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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前的12月,有22万中国热血青年,为了国家利益,从广西、云南突进越南境内,付出了不亚于朝鲜战场的惨烈牺牲,攻克越南重镇谅山、老街。 1979年3月中方军队攻下老山界的瞬间,此刻旗手实际上已经中弹牺牲。 通过这场“自卫还击战”,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以自己殷红的鲜血为墨,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改革初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纪元。。。 让我们向我伟大的,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并且。。。深切的怀念。。。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们! 1979年2月17日,新华社发布声明:
“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顿时,中国人民把揪心的目光投向南疆,多少军属家庭更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夜半惊魂、虔诚祈祷。 “文革”后国内新闻观念比解放战争时期更加保守,战争新闻以防止泄密为最高准则。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无从知晓这些青涩男儿如何一个个剃了光头,照了相,给亲人留下遗言,在军旗下宣誓,喝了首长敬的壮行酒,然后无限留恋地回望北方祖国的方向,心里喊着“再见吧妈妈”,便顶着越军疯狂的炮火,踏上了布满地雷、竹尖陷阱和异族仇恨的征程。 据后来披露的史实,实际战况是: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9个军、22.5万人,早在1978年12月底就已屯兵广西、云南的中越边境。2月17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149师除外)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上将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 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上将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广西和云南对面,是越南的6个省11个县。中国军人面对的是历经几十年抗法、抗美战争,真正“武装到牙齿”的越南人,军队骁勇善战,老百姓也是全民皆兵,号称“第三大军事强国”。 越南军民如此好勇斗狠,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内乱,军队缺乏作战训练,参谋人员老化,作战装备捉襟见肘,连钢盔都无法做到人手一顶!越军士兵普遍装备苏制AK冲锋枪,而我军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军工生产质量得不到保证,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爆炸,这类情节在越战小说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曾经引起过观众极大的愤怒和无奈。因为废除了军衔制,一旦本作战单元首长牺牲,立刻群龙无首。后勤保障跟不上,战场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高。 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没有动用空军,因此陆军的厮杀更加血腥。“自卫还击战”的战场上,年轻的中国军人无所凭借,只能拼勇敢,拼牺牲。 人民日报1984年发表昆明军区作家彭荆风的通讯《猛士守南疆》:在中越战争中,使用了人肉“排雷手”。当部队闯进雷区、进攻受阻时,彝族班长安忠文从容地吩咐战士说: “前边是雷场,不要靠近我!”然后纵身滚向那片雷区,压发雷、绊发雷一颗接一颗爆炸了。他右手被炸断了,仍然咬住牙往前滚;两眼炸瞎了,他还在用血肉模糊的身子向前滚…… 彭荆风说:像这样明知是死,为了胜利而又不畏死的勇士,在这次反击战中随处可见。 西方记者猜测说,这些以身蹚雷的中国军人,可能是被迫服从上级命令。彭荆风在战场上发现,西方人道主义小白脸们,完全低估了东方的人格境界!在者阴山下的救护所,彭荆风遇见了刚抬下来的战士刘易富,他只身排除了二十多枚地雷,身中36块弹片! “医护人员为他换下那身满是泥浆和血污的衣裤时,发现他口袋里已身无分文,只有一张寄回家的16元汇款收据。人们明白了,这又是一位准备以身殉国的勇士!” 据互联网上昆明军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总结材料,从2月17日开战至3月16日撤军完毕,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 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还要大得多! 谁还记得19岁的傣族小战士岩龙,记得那个吹得一口优美竹笛但汉语说得不好的英俊小伙子。人民日报1979年4月9日发表过新华社记者李耐因和张立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他为祖国献青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只身潜入敌人侧后,歼敌20名,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在攻打朗多时中弹牺牲。 在1979年,岩龙的名字,响亮程度相当于今天的周杰伦。新华社原稿中提到,岩龙在西双版纳家乡已经交了女朋友,李耐因捧读烈士遗物,感慨那叠遗留的书信中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丽姑娘的来信。在社会风气保守的七十年代末,人民日报编辑部可能担心有宣扬“早恋”之嫌,删掉了这个情节。无论如何,一条19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 “刚刚拐过一个山嘴,一丛树林中射出一梭罪恶的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岩龙的胸膛。在他后面的班长看见他倒下来,又慢慢地抬起头,向着北方——祖国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不动了。” 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来自沂蒙山区的烈士梁三喜临终前没来得及说完的一句话,不是像传统革命电影所描写的那样申请入党,而是提示战友注意自己左胸口袋里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的欠帐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在这张欠帐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帐总额是620元。这个催人泪下的细节,绝不是李存葆闭门造车,当时的烈士普遍家境贫寒。人民日报发表的岩龙通讯中特意写出,岩龙的遗物里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衣破损处不少,都是小伙子自己缝补的,针脚是那么细密;裂缝的旧胶鞋补着补钉,看得出已经修理过不止一次了。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发表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以悼念文章,动情又含蓄地叩问1979、叩问历史: “不论他们生前有多么大的抱负,身后有多少遗憾,他们都从容地义无反顾地走了。身后的光荣,他们丝毫也不可能知道;生前战事的胜败,都得承担责任;不知死的光荣,却知生的伸屈。” “永远沉默在这里,多数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啊,他们过早地去了,留下在人们心头的,是惋惜、悲恸,留在史册上的,是写满天地的惊叹号。他们,有的在敌营杀进打出,如同神兵;有的多处负伤,腿折手断也不下火线,肠子打出来了,捂住肚子还甩手榴弹;有的与敌人拚刺格斗,滚下山涧,与敌同尽,在湿热的边境,找到的遗体已腐烂得抓拿不起来,只有我们知道他的那颗头颅,那颗心……。 “他们,并没有全葬在这里,但这是他们共同的碑;安息于此的,并不是每位都授予了英雄称号,但他们每一位都是这英雄集体中响当当的英雄。他们恋生,有的甚至有过死的恐惧,可是在需要献出生命时,在分秒之间,在一步之差时,没有犹豫,没有豪言,可能有遗憾,却不会有悔恨,知任重而心事重重,尽本分而坦荡无羁。神圣、纯净得如同一位初生的婴儿那样地去了。不同的姓氏,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成了麻栗坡人,是麻栗坡永久的居民。” 置身“风萧萧易水寒”的燕赵不毛之地,荆轲、聂政身无长物,单刀赴会,生不足惜,死不足惧,自是一番壮怀激烈。但假如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钱塘江畔,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一派升平中,抛弃了人生的良辰美景,葬送了青春的姹紫嫣红,远赴绝地从容就义,需要怎样的坚忍? 猫耳洞,一种类似猫耳朵的石灰岩溶洞,石质坚硬,炮火奈何它不得,因而成为中越两军边境对峙中前沿士兵的藏身洞。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对单兵猫耳洞的描述,“猫耳洞”通常高不过一米,宽不盈两尺,人不能站立其间,不能躺下休息,只能抱枪蹲坐,经常一蹲就是3个月! 亚热带的雨季,天气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山林中蚊蚋成群,一咬一个包,皮破后流出脓水。洞内人的汗酸味,食物的馊味,粪便的骚味,老鼠的腥味,煤油的刺鼻味,火药味,还有各种说不清的霉烂味,令人窒息。洞里阴暗潮湿,有的战士身体关节痛得没办法,只能用拳头砸,一直砸得关节发热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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