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与西德：柏林墙两边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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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与西德：柏林墙两边的天壤之别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博客

在世界形成以苏、美为首的两极对抗政治格局的历史条件下，德国一分为二分别隶属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尖锐对的政治制度，立即引来世界无数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的强烈兴趣。

不愧是一个产生过歌德、巴赫、贝多芬、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莱布尼茨、海德格尔、爱因斯坦等的国度，战后仅仅几年时间，东、西德国分别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先看东德：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战后德国共产党和民主社会党合并而成）的领导下，战后不到五年即1950年，工业便恢复到战前水平。其中，1950——1970年的生产性国民收入持续翻两番，年平均增长7.2%，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成为东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民众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一个人口不足1700万的国家创造了如此奇迹，举世赞叹，因而曾被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前来东德参观的“兄弟国家”代表团的同志们眼看现代化的厂房、壮观的流水线、高精尖的设备，无不发出由衷赞叹。如果一个中国大陆人在20世纪70年代到了东德，一定会惊叹这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德的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虽然开始出现负增长，但世界银行《198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结果显示，东德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562亿美元，人均400美元，居世界第89位，居社会主义国家第1位。

再看西德：

同样不到五年时间即1950年，工业同样超过战前水平。1950年到1965年，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保持15年的“莱茵奇迹”。1950至1965年，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971年外汇储备达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仅从统计数字上而言，两德差距并不大（东德国土不及西德一半，人口不及西德1/3），但如果比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财富增长多少，国民从中得到多少实惠，优劣就极为明显了！

——同时在战争废墟上建立的两德处于同一起跑线，为应付严重困难，战后都实行配给制，但极短时间就出现巨大悬殊：西德成立不久，国内市场很快出现繁荣景象，大小商场雨后春笋般涌现，消费十分旺盛。1950年开始政府便取消了配给制；东德到1958年仍不符合取消配给制条件，只为顾及“社会主义橱窗”的面子，政府在这年打肿脸充胖子宣布取消配给制，然而取消配给制后，商品匮乏和单一的局面依旧。吃饭、穿衣，甚至日用品都要凭票供给。

东德表面的辉煌难掩现实的暗淡。究其原因，一是它沿袭了前苏联的发展模式，过于偏重重工业、军工和国家面子工程的建设，农业以及与国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产业被严重忽视，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同时，它与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先是打压个体经济，后是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劳动报酬制度，导致国民生产积极性和思维创新能力严重受挫，劳动、产生效率与官方的统计数字和漂亮的面子工程反差太大。

为在与西德的竞赛中获胜，东德政府极尽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先是提出“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的口号，开动宣传机器鼓舞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大搞类似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无偿劳动，后来见成效低微，不顾民众日益不满的怨气，用制度化的形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并最终引发大规模流血抗争运动——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当局提高劳动定额和时间却不涨工资，东德当局开枪镇压酿成血案，成为冷战时期整个东欧第一起大规模民众抗争事件，也是后来民众大逃亡、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墙圈禁民众的重要缘由。

西德却完全是另一番风景：从阿登纳总理领导下的第一届政府开始，便致力建立一个既能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兼顾社会平等和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与东德“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相反，阿登纳政府提出“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的口号。从五十年代开始，短短二十年间，国民便建立了一个世界上花费最大、设计得很周详的社会保障体制。1977至1978年度中，举国全年社会福利金额总计达3000亿马克(1250亿美元)，平均每个居民享用社会福利金2015美元。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两德差距越拉越大。以1988年为例，东德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西德20年。东德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1270东德马克，而西德为3850西德马克，按照1:1的比率计算，东德只及西德的1/3。至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为西德的33%，并欠下210亿美元的外债（那时的210亿美元！）。

西德的持续辉煌，最重要的并非政府首脑和内阁成员个人能力有多强，制度和政策才是最关键因素。尼克松曾说：“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不用进行意识形态论证，看同一个民族建立的两个国家，人们往哪里跑，就一清二楚了。”上述话语并非先知式的预言，而是对两德的现实有感而发。50年代始，就在两德经济在世人称奇声中快速腾飞时，一宗令人预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出现：东德建国后，每年有十几万、几十万国民越过还没有封闭的边界逃向西德。整个五十年代，人口不足1700万的东德，竟有270万民众逃向西德。其中精英人才和技术骨干占据不小比例：6000名医生、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巨大损失。

如此严重的逃亡潮不但对东德的软实力造成巨大损失，对唯一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合法性构成极大冲击，也使社会主义阵营脸上无光。到了五十年代末，赫鲁晓夫不得不警告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于是，1961年8月开始，两德之间快速矗立起一道高3.6米、宽1.2米全长155公里，配备了铁丝网、瞭望塔、堑壕的钢筋水泥墙。这就是著称于世、存活了28年的柏林墙。

柏林墙建成后，东德国民的逃亡史便成为一部血泪斑斑的逃亡史——人们不顾危险，采用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等手段逃亡西德。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府犯错并不可怕，怕的是明知犯错却不敢正视，甚至一再寻找各种借口予之遮丑。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时，时任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昂纳克大言不惭地告诉世界：“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所谓“捍卫住了社会主义成就”，诚然是一句恬不知耻的谎言，但柏林墙的构筑确实有力阻止了民众的大规模逃亡。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人。

建立在乌托邦虚幻信仰的政党一旦面临挫折，便极易滑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之中。1962年，面对两难的抉择，统一社会党高层想出了一个遗臭万年并最终促使该党被人民彻底唾弃的馊主意：用政治犯换马克。并派人与西德政府协商。东德提出的赎金标准是：一个普通工人3万马克；教师4万-5万马克；医生15万到18万马克。经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交易。之后，每年不断重复着这种交易。到1989年秋天柏林墙倒塌，共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

僵死的意识形态和极为刻板的官僚思维定势，又常常让政府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蠢事。二战后，美国不分意识形态，实行旨在帮助欧洲走出战后经济危机的马歇尔计划，西德从马歇尔计划中人均获得140马克的补助，而仰苏联鼻息的东德党政领导人却视马歇尔计划为美国资本主义统治扩张到全欧洲的一项战略，将这一援助拒之门外。

中国有句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西德的富足与繁华，其实并非东德民众大逃亡并最终“亡党亡国”的最主要诱因，严重的社会不公、官僚阶层的特权和腐败、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等，才是最重要因素。东德经济的高速发展，从中获利的只是少数的党政官员。尤其是以第一书记为首的主要高干，享受着各种合法的特权：可以在商店买到老百姓见不到甚至没听说过的商品；享受特殊医疗服务；周末和节假日可以到别墅去度假。而权为上级所授的官僚体制，不但导致溜须拍马、贿赂盛行、贪污腐败成风，还导致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之风的阶级固化局面。最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国家恐怖主义威胁，四十年代末至50年代末，统一社会党领袖乌布利按斯大林肃杀模式进行了清党，151000名党员被整肃（当时东德总人口不足1700万）。通过大规模清洗，党政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里，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比肃杀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秘密警察对国人密不透风的监督——东德并入西德之前，秘密警察达9.1万人！间接充当线人、密探工作的总人数则接近50万。柏林墙倒塌前约30年里，平均每天有8位东德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遭逮捕。如果算上线民，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对比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这个比例可谓高的离谱。前东德仅有的1700万人口中，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

埃里希·昂纳克（1912－1994）最后一任东德领导人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东德人民的忍耐已到了临界点。从1986年开始，不少民众冒着危险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拆除柏林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然而，以昂纳克为首的政府不但不反省、检讨过失，反色厉内荏把国人的正当批评说成是“极端主义分子的诋毁”；把民众的意愿和诉求说成是“外来的危险和少数人的挑动”，并警告“要提防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危险”。造孽沉重、难于自拔的昂纳克自恃有老大哥苏联撑腰，危机四伏之时仍心怀侥幸。就在柏林墙被推倒前10个月的1989年1月，他仍强打信心声称：“当年导致筑墙的条件存在多久，这座反法西斯的护墙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后它也必定还巍然屹立。”

昂纳克的声色俱厉更增加了人民的对立和愤怒情绪，更多的国人加入反抗行列。1989年5月7日，莱比锡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政府派军警镇压抓捕了一百多人，并对世界宣称：“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昂纳克的残暴顽固更激起了国民的反抗。1989年10月2日，莱比锡2万示威者上街游行抗议。10月9日，又有7万人上街，游行民众喊出“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向统治者表达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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