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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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11）

四、从广州到北京的外交长征

《南京条约》签订后，因为中国没有遵守契约的文化背景，被欧美现代人视为神圣的“条约”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希望的尊重。从五个通商口岸到内地，大清国地方官因漠视《南京条约》而引起的纠纷比比皆是。

中国人和西洋人对“条约”的认知存在很大的反差：

西洋人认为，既然是双方坐下来签订的条约，各方都有责任和义务守约守信。愿打者服输，输的一方也要输得像个爷们不能耍赖。

中国人则对不遵守“条约”的行为慷慨激昂：你们用炮舰强加给我们的“条约”，我们凭什么要遵守？

双方各认各的理，都认为自己理直气壮，对方则野蛮不可理喻。

大英帝国当初不惜劳师动众发动对中华帝国的军事远征，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开大清国的商品市场，废除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两国平等交往。

大英帝国对华战争的胜利成果是逼迫大清国签订《南京条约》。他们以为签订了《南京条约》就大功告成：中国广大的商品市场打开了，两国从此平等了？

可事实并非如此！

《南京条约》签订后十多年，中国的广大内地市场并没有对西洋开放。西方工业品虽然能够进入中国沿海的四个通商口岸（福州一直未开放），但因为无法监督阻止内地的中国地方官对外国商品重复征税，对中方代理商敲诈勒索，导致西洋商品到达终端市场后价格翻了N番，绝大多数中国平民消费不起。

中英官民平等交往也一样只停留在纸面上。中国的外事文件一样称英、法、美为“夷狄”如故，中国官员虽然不能强迫西洋人见面下跪，但却可以拒绝接见外国人。广州官民从心底极端蔑视洋人，认为和西洋人这类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住在一起有失体面，以至于在长达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拒绝外国人依据《南京条约》进城居住经商。福州则干脆拒绝对外开放，不但外国人进不来连外国货也进不来。

基于上述难以忍受的被动情势，英、法迫切希望和中国政府“修订条约”，在《南京条约》的框架下把实施细则制定得更刚性一些。

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有十二年重新修订的条款。在条约届满的前一年，英、法使节要求会见代替徐广缙出任两广总督和外务大臣的叶名琛重新修订条约，切实履行《南京条约》规定的责任义务。

叶名琛对英、法使节的照会报以轻蔑的冷笑，自然拒绝接见那些不肯下跪的外国人。

英、法、美使节一再要求会见大清国外务大臣，叶名琛则一再坚决不见！

法国驻华公使布尔自1852来华，到1855年回国，四年之间多次要求晋见叶名琛，每次得到的回答要么是拒绝要么是不睬。美国驻华公使史派克，自1846年到1848年，又自1850年到1852年，两次共六年之久也无缘见叶总督一面。接替史派克的新公使马歇尔于1852年到职，多次请叶名琛指定日期呈递国书，可直到1854年离任，连个回音也没一个

英、法使节深知象叶名琛这种“不打不知道长进”的专制官僚只听得见大炮的轰炸声，理性的诉求则不会得到任何反应。向这号官僚申诉等于是向石头申诉。

于是英、法两国决定先揍叶名琛一顿再说，战争因此提上议事日程。

开战需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大清国的愚腐地方官很快就提供了英、法急需的战争借口。

1856年10月，广东省巡逻艇在珠江口截获了一艘中国人所有但在香港注册挂着英国国旗名叫“亚罗”号的船只，逮捕了船上的12名中国人，其中还有一个海盗，并拔下英国国旗随手丢掉。英国领事巴夏礼认为中方侮辱了英国国旗，要求叶名琛释放那12个中国人并作出书面道歉。

叶名琛释放了12个中国人，但对书面道歉报以轻蔑的冷笑。

急于寻找开战借口的英国海军这次反应很快，再度攻占虎门炮台，一直打到十三行。他们用一门大炮每隔十分钟向叶名琛衙门轰击一次，轰垮一段城墙后派遣一支突击队冲入衙门，到处耀武扬威地展示其火力威力，用大炮威胁叶名琛出来谈判。

叶名琛依旧蔑视他们，拒绝同英国鬼子谈判。

后来广州人民用一副对联来嘲弄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出的死猪不怕开水烫顽固态度：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1856 年 10 月，叶名琛关闭了广州海关，作为对英国人炮击广州的回应。广州中外贸易陷入停顿。

12 月，愤怒的广州人民纵火焚烧英国商馆，高呼“杀尽英夷，不留一人！”

英国国内得到广州商馆被焚和“杀尽英夷”的消息，政府议会很快就向中国派出远征军议案达成一致。

法国的借口也来了。1856年月2月，法国籍天主教神父马赖，在广西西部西林县的穷山僻壤传教，被西林县政府官员当作江洋大盗就地正法。消息在年底传到法国时，法国政府立即决定和英国共同出兵讨伐大清国。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抵达广州城下，向叶名琛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十日内举行修约谈判。

在兵临城下的危险情势下，叶名琛依旧从容不迫，对英、法的谈判要求不理不睬，除了扶乩拜神外就是睡大觉，既不谈判也不整军经武作任何战斗准备。

十日期限一到，英法联军的大炮发言了，广州城没作什么像样的抵抗就告陷落。那些高呼“杀尽蛮夷、不留一人！”的口号爱国者，在真正的蛮夷打到家门口时，一个个只顾自己逃命，没几个想到去为国捐躯。

胸有成竹的叶名琛成了英法联军的俘虏，被送往印度的加尔各答蹲大牢，次年死在那里。

广东民众坚持说叶总督被英国当作一种奇异动物装在木笼之中运往各国展览，赚了不少钱。

持此说的广东人显然对叶名琛的误国满腔仇恨，才编排这等下三滥流言羞辱他。但正是这些人，在战前高呼爱国口号把叶名琛誉为抗外英雄的。

善于用爱国口号忽悠民众的官僚，最终也被民众的爱国口号忽悠。

英、法联军扶持了一个名叫柏贵的蒙古人为傀儡市长，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府。会说汉语的英国人巴夏礼担任这个傀儡政府的行政总监，以柏贵的名义给广州的中国人发号施令，统治广州达三年半之久。

英、法联军借鉴大清国“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招募一批“有奶便是娘”的中国青壮年组成“联防队”，和英、法侵略军联手维持广州秩序治安，实施“以华制华”战略。

在“国不知有民，民安知有国”的官僚专制国家，有奶便是娘的“汉奸”实在太多了。

新成立的广州临时政府的傀儡性质北京应该心知肚明，可奇怪的是大清中央和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在三年半时间内一直没有明文否认这个傀儡政府的合法性，没有公开号召广州人民不服从这个傀儡政府的号令。

广州闪电陷落后，大清国官府的“优越感”并没有受到致命打击。北京的达官显贵和两广总督黄宗汉对广州官员煽动起来的民众狂热仇外主义情绪寄予莫大的希望，深信对外国人满腔怒火的广州民众会动员象沙子一样多的民兵民团对英法侵略者发动“人民战争”，象一年前火烧英国商馆一样给外国人以迎头痛击，把侵略者赶出广州。

广州民兵民团的组织领导者乡村知识分子阶层也同样信心满满，积极动员广州民众发扬“三元里抗英”优良传统，对英、法侵略军发动人民战争。

1858年7月21日，广州民兵总部乘英法联军主力北上天津，广州市守备力量薄弱的天赐良机，指挥能够调动起来的所有民兵武装围攻广州城。民团的爱国口号喊得山摇地动，

大清官府寄予厚望的广州人民战争很快演变为一曲啼笑皆非的闹剧。英法城防兵的大炮一响，爱好“口号杀敌”的民兵民团没作啥像样的抵抗就争相逃命，丢下一大堆同伴的尸体作鸟兽散。

英、法联军乘胜反击，决定一劳永逸解决人民战争后患。

1859年1月，英法联军出动七百名海军陆战队，对人山人海号称“众志成城”的广州民团总部发起反攻。

尽管守卫民团总部的民兵在人数上高出陆战队很多倍，民团总部和总部所在的村庄还是在大火中化为废墟。

广州的对外“人民战争”自此永远成为过去。很多爱国口号喊得最响亮的民兵队员后来还加入英法联防队行使汉奸职权。

广州民众曾经以排山倒海的仇外怒火长期阻止这些外国人进城，现在则开始习惯于英国人、法国人和自己的汉奸同胞来维持秩序了。

咸丰皇帝比他那本来就很平庸的老父差得太远，象广州这样繁华盖世的省会城市沦陷入外敌之手，他居然还能象没事人一样，继续玩“把头埋进沙堆里”的驼鸟把戏，象局外看客一样隔岸观火？既不调兵遣将收复失地，也拒绝和英法谈判谋求停战防止灾难扩大。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看到大清国中央政府仍然反常淡定对他们的照会不理不睬，就决定调兵北上，去津京海上门户大沽口显示武力，从近距离威慑大清国政府作出反应。

这正是四十年代初义律统率的英国远征军在鸦片战争第一阶段使用过的战略。

1858 年 4 月，英法联军出动帆船和十几艘汽轮炮舰，装载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抵达天津下游河口的大沽港外。

联军统帅额尔金没有宣战；只要求谈判。

当大清国政府依旧对额尔金的谈判照会不理不睬时，海军陆战队闪电般攻占了大沽炮台，在天津登陆。

天津是大清国首都的海上门户，一旦失守北京将面临外国侵略军的直接打击，咸丰内阁无法继续玩“驼鸟政策”了。

1858年6月，大清国全权大使与英、法两国特使开始谈判，经过激烈的抗议争论后三方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英法两国提出的条件依旧围着“开放通商”和“两国平等”这两个主要目标转圈。

1、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2、赔款共600万两银元，其中英国400万两，法国200万两。
3、外国商船可直接驶入长江各通商口岸。

4、修改税则，规定百分之五的从价关税和单一的、税率为从价关税一半的子口税。

5、外籍传教士得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6、允许外国人持有护照前往中国内地游历、通商。

7、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俄、美两国公使也跟在英法联军后面沾了光，挟英法军威打了大清国一闷棍。他们作为非武装的中立观察员乘坐自己的船只到来，也在这样的条约中几乎攫取了除赔款外联军通过战争取得的所有特权。

           对近现代中国伤害最大的北极熊俄罗斯此时露出了阴险的爪牙。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为沙俄进一步掠夺大中国300多万锦绣河山埋下了伏笔。

咸丰内阁对“外国商船在中国的内河航运权”这一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居然理解并接受，却对“外国人持护照前往中国内地传教、游历、通商和外国公使驻京”等国与国之间正常交往的合法通则不切实际发高烧，尤其把“外国公使驻京”视为足以亡国灭种的洪水猛兽。

可英法方面鉴于《南京条约》被漠视的前车之鉴、为了确保“通商”和“平等”落到实处，英国公使额尔金勋爵坚持要求在北京派驻英国使节，以便越过广州当局而直接迫使大清政府履行条约。此举不仅当作促进公平贸易的手段，也作为约束英国臣民的手段，制止英国人滥用条约特权。英国人在中国负有义务的这种观点，更使他对坚持北京有一驻节公使的主张不可通融。

额尔金勋爵要求的实质是两样：一是中国市场应该向西方商业开放得更宽些；二是中国政府应该进入现代国家体制。关于“英国公使驻京”一节，他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公使在北京的居留权，或至少让外国公使不定期地访问北京，以便用外交压力来维护条约的权威和尊严。英国人相信只要在北京有一名公使，便能绕过地方不可理喻的排外情绪，从中央获得清帝的保证，使各省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所希求的贸易、旅行以及平等交往的权利得以兑现。英国人并不想削弱大清国政府，他们只要能够获得贸易的机会和建立一种现代模式的关系就心满意足了。

那时的大英帝国对中国领土没有野心，并且反对出现瓜分和肢解中国边疆地区的任何企图。鸦片战争的直接成果割让几十平方公里的香港岛不过是为通商服务的，为英国来华商品找一个能远离满怀敌意的大清国官民能成功发动突然袭击的仓库。

大清使节最终在“公使驻京”达成谅解，但底线条件是外国人必须按照朝贡使节的章程办事，也就是外国公使进京必须对皇帝和中国高官下跪磕头。如果英国公使搞“例外”在北京不行叩头礼，便暗示“清帝高于所有外国统治者”这一传统观念的结束。这是大清国皇帝不能理解也不能容忍的。

英法公使自然不能答应大清国的“底线条件”。

于是大清国使节再度乞灵于“拖”字诀和“援兵之计”，先签订停战条约再说，让外国军舰撤走，消除迫在眉睫的危险，然后再和外国人软磨硬泡。

为了摆脱外国公使见了他这个“天下共主”拒绝下跪的奇耻大辱，咸丰皇帝居然提出了一个“锦囊妙计”？那就是大清国免除外国人来华做生意的全部外贸关税，来换取英国人放弃《天津条约》中关于公使驻京、内地贸易、内地旅游等要求的条款。在咸丰皇帝心目中，外国公使驻京见了他这个大皇帝不下跪磕头是比割上长江以南半壁江山还要严重得多的困扰，如果能让他在二者间自由选择他宁愿割让半个中国。

外贸关税收入是大清国后期的财政支柱，不但承担了大清国的全部对外赔款，还承担了洋务运动的大部分投资。

外国公使驻京，外国人内地旅游、贸易对中国人民明显利大于弊，可咸丰皇帝却决定牺牲帝国全部关税收入来抵制这个？仅仅是为了保持全世界所有人见了他这个大皇帝必须下跪磕头的优良传统。

究竟谁爱国？谁才是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1858年6 月 26 日，中英使节在《天津条约》文本上签字。

咸丰皇帝于 7 月 3 日批准条约全文。

皇帝的敕令刚批准天津条约全文，英法远征军和外国官员就迫不及待撤走，甚至比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后从南京离开时还要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