三世达赖的“现代化尝试”是有局限的，仅仅致力于扩充军力，目的更像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

这场“现代化尝试”还存在“制度上的死结”、“缺少上层同盟”、“缺少民众支持”、“社会发育水平落后”、“对英印了解不足”等问题。在生产力和社会总收入都没有提高、社会制度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仅仅依靠内部开源、获得巨额军费，既增加了民众的负担、又搅动了统治基础。“现代化尝试”难以为继，也是一种历史必然。

十三世达赖1911年开始对英印的亲近，后来现代化尝试过程中对英印的逐渐疏远，之后与国民政府的积极靠拢，其中一个重要动因，还是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权势。

十、达赖与班禅交恶

为了扩大税基，拉萨的达赖喇嘛和噶厦看上了日喀则的九世班禅。

历史上，班禅转世系统比达赖转世系统出现得晚。但是，在格鲁派最危机的时代，扭转乾坤的首先是四世班禅，然后才是五世达赖。并且，从他们开始建立了达赖、班禅在转世前后互为师徒的传统。后来的六世班禅等，也对格鲁派的政教事务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从不觊觎达赖的权势。

1904年十三世达赖第一次流亡外蒙，英印政府曾半胁迫地“请”九世班禅去了英属印度，试图寻找达赖的替代者，但班禅没有响应。1913年，十三世达赖结束第二次流亡、回程途中，九世班禅还曾亲往迎接。

达赖回到拉萨不久，就通知九世班禅必须支付之前三次战争总费用的四分之一，这三次战争是：1888年英国第一次侵藏、1904年英国第二次侵藏、1912年川藏战事。班禅喇嘛对此要求十分不满，只给了拉萨要求的一部分。

1917年、1923年，达赖喇嘛先后颁布了两项法令，不仅声明班禅堪厅必须向噶厦缴纳税收，而且逐步加大征收额。而班禅堪厅的专属权益，获得过历代达赖和噶厦的相关保证文件。

班禅一面给达赖写信，陈述历史传统、希望维持原状；另一面通过英国驻江孜官员代为交涉周旋。然而，拉萨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不仅直接派出官员去班禅属下各宗征收粮税，而且监禁班禅堪厅在拉萨的官员。达赖将不利于班禅的传言一时四起。

说又说不通、打又打不过，九世班禅于1923年底秘密逃往内地。行前，他给扎什伦布寺各大堪布、总管留下命令，要求大家遵照原有制度和仪轨行事，重大事宜不能决断的要请示班禅等。

班禅一走，达赖立刻派自己的管家接管了扎寺的大权。

十三世达赖为了加强自身实力与九世班禅产生矛盾，可以理解。毕竟，历史上“藏传秘教”各个宗教领袖的“地位”，最终是靠世俗权势决定的。

九世班禅在内地之初，和十三世达赖还有一些书文往来。总的来说，虽然措辞客气，但立场对立、无法妥协。从此之后，一直到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圆寂，二人再无碰面。

有史以来，格鲁派两位在藏宗教领袖之间首次出现分裂，也是十三世达赖的“现代化尝试”与宗教上层产生矛盾的一个缩影。

九世班禅喇嘛［来自网络］

十一、达赖、班禅与中央的三方关系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开展现代化尝试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国内政局、主动与民国政府取得联系。

1919年2月，达赖喇嘛派三大寺高僧往北京出任雍和宫堪布，北洋政府蒙藏院极为重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正式建立联系。

1919年，北洋政府派代表李仲莲、朱绣进藏，是中央主动的“破冰之旅”。十三世达赖派人前出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唐古拉山口迎接，规格很高。到拉萨后，李、朱与达赖喇嘛、政教上层沟通了中央主张。达赖先后表示：英国驻华官员与中央交涉的许多涉藏事情，均不知情。“余亲英本非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惟望大总统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等。

1920年，英国派前任驻锡金专员贝尔到拉萨（此人我们前面提过），希望落实1914年英藏秘密换文的“印藏边境条约”，达赖喇嘛以《西姆拉草约》还悬在空中为由，婉拒拖延。贝尔回忆：“许多喇嘛都在打听，是谁把英国人领到拉萨来的。一夜间，拉萨许多地方贴出布告，要杀死我和肯尼迪”。达赖喇嘛也告诉他“仇视已深，若不速行，难负保护之责”。可见当时西藏上下对英印的态度。

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得到北洋政府高度重视，在各地广受欢迎。规格不亚于清朝接待六世班禅。在京期间，执政段祺瑞告诉他：待国内安定，藏事可迎刃而解。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迁都南京，设蒙藏委员会。达赖喇嘛派代表觐见蒋介石。蒋予以嘉慰，并致信达赖。

1929年，九世班禅在南京、北平、四川、西康、山西、绥远、青海等地设立办事处。

1929年8月，达赖喇嘛派贡觉仲尼等人拜会蒙藏委员会负责人，并以达赖书信声明三事：“1、并无联英之事，与英国发生关系，是壤地毗连、不得不为之。2、仇华属于误传，前三次达赖均派员来华，证件上写明‘中藏亲睦’。3、达赖、班禅感情素惬，误会的发生是因为班禅部下行为不法。”这是民国以来，达赖方面首次向中央政府正式表态。

由此开始，十三世达赖与国民政府多次互派代表、密切接触。对于国民政府到拉萨的代表，达赖喇嘛命噶厦按清朝接待中央大员的规格，亲率文武官员、马步军队远出市郊迎接。1930年2月，达赖在南京、北平、西康的三个办公处，由蒙藏委员会拨款建设、投入使用。

达赖喇嘛先后表达过：

三点声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欢迎班禅回藏。”（1929年9月）

“西姆拉草约”将来可由达赖声明让中央主持解决。（1929年9月）

“我不敢背中央，前已言之”；西康战事“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你我”；对班禅“原有师弟之宜…至以为念”；对英印“英国人对我确有诱惑之念，但我知主权不可失，性格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1930年3月、5月）

国民政府则有藏事八条询问意见，达赖喇嘛进行了逐一回复。回复中，关于中央和西藏的关系方面，均表达了内向之意。唯独九世班禅回藏事项，十三世达赖态度较为鲜明：压低班禅的历史地位，指班禅违反法令，反对班禅回藏。［十三世达赖对英国第二次侵藏期间九世班禅与英国接触、自己逃往外蒙古期间九世班禅到拉萨与驻藏大臣一起平复政局等事，似乎很介意。］

1930年，拉萨发生了一件事。尼泊尔商人因纳税事宜，与当地发生冲突。此时还是英国保护国的尼泊尔官方，扬言要出兵进藏。达赖喇嘛令定日、日喀则藏军做好准备，同时电告蒙藏委员会向中央问请方针。蒋介石电函尼泊尔、西藏停止交兵，派出参事巴文峻、专员谢国梁前往两处调停。巴文峻在尼泊尔受到国礼待遇，尼政府称“深处内地之一独立小国得与邻邦和睦相处，实为无上欣幸”。［从尼泊尔的态度看，如果没有内乱和日本入侵，中国的亚洲大国地位可望早日恢复，西藏的事情也许不至于那么一波三折、拖延持久吧。］

1931年5月国民会议召开。达赖喇嘛派6人代表、3人列席；九世班禅派4人代表、5人列席。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大举侵略中国东北，中国进入危难时代。

1931年9月，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本拟给十三世达赖“护国弘化普慈大师”的封号，因川藏战事，未能落实［国民政府这么做显然缺乏政治智慧］。对班禅的封号，达赖和噶厦意见很大，多次行文中央，要求取消班禅封号和待遇、裁撤班禅办事处、查禁其在内地购置的军械等。

1932年，九世班禅获任西陲宣化使。拉萨三大寺和“僧俗官员大会”发表反对班禅宣言书，班禅方面则发文历数达赖十大罪状。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攻打上海。

1933年4月，九世班禅派专使进藏拜谒十三世达赖，“达赖优礼延见，大悟过去全系两方属僚猜忌而起，切望早日反藏、共谋众生安宁”。双方开始磋商班禅返藏事宜，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突然圆寂。

此前，民国政府正在调停康藏战事（当时已经成立西康省），西藏的态度是“汉藏悬案，听候中央与达赖喇嘛解决”，中央的回电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前两小时到达拉萨。

1935年，九世班禅参加国民政府主持的悼念十三世达赖的活动，同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在内地呼吁和平统一、拥护抗日。回到青海拉卜楞寺，做回藏准备。达赖圆寂之后的西藏地方设置多重障碍，英印方面也反对九世班禅在这个时候回到西藏。

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圆寂在等候回藏途中的青海玉树…

陈庆英先生对十三世达赖的总结较为中肯：“在他统治西藏的期间，他既要求英国（英印政府）支持、帮助其推行以扩军筹饷为主的改革，藉英国之力来对付中国中央政府；又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中央政府表示‘内向’之意愿，设立西藏驻京办事处等，采取一种‘虽亲英而不受其利用，明拒汉而不失其联络’的政治策略，以维护以他为首的格鲁派上层僧侣和贵族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地位。”

从客观上看，清亡民初，各省各地宣称自治、独立者有之，自组军队、从列强拿钱者有之，横征暴敛、自行印钞者有之…都够不成某地独立的判断依据。那个时代西藏的变化，也可参照看待。

1932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来自wikipedia］

十二、十三世达赖圆寂

1933年12月初，达赖喇嘛患感冒，但病情并不严重。16日，达赖感觉呼吸困难，他的总管土登贡培连忙通知噶厦高层。17日，请乃穷护法神汉降神治病，在场人员回忆，神汉跳神时给了达赖一味药，达赖拒绝服用，神汉硬倒进达赖嘴里，然后达赖病情迅速恶化、昏迷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天下午7点半，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终年58岁。

民间一直有十三世达赖是被毒死一说。研究者缺少可供研究的详实原始记录，达赖喇嘛圆寂后官方也未做深入调查。达赖的圆寂，有些蹊跷。

十三世达赖去世得很突然，各方面没有思想准备，拉萨政教上层也没有预案，对西藏政局影响很大。对西藏以外的影响并不大。

1933年12月20日，达赖圆寂后三天，西藏方面电告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指示“优礼隆施”，蒋介石、汪精卫、蒙藏委员会均致电西藏吊唁慰问。依宗教惯例，国民政府“训令班禅驻京办事处、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以及电令蒙古、青海、西康、北平、热河、五台山等地各寺庙，为达赖喇嘛一体唪经，以志追悼”。并追赠十三世达赖“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国民政府的重视推崇，推动了西藏政局向恢复历史传统方向转变。

西藏上层在此期间，也经历了一系列权力斗争。十三世达赖生前最信赖的总管土登贡培落马、被流放。经推选、掣签，五世热振当选摄政，并呈报中央，中央回电批准。热振担任摄政之初，龙厦展开“求幸福者同盟”运动、提出“民选噶伦、四年一任”的主张。最终失败，被剜眼流放、后代严禁为官（龙厦儿子拉鲁还将出现在以后的西藏政治舞台）。

内部整理结束，热振摄政与噶厦开始追悼达赖、修建灵塔、寻访灵童等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延续清朝惯例、派中央代表进藏致祭，并进一步恢复中央和西藏的关系。对此，西藏地方的反应非常积极主动。

1934年8月底，以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专使的中央致祭团抵达拉萨。首先拜会了摄政热振、司伦、噶伦等政教高层，然后依照清朝驻藏大臣的成例向三大寺、大小昭寺、布达拉等处礼佛、发放布施，并开展广泛的沟通。

9月23日，在布达拉宫举行隆重的“册封大典”。司伦、噶伦率噶厦全体官员在殿外迎候，藏军列队致敬。进殿后，将中央册封十三世达赖的玉印、玉册置于香案，双方官员致礼。黄慕松朗读玉册。礼成之后，玉印、玉册交总堪布。玉印内容是汉藏满三文的“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之印”。同日，民国首都南京，亦举行仪式。

10月1日，在布达拉宫举行里隆重的致祭仪式，司伦、噶伦、三大寺活佛堪布等参加，黄慕松代表中央政府致祭文、致祭礼。

接下来的两个月，黄慕松与摄政热振、司伦、噶伦等进行了多次商议、沟通中央与西藏的一系列待决问题。西藏方面倾向于先解决界务纠纷等局部问题，中央方面主张先商议政体归属的宏观问题，期间未能达成一致。但双方的沟通气氛，一直良好。

11月底，黄慕松离藏返京，留下参议刘朴忱、蒋致余等人，代表国民政府驻藏继续与西藏地方保持沟通。清末“驱汉事件”之后，中央第一次设立驻藏机构。

1935年6月，十三世达赖遗体安放灵塔，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致电，热振摄政回电致谢。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事处理，到此结束。［具体经过，请后台回复“十三世达赖圆寂上、十三世达赖圆寂中、十三世达赖圆寂下”，参阅陈庆英先生的研究文章］

国民政府在十三世达赖的处理上颇有建树：高度重视，做了西藏僧俗的心理工作；派团致祭，延续了清朝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规格，同时让西藏社会各层感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存在，并且与十三世达赖的接班人积极沟通，为“后达赖时代”中央和西藏的往来奠定了基础。

此时的华夏大地，也将迎来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全面抗战。

黄慕松代表国民政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册封、致祭［来自网络］

十三、英印，暗箭难防

1914年“西姆拉会议”流产后的，英国政府的态度有过两次不同。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英国、中国同为“协约国”成员，但英国看到中国当时处于军阀混战，所以英印方面主要是支持西藏用兵四川，希望获得比无效的《西姆拉草约》更加优厚的实际利益，对袁世凯续谈《西姆拉草约》的提议无动于衷。1918年，英印方面出面调停西藏与四川的战事，与川边地方官员签订了《停战协议》，试图把《西姆拉草约》提出的“内外藏”变为既成事实。北洋政府不予承认。

1918年一战结束后，英国见迂回的方法不成，此时英属印度内部又发生了内乱，为了在“巴黎和会”之前确定英国在西藏的利益，英国转为急于要求北洋政府续议《西姆拉草约》，北洋政府并未听从。

13-1、侵占藏南：

1914年“西姆拉会议”之后有几年时间，英印政府向民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施压，试图把《西姆拉草约》和英藏私下秘密换文的“印藏边境条约”合法化，但没有成功。英印官方内部也承认这次会议的破裂，于是把《西姆拉草约》束之高阁、不再提及。期间，英印从未进驻或管控“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藏南区域。

1930年代中，国民政府正处于内战不断、日本侵占东北的艰难时期；西藏的十三世达赖圆寂不久、摄政热振刚刚掌权，也需要稳定局面。

13-1-1、窥伺：

在这个时间点上，1935年，英属印度政府一位官员“偶然发现”了《西姆拉草约》有关文件 。英印内部决定向藏南试探。

1936年4月，英属印度派出一名上尉带队悄悄进入藏南区域侦查。侦查结束，这名上尉认为：“这里的人民，特别是达旺宗附近的人民，肯定认为自己属于西藏管辖之下，毫无疑问，西藏统治着达旺地区，并远至南边的德让宗地区征收赋税”。他们的侦查，还证明了包括达旺在内的“门隅”地区，当时由拉萨派遣官员，采用西藏特有的政教合一形式，一直受西藏管辖。

1938年4月，英属印度的一支远征队进驻达旺，但随后便因摄政热振和噶厦政府的抗议而撤出。这一年，中国全面爆发抗战。

1940年1月，英国人进入察隅地区“考察” 。

13-1-2、侵占：

在珞隅地区，1940年和1941年，英印军队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麦克马洪线”以南约80公里建立武装据点，并每年派出军队驱逐西藏地方政府的税收人员；1944年和1945年，英国人在西巴霞曲流域设立官方贸易站。

1943年，英印政府组建了“东北边境局”，为成立“东边边境特区”做准备。下决心占领藏南。

1944年初，英印军队侵入门隅地区德让宗，阻止西藏的德让宗、达陇宗官员上任。

1946年，英印军队占领白马岗、瓦弄、察隅、桑昂等地。

1946年、1947年初，国民政府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

到1947年，英国人已在门隅南部建立了武装据点，并阻止西藏官员在该地征收赋税。

1947年，印度独立后，对藏南的继续侵占放在后面章节介绍。

在抗日战争、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中国同为盟国。这一边，1942年中国远征军开辟英属缅甸战场，孙立人将军从日军包围中拯救出7000名英国大兵，史称“仁安羌大捷”；另一边，英国人却一直在不断武装渗透、占领“藏南”。［挺想骂娘的！］

13-2、篡改史料：

英属印度政府有一个叫做《艾奇逊条约集》官方的外交文件集，专门收集英属印度政府签署的各种条约、协议和证书，属于官方权威史料。1862年开始出版，每十年左右修订再版一次。

“西姆拉会议”流产，《西姆拉草约》、英藏之间秘密换文的“印藏边境条约”均未获得合法地位，1921年前英印政府主要致力于迫使中国政府续议签约，以使上述文件合法，所以一直无法纳入《艾奇逊条约集》。1921年后，看到中国方面已无叙议签约的可能，而十三世达赖和西藏噶厦对英印的态度也逐渐疏远、并开始倾向内地，于是决定在1929年《艾奇逊条约集》修订再版时，把相关内容放进去。

13-2-1、29年《艾奇逊条约集》：

1929年正式修订了《艾奇逊条约集》，其中第14卷中新增“西姆拉会议”的内容，由于英国方面担心把未通过的条约和私下密约全文公布的话，会引起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所以这次修订只是以纪事方式，陈述了“西姆拉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参会方、议题、简要过程（包括中方未予正式签约）。同时，对英藏之间私签的《通商章程》，以含混的口吻指“1914年的章程是对1908年中英《通商章程》的修改”——掩盖了中英具备签约资格、而英藏不具备签约资格的区别，从而把一个不合法的章程嫁接在合法章程之上。

29年《艾奇逊条约集》并未收录《西姆拉草约》、《通商章程》、英藏秘密换文的《印藏边境条约》等文件。

13-2-1、38年伪版《艾奇逊条约集》出台：

1930年代，西藏与国民政府逐渐靠近。1938年英印侵入达旺的远征军，遭到西藏热振摄政和噶厦政府的抵制而退出。英印政府一方面担心西藏地方政府不再那么伏首贴耳［英国人确实有推翻热振的动机］，另一方面又预判中国将亡于日本，所以英印就先从法律文件的角度下手，1938年8月出版了一个伪版的29年《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以下简称“38年伪版”）。

38年伪版第14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纪事内容：1、增加了会议上并不存在的“印藏边境”议题；2、把英藏私下秘密换文的事情，增加为会议正式议程。

38年伪版第14卷，还增加了条约内容，包括：中方未正式签署的《西姆拉草约》、英藏私签的《通商章程》、英藏秘密换文的《印藏边境条约》、以及相关附件等。特别是，把作为秘密换文附件、有关“麦克马洪线”的内容，进行重新改编、加入大段描述文字。

为了掩盖38年伪版第14卷的出版时间，书上印的是1929年、而不是实际的1938年。

38年伪版出版后，英国政府有以下三个措施：

1、要求英国政府相关部门、英属印度政府、英国驻不丹、锡金等地官员，根据伪版内容重新统一对外口径。

2、下发38年伪版的29年《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的同时，要求把之前所有的正版29年《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收回、销毁。

3、不做报道，以免引起公众和国际注意。

由于西藏地方政府缺少对历史文件的整理归档，会谈当事人也没有做过会议记录，所以后来英印政府用这个38年伪版与西藏地方交涉，造成很多问题。

对于后世的官方、学术界、民间舆论等，38年伪版也起了极大的误导作用。

尽管英国人机关算尽，但是正版29年《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至少有两本留了下来，分别收藏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原“印度事务部”档案馆。印度学者古普特的《被隐藏的边界：中印边界秘史》中，记录了两个版本的不同。

十四、再说藏南

位于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双方东段争议区“藏南”，由西藏历史上的三个区域构成，分别是：门隅、珞隅、察隅。“门”在藏语中指“低热多树的河谷”，“珞”意为“南方”，“察”意为“杂居”。“隅”是“地方”的意思。门隅包括了达旺。

西藏本地，很久以前就有关于门隅、珞隅、察隅的记载。比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记载：“吐蕃分为四如…南自珞与门、西自香雄、北至霍尔、东自咱米兴米等等均予征服”。

门隅、珞隅、察隅主要原居民，其人种均非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或达罗毗荼人，而是汉藏人种（汉藏分离不过是5000年前的事情）。文化宗教上来看，早期信仰苯教比较普遍，11世纪藏传密教宁玛派传入，建达旺寺。17世纪五世达赖时期，格鲁派传入，并逐步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噶厦时代，山南错那宗的冬季办公地也在门隅达旺。达旺，还是六世达赖的出生地。

我曾听一位藏族学者前辈说起，过去西藏有个民谣，大致意思是：“达旺、德让两个宗，如果丰收的话，全藏人民就不会饿肚子。”可见藏南门隅一带的富饶，以及对西藏的重要性。

西藏噶厦也从未放弃对藏南权力。到了1930年代，英印与噶厦讨论“麦克马洪线”时，噶厦明确答复，藏南达旺、德让等宗，一直属于西藏管辖，包括派官、征税等。

1943年，噶厦派官员到门隅查办边务、整顿吏治。

1944年8月，英印军队侵占德让宗，并派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古德去拉萨提出领土要求。10月底，噶厦回复，十三世达赖生前从未提及“麦克马洪线”、不合法。12月，西藏“僧俗大会”开会决定“藏地绝不割让英国，并全体签字，有祸患，僧俗共之”。

英国殖民印度以及周边国家的历史上，内部文件中涉及藏南归属的话题，历年多次提到“属于西藏管辖”。

下面我们再看两张英属印度时期，他们的官方地图——

1893年英属印度版图［来自wikipedia］

1909年英属印度版图［来自wikipedia］

放大看藏南和中印传统习惯线的位置——

蓝线内，当年英国人自己地图上的边界，依然是中印传统边境线，而不是以北的所谓“麦克马洪线”。

十五、五世热振时代：1934-1941

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圆寂之后，西藏进入了分别由五世热振和大札活佛前后两任摄政的时代，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50年十四世达赖匆匆临政。

五世热振是西藏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热振一系活佛，在格鲁派内部地位超然，属于噶当派传承的代表。［后台发送“噶当派”查阅］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五世热振作为摄政执掌西藏政教权力，权力比较集中，缓和了与国民政府的关系。1941年辞去摄政一职，1947年在试图复位的过程中被害。

五世热振，1938年［来自wikipedia］

15-1、十四世达赖灵童坐床：

1934年初，五世热振在西藏各方支持下，经国民政府核准，担任西藏的摄政。1935年，国民政府授予“辅国普化禅师”封号。

五世热振主持了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的寻访。1939年，在三名灵童候选人中，拉萨方面认定经九世班禅生前推荐的、来自青海同仁的“拉木登珠”为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拉木”也可音译为“拉姆”，在藏文中是一个女性名字。大概是由于家长担心孩子不容易养活，而这么起名的。］

1940年初，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代表中央、率团进藏，参加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英印方面则派出了古德，尼泊尔、不丹等国也派来了代表。

典礼之前2月1日，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前往看视灵童；随后，五世热振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予掣签手续；2月4日，中央复电批准，并向全国宣布。虽然此前拉萨已经认定了灵童，但恢复“报请中央、免于掣签”的程序，中央和西藏的关系，又更加明确了。

2月22日，举行十四世达赖灵童坐床典礼。按照驻藏大臣的规格，面南背北为吴忠信在主位设座；其他西藏政教高层、外国观礼代表，均在十四世达赖灵童的对面、东西方向设座。

古德当日没有参加观礼，次日另行前往祝贺。［有人说，次日又为古德搞了一场同样的典礼。达赖灵童的坐床典礼，岂能如此儿戏？］

十四世达赖灵童坐床位置图［来自亲历者朱少逸的《拉萨见闻记》］

上图，黄色1号，是十四世达赖灵童；紫色的左右2、3号分别是父母和经师；红色4号是中央代表吴忠信。这四个位置，都是主人位，面南背北。

蓝色的5、6号分别是摄政热振、司伦朗顿；绿色的19、20号，分别是观礼的尼泊尔、锡金代表。

从这次典礼前后来看，热振摄政延续了十三世达赖“亲中远英”的态度。

在藏期间，吴忠信与热振摄政等继续商议及中央与西藏之间的话题，仍因双方侧重不同，最终只在班禅遗体回藏一事达成原则性共识。

4月14日，吴忠信离藏。走前，他将1934年黄慕松留下的驻藏办事处，改名为蒙藏委员会下属的正式分支机构。

吴忠信进藏，客观上增强了中央和西藏的联系。但也没有为政治解决中央和西藏的关系，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其原因，大概在于当时全中国处于艰难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没有解决藏事的实力和决心。

吴忠信看视十四世达赖灵童［来自网络］

15-2、热振辞职：

关于1941年五世热振辞去摄政职务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

有观点认为，由于盛传五世热振与贵族妇女有染，作为摄政和十四世达赖灵童的主要经师，按例他将于1942年主持达赖的“沙弥戒”。为了避免因此出现宗教意义上的麻烦与矛盾，五世热振决定辞去摄政职务。

另有观点认为，由于五世热振的独断，得罪了不少政教高层；其亲中央的态度，也是英印一方（当时在西藏唯一的外国势力）不愿看到的。宗教事务只是一个攻击他的突破口，使他不得不采取回避退让的方式，以便于将来重回权力中心。

五世热振选择了他自己的经师、年迈而且原本地位不高的三世大札作为摄政接班人。大部分史家相信，热振在与大札交班的时候，彼此是有口头约定或默契的：热振回去静修三年，然后回来大札将摄政交还热振。

热振辞职后，1943年获任国民政府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十六、大札当政：1941-1950

三世大札上任之后，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的风气更加炙烈。原来被热振打压过的势力，成为支持他的力量。

16-1、内外关系：

大札主政时期，一系列短视作为，使得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从之前的缓和、走向紧张，并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

由于抗战的需要，1941年国民政府急需修建一条通往印度的公路，作为战略物资的输入通道。当时有个经青藏高原修建中印公路的设想。作为盟国一方的英国，虽然觉得这个方案难度较大，但依然表态支持。大札和噶厦则坚决反对，并通知藏军杀害了国民政府派去的修路勘察队队长。噶厦甚至声称要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

1942年，大札批准噶厦设立“外交局”，并在印度设立办事机构。英印一方表示同意，国民政府则坚决反对。国民政府和噶厦的关系陷入低谷，驻藏机构很难开展工作。

1942年下半年，由于中国和东南亚战场的形势恶化，英国、印度分别向噶厦施压，希望开通经西藏往内地的物资运输通道。噶厦提出仅能允许运输“非军事物资”、并且要中英藏三方签署协议保证“西藏的完全自治”之后，才能开通。国民政府也多次试图派员进藏商议，但均被西藏“拒之门外”。

1943年3月，噶厦通知西藏商人停止运输所有去内地的物质。蒋介石大为生气，4月命青海马步芳派1000名官兵到达玉树。于是，大札当局转向英国求助，英国联合美国向中国施压。期间，又出现西藏方面允许日本在康区建军用机场的传言。英国查问西藏方面，得到噶厦“恭顺”的否认。

美国从这个时候开始注意西藏，1942年12月，派遣两名战略情报局军官进藏——这是美国第一次把触角伸入西藏。当时，在国务卿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曾提及“把达赖喇嘛当作宗教领袖、而不是当成世俗的政治领袖”。

两名美国军官和英国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未得到各自官方指示、就对噶厦提出了很多支持设想。虽然当时就被各自上级质疑和否定，但却给大札和噶厦带来了“鼓舞”。

在上述形势下，1943年底，噶厦向英属印度购买了大量被淘汰的武器弹药。美国情报官员回国后，美国向西藏赠送了三部无线电台、五部无线接收台。英国也跟着提供了两部电台。

1944年7月，大札主持了英国人在拉萨开办学校的开学仪式。此事招致三大寺等各方势力的强烈反对，1945年1月不得不关闭。

1945年4月，仍然在抗战中的国民政府，赠送了一批武器弹药给西藏，并告知噶厦，只要不是打内战，就无需外购、由中央无偿提供。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发表了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声明，包括西藏在内的国内民族区域均受鼓舞。

1946年6月，大札在“僧俗大会”上自封“杰布呼图克图”名号，开创了西藏历史上自封呼图克图的先例。

1949年7月，眼看国民政府即将失败，大札和噶厦制造了第二次“驱汉事件”。

中印公路［来自网络］

16-2、热振遇害：

1944年12月，退隐三年的五世热振回到拉萨。部分官员远出两天的路程迎接他，噶厦全体官员、包括达赖的父亲，都去东郊设帐远迎。在拉萨，政府官员、寺庙活佛、商人等，蜂拥而至求他摸顶。声望一时无两。

高调回归的热振，找大札商量“还政”，而大札并不接茬，而且非常冷淡、轻蔑。失望的热振，在藏历年到来之前，返回了热振寺。

1945年初，色拉寺杰扎仓（支持热振的扎仓）、阿巴扎仓因为“林周宗事件”与噶厦产生严重对立。大札避过喇嘛们情绪激烈的风头，在6月强行解除两个扎仓堪布的职务，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大札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剪除噶厦中暗地支持热振的官员，制造了噶厦内部的巨大分裂。大札与高级妓女、贵族妇女通奸的事情，也被宣扬了出来。

致力于复位的热振，向国民政府致电表示“如果能够重新掌权、他会回报中国的仁慈和恩德”。国民政府内部在是否支持热振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造成对热振支持不力。

同时，五世热振的亲信和拥护者们，有了刺杀大札的计划。刺杀计划败露之后，大札派两位噶伦带领士兵前往林周宗热振寺抓捕五世热振。

1947年4月17日，热振被押解到拉萨，关在布达拉宫“夏钦角”监狱。

在抓捕热振的同时，大札派人杀害了色拉寺杰扎仓的堪布，杰扎仓发生了暴动。经过七天七夜激烈战斗，喇嘛们不敌噶厦军警的现代化武器，4月29日被平息，共有200-300名僧人被打死。

5月7日半夜，五世热振在狱中离奇死亡。据看守他的狱卒回忆，热振死前的晚上，大札的侍卫官送来药丸，热振服下后痛苦喊叫而死。

热振之死，“震惊了拉萨”。

在大札铲除热振的过程中，噶厦一直与英国驻拉萨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

热振寺一角［十一郎 摄］

16-3、伸出触角：

16-3-1、“慰问同盟国代表团”：

二战胜利，国民政府决定1946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此时，噶厦派出一个“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先到印度、再去南京参加“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十四世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姐夫平措扎西等人。

代表团先到达英属印度，会见了英印官员、拜访了美国驻德里大使，然后参观了一些城市，因为英国驻锡金总督“千方百计阻扰他们前往中国”，代表团求助于此时也在印度的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主任沈宗濂。沈重新安排好代表团的食宿，并陪同代表团持中国领事馆签发的旅行证件，飞往南京。

1946年11月，“制宪国民大会”召开。西藏“慰问同盟国代表团”代表西藏参加，与内蒙、新疆分在一个小组，讨论宪法。英国驻华使馆官员不断“关心”代表团的参会进展。宪法中对西藏将来出席国民大会进行了规定，西藏代表团促成了“西藏自治将得到充分保证”的条文。

西藏代表团同时带去了一份西藏方面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书》，提出了很多要求，噶厦官员自己都说：“这封信如果全文翻译，肯定会使蒋介石非常恼火。即使该团等待10年，也不会得到答案。”国民大会后，代表团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报告书》，国民政府要求西藏方面指定全权代表时，代表团又拿不出具备资格的人选。

16-3-2、“西藏商务代表团”闹剧：

1947年，英属印度的独立，触动了西藏噶厦。这一年，他们派出了一个“商务代表团”，名义上是去国外购买黄金，实际上试图与外国官方正式洽谈政治问题，或者至少实现各国接受西藏噶厦签发的“官方护照”作为旅行证件的目的——等于变相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

“商务代表团”先到了印度，中国驻印使馆给他们颁发了中国护照。

“商务代表团”与新成立的尼赫鲁政府的会谈遭受到惨重失败。

然后，他们转向英国、美国和日本驻印度官员，希望获得“签证”。三国官员都告诉他们，既然要先到中国内地，就应到了那里再申请去各国的签证。英国驻印官员给他们签发了印度去香港的签证。

他们到香港后，中国政府不承认西藏“护照”，他们又持中国护照获签证、由香港进入内地。

1948年1月，“商务代表团”到达南京，由于对签证事务的无知，他们在南京请求美国使馆官员为西藏“护照”发美国签证时，才得知“离开中国，必须先有中国的出境签证，才能轮到美国政府决定在什么护照上给予他们入境签证”。代表最终还是用中国护照获得了香港签证。

代表团在南京期间，适逢国民大会。蒙藏委员会请他们参会，他们以“非官方商务团”不参与政治为由拒绝。

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回忆，西藏代表团在南京期间答应不去美国，以换取国民政府调拨的300万美元丝绸和75万美元茶叶。国民政府如数拨付之后，代表团一到香港，就卖掉丝绸和茶叶，然后“处理”了中国护照，再次使用西藏“护照”、获得了英美签证，乘机飞往美国。

代表团到达美国后，由于此前的欺骗行为，国民政府开始关注他们。中国外交部对美国给西藏“护照”发放签证提出了抗议，美国方面立刻承认是技术错误，并承诺以后不会承认西藏“护照”。同时，外交部也向英国提出了类似抗议，英国立刻回应是“技术性差错”，并决定不再给西藏“护照”发放新签证。

一直声称非官方的“商务代表团”，到了美国之后，要求正式拜会美国总统等。在中国驻美大使过问之下，改为私下会见国务卿。

代表团离开美国去英国之前，英国通知他们此前给西藏“护照”发放签证，属于技术性失误，不能照此再发新签证，要么改为采用中国护照签证、要么采用“口供证词方式”。代表团向英国表达了强烈不满。最终，英国绅士以“将原签证有效期涂改、延长”的方式，狡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商务代表团”在英国拜会了首相，并由“商务部”官员接待，英国官方对于他们提出的“独立主张”不予支持，并告知“英方拒绝谈及政治问题”。

“商务代表团”在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得到购买黄金的支持——因为他们没带钱，要求两国政府贷款200万美元给他们、他们用贷款购买两国的黄金。最终只在印度，得到了印度政府的25万美元贷款。

此时，已是1949年3月，国民政府即将在内战中彻底失败。

上述过程中，国民政府分别向美英政府正式行文，询问两国对于一直以来支持中国拥有西藏主权的立场是否有所变化，美、英均明确回复没有变化。

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蒋介石签署法律之前

十七、西藏和平解放

1947年，冷战开始。东西两大阵营逐渐形成。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青海的十世班禅主动与中央人民政府联系，表示拥护中央。

1949年11月，噶厦向新中国政府、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发信，宣称“保持独立状态”。

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噶厦“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

1950年3月，西藏噶厦代表团到达印度首都德里，一方面与中国驻印使馆对话，一方面积极寻求外国干预和支持。英国政府、印度政府都拒绝提供军事援助；印度政府对新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对噶厦请求印度担任调停人予以了回绝，尼赫鲁对噶厦代表提出的“西藏是独立的”给予了严厉答复：“没有充足理由宣称西藏是独立的，这种地位必须依照国际法来验证”；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同意援助西藏武器、但要在第三国交接。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6月28日，美军作战飞机进入朝鲜半岛投入战斗。7月1日，首支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半岛。

1950年7月，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前往拉萨劝说噶厦，在昌都被扣、8月被杀害。

1950年9月，中国驻印大使与西藏噶厦代表谈判，提出西藏承认是中国一部分、“国防、外交事务和对外贸易”交由中央，西藏噶厦代表提出相反条件，还提出“没有必要把西藏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谈判毫无进展。

1950年9月，噶厦的前后两任昌都总管拉鲁（龙厦的儿子）和阿沛·阿旺晋美进行了交接，但拉鲁依然留在前线。

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打响，拉萨噶厦对于迟迟前线的各种紧急电报请示，采取回避的鸵鸟策略。两周多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消灭了藏军主力，并俘虏了总指挥阿沛·阿旺晋美。战役结束后，中央政府宣布停止进攻、释放俘虏，并呼吁噶厦和谈。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

1950年11月，大札摄政被迫下台，15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同时派出“代表团”去联合国呼吁，被大会拒绝。

1950年12月18日，十四世达赖离开拉萨，次年1月2日抵达与锡金相邻的亚东，并随时准备逃往境外。

1951年4月，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与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听老西藏说，当年进军拉萨的人民解放军，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掌握的非常好，军纪严明、不动群众一针一线、还帮助老百姓干活，得到“金珠玛米”的称呼，确实不虚。

阿沛·阿旺晋美后来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来自网络］

十八、八年上层合作，59年叛乱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恪守《十七条协议》，并没有改变西藏旧有的“格鲁派政教合一”体制，而是采取与西藏原有上层合作的方式、给予西藏噶厦高度自治。

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到达拉萨，前往布达拉宫与十四世达赖会面。这是自从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后，27年以来班禅与达赖第一次相聚。［据内部资料，多年后十世班禅曾提及这次见面。当时，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藏了一把手枪在衣服里。］

1953年，十四世达赖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1954年9月，十四世达赖（19岁）和十世班禅（17岁）到达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四世达赖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听说，当时十四世达赖为了到底给毛泽东送什么礼物比较好，颇费心思。后来决定画一幅毛泽东的画像送给毛泽东本人。画师是传奇人物“安多三杰”之一的安多强巴。1997年8月，我曾在布达拉宫安多强巴的宅邸拜访过80多岁的老爷子。

在京期间，二人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多次会见两位年轻的西藏活佛。十四世达赖：“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感情”。

1955年3月，周恩来主持的第七次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十四世达赖任主任委员、十世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1956年前后，青海、四川等省藏区的“民主改革”，一方面可能存在过激扩大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不过激、也必定要深深触动当地“政教上层”的根本利益，于是各地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冲击的人们，进行了武装对抗，并且有部分人到拉萨寻求噶厦的支持。由此，各种混乱的信息和情绪，开始波及拉萨。这些民主改革的负面消息，对十四世达赖应有影响。

195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受印度政府邀请，前往印度参加“佛陀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行前，十四世达赖曾向中央请示，是否由中央派人陪同，中央表示完全信任、不用派人，十四世达赖曾表示很受感动——十四世达赖的两个哥哥当彩活佛和嘉乐顿珠，早就去了印度、并参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中央政府对此情况应该是掌握的。］

在印度期间，鼓动西藏独笠的各方势力十分活跃。作为西方阵营的老大，美国政府起着重要作用，印度政府的也比较突出。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去印度做工作，十世班禅表态很痛快、次年1月回了西藏。十四世达赖则有继续滞留的打算。印度总理尼赫鲁曾以“十四世达赖”为筹码，向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麦克马洪线合法化”的议题。虽经周恩来耐心工作，十四世达赖终于回藏，但是各种“伏笔”已经埋下来了。

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毛泽东主席曾对十四世达赖说过：“一五、二五都不搞，三五搞不搞，你们到时看情况。”［第三个五年计划是“1966年-1970年”］

1958年，外省藏区的叛乱，已成规模。1959年初，国内外、区内外各种矛盾冲突误会的集合，是美国政府出人出钱出力的大力推动，叛乱在拉萨爆发。

1959年3月17日，十四世达赖终于在一种“七分情愿、三分不情愿”的状态下，带领亲信、噶厦高官等逃离拉萨。并由山南、经达旺、逃亡印度。印度政府将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安置在达兰萨拉一带。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噶厦”，由自治区筹委会接掌职权。这个1751年由清中央下旨确立的“格鲁派政教合一”体制，历经208年，寿终正寝。随后，西藏开始了民主改革。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而今，西藏的三个纪念日就是这么来的：和平解放西藏（1951）、百万农奴解放（1959）、自治区成立（1965）。如果按照逢五逢十庆祝的话，可真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呢。

新中国中央政府与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之间的“合作”到此结束，彼此分道扬镳。

个人观点：

获得政权的

黑暗

摊牌

1955年9月11日，毛泽东与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左边两位是张澜、宋庆龄）［来自网络］

十九、尼赫鲁和他的印度

周恩来与尼赫鲁

19-1、橄榄枝与刺刀：

二次大战之后的英国，已经沦为二流国家。1947年，英国将“英属印度”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

1950年1月26日，印度宪法颁布，“印度共和国”正式成立，彻底结束了英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统治。

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印度”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从文明史的角度而言，印度次大陆上最早的文明，甚至比中国还要早。然而，尽管有哈拉帕的悠久和雅利安-吠陀的辉煌，在“印度”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上，却只有孔雀王朝和莫卧儿王朝加起来不到500年的“统一形态”，其余90%的时间里，“印度”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分散状态。所以，在历史上，“印度”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政治地理”名次。1950年出现的“印度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么一个缺乏“国家认同”的多部族、多语言、多传统的基础上。

如果说“圣雄甘地”是现代印度的“精神之父”的话，那么他的继承者尼赫鲁则是现代印度的“缔造者”。尼赫鲁是存在3年的“印度联邦”的唯一首相，更是印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并在任一直到去世。

在国内，政治体制上尼赫鲁仿照英国体制；经济上他仿照苏联模式，实行一种资本主义混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分的经济政策，重视公共服务。

国际上，尼赫鲁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954年，他将前一年中国总理周恩来与他会面时提出的“中印关系”《五项基本原则》，扩展为“不结盟运动”的理论基础，并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和与会29个成员国一起，宣布不加入东西方冷战。“万隆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世界列强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不结盟运动”，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隐然形成了第三种势力。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尼赫鲁是中国最亲密的国际友人（除社会主义阵营之外）。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这样评价尼赫鲁：“才华出众，目空一切，脾气暴躁，高傲自负”。

也许正是尼赫鲁的个人特征和印度独特的历史现实，决定了这个国家，与新中国从亲密、到敌对，最终在一场短促的局部战争中，被打得“民族信心崩溃”。

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扼守印度洋要道的南亚老大，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美、苏、英各大强国的青睐，俨然成为全世界的宠儿。

不知是不是与英帝国斗争太久，最后自己也变成了对手的气质，尼赫鲁曾经雄心勃勃地计划：“大印度联邦”应该比当年的“英属印度”还要大，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甚至中亚，都应成为它的疆土。

他还公开宣称：印度要么做一个世界级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尼赫鲁还有一个底气，就是自诩印军在亚洲，是除了美军之外最能打的军队。这话，似乎印度的政界、军界都相信。毕竟，在二战中的北非战场盟军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的阿拉曼战役中，印军第四师被蒙哥马利元帅誉为“英联邦表现最好”的部队。

印度建国之初立刻承认新中国，后来带着中国参加“万隆会议”，都表现出尼赫鲁的心高气傲——对他而言，新中国也许只是一个小弟而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与中国亲近的同时，从1951年起不断派兵、继承英帝国的“事业”、继续侵占“藏南”了。

在与新中国政府的交往中，尼赫鲁也许很快意识到，这绝不是一个甘当小弟的国家。印度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必须是亚洲老大；而印度要成为亚洲老大，必须先赢了中国，否则它只能在南亚憋着。

于是，无论从扩张疆域的角度、还是从走出亚洲的角度，尼赫鲁的印度对新中国伸出了刺刀。

孔雀王朝疆域图［来自wikipedia］

英属印度疆域图，及宗教划分：粉红-印度教，黄色-佛教，绿色-伊斯兰教［来自wikipedia］

印度共和国地图［来自wikipedia］

19-2、步步进逼：

从英帝国百余年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印度，以“英国在亚洲的继承者”自居，对西藏的“关心”、对“藏南”的企图，更有过之。

看到中国有望和平解放西藏，印军开始积极向中印边境东段的“麦克马洪线”推进。

1951年2月和10月，印军先后占领达旺和梅楚卡等重镇，并驱赶噶厦在当地的官员。

1952年，军委联络部调查的印军入境情况：日喀则地区，印兵60人至70人、尼泊尔兵10多人；西康的瓦弄（察隅西南150里），印兵60人；瓦扎（察隅西南30里），印兵22人；门达旺（属西藏错那宗），英国、印兵共500人。

在西线，印军的进逼稍晚一些，但也是不断推进。

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之后，印度对中国摆出一副更加倨傲的态度。

1959年8月，印军侵入山南地区朗久村，与中国军队交火，印军一死一伤。“朗久村事件”是中印第一次武装冲突，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印的不合。

1959年10月，西段“空喀山口事件”发生，中国军队伤亡一人，印军伤亡9人、背负7人。拉开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序幕。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率外交代表团前往印度谈判中印边境冲突。遭到印度政府冷落。

尼赫鲁选择1960年加大力度侵入藏南，应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中苏关系刚刚破裂，中国在国际上只有朝鲜、越南、老挝、古巴、阿尔巴尼亚等几个比较挫的“朋友”，苏联随机加大对印度的援助。第二、中国正在经历“三年灾害”、国力虚弱。第三、此前四年，美国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从过去12年的17个亿，增长为4年的40个亿。第四、他身边好战的将军们告诉他：不用怕中国军队。

1960年，尼赫鲁发表“前进政策”：印军在中印边境一直向北推进，直到与中国军队相遇。当时，中国在中印边境的驻军不多，几千公里边境线，很多地段并没有守军。西段阿克塞钦地区，印度以无人知晓的“约翰逊线”作为中印边境线。

一年多时间里，印军在中印边境西线新设了43个据点、东线（藏南）新设了20多个据点。中国军队迅速反应，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武装对峙态势。

尼赫鲁把印军最精锐的第七旅，派往“藏南”扯东地区。印度一方在交通运输条件方面远远优于中方：就近几个机场、修到前线的硬化边防公路。

笔者1997年去中印边境锡金段海拔4730米的“乃堆拉山口”，当时柏油路也只通到山下。山上中印之间拉着双层铁丝网，最近的地方大概2、3米。中方的工事一尺厚、中间夹钢板，印军的工事一米厚、中间加钢块。我方营地山坡上，都是用空罐头盒子砌出来的大幅地图、国旗和口号——冬季封山半年，战士们以罐头为主食。

“乃堆拉山口”，与今年的热点地区“洞朗”很近。一个面对印度锡金，一个靠近不丹。

中国总参随后发布命令，准备对印作战。中国在东线成立“藏419部队”，由三个团构成，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担任作战指挥、阴法唐将军任政委。

1962年9月，中国军队恢复边境巡逻。

9月底，中方了解到印军将开展“里窝那”进攻计划，开始准备自卫反击。

10月5日，印度国防部派参谋局长考尔中将担任军长，指挥东段军队。这个考尔中将是尼赫鲁的远亲，因善于迎合尼赫鲁而发迹。

大战一触即发…

中印边境某处争议区，印军阵地的明碉暗堡。笔者当年负责的机构曾在这里捐建了一所小学。［十一郎 摄/绘］

十九、中印边境战争：

19-1、第一阶段，切瓜砍菜：

1962年的这场“中印边境战争”，也叫做“对印自卫反击战”。我们继续以藏南（东段）为主展开叙述。

1962年10月20日凌晨，在中印东段“克节朗河”，中国军队向印军发起反击，一天之内歼灭印军王牌旅“第七旅”。西线的中国军队亦发起作战，当面印军兵力5600人。

次日，东线中国军队三个团接近藏南重镇“达旺”，25日到达。

10月22日、23日两天，中国军队主要任务是在藏南清剿溃逃、躲避的印军。22日，躲在山里的第七旅准将旅长达维尔，出来找食品被俘。

10月24日，中国军队在完成预设的歼灭任务、停止进攻。中国政府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提议，双方各自从实际控制线后退20公里。

10月26日，中国军队在西线取得胜利后，大范围迂回到阿里地区狮泉河畔［材料没交代清楚，笔者估计不是狮泉河镇，而是狮泉河与噶尔河交界处的典角村附近。］29日，西段战斗结束。

第一阶段战斗，中国军队取得切瓜砍菜的成绩，共俘虏印军3900人。中国军队给印军俘虏提供的条件，比给指战员还好。

印度人认为，真正的战争还没开始。尼赫鲁在全国发表演说：赢不了，就不停止战斗。

尼赫鲁的印度政府，急忙向美国、英国、苏联、法国、以色列等，讨要军事援助——这下子，“不结盟”的牌坊也不要了，在全世界面前自扇耳光。10月28日刚刚从“古巴导弹危机”中脱身的苏联，也要恢复印度武器头号供应商的地位，参与进来。印度成了“二战剩余物资”的集散地。

印度空军立刻将美、英、以“馈赠”的军火，快速投放到前线。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也在积极备战，并把下一阶段战役决心定为：打出三十年和平。

克节朗战斗

19-2、考尔来显眼：

1962年11月13日，考尔中将直接飞到中印边境东段最东端的“瓦弄”，试图在这里主动出击、取得胜绩。因为，次日是尼赫鲁生日。考尔中将，要用胜利向总理献寿礼。

11月14日，战斗开始六个小时之后，印军第十一旅已经攻击乏力。当晚，中国军队发起反冲锋，迅速突破印军阵地、并扩大战果。16日，第十一旅全军覆没。

达旺战场抓俘

19-3、第二阶段，切西瓜砍白菜：

1962年11月18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东西全线展开进攻。

在主战场“达旺战区”，印军预判中国军队只可能沿唯一的山间交通线向下攻击，于是由南向北、用四个旅、摆出了一字长蛇阵的逐级抵抗态势。

中国一支部队在当地百姓的指引下，却绕道小径，翻越4000多米的山口、六天五夜急行军，一下子插到印军四个旅的后半段，打断了三个旅的后路。

中国军队正面主力发起进攻，印军支撑不久，便成溃退之势。穿插迂回部队迎头拦截溃退印军。

交战半天，18日上午，达旺战区就只剩下印军的一个旅有战斗力了。这个旅也是一触即溃。回头窜逃两天，刚刚建构防御阵地，又被追上来的中国军队打垮。

11月20日凌晨，印军在藏南“达旺”地区的四个旅，全军覆没。至此，藏南区域，已无任何有组织的印军。

西线方面，新疆军区获得情报，印军专门派了一个“杰特联队”。这是一支百年历史的王牌部队，1840年、1860年曾随英军来华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参加了1904年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总参下令：“杰特联队务必全歼”。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经过图

19-4、恐慌的印度，难解的中国：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是印度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战争，全国期待一场胜利。尼赫鲁多年来一直很好地调动着印度各部族的“爱国情绪”，战前的各种宣传，更是把大家的期望值吊到了最高。印度国民的脉搏，与战事同步。

1962年11月20日，印度议会全体议员等待着尼赫鲁公布前线大捷的消息。中午，尼赫鲁总理用结巴声音带来噩耗：印军全线溃败！

这时，中国军队在东线到达阿萨姆平原、前方一马平川，西线突出喀喇昆仑山口，印度的北大门全面洞开。全印度只剩下不到一万多可以投入战斗的军队，无险可守。

当天深夜三点，尼赫鲁紧急召见美国大使，要求美国直接出军干预，派轰炸机、战斗机同中国作战。美国总统肯尼迪命令太平洋舰队立刻驶向孟加拉湾。

战败的消息传开，北部印度银行公开烧毁纸币，北部各邦准备爆破电厂自来水厂，全印广播反复播放印度国歌，印度好像即将亡国…

美国驻印度大使报告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士气的瓦解。

1962年11月21日，北京突然向全世界宣告：11月21日，中国军队单方面全线停火。12月1日，中国军队后撤到开展前的实际控制线，并再向后撤退20公里。

由于印度政府的通讯已经彻底混乱，尼赫鲁是从他的一位部长抢购的报纸上看到的。

尼赫鲁紧急召见中国驻印大使，核实消息后，怔怔地问：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脸懵逼…］

一位英国外交官评论：中国在大获全胜后主动撤回，一个战胜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成果，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对于中国这么做的原因，不仅各国媒体猜测纷纷，而且各国政府也是做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具体请大家网搜，大家现在听说的，绝没有当年的版本丰富、有想象力］

补：我有位朋友的父亲，是当年东段战场的军人。老人家回忆说，当年打过去，那边的老百姓，还是个半大孩子呢，帮着扛物资，真觉得祖国要他们。往回撤的时候，特别难受。将来印度军队回来，肯定要报复啊！［唉…］

恐慌的德里

二十、中印战争之笔者浅见

62年中印这一仗，即使明知打占不到便宜，中国也必须打，因为不打就真的输了，战场打平就是赢家。

第一、59年西藏刚刚叛乱，其他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也未必安稳。如果任由印度这么欺负中国、不还手。西藏肯定要乱，相邻各省区也会受到波及。在中印边境狠狠痛打印度，足可稳定西南边疆，并对西北边疆产生支持作用。

第二、尼赫鲁专门挑中国最艰难的时候下手：中苏交恶、缺少国际盟友，“三年灾害”、国力虚弱。如果这次中国“怂了”，以后就再也不用想成为世界强国了，在亚洲都只能沦为二流。所以，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一定要应战，并且打出局面来。这一战，只要能打掉印军的威风，那么从此后印度在亚洲就永远只能屈居中国之后。如果进一步把印度政府的婊子牌坊掀出来，那么所谓的“不结盟”老大、什么世界大国，印度就永远做梦去吧。

第三、同样基于内外交困的因素，如果中国领导人是别的什么人，都会担心各大国落井下石。但毛是一个“土皇帝”脾气，打不过美苏英法，我还打不了一个阿三吗？加上有周恩来这种外交大家护外场，可以不用过多操心国际舆论。所以，毛也要打给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看看，你们是不能小瞧中国的——如果这仗不打，毛还凭什么跟赫鲁晓夫争革命领袖呢？

第四，国内的情况，也必须打一打。一则聚拢民心——三年饿死多少人啊！二则提振“团队”——59年庐山会议，毛是动了自己的彭大将军的。一场胜仗，有利于提高威望。

第五、战前中国对印军的战斗力，应做了充分了解。对方的指挥水平——看尼赫鲁（他自己经常兼任国防部长）和考尔就知道了——武器装备、士兵士气、后勤补给等等。所以选择，不会打得自己丢人，还是有把握的——只要大国不直接干预。

边境维持原状，当时来看有利于中国。

第一、藏南虽好，但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以南、易攻难守，以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打下来、也抓不住。拿着是个雷。

第二、藏南问题，历史事实、法律依据，中国都占理。此时拿不下，留待以后再找机会吧。也许等到哪天，全世界都是靠联合国仲裁的时候，咱就揪着印度使劲有理有力训够了、拿回来？

第三、阿克塞钦虽然贫瘠，但海拔高、易守难攻，战略上既与印、巴克什米尔争议区连片，地缘政治意义更大：

1、当年巴基斯坦还是西方盟友，后来成为巴铁，这块地方也起到一定作用的；

2、这里是疆藏交接处，若有失、则两处不利，新藏公路倒不是唯一的，因为从和田可以直接修路到阿里。

3、印度200多万平方公里，纵深不足。从阿克塞钦往南，用火箭、导弹或飞机，直接可以打到印度首都等重要城市。

4、阿克塞钦是一个特别适合打局部常规战争的地方，大可放印军进来、包饺子。留着作饵，挺好。

【结束语】

这“上、中、下”三篇文章，希望尽量全面展开有关“藏南问题”的方方面面。不足之处，请大家多批评指正！

当前的事情如何看待，就不在本文展开了，另外具文吧。由小到大，只说三句：

1、目前的中印边境态势，中国如果能够保持足够强大的军事存在、威慑对方，同时轻易不动武、耐心玩儿摩擦游戏的话，印度最终会受不了——中国GDP是它的五倍，咱慢悠悠耗死它。

2、眼下解决不了的，不妨大家都有些耐心和政治智慧。打仗不仅死人，还耽误发展、两败俱伤。这个主要看领导人的水平。

3、两国而今都是“民族主义”高涨的当口，小心鹬蚌相争、绿教得利，都别做人类的“罪人”。

留得青山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约6公里，边境管控地带。十一郎 摄］

注：部分参考书籍和资料：

《清史稿》

《拉萨真面目》［英］埃德蒙·坎德勒

《西藏简明通史》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陈庆英

《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张云

《论“西姆拉会议”》卢秀璋

《中英西姆拉会议》冯明珠（台湾）

《印度对华战争》［澳］马克斯·维尔

《西藏之过去与现在》［英］查尔斯·贝尔

  “台北西藏档”，西姆拉会议文件

  “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

《奥本海国际法》［英］詹宁斯·瓦茨

《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杨公素

《喇嘛王国的覆灭》［美］梅·戈尔斯坦

《试析“麦克马洪线”问题的来龙去脉》康民军

《拉萨见闻记》朱少逸

《西藏从政记（续）》陈锡璋

《拉萨旧事（1944-1949）》柳陞祺

《张向明55年西藏工作实录》（内部资料）

《中国对印度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反应及其意义(1951-1954)》戴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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