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实行民主?

以斯帖

为什么要实行民主?

原创 2017-01-24 刘德注 政治视野之光

为什么我们拥护民主?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我们拥护用民主的方式管理国家?要记住，国家是一种形式独特的社团，它的统治机构是借助强制、胁迫和暴力(以及其他手段)而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使它的统治获得人们服从。管理国家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式?非民主的政府体制是不是更胜一筹?

直到20世纪以前，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声称，非民主制度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更优越;直到最近，人类的主要部分—有时，整个人类—都处于非民主的统治中。非民主政权的统治者，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常常借用一个年代久远、但一直没有销声匿迹的主张，以为大部分人缺乏参与管理国家的能力;进而，他们又认为，如果人们把复杂的管理事务交给比他们更有智慧的人——这种人都是百里挑一的，全国也许只有那么一个，他们就会生活得更好。但在实践中，仅有这些道理还不够，在论辩终止的地方，强制力就进来了。那些自封的上等人，他们的统治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人们明确的同意，只是一种强加的事实;即使在我们的时代，上述这种历史久远的看法—和实践—仍然没有绝迹。一人统治、少数统治，还是多数统治的争论依然以各种面目在我们中间出现。   

有这许多的史实，为什么我们还应当相信，民主的统治胜过了非民主的统治?我来数一数理由。   

与其他各种可行的方案相比，民主至少有十大长处。

民主有以下令人向往的结果:

1.避免暴政

2.基本的权利

3.普遍的自由

4.自主的决定

5.道德的自主

6.人性的培养

7.保护基本的个人利益

8.政治平等

此外，现代民主还会导致

9.追求和平

10.繁荣

    1.民主有助于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避免独裁统治，或许是政治学中最为根本、最为永恒的话题。自从人类有史以来，包括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各种领导人由于狂妄、偏执、自私、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宗教信仰、对自己的天生的优越性的信念，或者是出于纯粹的热情和冲动，运用国家独有的强制力和暴力服务于个人的目的。专制统治使人类付出的代价，比起疾病、饥荒和战争毫不逊色。   

我们考察一下20世纪的几个事例。苏联在30年代至50年代，有数百万人因为政治原因被捕人狱，究其原因，往往是由于斯大林对各种反对他的阴谋怀有一种臆想的恐惧。据估计，死于劳改营、由于政治原因被处决，或者死于饥荒((1932--1933 )的总人数达到两千万之多(饥荒之所以造成，也与斯大林有关，他强迫农民加人国营农庄)。此外，还有两千万斯大林统治的牺牲品，他们虽然侥幸活下来，但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再看看纳粹德国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 1933--1945)，姑且不论二战造成的数千万军人和平民的死亡，他对集中营中六百万犹太人的死，还有不计其数的反对派、波兰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以及其他他希望加以灭绝的团体成员的死，负有直接的责任。红色高棉在波尔布特的独裁领导下(1975-----1979 )，屠杀了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我们可以把这看做种族内部自我灭绝的一个实例。波尔布特对于知识阶层的恐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副眼镜，一双纤细的手，都可以成为处决的正式凭据。   

当然，民众的统治史也并非没有严重的污点。民众的政府也和其他政府一样，对于边界外的人们，对于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们，比如外国人、殖民者等等，有时非常不公正，非常残忍。但在这方面，民选政府的表现也不会比非民主政府恶劣，常常还是稍好一些。在某些场合，例如在印度，殖民政权有意无意地促进了民主信念和制度的创建。虽然这样，我们还是不应当宽恕民主国家对外所犯的种种不公正行为，因为它们这么做，违反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它本是有助于证明民主国家公民的政治平等的。这种矛盾，只有通过在全世界有效地实行一种普遍的人权规范才能解决。不过，虽然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它们已经超出了本文有限的篇幅。   

对民主思想和实践更为直接的挑战，是民选政府对生活在其管辖权限范围内的一些人——它要求这些人服从法律，但却剥夺了他们参与统治的权利——所造成的伤害:他们只是被统治者，而非统治者。幸好，这个伺题很容易找到解决的办法(也许要做到不太容易)，那就是把民主权利扩展到受排挤团体的成员中去。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当人们废除旧时对选举权的限制，成年人普遍的选举权成为民主统治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的时候，实际上人们广泛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   

人们也许会说，且慢，对于身处少数地位的公民，虽然他们拥有投票权，但在票数上却被多数压倒，民主政府对他们难道没有造成损害?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多数的暴政”吗?   

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但实际它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得多。事实上，每一项法律或公共政策，无论执行者是民主形成的多数派，少数寡头，或者是仁慈的独裁者，注定要对一部分人造成损害，问题复杂就复杂在这儿。简单地说，这不是一个政府能否把所有法律都设计得面面俱到、不损害任何公民的利益的问题，不，没有一个政府，哪怕是民主政府，能够承受这样的要求。问题是，从长远来看，民主过程相比其他非民主的过程，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造成的损害是不是会少一些?仅仅是由于民主政府避免了滥用权力的专制统治，它就比非民主政府更合乎这项要求。   

但是，正是因为民主制度的专制色彩远逊于非民主制度，自满才会成为民主国家公民无法承受的致命伤。我们不能用别人犯的更大的罪行来证明自己罪行的正当。即使是民主国家，即使它遵循了民主的程序，这种时候它所犯的不公正仍然是不公正。多数人并不能因其为多数便是正确的。   

但我们之所以相信民主制度较之非民主制度可能更为公正，对人的基本利益会予以更多的尊重，还有其他理由。   

2.民主保证它的公民享有许多的基本权利，这是非民主制度不会去做、也不能做到的。

早在18世纪后期，一般美国人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共和国不能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1800年托马斯·杰斐逊当选为总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终止他的前任约翰·亚当斯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因为这些法案窒息了政治意见的表达。杰斐逊这么做的理由，看来不仅仅是出于他的信念，也是对那个时代普通美国公民的普遍观念作出的反应。如果公民不理解民主需要某些基本权利，不支持保护这些权利的政治、行政和司法制度，而这样的公民又很多，这时，他们的民主就岌岌可危了。

幸好，民主制度还有一个长处可以减缓这种危险。   

3.民主较之其他可行的选择，可以保证公民拥有更为广泛的个人自由。   

一种民主的文化几乎必定要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从而，也必定会承认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在公元前431年对雅典民主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现代民主:“我们在我们的统治中所享受到的自由，也延伸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一个相信国家一旦完全废除，我们就会享受到更多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我们认为民主国家比其他可行的方案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自由的观点，一定会提出挑战。那么，就让我们设想一个不存在政府的世界，这里，每个人都尊重其他人的基本权利，所有需要集体决策的事务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全体一致通过，你一定会说，这样的世界不可能存在，而多数人也都会同意你的看法。这样的世界里，极可能出现一些人、团体或组织对另一些人的强制，例如，某些个人、团体或组织会意图掠夺别人的劳动果实，奴役或者支配力量比他们弱小的人，把自己的统治强加到别人头上，或者，干脆就是要重新创建一个作为强制手段的国家来捍卫他们的支配地位。既然废除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只是无法忍受的暴力和混乱—“无政府”一词通常就让人们想到这些—那么，一个良好的国家比起那个可能紧跟着无政府出现的坏国家来说，自然更为优越。   

如果我们放弃无政府主义，承认国家的必要，那么一个具有民主政府的国家，较之其他国家，会提供远为广泛的自由。   

4，民主有助于人们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   

生存、食宿、健康、爱情、尊重、安全、家庭、朋友、满意的工作、闲暇，等等，几乎人人都需要。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模式，彼此不太可能相同。我们的需求能不能满足，满足到什么程度，取决于选择的自由，取决于我们按照自己的目标、偏好、口味、价值、义务和信念塑造自己生活的机会，对于满足这些需求的因素，我们和多数人一样，肯定希望能够由自己把握。   

民主，与人类曾经设计的其他任何政治体制相比，为这种自由和机会提供了最好的保护。在这一点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述最有说服力。有一个原则，它“与所有关于人类事务的普遍命题一样，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适用性，”密尔写到，“这就是，每一个人，或者说任一个人，当他有能力并且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时，他的这些权利和利益才不会被人忽视。“”人们愈具有自保的力量并进行自保，他们就愈能免遭他人的祸害。”他又说，我们要防止我们的权利和利益不受政府的侵害，不受那些影响和操纵政府的人的侵害，就只有充分地参与到政府行为的决定中。     

这千真万确。当然，即使我们是民主国家选民中的一员，我们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全部利益都会得到充分的保护;但是，如果我们被排除在公民的范围以外，我们几乎可以断言，我们的利益会被忽视，或者直接受到损害，从而严重地危害了我们的利益。身在其中总比被隔绝在外要好。   

民主还以另一种方式和自由有着独特的关系。   

5.只有民主政府才能够为个人提供最大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也就是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   

正常人如果没有与他人的交往，不可能过上满意的生活。但是，与他人的交往也有它的代价:我们不能处处随心所欲。长大成人之后，我们知道，生活中存在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的愿望有时会与别人的愿望发生冲突;我们还知道，在我们愿意加人的团体中，会存在某些规则或惯例，如果我们作了它的成员，就必须加以遵守。因而，我们如果不能简单地用武力把愿望强加于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想方设法，用和平的方式(或许是通过协议)解决与他人的分歧。   

这里又出现了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非常棘手的问题:对于团体要求我们服从的规则，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加以选择吗?鉴于国家在强制实施法律方面的特殊职能，这尤其关系到我们作为公民(或臣民)的地位。我们怎样才可以既有选择国家所施行的法律的自由，又能够履行在选择之后服从法律的义务?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看法始终一致，问题倒很简单，只需要我们全体对法律都持一致的同意态度。其实，在这种情形下，法律除了提醒人们以外并无其他的用途，我们可以不需要它;我们服从规则的时候也就是在服从自己。这样，从实际的效果看，前述问题就不存在了，而且，由于我们所有的人始终保持完全的一致，这倒使无政府主义的梦境变成了现实。但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非强制性的、长期的一致在人类事务中是罕见的;始终如一的共识只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因此，我们的难题依然没有解决。   

假使我们期望的所有同胞都生活在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是不合常理的期望，我们就应当设法建立一套满足某些合理标准的制定规则和法律的程序。        

这个程序必须保证，在一项法律生效以前，所有的公民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必须保证人们有讨论、协商、谈判、妥协的机会，这么做，在最好的情形下，.就可能产生一部人人满意的法律。但全体缺乏一致是更常见的情形，这时，在提议的各种法律中，拥有最大多数支持者的法律将获得通过。   

尽管这个过程还不能保证所有成员都确实生活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法律之下，但它在可能的范围内已经把自主这一原则扩展到了极致。即使有人在投票中居于少数，从而他偏向的选择未被多数公民采纳，但他依然会觉得，在他可以设想的全部程序中，这是最公平的一种。就此来说，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在民主的宪法，而不是非民主的宪法中生活，他已经是在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   

6.只有民主的政府才为履行道德责任提供了最大的机会。   

履行道德责任，这意味着什么?我以为，它意味着我们只是在对各种方案及其后果作了周密的考虑、仔细的检查，然后才选择自己的道德原则，并且依据我们的道德原则作出决定。对我们来说，承担道德的责任就意味着我们在与道德相关的选择上是自主的。   

这项标准要求很高，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不太可能做到。不过，我们选择支配自己生活的法律的机会是有限的，因而我们的道德责任的范围也同样是有限的。对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决定，我们不可能去承担责任:如果我们不能影响政府官员的行为，我们不可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但如果我们服从集体所作的决定(必然如此)，如果民主程序使我们最有可能生活在自己选择的法律之中——这种可能性在非民主政权控制下永远都不会有——那么，民主也能够使我们成为承担道德责任的人。

7.民主较之其他可能的选择，能够使人性获得更充分的发展。   

这样的论断不免有些大胆，比之其他几点不免要引起更大的争议。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经验的论断，是关乎事实的判断。单单从原则来说，我们可以设计一套适宜的方法来测量“人性的发展”，把民主政权和非民主政权中人们在这方面的发展状况作一比较，从而对这一论断进行验证。但这项工作困难之大，无以复加。因此，尽管我们有种种实际的证据支持这个命题，但把它看做一个虽然合乎常理，但却无法证明的论断，也许更为适宜。   

每个人对于人性中好与不好的品质，哪些好的应当发扬、坏的应当克服，几乎都有自己的判断。多数人都会把诚实、正直、勇敢和爱心等等，列为好的品质，要予以培养。多数人会认为，一个健康发展的成年人，他还应当具备照看自己、实现自己利益的能力，不能仅仅指望别人;他应当做事负责，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对不同的行为进行权衡;他会考虑后果，会在考虑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同时也考虑别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共同面对的问题，他能够和别人一起进行自由、公开的讨论。   

多数人，出生的时候都拥有发展这些品质的潜在可能，但实际能否获得发展，发展了多少，这取决于许多环境条件，其中就包括他所处的政治体制的性质。只有民主体制，才具备充分发展上述品质的条件;其他类型的政权，往往是严重减少了公民的活动范围，使他们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能考虑他人的利益，不能为重要的决定承担责任，不能与他人进行自由的讨论从而找到最佳途径。要保证人们发展这些品质，仅仅有民主政府并不够，但少了它绝对不可能做到。   

8.只有民主政府才能造就相对较高的政治平等。   

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辩护理由是，较之其他政府，在民主政府中，公民的政治平等程度要高得多。普选制的普及使得每个公民都能够获得选举权利，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人民极为悬殊。   

9。现代代议制民主国家彼此没有战争。   

民主政府居然有这样的长处，这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和期望。但到了2O世纪的最后十年，事实已无可辩驳。在1945年到1989年间总共发生的34场战争中，没有一起发生在民主国家中间。而且，“民主国家之间，几乎不会想到要打仗，也不会进行备战。”往前推到1945年以前，这甚至同样成立。在19世纪，拥有代议制政府和其他民主制度，并且在男性人口当中大体上实现了公民权的国家，彼此就没有发生过战事。   

现代民主政府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当然发生过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例子。它们也曾经用军事手段把殖民统治强加到被征服者身上;有时，它们还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削弱或者帮助推翻一个弱小的政府。例如，直到so年代，美国在支持拉美军人独裁方面劣迹累累，1954年，它帮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新选举产生的危地马拉政府。   

但是，现代代议制民主国家彼此之间并没有发生战事，这是引人注目的。原因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很可能的是，现代民主国家之间高度的国际贸易使它们倾向友好相处而不是兵戎相见。但民主国家的公民和领袖们都掌握了妥协的艺术，也是个事实。还有，这些国家多会认为，其他民主国家的公民更少威胁性，和他们自己一样值得信赖。最后，民主国家之间在过去和今天一直是用和平的方式谈判、签约、结盟、御敌，这使它们渴求和平、避免战争的倾向进一步加强。   

所以，一个更加民主的世界会有望成为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10.拥有民主政府的国家，一般会比非民主政府的国家更为繁荣。   

约在两个世纪以前，政治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假设:民主最适合一个节俭的民族，富裕是贵族制、寡头制和君主制而不是民主制的标志。但19和2O世纪的经验证明恰恰相反:民主国家生活富裕，相反，非民主国家总体上都十分贫穷。   

在20世纪下半叶，富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部分地从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亲合性加以解释，在这种市场经济中，市场大部分不受严格的管制，工人们可以自由地迁居、换工作，私有公司在销售和资源上竞争，而消费者则在相互竞争的供应商提供的各种物品和服务之间作出选择。到20世纪末，尽管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还不完全是民主国家，但所有实行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都拥有市场经济。   

在最近两个世纪，市场经济通常都比其他选择造成更多的财富，这就把古人的论断颠倒过来了:由于所有的现代民主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更可能走向繁荣，因此，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就可能同时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   

和多数非民主体制比起来，民主国家往往还有其他一些经济优势。首先，民主国家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而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革新和经济增长;还有，通常在民主国家对法制的支持更加强大，法院更加独立，财产权利更有保证，契约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实行，而政府和政治家任意干预经济生活的事情更少发生。最后，现代经济依赖交流，而民主国家交流受到的阻碍要少很多，它们更容易进行信息的搜集、交换，而且不像在非民主政权下那样危险。   

尽管双方都存在一些显著的例外，但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和非民主政权的政府相比，能够为发挥市场经济优势、实现经济增长提供更为友善的环境。   

但问题是，虽然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为双方都带来了好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市场经济让民主付出的一个重要代价:市场经济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因此，它可能会阻碍在民主国家的公民之间实现充分的政治平等。

民主的长处:总结   

无论哪种政府，包括民主政府，向它索求得太多，都是严重的错误。民主不能保证它的公民生活幸福、事业兴旺、身体健康，不能保证他们的聪明、和平和公正，实现这些目标，超出了一切政府的能力，民主政府也不例外。还有，民主在实践中也总是远远达不到它的理想。在此以前，人们曾作过种种努力，试图使政府变得更加民主，而今天，现代民主制度仍然还存在许多不足。   

不过，民主尽管有这种种的缺点，但不应该妨碍我们去看到它的各种长处，正是有了这些长处，才使得民主比其他任何一种可行的方案都更加可取。

文/编辑  by  刘德注

图片  by  网络

转载于政治视野之光：hlw166

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