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上当受骗，葬送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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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上当受骗，葬送了一生…   

                                                                                          

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资料图）

我怎么上当当了右派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时，我年幼无知，认为参加过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等各项运动的没有什么问题，我的历史白纸一张。运动之初和风细雨，先是频繁的开会学习文件，后大鸣大放。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每天带着耳朵听别人发言，自己极少发言或不发言，发言也只是三言两语。

当时主持掌握会场的人和有关领导找我个别谈话，问道：“小高同志，帮助党整风，改进工作，为什么不发言？你不热爱党吗？”我回答说：“我热爱党呀，但不知谈啥，不知从何谈起。”他们说：“帮助党整风，什么都可以谈。知道的看到的听到的都可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帮助党改进工作，改正缺点，应当发言，不能埋头光听哟。”

我一想，是道理，应该把看到的、知道的、听到的告诉领导。当时公安、检察、法院系统在一个大礼堂一起开会，一个大食堂一起吃饭。于是，我一次在学习会上发言说：公安、检察、法院是一个政法系统，但领导们各拉山头、互不团结，像过去的山寨大王，各自有一帮人马，互相攻击……结果引火烧身葬送了一生。

运动进入反右阶段，要按指标完全任务，各单位揪出了不少右派分子，我也就成了这个运动的牺牲品了。在我还未被划成“右派分子”前，亲眼目睹了涪陵地区公安处反出来的“右派分子”陈平等人，戴着写有自已名字纸糊的高帽子在涪陵大街上游街示众。街上行人驻足观看，很多小孩用手指指点点，齐声吼道：“右派、右派，是个妖怪，当面说好，背后破坏……”

被押着游街的右派分子则低着头，无神苍白的脸，默默地从大街上走过。在人们的心目中，右派分子是长着青面獠牙，吃人的妖怪，是反革命，是牛鬼蛇神。运动十分不人道，一天不分白天黑夜24小时车轮式地批斗，两手平举，两只手背上放上装好水的小碗，只要受不了两手往下掉就要屁股挨皮鞋一脚。斗争者边发言边指手画脚边呼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声音把人吓得要死。

我也吃够了这个“史无前例”的苦头。这在种形势逼迫下谁敢与“妖怪”接触、打招呼、交谈呢？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好觉，说不定半夜把你从床上叫起来批斗，一站几个小时，简直叫人提心吊胆，生不如死。当时涪陵县城街道也经常碰到居委会在开批斗会，斗争反社会主义分子，什么阶级敌人、反革命，口号声此起彼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叫人不寒而栗。

不几天，涪陵县委在京剧团召开批斗县里大右派分子戴家琮的批斗大会，又不久召开批斗公安局副局长李满贵、彭正君右派夫妻的大会。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来好像就在眼前，真是往事不堪回首。李满贵同志是解放大西南时人民解放军的骑兵连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后也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虽然平反了，但现在年过80，已成为残疾人。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反右斗争也降临到我们这些无名小卒头上，很多漫画和大字报用细麻绳拴着，挂在批斗大会的会场上。有幅漫画画着人民的铁钳挟着原涪陵县检察长赵仁山的蛇身和李满贵的蛇身，又一幅漫画画着赵仁山鳄鱼眼泪的丑像，总之竭尽丑化之能事。又过几天，一幅漫画画着我（右派分子高德立）的怪像。大字报上写着：“右派分子高德立，应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我一走进批斗会场，看到这幅画像和大字报吓坏了，这一下完了，大难临头了。大会叫我反省交代反党罪行，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痛苦。会后整风领导小组找我谈话，叫我低头认罪。当时才十八九岁的我，吓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到那些被批斗的右派分子的处境，天哪，该怎么办呢？整天失魂，苦熬着每个时辰。我今后如何面对我苦难的母亲和幼小的妹妹们呢？不祥的预感使我不敢多想。

政法系统整风领导小组在公安局内找了一间大房子，里面摆放七八张木床，除我外还有检察长赵仁山、公安局长李满贵。西南政法学院才毕业不久的律师梁徽。七八个人共住一室，有专人负责监视、管理，大小便必须请示报告，外出有事不得超出一小时。门外贴着一副大对联，左联是：“坦白交代，从宽处理”；右联是：“抗拒交代，死路一条”；横额是：“右派巢穴”。

整风领导小组对我们宣布纪律：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不准和外人接触，有事请假报告。老老实实写检查反省，交代猖狂向党进攻和反社会主义罪行。这期间个个右派分子精神萎靡、表情冷漠，互不言语，惟恐整风领导小组发现又增加“罪行”。每天轮流批斗，真是度日如年。我的反省检查写了无数遍，写了一本又一本，始终通不过，说我不老实，不交代反党实质。什么是实质，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要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只有乱编、乱造，减少批斗。批斗一次，就等于走了一次鬼门关，多少次两手平举，多少次屁股被皮鞋踢，神经每时每刻处于高度紧张中。哪里有实质啊？我只有一次又一次的编造：因为我想要过资本主义的享乐腐化生活，实现不了就对党，就对社会主义不满。不这样写不行，无法过关，写了照样挨斗。我只有闭目等死吧，有什么办法呢？

我记忆中最为深刻也最难忘的是：“右派窠穴”里的右派梁徽，是西南政法大学的高材生，参加工作当律师，新婚不久正度蜜月，突然被打成“右派”离开了新婚的妻子。有家回不得，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有一个晚上饭后，梁徽请了一个小时假去街上理发，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整风领导小组的人来查问：梁徽回来没有？回答：没有见到。他床位久久空着。有关人员找了几天，最后才在乌江大河里发现了他的浮尸。梁徽这个沉默寡言的人请假当晚回家去，全身换了新衣理发后，独自到乌江投江自尽，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真可悲啊！

我个人的命运，是在一九五七年底以右派分子和坏分子罪，被逮捕，不久判刑七年，在重庆石板坡监狱（全称四川省第七劳改队）劳改，后被押送到大西北青海省德令哈农场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